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选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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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选编
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选编
序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今年4月以来,如果您走进哈工大校园,有两条标语会不断地出现在您的视野之中:
一条是“庆祝我国高校第一颗自主研制的小卫星发射成功”,一条是“学习马祖光院士淡泊名利、默默无闻、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马祖光、小卫星两个撼动人心的名字辉映在哈工大加速发展的时空。
今天,我们带着这份哈工大的财富、国防科技事业的财富来到这里与各位交流,想表达的正是哈工大人为中国国防事业奉献一切的坚定决心。
马祖光:
1928年4月11日生于北京
1946年至1950年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0年9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
1952年10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起先后创建了核物理专业、光电子技术专业、可调谐激光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0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位75岁的老人,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去世前的日子是这样度过的:
2003年3月28日,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学科发展规划。
2003年4月18日,汇报“2003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论坛”情况,向大家介绍了国际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的前沿方向。
2003年5月7日,组织本学科进行“高等学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讨论。
2003年5月22日,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计划。
2003年5月23日,主持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博士生、硕士生招生简章。
2003年6月13日,主持学科论证“激光推进技术”。
2003年6月19日,他应学生要求做报告《做人与做事》。
2003年6月24日,参加三位博士生的开题报告会。
2003年7月1日,主持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会,讨论本科生和硕士生选题。
2003年7月3日和4日,参加了两天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2003年7月7日,参加200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2003年7月11日,与其他老师约定下周讨论教学计划修订工作。
2003年7月15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第一部分 爱国爱党甘于奉献
作者:
马洪舒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做为《哈工大报》记者,从1982年起跟踪采访马祖光院士。
采访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采访马祖光院士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我20多年前的采访本上,记载着马祖光院士许多平凡而朴实但却感人肺腑的话语。
他的闪光思想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此时此刻,我怀着十分崇敬、钦佩、激动、和悲痛的心情,仅就我所了解的马祖光向同志们作如下汇报。
做为《哈工大报》的一名老记者,我对采访专家教授还是有点办法的。
但是,马祖光院士淡泊名利,非常谦逊,采访他是相当困难的。
每次采访,他都表示:
“工作是大家做的,要多宣传中青年教师,不要宣传我一个人。
”他甚至给校党委和省委写信提出,要少宣传自己。
记得那是在1985年,学校党委做出在全校开展向马祖光学习的决定。
校报编辑部派我去采访马祖光院士,他说什么也不跟我谈。
我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党委书记姜以宏同志反映了。
姜书记坚决地表示,马祖光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激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他是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应该作为先进典型进行深入地宣传。
于是,我就认真地进行采访,写出一篇近万字的通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了完成宣传报道任务,每次采访马祖光院士我都采取迂回战术,先采访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教研室和系里对他比较了解的中青教师、研究生、实验室工人师傅以及党支部书记等同志,通过大家的介绍,挖掘出大量的材料,然后找马祖光本人核对事实。
同时,找机会请他谈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在请马祖光核实材料听他对一些问题讲述自己看法的过程中,他那些闪光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就被我捕捉到了。
比如,马祖光院士非常诚恳地向我表示:
“我仅仅按党的教导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有许多好同志、好党员值得我学习。
”他甚至向我推荐说:
“在我们哈工大,雷廷权教授、刘永坦教授、田锡唐教授、周定教授等许多老先生都很值得大家学习,应该多多报道他们。
”他还一再强调:
“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把眼睛向着中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战斗在第一线,是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要多宣传他们。
我们教研室的汤宝寅、王琪、王雨三、于俊华、刘逢梅和刘国立同志,他们有的身体不大好,干起工作来啥也不顾。
”我记得马老师特别跟我谈到于俊华、程永康、刘国立几位老师带病坚持工作的情况。
他说:
“真正的英雄是他们,要多宣传他们。
”他接着说:
“我欣赏这些对党忠心耿耿的人;
我讨厌那些说一套做一套,油腔滑调的人。
做人,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做事,就要把工作做好。
”
虽然马老师开始时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马老师是一位党性极强的人,一切顺从党的需要的人,一个襟怀坦白、老老实实的人。
为了搞好党的宣传工作,马老师后来对我的采访积极支持和配合。
在采访中我总是采用记者惯用的手法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那么干?
马老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怎么回事就如实地介绍,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这样,马老师亲口跟我讲的许多充满了闪光思想的话语才能如实地汇报给大家。
这些话绝不是空喊口号,这些都是马老师发自内心的语言,是马老师的真实情感。
马老师就是这样的人,马祖光院士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就是我采访马祖光院士所遇到的一些情况。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马祖光在德国揭开新光谱奥秘的故事。
那是在1980年9月,有150年校史的德国汉诺威大学迎来了中国科学工作者马祖光。
这所大学曾培养出许多世界闻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来到这里,马祖光选择了产生大功率激光的碘化铊这个课题。
这是一种颗粒状的剧毒物质,无人敢试,马祖光偏偏选中了它。
但是在一次实验中,退火不良的石英管炸裂,剧毒气体漏出。
此时此刻马祖光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生命安全,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他迅速关闭通往其他实验室的门,以免毒气扩散,伤害他人。
然后,敏捷地打开窗户,接通风机。
由于他处理果断,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他的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使德国科学家深受感动。
他们一致称赞:
马祖光了不起!
