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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离婚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出台无疑是顺乎民意,合乎潮流的,它能够全面充分地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当前《新婚姻法》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本文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进行思考,提出完善建议。
主要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法定过错情形、损害赔偿的主体及损害赔偿的范围数额四个方面对缺陷进行梳理,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及文献资料,佐以思考,提出相关的补正措施及完善建议。
关键词:
离婚损害赔偿完善
目录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述2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缺陷及其在完善上的思考2
(一)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的问题2
1.无过错方举证困难3
2.补正措施3
(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法定过错情形的问题4
1.法定过错情形过于狭窄4
2.补正措施4
(三)关于离婚损害赔偿中主体的问题4
1.“无过错方”认定上的歧义5
2.补正措施5
(四)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的问题5
1.对于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6
2.补正措施6
3.对赔偿数额的认定7
4.完善建议8
三、结语8
参考文献9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但又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这突出表现在其侵权主体和被侵权主体的特定性上。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重婚的;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9条第一款规定:
“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由此可见,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它不像一般民事侵权损害的主体包括一切自然人与法人,只能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和另一方。
(一)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
从请求权的权利主体看,大多数国家立法限于离婚的无过错方。
但也有例外的国家,如法国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公平原则亦允许有过错配偶请求特殊的赔偿金,而日本判例则把未成年子女有限制地承认为请求权的权利主体①我国,根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权,成为请求权的主体。
(二)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义务主体
从请求权的义务主体看,大多数国家立法限于离婚的过错方。
但日本、美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判例承认,破坏他人婚姻关系的有过错的第三人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②。
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义务主体只能是离婚的过错配偶方,离婚时,无过错方不能向第三方索求赔偿。
对此,笔者认为,请求权的义务主体应既包括离婚的过错配偶方,也包括实施破坏婚姻关系违法行为的有过错第三人。
感情问题虽不是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其更适宜用道德来调整,但是对于第三者犯有《婚姻法》第46条中规定的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情形,损害情节重大的,也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缺陷及其在完善上的思考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首次确立,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完善了婚姻法的立法体系,赋予了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法律途径。
但是,作为一项新生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着不足与缺陷,值得商榷与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的问题
1.无过错方举证困难
新《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没有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举证责任原则作出特别性的规定,由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也就是说,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依此原则,无过错方负有提供足够证据指控过错方实施了《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法定过错行为的责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过错方即受害方往往处于婚姻中的弱势地位,再加上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过错行为具有相对隐秘性,这使得无过错方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进而实现主张的权利。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他人的婚姻问题通常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因而,大都数人不愿出庭提供证人证言,即使出于对无过错方的同情,愿意提供证言,通常也是对过错方的犯罪事实避重就轻,语焉不详。
无过错方出于“家丑不得外扬”的心理,对因家庭暴力受到的伤害一般不愿作鉴定,以致在以后的离婚时无法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而获赔偿。
③其在证明配偶一方有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等犯罪行为时,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使得无过错方的请求很难达到证明标准。
因为过错方实行的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法行为通常是隐蔽的,无过错方很难察觉或者无过错方明知自己的配偶有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违法行为,但却因为无法收集到相应的证据而败诉。
即使无过错方通过跟踪、偷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了有利的证据和线索,但往往因为其证据的合法性等原因而难以被法庭认定和采纳。
2.补正措施
要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纸面上的公平转化为现实中的公平,使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在司法上克服举证困难这一难关,需要针对具体情况,从证据规则入手,做一些变通。
不应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要求得过于苛刻,否则在客观上会极大地削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积极作用,背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
(1)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离婚损害赔偿中无过错方收集调取证据的合法途径。
