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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西安:
一个王城的背影
(一)
悲情之城
西安:
一座悲情之城。
都说这是一座有隐痛的城市,现如今,她的隐痛全埋在城墙里面。
西安之所以有隐痛,是因为她有往事——长安往事。
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积如山。
西安这座城曾经太磅礴,真可谓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也难掩其昔日的风采。
一千四百年前的这座古都,面积是现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宫,是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三倍。
盛唐时代的长安城,还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可以说,西安记忆里的辉煌绝不在北京之下。
西安,天生就是王者之城。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西安大致位居中国之中,神秘的东经109度左边。
不要小看这条贯通陕西南北的东经109度,它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条龙脉,兰田猿人,半坡仰韶文化,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周、秦、汉、唐,直到新中国的摇篮革命圣地延安,大致都在这个经度上。
西安是在北部中国的河(黄河)文化、南部中国的江(长江)文化和西部中国的雪山草原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三种不同质地的文化在这里形成涡流和冲击波,使古都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容受力和强韧性。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四条经济文化通道的出发点。
由此往西,有把中原文化和河西、西域文化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文化贯通的丝绸之路;有把中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与南亚印度次大陆文化贯通的唐蕃古道;由此西经宝鸡往南,有把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川滇黔多民族文化与南亚中南半岛的小乘佛教文化贯通的博南古道,又有斜向的茶马古道将博南古道与唐蕃古道相联结;由此往北,有把中原文化和蒙宁草原文化与北亚西伯利亚文化贯通的秦直道和其后的骏马之路。
这四条以西安为起点的古道,至今仍是辐射四方的经济文化要道。
在八大古都中,西安独占三个“最”:
一是建都朝代最多,是13朝古都,比洛阳多7个朝代,比开封多8个朝代,比南京多7个朝代,比杭州和北京多10个朝代;二是建都年代最长,达到1062年,其它几个古都都没有超过千年,洛阳九百多年,北京六百多年,南京三百多年,开封二百多年,杭州一百多年;三是中国最早达到百万人口、最早实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大都市。
中唐诗人韩愈有诗曰: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
”秦代已经有了下水道,汉代有了严密的排水设施、砖砌路面,有了近600家藏书馆、13000卷藏书,司马迁写《史记》就参考了这些书。
到唐长安,则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垣(35.5公里)。
宏伟的建筑、整齐的坊里,东西两市、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行道树,遍布廓城宫院的水渠池塘,繁荣的手工作坊和商业贸易,还有“飞钱”(各地可向长安汇款),都是中国城市之最。
西安又是世界五大古都之一,和雅典、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齐名,在汉唐时期,西安和罗马作为两个最强大帝国的首都,并峙于地球的东西方。
西安,作为一个都城的开局不可谓不灿烂。
但是,从历史的起点出发,一个著名的都城又是怎样的繁华看尽直至凄凉谢幕的?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建都镐京到公元十世纪初(907年)唐朝灭亡,两千年间,各大王朝都曾经在西安定都,只是客观条件实在不许可时,才被迫移往别处。
即使扣除掉都城他迁的时间,西安作为国都历史也在千年以上。
那么——古人为什么执意选择西安做国家的政治中心呢?
毫无疑问,是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代王朝选择在西安方圆百里之内建都的主要原因。
水资源条件是建都时必须重点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古代,人们选择城邑时都毫无例外靠近河流。
这是因为近河地区交通便利,水源充足,而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又适于原始农业耕作,因而是人们理想的居所。
《管子.乘马篇》云:
“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在这个意义上说,城邑选址一定要选在高亢之处,但不能离水源太远,要有足够的用水;反过来说,城邑选址又不能离水源太近,否则容易遭受水害,还得需要修筑防洪设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水资源条件方面,古都长安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
《西安府志》卷5记载:
“长安之地,潏、滈经其南,泾、渭逵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潦(即涝河)合其右。
”在历史上,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
这些河流分别流经都城长安的东境、西境、南境和北境,把长安城围在中心,这为长安的用水提供了便利条件。
秦、汉、隋、唐各朝在营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分别从城东、城南和城西开凿了许多人工渠道,如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黄渠以及横穿长安城的水渠等,引水入城,不仅有计划地解决了都城的用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美化了城市环境,给古都长安城平添了几分姿色、几分魅力。
