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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话
甘阳:
文明对话:
为什么?
说什么?
怎么说?
【主讲人简介】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
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
近年论著: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与李猛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等等。
文明的对话概念非常重要。
问题是这个概念很不容易明确。
我们要问“为什么”。
文明的对话这些年来成了广泛接受的概念。
任何一个观念的提出,一定是在不同程度上修正或者改进,或者反对前面的东西。
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知道这个概念在说什么。
文明的对话概念是从西方来的。
它确实很重要,很有进步意义。
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意味着对现代化的一种修正。
比较早的时候,七十年代初,不叫文明的对话。
根据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比较明确,有一个基本构建,基本的对立就是从传统到现代。
这是比较简单的历史进化论的图像。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我们曾经在中学和大学所读到的都是历史进化论。
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好像一个取代一个,旧东西都驱除掉了,人类不断进步。
西方现代化理论和这个稍微有点不同,但也是简单的进化论。
现代化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世俗化。
这些基本理论构架,在六七十年代发生很大的动摇。
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从一个形态到了另外一个形态。
在六十年代左右,美苏意识形态争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趋同论。
不管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上有多少分歧,但是他们都是现代社会,所以他们最终的方向一定是越来越接近。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就是很有名的大学理论家Clark。
他大概是在1959年左右提出来。
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化理论的变种和翻版。
而基本假定就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文明因素不太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共同性会成为主要因素。
七十年代初,首先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
假定有几大文明,比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文明源头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
突破以后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形态。
这些基本文明形态即使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表现出来,甚至越来越强。
如果我没有记错,1972年或是1974年,美国人文科学院的院报Daedalus有个专号就开始讨论轴心文明。
轴心文明讨论在美国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的专家Schwartz先生。
当然并不只有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才认同。
所有人都认同。
但是他显然是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发现的,当时他正在写《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本书。
很多其他专家也有这个认识。
并不是因为说现代社会,人类就是一个普适文化,而是说文明源头所形成的文明形态都会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烈的表现。
而这些强烈表现会导致文明的差异。
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不带党派的讨论。
虽然后来“轴心文明”的看法被西方比较激进的人认为是非常保守的。
他们说,“你们仍然认为源头那么重要”。
如果这里有学文学理论的同学,会知道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理论是开端不重要,一切都在变。
这样就不会承认“轴心文明”的重要性。
比较激进的一端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后来的文明对话。
它也同样反对有一个普适文明。
因为从70年代以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激进的人占相当大的主导。
批判西方中心论,强调不同的文明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
这在理论上有很花哨的表现,以后现代理论来支持。
所有的不同方向都推倒了从前的以“传统和现代”为基本出发点的构架。
如果在座有老师,年纪比较大的,可能经历过80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
那时候,一定意义上我们还是在传统和现代两分的层面上来讨论。
在80年代以后的西方学界,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推翻掉了。
文明的对话问题之所以在西方逐渐滚动,最早是来源于几个源头,就是以往从19世纪开始形成,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这种简单历史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最后基本上推翻。
这些方面仍然只是限于学院的争执。
文明的对话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很大响应,主要是亨廷顿的功劳。
他在1993年写了《文明的冲突》。
他首先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一个30页左右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基本观点是:
怎么看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
冷战结束后,西方有两种主流思想,一个是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是说随着苏联的瓦解,所有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解决,人类已经没有什么争论,都认同经济发展、民主,等等。
他在1989年做了一个报告。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对福山的强烈批判和反对。
亨廷顿的文章就发展成1996年完整的一本书,也是讲“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已有了中文版。
他提出一个问题,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确实已经结束,但是人类以后冲突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对人类前途来讲,福山是一个非常乐观主义的调子,而亨廷顿是比较悲观主义的调子。
西方历来有这两种对立的看法。
亨廷顿的书从那以后,遭到几乎全球一致的批判和反驳,大概我们国家1995年以后也是非常不喜欢他这本书。
但是我觉得,不要歪曲亨廷顿的观点。
很多人完全歪曲他的用意,似乎亨廷顿主张文明的冲突,这当然完全错了。
亨廷顿只是说冷战以后的世界,冲突的形式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他恰恰是说文明的对话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歪曲人家的观点,然后来反驳他,这种反驳毫无意义。
“9•11”以后,亨廷顿的书在美国行情大涨,在销售榜上占据numberone,连续几年畅销。
因为“9•11”证明了亨廷顿的理论是正确的。
文明冲突的形态表现出来了。
这里出来一个问题,似乎我们看到很多人谈文明的对话的重要性,似乎文明的对话可以避免冲突。
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因为很多冲突和文明没有关系。
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基督教文明内发生的,不存在文明的对话的问题。
如果他们都很了解,一战应该不会发生的,更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英国、美国是三大新教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新教国家。
如果说同一个宗教、同一个文明,就没有战争,如果文明内的人互相了解,就不会发生冲突和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很多战争。
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内战,大家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文明不够了解才发生冲突,这是不相干的。
很多冲突不是文明的对话可以避免的。
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不是加强伊斯兰和基督教国家的对话可以缓解的,有很多现实问题。
当然,你在宣传和推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引起别人的重视,从修辞上可以讨论,从道理上并不成立。
并不会因为多了解一点,我们就能避免冲突。
亨廷顿的书在1995年前后,可能在中国学界,只有我一个人对这本书高度评价,所有人都是negative的。
这本书是冷战以后最重要的一本书。
因为说真话是很痛苦的,人通常喜欢听好话,真话可能让你不舒服。
我刚才已经问了,文明的主体是谁?