在这里,美国的证据开示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①录取证言,即经一方当事人提起,在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由官方认证人宣誓以后从证人处录取证据的方法;②质问书,即由一方当事人以书面作真实回答的方法;③要求提交文书及其他证据;④要求自认;⑤身体及精神检查④。
这些取证方法,可以保证离婚损害赔偿诉讼过程中,无过错方既能合法取证,又不致于侵害有过错方或第三人的隐私及破坏社会秩序。
(2)在证据的认定上,确立“优势证明标准”(类似于英美国家所采取的“盖然性居上或占优势标准”)。
因为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属于举证特别困难的案件,在无过错方难以提出确切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即对证据和案情事实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证明要求,只要无过错方提供的证据能达到较高程度的盖然性,就可视为达到了证据法上的意义,法院就应支持无过错方的赔偿请求⑤而言之,就是只要无过错方能够提供其配偶实施了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过错行为的间接证据,只要这些证据相互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有利于过错行为的事实推定,则法官就应该采纳这些证据。
(3)人民法院应发挥职能,协助当事人搜集证据。
由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无过错方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凭借其一己之力很难取得证明过错方违法行为存在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的请求对案件中确实因为客观原因难以凭借个人力量搜集的证据进行调查取证,以切实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法定过错情形的问题
1.法定过错情形过于狭窄
《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重婚;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依此可以推定,如果出现其他侵权行为,即使严重侵害了无过错配偶的权益,也不发生离婚损害赔偿。
但是,在现实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是基于对方有赌博、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而起诉离婚的占了很大的比例。
如果因赌博、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导致家庭财产损失和对方精神痛苦的,无疑也侵犯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但是,由于无法可依,这些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不能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其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此外,在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违法行为中,《解释》也没有作出法定违法行为的宽泛说明。
例如,依据《解释》第2条的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在这里“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就排除了“一夜情”等非持续、非稳定地共同居住的行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非持续、非稳定地共同居住是大量存在的,也是造成很多婚姻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
如果依照该条法律规定,因不堪忍受配偶一方非持续、非稳定的共同居住关系,即频繁的“一夜情”关系而离婚的,无过错方便不能依照新法的规定向对方主张损害赔偿,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长期与不稳定的异性保持非持续、非稳定共同居住关系的过错配偶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
⑥因此,新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法定过错行为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这种特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不能起到真正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的作用。
2.补正措施
对新婚姻法中就侵权行为的认定上应增加概括性规定,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括性规定相结合的模式,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判定是否发生离婚损害赔偿。
(三)关于离婚损害赔偿中主体的问题
1.“无过错方”认定上的歧义
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利,成为请求权的权利主体。
然而,由于新《婚姻法》及《解释》均没有对无过错方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得在实践中对“无过错方”的认定产生了歧义。
“无过错配偶”是指对离婚原因的发生无过失,还是指没有实施新《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违法行为?
在现实中,婚姻的破裂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没有绝对的过错和无过错。
在离婚诉讼中,往往存在着双方都有一定过错的情况,只不过过错轻重程度有差异,很难达到一方绝对过错,另一方完全无过错的要求。
当我们过分苛求“无过错”这一前提条件时,那么当双方都有过错,例如一方有重婚、与他人非法同居等四种法定违法行为之一,而另一方仅有追求玩乐不顾家庭的轻微过错时,法官只能不管过错大小、过错原因,告知双方当事人谁都没有权利获得请求赔偿。
这样,在实际审判中,就无形地剥夺了许多家庭暴力、婚外情受害者寻求法律救助的权利。
2.补正措施
鉴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对无过错方的认定,新《婚姻法》及《解释》可以对无过错方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即规定请求赔偿的配偶一方没有施行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就能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请求人。
这样就更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利益,补偿受害方所受的损害。
3.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仅限于过错方
《解释》第29条明确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按照此规定,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配偶方请求损害赔偿,而不能向插足其家庭并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主张这种权利。
对于夫妻离婚时,夫妻中的无过错方能否向有过错的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插足,破坏了他人的婚姻家庭,是一种侵权行为,由此导致离婚的,有过错的第三者应当负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以感情为基础,第三者插足是感情问题,谈不上什么侵权,由此导致离婚的,第三者不负赔偿责任⑦。
但在实践中,“第三者”无视道德的约束,在明知对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仍与有配偶的一方发生重婚、姘居或通奸等行为,并且造成他人婚姻关系破裂的,必将给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造成精神上的极大伤害。
因此,笔者认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不能向插足其家庭并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主张这权利,这既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也不能有效地制止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的重婚、“纳妾”和“包二奶”等现象⑧。
