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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综述
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综述
黄想平
印度是中国仅次于俄罗斯的的第二大邻国,与中国有着逾两千公里的陆上边界。
目前,两国边界全线都尚未正式划定,并且在约12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属上存在着争议。
时至今日,两国的边界问题仍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并且已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自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后,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产生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就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并做一些粗浅的评析。
一、印度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状况
印度是边界问题的当事国之一。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印度的惨败,在其举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使得印度学术界掀起了一个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热潮。
由于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影响极其深刻,这一热潮一直没有退去。
时至今日,印度国内仍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著作出版。
同样,中印边界冲突也是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于当时及后来许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不少西方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印度和西方学者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展开的研究,大体上产生了三派不同的观点。
(一)许多学者认为,印度对于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由
中国挑起来的,是共产党中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产物,边界战争也是中国蓄意强加给印度的,中国应该对此负全责。
这种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是印度和西方学术界最早出现的观点,在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之后即出现了。
而且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这一观点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直到今天,大多数印度人仍然持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马嘎里特·W费舍尔(Marg2aretW1Fisher)、多萝茜·伍德曼(DorthyWoodman),P·C·查克拉瓦蒂(C1Chakravarti),帕什塔·梅赫拉(ParshotamMehra)等。
这些人首先从边界问题的由来出发,片面地叙述历史事实或歪曲历史本来面目,认为中印边界是早已为条约、法律和习惯确定了的,而中国从自身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无端提出了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并侵占了印度的领上。
他们进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印边界战争中,认为边界战争是由“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分子”挑起来的。
其主要依据有:
1、印度的军事力量明显弱于中国,因此决不可能主动向军事强国中国挑衅;
2、中国军事行动的效率显示出这场攻击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因为如果没有事前的充分准备,中国不可能在喜玛拉雅山脊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发起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而事前周恩来要求与尼赫鲁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
3、中国在中印边界上发起军事行动的时间,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惊人地合拍,中国此举显然是企图以自己对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的支持,来换取苏联对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行动的支持,同时也使美国无暇东顾。
这些学者还认为,中国之所以要在边界问题上教训印度,是为了破坏印度的民主模范形象,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敌人的力量,以攫取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权和在亚洲的优势地位。
他们认为,中印边界战争使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下降,直到今天印度还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完全恢复过来,只能做一个地区性大国。
而中国通过这场战争,不仅成功地削弱了印度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利用它消除了国内外的不利因素,战胜了经济困难,此后走上了一条有利的发展道路。
例如,中国此后利用印巴之间的矛盾,拉拢巴基斯坦而牵制印度,从而使自己处于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应该说,上述观点是同印度国内仇视中国的政治气氛和西方反华反共的冷战心态相吻合的。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学者的潜意识中,被看作“民主制度橱窗”的印度是和平的使者,
而共产主义中国则是战争的化身。
他们听信了印度政府的一面之词,认为是中国侵略了印度,印度成了中国对外扩张的牺牲品。
这是当时西方的共识,也是目前印度国内的主调,它反映了人们仇视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模式。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印度国内,这种观点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相信事实的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
(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有其合理性,印度在这场边界争端中并非是“清白无辜”的。
相反,在边界争端的过程中,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错误判断和错误政策,是导致边界问题一步步升级并最终演变为边界战争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亲印反华的思潮笼罩西方学术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70年代在西方和印度学术界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共鸣。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Lamb)、澳大利亚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Maxwell)以及印度学者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unakarGupta)等人。
兰姆博士是英国历史学家,长期从事南亚问题的研究。
他的《中印边境》一书,对中印边境状况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面貌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对中印双方提出的用以支持其各自立场的条约、地图、文件等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之后,作者认为,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并非完全是不合理的。
相反,中国的领土要求有相当一部分是合理合法的。
他指出,不论从中国本身的权利而言还是从它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而论,中国对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若干小块领土,也许还有对新藏公路所经过的阿克赛钦北部,都拥有提出领土要求的合法权利。
他同时提请人们注意,从中国与缅甸、尼泊尔等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来看,中国是能够和它的邻国和平地解决边界问题的。
马克斯韦尔是目前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
在中印边界争端最激烈的时
候,他正任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记者,与印度政界、军界的高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
使得他可以获得大量印度决策层的信息。
正因为如此,他的《印度对华战争》才成为极具分量与价值的名著。
马克斯韦尔在该书中用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论述了印度政府决策中印边界争端的全过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
印度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又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