谁是谈话的主体?
和谁对话?
在文明的对话后面,是有文化势力在里头的。
文明的对话背后,不可能逃避权力关系,为什么对某些特别有兴趣,对某些毫无兴趣?
我们自己需要反省。
你到底想和谁对话?
进一步追问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所谓文明的对话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刚刚我们在问:
谁有资格对话?
如果真要问谁有资格,那我首先说我没有。
因为我虽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但是我很不了解中国文明。
因为我首先主要是研究西方,我对西方更了解一点,对中国文明很不了解。
我在美国住了十年,很少和别人谈中国,我觉得中国太复杂了,自己都搞不懂,怎么跟你说呢?
我没法说清楚。
如果文明的对话,暂时不说别人,就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多少人对我们自己的文明有极为深刻的了解,可以作为文明主体跟别人对话呢?
什么叫对话?
双方都对各自文明了解比较深,又能推心置腹,有比较好的场合、环境来谈,那么可以有文明的对话。
否则我觉得文明的对话多半是虚的,我们开很多会,是不是都是文明的对话?
可能都不是。
因为我们说,文明的对话有时候像谈恋爱,有追求者,有被追求者,人家可能并不爱你,看你追求得很热烈,当然也要表示一点大度,实际上人家没有多大兴趣和你对话。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谈什么?
这是我的第二个题目。
我不想讲得很理论,就讲些具体的例子。
大概二月份,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Boundary2杂志的主编到香港,这是在美国后现代文学理论方面很前卫的一个杂志。
主编要和我谈一下,看是不是有可能合作搞一个类似于文明的对话的东西。
因为Boundary2比较热衷于后现代理论方面,但是现在因为:
第一,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编辑部已经有三个人是搞中国的,他们开始觉得依靠美国的搞中国的专家有点隔靴搔痒,所以到香港来和我谈,看是否可以策划。
文学理论是外部理论,政治、军事、经济无所不管。
我说好啊,谈了一个下午。
他说,是不是有什么形式?
我想了以后跟他说:
我觉得比较困难。
因为有个现实问题,中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你们可能不感兴趣;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是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关心三农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党工会特别反对中美贸易,认为中美贸易剥夺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准。
这样是否可以在美国找几个研究劳工的,中国找几个人,谈谈中美贸易的问题。
我们不是做生意地谈,不是像经贸官员一样,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到底谁受益多,谁受害大。
还有,进入WTO以后,你们的农产品对中国农民影响很大,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这些都是文明的对话。
他觉得比较为难,好像他们那边找不出这样的人,不大容易找。
当然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那么他也没兴趣,我也没兴趣。
这个题目很早就做过。
谈什么?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基本上所有国际会议,都是别人感兴趣的问题。
中国的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可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可能从副教授升到教授,大家都很热衷,无形之中你就被套进去了。
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得越多,可能离中国的问题越远。
比如同性恋、酷儿,很吸引人,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也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好,而是说如果仔细去想,那么会发觉,哪怕是在中国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很少是由中国学界根据自己的问题来设定议题。
你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人家会关心什么问题。
不是说人家不好,美国学者也很希望接触中国问题,但是有现实困难。
真的谈到一些问题,他们未必那么感兴趣,或者他们无法进入。
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的问题。
最近两年,国内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以前,中国台湾、美国都讨论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谈,往往会没什么结果。
我想说:
谈什么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回到文明的对话的由来,最早是由对现代化理论的突破,强调大的文明,从源头起来的文明特性仍然会在以后表现出来,那么文明的对话对中国的真正含义是,进一步确立你的文化自主意识。
你需要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全盘重新的认识。
因为我们一百年来都是以西方的眼睛在看中国,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
20世纪上半叶,我们比较确定,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最好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全力学习西方现当代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
我并不反对这个问题,我更强调要更深入地看西方,因为你是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
如果对西方了解越深入,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也越深入。
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从范畴、概念、语词、理论到构架,都完全是西方的。
中国以前哪里有哲学这个词?
我们前不久开了一个会,我和哲学系的人谈,我说:
你们不要把这个捧得那么高,中国哲学史才多少年?