4.补正措施
为了真正保护离婚诉讼中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笔者认为,应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责任主体确定为离婚的过错配偶方和实施破坏婚姻关系违法行为的有过错第三人。
要求“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不能说成是对她(他)的惩罚,而应该说成是对受害婚姻当事人的权利的救济⑨。
、
(四)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的问题
1.对于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
新《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重婚;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根据《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这里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
对此,国内专家中存在着不少异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应该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而不是物质损害赔偿。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过错方侵害配偶一方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引起的人身损害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解决,没有必要再在《婚姻法》中有所规定。
并且,如果由于过错方的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失,应属于财产返还问题,不属于物质损害的范围。
对此,笔者认为,从婚姻法本身的性质和订立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考虑,离婚损害赔偿应当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①从发生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违法行为来看,离婚损害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
精神损害包括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和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又包括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精神痛苦表现为忧虑、悲伤、绝望、失意等;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指自然人的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如因身体遭到侵害变成植物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刺激成为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等。
如果配偶一方实施了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行为之一,必将给无过错配偶带来精神上的重大伤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1998年的51件涉及婚外两性关系的离婚案卷的统计中,其中有36件案件的当事人“出现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哀、羞辱等情感障碍或反应”,有4件案件当事人“因精神和感情受到损害导致某种器官患重病”,有1件案件当事人“曾经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有1件案件当事人“因名誉等精神利益遭受损失,影响其社会形象而痛苦不堪”,有3件案件当事人“不思饮食与睡眠,精神抑郁恍惚,使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受到影响”,有2件案件当事人“对生活感到绝望,失去自信心,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
由此可见由于过错方的法定违法行为给无过错方带来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依据《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因侵权行为造成人的精神损害,后果严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由过错方支付。
虽然抚慰金不能直接从根本上消除过错方所带来的精神损害,但是至少可以减轻痛苦,聊以慰藉受害者的心灵。
另一方面,离婚损害还包括物质损害,这是指因人身损害而派生出来的物质损害,如医疗费、误工费等,例如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并且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因治疗所花费的医疗费也包括在离婚损害赔偿之内。
②婚姻法在本质上属于民法但是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法,婚姻关系是特定亲属身份关系,它不是具有等价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民法中的有关规定不能完全取代婚姻法中的相关内容。
2.补正措施
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是合理的。
但是,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害赔偿仅仅指因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害赔偿,不包括间接财产损失赔偿和将来期待利益损失赔偿。
如配偶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和家庭财产供另一方出国深造或攻读研究生,另一方在获得知识或技能后与其离婚,此时,由于离婚而导致一方预期利益的损失不能按照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得到补偿,这样显然对倾其所有供配偶深造,最后却被配偶告知与其离婚的受害方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没有起到民事责任应有的制裁作用。
所以,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扩大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损害事实范围,将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扩大为财产权与期待财产权利。
3.对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赔偿金问题,新《婚姻法》第46条以及《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赔偿金的确定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具有非常意义。
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害是指由于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而造成配偶他方的财产、利益的损害。
因此,物质损害是外在直接的有形损害,它在本质上是可以计量的。
同时,我国对于物质损害赔偿也有相关的法律作了具体规定,基本上有据可依。
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害一般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给受害方造成多少财产上的损害就赔偿多少。
相对于物质损害,精神损害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损害,它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计量性。
由于精神损害的性质再加上立法上也没有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作出标准规定,这就加大了实际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赔偿额确定的难度。