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
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的结果。
30年后,马克斯韦尔又发表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一文,用新史料进一步证明了原来结论的正确性。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
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
三、是印度的错误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
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占普塔是一位治学态度严谨的印度学者,他的《中印边界秘史》一书,引用了大量英印
政府的档案,对中印边界问题作了有根有据的阐述。
该书对中印边界东段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是:
“英国的统治使得印度东北边境变化多端的历史表明,独立的印度继承了一项难办的遗产,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在国际法上缺乏牢靠的根据。
”
《中印边界秘史》在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作者认为,印度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没有条约、传统和习惯方面的依据,即使根据印度一贯主张的分水岭原则划界,情况也对印度不利。
作者还颇有远见地指出,“中印僵局在印度政府作出认真努力,就中印争端的根源对公众进行再教育之前,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
这一派的观点虽然在有些问题上仍有一些欠妥之处,但从大的方面来讲,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尤其是在当时西方和印度国内一派反华反共的气氛下,这些学者们能够坚持真理,敢于求实,更是难能可贵。
今天,这些学者们的观点已经广为人们所知,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应该说,这种观点的普及,对于中印两国最终解决边界争端是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的。
(三)在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反思后,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从多个角度对边界争端的过程和影响进行全面、客观和深入的研究,并尽可能将影响边界争端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而不应一味去论证哪一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正义的,谁应该对边界冲突的发生负责的问题。
这些学者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及其发展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分强调“历史责任”的问题往往容易导致偏见的产生,而冲突的真正过程却可能被忽略掉。
因此,他们认为,不要拘泥于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应多角度、全方位地对边界问题进行全新的审视。
这些学者还身体力行,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分析,推动了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霍夫曼(S1A1Hoffman),范德梅(L1M1VanderMey)以及斯瓦·兰辛格(SwaramSingh)等。
霍夫曼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危机行为模型,对印度政府在1959-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他的《中印危机》一书,将中印边界危机分为前危机时期、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期三个阶段,然后从信息处理、磋商模式、决策模式以及替代方案的选择等四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印度政府在不同阶段上的危机处理机制。
霍夫曼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印度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危机时的表现是“十分正常的”,即印度决策者们在危机压力下的反应与其他案例中决策者们的反应惊人地相似。
而这将“有助于人们认识在危机决策中,一国决策者的‘正常’行为是很容易导致灾难性后果的。
”
与霍夫曼不同,范德梅的研究更注重外部因素对于决策的影响。
他在《中印冲突———对1962战争爆发解释》一文中指出,起源于边界争端的冲突并非孤立现象,它同中印两国竞争,领导者之间的敌意和猜疑以及两国对游戏规则的不同理解密切相关。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边界战争的爆发。
范德梅认为,中印两国一开始就对边界争端的性质及解决争端的手段存在意见分歧,印度坚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边界问题,但中国则要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希望双方通过互相谈判和妥协来解决问题。
两国边界问题的不同态度,是边界冲突的核心。
但与此同时,中印两国在社会发展模式,在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以及亚洲领导者地位等问题上的竞争,对冲突的升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印度学者斯瓦兰1辛格则探讨了边界战争给印巴关系以及克什米尔问题带来的影响。
他认为,边界战争对于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有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没有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那么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或许已经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种两国之间相互用核武器来威胁的地步。
他同时指出,在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下,印中关系必然会得到修复和发展,而克什米尔问题最终也会得到圆满解决。
自从80年代中印关系有所突破后,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逐渐持一种中立的立场,这种南亚政策的调整,有助于印巴在核对峙时期保持冷静,从长远来说有利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
此外,还有人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
与前两派学者相比,这些学者们的特点在于,他们自称是更加中立的一派,摒弃了对于事实本身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而注重全面客观地呈现边界问题的全貌,深入分析边界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于,使研究的角度多元化了,同时也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
但是,鉴于中国的档案没有开放的实际情况,他们对中印边界危机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方面的分析力度和准确度都是有限的。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
中国学者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有学者涉及这一方面的研究。
而且,进行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研究成果也较少,专门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的著述更是凤毛麟角。
但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印边界问题谈判的进行,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使得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
就与西方学者研究的关系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批驳印度和西方学者的片面观点,另一方面也借鉴西方学者的某些研究方法和观点,来推动中国国内研究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可以看作这一问题研究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主要是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西藏问题或中印关系中来进行论述,没有专门研究边界问题
的著作。
如杨公素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一书中,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由来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作者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政策是中印边界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而独立后的印度继承这份侵略遗产的企图则是这一问题继续存在的现实原因。
他同时论证了西姆拉会议与“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
耕砚在其《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关系的恶化,表面原因是边界问题,实质却是独立后的印度奉行地区战略扩张的结果。
此外,陈体强还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主张的合理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对中印边界争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有了对于边界问题的专门和系统的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学成和王宏纬。