冯友兰先生以后才有这个概念,冯先生以前没有。
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重新去看。
只有对中国文明本身有自觉、深入的了解,我们才有文明对话的资格,否则我们只是在附和别人,我们只是单相思地求爱。
这大概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西方人面前批判中国,表示我和他们不同,我应该被你们接受;一种是向西方表明中国如何地好,实际上这种“好”也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说明,你仍然被套进去了。
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很难摆脱,但是应该要有真正的文明自觉。
一开始的着手点是,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因为我们了解得比较深,才会发现西方很复杂,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对照一个简单的中国。
我们会发觉,对很多东西,理解和解释的模式会被打破。
文明的对话,到底谈什么?
我认为,前提是确定你的文明主体意识。
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就谈不上文明的对话。
开很多会,都不是文明的对话。
最后是怎么谈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我今天所讲的都不是什么成熟的意见,我只是想了一些问题。
怎么谈?
我非常明确:
用中文。
因为你如果不用母语,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我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持过不少会议,我希望国内的学者用中文讲,因为用中文和用英文不一样。
我特别主张在中国大量开展同声翻译的场所,引进同声翻译的人才。
即使英文好,不是母语,也不要硬撑。
用英文表达的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我用英文表达的,不到我中文表达的十分之一。
我跟大家说个笑话。
我和我太太吵架,用英文吵。
因为是第二语言,比较理性,比较容易控制情绪。
有问题的时候,谈英文可以控制情绪,要是用中文,全身的情绪都会进去。
母语和第二语言是不同的。
从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测试苏联间谍,他们的英语讲的跟美国人几乎没有两样,但就是测试他们的紧急状况。
人一旦急的时候,就蹦出母语。
这不是一个很随便的问题。
母语联系着你所有的文化感受力和你的文明意识。
所以,我很担心我们现在中国的大学,像我们香港一样,英语成为主要语言。
我觉得这是痛苦的。
香港没有办法,从前是殖民地。
我觉得我很痛苦,因为我的人格没有得到尊重。
关于怎么谈的问题,会包含很多问题,我今天只讲这一点,因为我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明确。
我认为坚持用中文非常关键。
问答录
问:
老师,您好。
刚刚您提到文明对话的前提是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相当于《中庸》里面讲的,“先成己之性,而成人之性”。
请您用中文解释一下中华文明的“己之性”到底是什么?
答:
我想你的问题是说,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色是什么?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说文明对话,中国有儒家、道家、佛家,哪个代表中国?
这些问题都是open的,我并不愿意先给它下个定义,中国文明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一定义,恰恰就变得窄化、固化,这些问题本身就需要在中国文明内部进行比较多的讨论,而讨论会把它的内涵开展得比较丰富。
因为一百年来,我们急于进行文明对话,把我们中国文明变得非常狭隘。
我自己觉得我对中国文明了解非常肤浅,所以我也回答不了。
但是我觉得需要把它打开。
只有在广泛的内部对话中,才会对中国文明的内涵有比较大的开拓。
问:
我想请问您的open的态度,是来自于对中华文明更多,还是对西方文明更多?
答:
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
我大概很老实地回答你。
我自己对西方文明用力比较多一点,一方面是我的专业,一方面是20世纪以来很多中国人用力的方向。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内,必须对西方做比较多的了解。
对中国文明,我并不是什么都不能说,而是说我怕把这个问题给固化。
我们稍微对比一下,是有一些不同。
比如中国文明本身来说,是有一些特点。
其实某种意义上,文明对话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对西方来说则比较需要。
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我想大家都读过西方社会理论的经典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一些东西,他对东西文明的比较,特别是比较儒家和新教的时候,基本看法就是,基督教文明特别是新教文明,有很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使得世界改造得符合新教的意愿。
而韦伯认为,儒家文明之所以没有像新教文明那样进入现代社会,因为儒家文明没有强烈的改造世界的愿望。
它理性地适应世界,而不是用强力去改变世界。
我认为这样的说明有一定道理。
比方说,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当然儒家、佛家、道家有一定冲突,但是那个冲突和西方的宗教冲突完全不一样。
我们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是新教徒,绝对不可能也不会是天主教徒;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就不会是犹太教徒;你是基督教徒,就不会是伊斯兰教徒。
但是在中国,一个人是佛教徒、道教徒,可能是很含混的。
我奶奶每年有一个月吃素,这个时候是佛教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当然毫无疑问是儒家的。
她身上并没有冲突。
她也去道观。
在她身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西方新教里任何一个教派,如果是这个教派的,就不可能是另一个教派的。
文明的对话有一个理念,强调宽容,强调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而要善于容纳多样,这个对中国文明本身来说不是问题。
这是第一点。
西方由于近代以来有一个强烈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其他文明,所以历史上,西方习惯于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强加于别的文明。
所以文明的对话,对西方的政治家比较重要,要教导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可能完全都像你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也有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这样一种冲突。
亨廷顿提到的文明的冲突,基本上是以西方16、17世纪的宗教冲突作为原型,来构想这个世界。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由主义的真正起源所在。
新教和天主教不能相容,杀得血流成河,他们又不能在宗教问题上取得一致,那么怎么办?
只好把所有意见搁置。
我个人认为,某种意义上文明对话的意义,是让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和政界,有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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