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平原,也是西安成为古都的重要地理因素之一。
从气候上看,虽然历史时期的气候每隔400-800年间有冷暖波动,摆动范围为1~20℃,但基本上没有影响长安处于暖温带的格局,所以处于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区的长安,夏季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便于人类的活动。
从土壤状况看,“秦川”上部的黄土、次生黄土等覆盖物是由横贯中部的渭河及其支流冲积、淤积而成,这种土壤优点极多,甚是肥沃,这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选择都城还必须考虑经济地理的优劣。
长安具有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川原,这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同时,历代水利工程的建设,又为这里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安全保障,致使关中地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是古代天下最富庶的地区。
司马迁说:
“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到了唐代,关中的土壤仍是全国最为肥沃的。
《新唐书》卷53《食货志》记载: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
”可见,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十分发达,一个潜在的都城几乎是呼之欲出了。
当然,对一个都城来说,军事地理因素是最重要的。
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对于军事地理因素十分重视,因为必须考虑地理上的安全。
从关中的军事地理来看,长安具备了“山川以为固”的优越条件。
它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天险,山川形胜十分险要,“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
关中地区的南面是巍峨高耸、重峦叠嶂的秦岭,西起宝鸡,东达潼关;西、北两面是由蜿蜒起伏的北山山脉组成,如陇山、岍山、岐山、梁山、九峻山、嵯峨山、紫金山、尧山、黄龙山等,西起于陇县,东达于黄河,自西北而东北,布列而峙。
在这些险阻中,又有函谷关、潼关、临晋关、蛲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等关口要隘,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展”。
所以说,“秦,形胜之国,阻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
”同时,关中地区扼东西交通要冲,在关中地区立足,既可以防御或组织出击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各游牧民族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以屏蔽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地区,又可以居高临下,控制中原。
公元前350年,战国时代的秦国正式迁都咸阳。
这个咸阳就是长安,即今西安市的北郊,在今咸阳市以东10公里。
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后,迁六国富豪12万户来咸阳,大规模扩建京城,估计人口不下50~60万。
因咸阳城窄,公元前212年70万刑徒开始在城南另建朝宫--阿房官。
史载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前殿:
“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只可惜秦末楚、汉争雄,楚霸王项羽入关,血洗咸阳,放火烧了京城和阿房宫,“火三月不灭”。
一代京都就此毁灭。
刘邦平定天下以后,群臣大多是太行山以东原六国之人,都劝刘邦定都洛阳。
齐人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说洛阳和关中不同,汉朝和周朝也不同。
洛阳之地虽居天下中,但缺少险阻依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周朝兴盛时务兴文德,不置一兵一卒而天下敬服,但到周朝衰落以后,天下无人遵从王命而周朝即不能控制。
汉朝夺得天下经过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骨肉暴露旷野,哭声未绝,疮痍未愈,这就难以寄希望于文德,而必须依靠险阻。
而关中之地,第一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拥有百万之众,进可出关平乱,退可保全自守。
第二土地肥沃,资财富足,号称天府,足可供应宫禁和朝臣所需。
刘邦听了犹豫不定。
群臣提出反对意见说:
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对黄河,南向伊洛,其险亦足凭恃。
唯独张良认为委敬说得对,说:
洛阳虽有这样的险阻,但中间平地狭小,土地贫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
而关中东有崤山、函谷,西有陇山、岷山,沃野千里。
关中南面还可以取得巴蜀的粮食布帛,北面可以取得塞外胡人的牛羊马匹。
西南北三面有险阻可守,而且并无强敌为邻,只留东面一侧,制约着太行山以东原六国地区。
六国平安,就收取中原齐鲁的粮食布帛由黄河转渭水运送到关中;六国反叛,军队出征,粮草辎重又可由关中顺流而下。
坚固如金城,富庶如天府,这叫做“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当天就起驾前往关中。
汉都长安的修建虽然不比咸阳,但也甚为宏伟。
汉高祖刘邦在世时,先修建了长乐宫和未央宫,汉惠帝修建了长安外城的城墙,汉武帝又修建了内城的北宫、桂宫、明光宫和外城的建章宫,并开凿了昆明池。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萧何在龙首原上营建未央宫,修建了高大的东阙、北阙以及前殿、武库、太仓等建筑。
其中前殿东西长五十五丈,南北长十五丈,高三丈五尺。
汉高祖见后发怒说:
“天下汹汹,苦战数年,成败尚未可知,为何过度修治宫室?