刘学成的《中印边界争端与中印关系》一书,首次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把中印边界问题的全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他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印度和英国方面现有的关于边界问题的资料,但更多地是基于中国方面的资料来进行分析的,这对此前国外学者几乎完全基于英国和印度方面资料的做法是一个有力的修正,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学成虽然仍是将边界问题放在中印关系的发展中来考察,但却不局限于中印关系。
他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持续存在,受到了法律论争、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方面来讲,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实际上在中亚地区先后产生了两组一大一小共四个三角关系。
二战以前是中、英、俄大三角关系加上中国、英属印度和中国西藏的小三角关系;二战以后则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加上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三角关系。
中印边界问题的发展和演变受到了这些战略三角各方相互博弈的深刻影响。
从国内政治方面来讲,20世纪60、70年代印度政局的动荡和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两国都无力在边界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
刘学成还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可能方案———以目前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相互调整,逐步解决。
应该说,这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将不无借鉴意义。
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一书,是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主要线索
而展开的。
该书从中印关系发展的角度入手,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对中印边界问题起源、发
展和演变的过程作了详尽的阐述,对中印双方在边界争端中的立场和政策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且总结了两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作者还对当前中印边界问题的状况进行了跟踪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中印双方举行的八轮边界问题会谈进行了评述。
王宏纬认为,中印两国在解决边界争端的道路上进展缓慢,主要是由印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踌躇不前造成的。
而印度政府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是受到了国内因素的制约,而非国际或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公众舆论的压力、议会党派的纷争、法律程序的掣肘等。
但他同时认为,随着当前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印度国内情况的逐渐变化,两国领导人都从中印关系的大局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进程必定会加快,这一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问题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最终解决。
这一阶段研究成果还包括一些主要从军事方面来集中探讨中印边界战争的著作。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师博主编的《1962年:
中印大战纪实》,以及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编写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后者堪称目前国内从军事的角度来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该书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军事决策过程和中印边界战争的战场情况。
它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印度侵略扩张行为的反击。
在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后,中国方面进行了严密的军事部署。
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凭借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迅速取得重大的胜利。
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是研究的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这一阶段的研究与前一阶段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了,角度也更新颖了。
学者们在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于边界问题发生、
发展过程本身的事实性描述,而是将边界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或国内背景下来考察。
同时,有些学者开始运用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对推动这一阶段的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戴超武、邱美荣等。
戴超武的《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对策》一文,堪称从国际关系史方面研究中印
边界问题的典范。
作者在文中认为,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上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联对于中印边界冲突,除了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时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态度外,其余时候基本上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
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
此外,蔡佳禾、王琛等还就美国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进行了分析。
邱美荣的《危机处理:
理论与实例研究———对中印边界危机(1959-1962)的解释》一文,是目前国内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该文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运用了国外国际政治学中关于危机处理的理论,来分析和考察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中印边界危机,从政治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次边境危机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过程,探讨了其影响和教训。
作者认为,1959年3月西藏上层势力的叛乱是中印边界危机发生的起点,此后双方的行为形成恶性互动,导致危机一步步升级并最终演变为边境战争。
在这场危机博弈的过程中,印度尼赫鲁政府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错误判断了形势,从而选择了不恰当的危机处理战略,这成为边界危机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而双方在危机决策时信息交流、互动的不足,使得这场危机丧失了在可控的模式内解决的可能性,最终导致边界战争的无可挽回。
应该说,邱美荣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是比较新的。
虽然,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印边界问题仍有很多,但这种尝试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研究状况也落后于印度与西方学者。
这主要是由以下两大原因造成的:
一是中国方面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大量档案至今仍没有公布,造成学者们进行研究时缺乏必要的原始资料,因而给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是由于中国在1962年的边界战争中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如印度深远,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深刻的印象,中印边界问题也便没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应该说,目前的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中印边界问题当事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对于外界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于我国在中印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权,都是多有不利的。
当然,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一些当年参与决策的老同志的传记和回忆录的相继出版,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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