电信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一种联立方程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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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一种联立方程方法
电信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
一种联立方程方法
在文中我们将探讨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我们使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1个国家过去20多年中电信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资料。
同时我们使用宏观生产函数联合估计电信投资的微观模型。
我们发现一个显著正相关的因果关系,特别是电信基础投资到达临界规模时,这种显著性更加明显。
有趣的是,这个临界规模几乎是在电信基础设施达到通用的水平才会出现。
济学家们研究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就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来源。
1986年PaulM.Romer开始研究一套理论以及实证研究,该理论和实证分析与Solow型新古典增长模型(Robert.M.Solow,1956,该模型使用了一个总生产函数方法和外生技术变化)作比较,关注经济增长过程的内生性。
那时候的很多文章试图解开创造国民经济增长的元素[例如,PhilippeAghion和PeterHowitt(1998)],其中很多文章实证研究了美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收敛以及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的收敛[例如,J.BradfordDeLong和LawrenceH.Summers(1991,1993),RobertJ.BarroandXavierSala-i-Martin(1992);以及N.GregoryMankiwet.al(1992)].GeneM.Grossman和ElhanamHelpman(1994)查看最近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文献并且将这些文献分成三种类型:
一类考虑广义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和不同类型的实物资本;第二类是利用溢出效应或者外部经济的文献,最后第三类是“产业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1.索罗经济增长模型:
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它的结论在于:
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鼓励技术创新;增强资本形成;提高人力资本。
2.内生增长理论(TheTheoryofEndogenousGrowth):
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
与此相反,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3.广义资本积累:
将能发挥资本职能的有价值的财务(包括有形和无形的)再投资
4.所谓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
简而言之,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益,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
溢出效应分为知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
)
文中探讨电信基础设施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这些大众传媒关心“信息高速公路”的创造性以及其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我们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1个国家在过去20多年的数据来检验电信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电信基础设施投资以不同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很明显,电信基础设施投资之所以会带来经济增长是因为这些投资会增加相关商品——电缆、交换器等等——导致生产中的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
此外,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回报远远大于电信投资本身的经济回报。
电信投资中电话系统处在初步阶段,企业间的交流收到限制。
信息收集以及搜索服务的交易成本较高。
随着电话系统的升级,商业成本下降,经济个体部门中的个人企业产出上升。
“如果电话电信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那可能是通过在管理者距离日益增加的情形下,迅速提高他们相互交流的能力实现的。
”。
(AndrewHardy,1980,p.279)。
此外,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和派生服务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和派生服务的存在使得生产单位更好地生产。
沟通能力会提高厂商从事新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2并且,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增加如同生产过程中信息强度增加一样。
此外,电信投资可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经济利益。
这表明一个国家电信投资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和创建外部性。
3
1DannyQuah(1993a,b),批评所有的关于一些国家长期增长是否正在收敛的实证研究。
2NathanielH.Leff(1984)认为电信业降低了信息采集的固定和可变成本。
电信网络的扩大产生对其他市场而言是储蓄外部性的成本。
这些外部性涉及更低的搜索成本,套利能力的增加,价格及服务分部信息的增加。
所有的这些都会带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有效率的电信运营,市场使用。
Leff指出厂商可以组织更多的如同电信业扩大的分散性活动,并能使X效应更低。
3这是个普通的概念表明现代沟通系统发展至关重要。
1987年联合国经济联合会对欧洲进行了研究:
电信产业:
增长与结构变化;1980年。
全球电信组织做出研究:
信息,电信和发展;1983年。
R.J.Warford和B.Wellenius为世界银行和布伦特兰委员会做出研究:
电信和经济发展。
这些研究都证明需要有现代高效的电信部门作为国家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也作为经济增长的先驱。
这些言论让人联想到近些年来公共基础设施债务。
公共基础设施涉及到更一般的“传统基础设施”,比如交通、污水管道系统、淡水、电力等等。
早期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获得巨大的回报4[例如,DavidAlanAschauer(1989)]。
越来越多的文章指出,这个结论受到严重的联立性偏误和伪相关的约束。
一旦这两个问题在计量经济中受到控制,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会大幅度缩减。
很显然,对于电信基础设施而言,相同的反向因果关系和伪相关的问题是潜在存在的。
反向因果关系表明人们需要区分两种影响:
(i)经济增长归因于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进步的增长;(ii)电信服务需求的上升归因于经济增长(例如,电信需求的收入弹性)。
因果关系是两方面的,除非电信基础设施模型,测量了影响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偏误。
本文中我们试图建立电信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模型。
我们具体阐述模型结构,通过电信投资需求与供给的微模型来说明电信投资的内生性。
然后使用宏观生产方程来拟合该微模型。