”萧何回答说:
“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重威。
”未央宫后来增至承明、清凉、宣室等四十多座宫殿台阁,周围二十八里。
汉惠帝修建外城城墙,前后两次共征发了二十九万余人。
建成后的长安城周围六十五里,城墙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高三丈五尺,有十二座城门,城内有八街九陌,一百六十个闾里,九市,人口多时达五十万人,是此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称得上是壮丽威严了。
西汉定都长安共二百二十余年。
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间,长安是处在上升和发展的通道里。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中孕育着分,合到极处,正是分的起点;分中孕育着合,分到顶点,就是合的源头。
治和乱的交替,也反映着同样的逻辑,长安,在西汉、东汉三百年的分裂和混乱中,它悄悄地为在未来的统一和秩序中实现自己的辉煌准备下了基础。
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在汉长安城的东南、龙首原的南端另建新城,当时称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地势较汉长安城更为开阔,新开凿的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引浐水、镐水、汉潏水入城,给新城注入了新鲜活力。
公元617年,隋炀帝还没死之前,李渊就控制了关中,炀帝一死,他便在长安称帝--不可能去别的地方了,因为到处都是割据势力,需要逐个铲除。
六七年后,形势稳定了,而关东地区已经被战乱摧残得不成样子,关中地区却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建都长安自然是惟一的选择。
此外,李渊出身陇东大族,关陇一带的人经过东汉以来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血统混杂,李渊的母亲就是鲜卑人,而且他是靠母亲的关系(杨坚是他的姨父)发迹,不太愿意迁居中原。
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左右),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的诗人李白穿越秦岭,从四川来到长安。
当他沿着平坦的驿道进入关中平原,远远望见帝国的心脏时,就已经被它恢宏高贵的气质所震撼了。
在他的眼前,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坐落在湛蓝的天空下,青灰色的城墙,勾嵌着白色石浆,一块块青石在阳光里闪耀着银色的光芒。
城中卷帷如云,美人如花。
他在许多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忆秦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长安的气质是如此的高贵,乃至在多年后的一个月夜,当流浪江湖的李白回想起当初见到长安城墙的震撼时,他仍然激动难耐,在一首名为《长相思》的诗中,他回忆道:
“长相思,在长安……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
唐长安城究竟壮美在何处呢?
首先在它的城市结构上。
它分为外郭城、皇城、宫城三层。
宫城是皇帝所居,通称禁中,位于全城北部。
有三座主要宫殿:
太极宫,又称西内;大明宫,又称东内;兴庆宫,又称南内。
北面有两座城门,正门玄武门最为重要,唐朝的多次政变都取决于守卫玄武门的禁军。
南面有五座门,正中的承天门最为重要。
皇城是官府所在,又称子城,位于宫城正南,有六省六部,最重要的实权机构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省。
东西各有两门,南面有三门,正中的朱雀门最为重要。
北面正对着宫城南面有三座门,皇帝和议政大臣举行内朝是在宫城内太极殿北的两仪殿,举行改元、大赦、元旦、冬至等大典的外朝就在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
外郭城为官员及一般市民居住区,东西略长,南北略窄,周围六十七里,有十一条南北大街,十四条东西大街,一百一十坊,十二座城门,最重要的是正南的明德门。
城内最大的一条街朱雀大街自承天门经朱雀门直通明德门,南北贯通,把长安城平分为东西两部分。
最宽的一条街是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441米。
在皇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有太庙和太社。
外城中有东西两市。
外城东北部的崇仁坊每到考试时节就由举子们集中居住,是城中唯一夜间不关闭坊门的地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十分热闹。
东南部晋昌坊内的大雁塔是考中的进士题名的地方,天宝十一年(公元752)仲秋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綦毋潜、储光善、薛据、孟云卿、崔颢等人一同登塔赋诗,是千古少有的一次盛会。
城外东南角上的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一处风景区,天宝年间杨贵妃的三个姐妹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一班贵妇常来这里秉烛夜游,欢宴通宵。
长安城人口最多时达到一百万人。
在唐代,长安是世界上最大、最规整、最宏伟壮丽和文化最为发达的一座城市。
它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东罗马从贞观到开元年间五次派使者到长安,波斯仅在开元、天宝年间就十多次派使者前来,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十三、四次之多,每次前来的人数多时达到五百人左右,在长安居住的时间长的住到二、三十年。
韩国派来的使节比日本更多。
帝都长安由此迎来了它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李唐王朝无疑是长安历史荣耀的顶峰,但也正是随着李唐王朝的衰落和覆没,长安永久地退出了世界历史中心的地位。
从安史之乱开始,随着唐朝国运的衰颓,长安一天天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光环。
首先,作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有孤悬一隅之憾。
唐王朝后期的一百多年,战乱不断,战场主要在今天的冀、鲁、豫、皖地区,后来又被黄巢扩大到浙、闽、粤、湘、鄂等地,长安真正面临“关河悬远,兵不应急”的情况,而此时,由于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淮南和江南已经成为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而钱粮的运转又必须从战区通过,局面的尴尬可想而知。