当事人因为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对于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无标准可依,这就导致了索赔的随意性,在实践中无过错方索赔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就影响了案件的级别管辖。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法定标准可依,不同法院,不同的法官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可能做出不同结果的处理,这就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公平。
因此,从立法上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我国,有学者主张立法应对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统一规定一个“下线”或“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以次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并且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对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我国不宜建立离婚损害赔偿金额的“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
首先,不同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过错配偶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同,过错配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情节、结果严重程度不同。
再次,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与此同时,离婚损害赔偿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亦不相同。
4.完善建议
对于赔偿金额的确定,首先应当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意愿,由夫妻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法官酌定。
法院应当依照我国宪法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精神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对离婚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既要达到使过错方悔过、反思的目的,又要达到弥补受害人损失的目的。
法院对离婚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首先可以借鉴各国探索出来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模式,如美国、西欧等国采用医疗费用参照法,丹麦采取精神损害日定额法,捷克采用精神赔偿额的栏目确定法,以及北美、非洲等国家采取的最高数额限制法。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可以综合以下具体因素加以考虑,结合案情进行斟酌,以达到公正、公平。
(1)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
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依据。
精神损害程度主要是指受害配偶所受到的精神痛苦和精神伤害的程度。
主要包括:
因过错方的违法行为而使受害方出现愤怒、焦虑、沮丧、悲哀、羞辱等情绪障碍;不思饮食与睡眠,影响工作和生活;因此而精神分裂或患有精神病;自杀未遂以及是否留有后遗症等。
根据受害人所受精神伤害的程度,可确定赔偿责任的大小,从而确定赔偿数额。
(2)过错方的过错程度。
过错行为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侵权相比较过失侵权而言,对受害者造成了更大的精神伤害,对受害人的精神打击也就更大。
因此对故意侵权的赔偿数额应该大于过失侵权的赔偿数额。
(3)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
这包括侵权行为发生的场合、手段、采取的方式等具体情节。
根据具体情节可以确定损害事实的大小,如果侵权的场合公开,手段残忍,方式恶劣,则可以加重赔偿的数额。
(4)其他酌情考虑的因素。
除了上述三点外,还可以结合侵权人的经济收入,侵权人承担赔偿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夫妻双方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其他因素。
总之,法官要根据所诉案件的事实情况,既要考虑到受害人的损害程度,又要考虑到案件整体状况,确定合理的离婚损害赔偿金额。
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制裁过错方,保护受害方的目的。
三、结语
在我国现阶段,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出台无疑是顺乎民意,合乎潮流的,它能够全面充分地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这一崭新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婚姻法制融入了更加人性化的因素,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步,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虽然,离婚损害赔偿这一崭新的制度在立法上和具体适用操作上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和推翻这个制度的理由。
任何一个崭新的制度,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且最终在实践中实现其真正的价值。
相信通过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共同努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将会日益完善,其保护弱者、惩罚违法过错行为的立法目的也会日益彰现出来。
注释
①参见陈苇:
《建立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②陈苇:
《建立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③黄建水: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当代法学》2002年第8期。
④参见张民安主编:
《婚姻家庭法案例与评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⑤参见范旭东、邹松文:
《离婚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
⑥参见金伊燕:
《试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北京律师论坛》第四卷2000年版。
⑦李丽主编:
《婚姻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⑧参见张素凤:
《析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⑨参见张素凤:
《析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转引自巫昌祯: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参考文献
【1】参见张民安主编:
《婚姻家庭法案例与评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2】参见田岚、何浚萍:
《论离婚有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
【3】于东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政法论丛》2002年第3期。
【4】参见张民安主编:
《婚姻家庭法案例与评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5】参见蔡淑燕:
《民法亲属编离婚损害赔偿内容的缺陷与补正思考》,《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6】参见张竟芳:
《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当代法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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