如此一来,我们使电信投资向内发展以控制之前讨论的联立性偏误。
第二个问题在于伪相关性可能会增加,因为地区性的具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与像设计研发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税收等增长促进措施有相关性。
为了控制这些关联性我们将允许具体国固定效应。
本文关注电信基础设施及其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显然,电信基础设施本质上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
信息高速公路与真正的高速公路天壤之别。
电信技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是其他类型基础设施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电信技术的网络外部性:
越多用户使用,这些用户就会带来越多价值。
5
假定公共基础设施不具有相同的网络外部性,人们或许会期望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相较于其他类型基础设施会带来更高的增长效应。
网络外部性的另一个含义在于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增长的影响比任何时候所形成的巨大的网络规模都要更深入,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电信基础设施到达临界规模,那么这会比积极增长效应还要有效。
然后,我们提出一个相关问题即电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临界规模是什么。
我们下面的实证分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此外,将公共基础设施的临界规模与从电信基础设施中得到的临界规模相比较会很有趣,特别在该领域考虑到公共政策重要性时更是如此。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简要总结相关研究;第三部分讨论数据和一些简单的相关性;第四部分建立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在第五部分得出模拟结果和解释;第六部分给出结论。
一、以前的相关研究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有必要区分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
很显然,电信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有很大的不同。
鉴于公共政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比较电信基础设施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会比较有趣。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讨论一般基础设施投资的现有的证据,然后了解下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探讨了电信和信息技术对经济表现的影响。
有几项研究是说明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
Aschauer(1989)提出比较有影响的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生产函数,发现了基础设施对产出的巨大贡献。
他指出公共基础设施
资本存量确实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他还发现了美国生产率增速放缓与公共资本存量增长率下降间的惊人关系。
这些早期的评价在美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辩论中基础设施问题经常被引用来回答就业问题。
1.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例如,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劳动创造的资本财物)、土地(包括一切自然资源在内)等生产要素共计100万美元,而生产出来的总产量为150万美元。
那么,这150万美元的产量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美元是由于投入了100万美元的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美元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
如果本年度的产量比上年度增长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则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
4.Aschauer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每年高达70%,这也就意味着过去30年1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了近5万亿美元的回报。
不幸的是,一旦使用更复杂的计量程序6,这些早期的实证结果会出现崩溃。
虽然Aschauer模型构成了古典生产函数方法但因为未能解释适当的因果关系和相关性而遭受批评。
例如,T.Garcia-Mila和T.J.McGuire(1992)及DouglasHoltz-Eakin(1993,1994),他们在其作品中表明,国家固定效应的引入大大地降低收益。
HarryH.Kelejian、DennisP.Robinson(1994)、AlfredoM.Pereira和RafaelFloresdeFrutos(1995)采用其他计量校正的方法得到了相似的效果。
M.IshaqNadiri和TheofanisP.Mamuneas(1996)使用成本函数模型,认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回报与私人投资回报相差无几。
CharlesR.Hulten和RobertM.Schwab[(1984);也可以参阅他们1991年的研究]根据州级数据估计出制造部门的生产函数。
他们发现私有率和资本积累的变化解释了大部分价值增值增长的州际变化,这导致他们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在对生产率增长差异的解释上是无关紧要的。
ManuelBalmaseda(1996)认为,Aschauer模型的结果可以由联立性偏误和归并偏误来解释。
他表明,如果考虑因果关系和归并偏误,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以降为零。
Hulten(1994)提供了几个关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零回报的实证发现的解释。
最近,JohnG.Fernald(1999)就基础设施(以道路衡量)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研。
他发现在1950和1960年代通过一次性不可重复的生产率提高,道路建设很大程度解释了生产力增长放缓。
因此,现在有关公共基础设施回报的证据表明,一旦采用一系列计量经济学测试方法,那么原来公共基础设施的高回报将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转而直接研究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对于信息技术投资的积极增长影响,请参阅FrankLichtenberg(1995)]。
尽管有明显的政策相关性,但只有很少的研究,专注于电信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具体作用。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甚至也只有极少的研究解决了电信投资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正如预期的那样,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股票)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关关系。
[参见ROMüller和waverman(199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此,基于这种因果关系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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