中央指挥既不便,财赋又不足,藩镇的坐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藩镇越强大,朝廷就越无法指挥,财赋也更无保障。
两者构成一种恶性循环,作为首都的长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每况愈下,而且无力自拔。
其次,它自身的安全也成为极其现实的问题。
所谓“阻山带河,四面屏障”毕竟不等于万无一失,特别是在民心思乱、指挥不当、后方空虚等情况下,有限的地理优势起不了多大作用。
黄巢的大军终于彻底捣毁了唐王朝政权的基础,而且也彻底摧毁了作为首都的长安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使那颗曾经在历史的天空光彩夺目的都城之星从此消隐。
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城因自然灾害或灾变威胁造成的消失还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因战乱所造成。
因为每一个王朝末期的动荡战乱,都会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城市建筑,甚至为了显示征服者的胜利,摧毁前朝文化和扫荡前世影响,不惜动用非理性的残酷报复发泄让都城全部毁灭,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让被征服者心理震慑。
长安终于大难临头。
公元883年,黄巢撤离长安,临走的时候,下令进行大规模烧杀,接踵而至的李克用的部队“暴虐无异于贼”,于是“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
公元904年,朱温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与城内民房,拆下的建筑木料被推拉至渭河浮水而下,被迁者号哭载道,老幼相随,流离漂泊,月余不绝,长安顿时坍压毁圮变为残砖烂瓦,史载:
“全忠(朱温)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大唐的盛宴终于曲终人散了,从五代起国都日渐东移,帝国的心脏淡化成了背景,城便成了废都。
长安的时代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都城从此土崩瓦解,成为一片废墟,成为尘埃落定后人们长期隐痛的记忆和永恒的怀念。
朱温走后,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守御之便,将破烂的皇城修复,名为“新城”。
它放弃了外城和宫城,所以比起唐城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后来五代、宋、元的长安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长安正式改名西安府。
清代在城内东北隅建满城,圈去全城三分之一的面积,专供满人居住。
到清末,西安城冷冷清清,仅余人口11万多。
长安城,到头来就像一场梦,靡丽而奢华,如同让人欲罢不能的美酒,酿了千年,却销不了万古的愁怨!
长安是以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战略意义而被选为都城的,也是因为在不停的战乱中屡遭毁灭性破坏而最终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的。
一般而言,任何破坏都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为什么此后的朝代再也没有做建都长安的尝试呢?
让我们试着掀开长安宿命里那些最后的谜底吧。
在中华文明的开始,关中平原是国之沃土,但在很多年以后,关中平原开始变得不堪承受。
尽管它适宜于农业的经营,其产出也很大,但是古都长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这种情况,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到了隋唐时期依然未能改善,反而更加严重。
由于漕运关中,要经过黄河的三门天险,甚至出现了“用斗钱运斗米”的情形,其漕运耗费之大可见一斑,这对长安逐渐失去国都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两千年间的战火已经使这里的生态环境趋于极度恶化。
从西汉时期开始,长安的供应就要仰赖江淮,所以刘彻才有修漕渠的举动。
这项工程的前提是渭河和黄河必须有充足而稳定的水源。
到了隋朝,这个前提没有保证了,于是,被迫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
从江淮启运的物资逆汴水而上,在洛阳上岸,视黄河水情另行装船西运,到了渭河河口,又一次在陆上卸货,根据渭水水情再重新装船,直达长安。
正是出于这种转运的需要,才在洛阳修建了规模巨大的仓库--洛口仓。
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以后),北方的河流水量日益减少,而且出现季节性断流,航运功能不断萎缩,宋金对峙时,问题不突出,元代统一后,忽必烈就不能不大力修浚运河来维持漕运。
还有,北方的缺水并不是因为雨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对森林的过度破坏造成的。
由战争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毫无节制的糟蹋,最终导致了整个北方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这个过程从陇右关中向晋、豫、冀、鲁逐步展开(只是靠着京杭大运河的输血作用,才维持了部分地区及京津的繁荣),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最先被帝王们抛弃的只能是长安了。
长安每一次遭到战乱破坏后的重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难度,原因是资源日益紧缺。
早在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甫有感于残破不堪的长安,在《秋兴八首》之六中写道: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他似乎已有预感,战争的愚蠢和凶残,使这座记载了千年繁华的帝都,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与此同时,东方的洛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里的水草依旧丰美,土地依旧肥沃,森林依旧茂密,河水依旧清澈。
于是,迁都势在必行。
长安,就此成了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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