根据自己阅读的大量文献以及本人深厚的理论知识,马祖光又选择了钠双原子分子三重态跃迁课题。
这是激光领域的世界难题。
德国科学家对马祖光选择这个课题感到十分吃惊并表示怀疑。
他们说:
“这项研究,美国、苏联、法国、意大利、荷兰过去都搞过,没搞出来;我们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也探讨过多年未获得成功。
你们中国人就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吧?
”
“中国人怎么了?
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笨吗?
”马祖光很不服气地想:
“我们不能吃别人啃剩下的面包!
跟在别人后面走,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东西。
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
这口气我们一定要争!
”
在采访中,马祖光非常激动地对我说:
“和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落后了不少时间。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绝不能愧对我们的祖先!
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
”
马祖光坚持自己选择的题目,招来了工作条件上的限制。
白天不准他使用实验设备,他的工作被限制在早9点以前晚6点以后,这正是人们应该休息的时候。
困难没有使他动摇,压力变成了动力。
他以超出别人一倍的工作量投入工作。
他白天蹲图书馆,晚上抓紧实验,一干就是半宿,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
他常常赶不上午夜12点的末班车,只好步行十几里赶回住地,第二天早早起来,赶在他人上班之前继续做实验。
马祖光不断地实验,失败接着失败。
一道道难题犹如一座座高山挡在前面。
但是,失败和挫折是打不倒勇于攀登科学顶峰的科学家的。
6月8日,马祖光首次观察到三条强光发射,通过计算和测量,他断定这是产生三重态跃迁的前兆。
但是,有人说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原子谱线,奉劝马祖光不要再白白浪费精力了。
实验室负责人也要求他改变课题。
7月8日,马祖光接到立即停止实验的指令。
“希望就在眼前,难道就此夭折吗?
不!
绝对不能!
”
马祖光要求再给10天时间,对方同意了。
10天——240小时,看来不算短了。
但对马祖光来说,现在已经不能用小时来计算时间了。
分分秒秒在他看来都是十分宝贵的时光。
当时德国人每周工作5天时间,而马祖光却把节假日和星期天都用来工作。
德国朋友邀请他去游览汉堡、慕尼黑,他的回答是:
“谢谢,我没有时间。
”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的睡眠时间缩短再缩短,一日三餐也压缩成两餐,饿了就吃两块巧克力。
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吃清水煮挂面。
7月12日午夜,连续苦战了5昼夜的马祖光眼睛都熬红了。
他紧紧盯着各种仪表,记录仪纸带缓缓地移动着,描绘出钠双原子分子跃迁产生的各种谱区。
突然,在独态跃迁产生的强峰之前,出现一个新的“峰”,通过光谱仪测定和计算,这不正是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近红外连续激光谱区吗!
顿时,马祖光象一位指挥员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整个汉诺威城一片寂静,人们早已进入梦乡。
马祖光非常高兴地步行回到住处,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鸡蛋煮挂面。
他一边吃着一边顺手打开身边的收音机。
德国的午夜12点,正是北京时间早七点。
听到祖国的声音,马祖光感到格外亲切。
在马祖光的科研生涯中,他和伟大祖国共同迎来了一个新的曙光。
当我问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时,马祖光再一次非常激动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科学前沿上的工作,我们要和世界各国科学家争个高低!
”
马祖光揭开了新光谱的奥秘,德国人对他特别佩服和尊重。
有位德国朋友指着自家庭院的大草坪对马祖光说:
“你要留在这儿,我也给你找一块同样大的草坪。
”马祖光回答说:
“这里是不错,但我们中国比你们德国大得多,有许多比这儿更美好的地方。
你要是去中国,我可以给你找一块比这儿更漂亮的地方。
”
德国人认为,马祖光做出的成果是用德国的实验设备,所以在马祖光发现新光谱写出第一篇论文时,他们把马祖光的名字放在第三位。
马祖光坚决不干,据理力争。
他说:
“对我个人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事。
但在这里,我是中国的代表,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
”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
“发现新光谱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个人独立做出来的。
”
马祖光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激光界引起强烈反响。
外国科学家先后引用了27次。
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也观察到这一谱区的激光发射谱。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的工作证实了马祖光工作的正确性。
1985年,马祖光被选入美国主办的《光学科学与工程世界名人录》。
主编南希先生从美国芝加哥给马祖光写来贺信说:
“祝贺您被选入《光学科学与工程世界名人录》第一版。
在这个重要的第一版上,列入了在世界前沿课题方面进行工作的世界名人。
”
马祖光在德国揭开了新光谱的奥秘载誉回国。
当他双脚踏上祖国的大地时,心情格外激动,两眼挂满了泪花。
在海关领取托运邮件时,按惯例接受检查。
马祖光带回的东西除了出国时带去穿用的衣服,另外只有一大堆划着各种曲线的记录纸,记载着研究数据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以及仪器零件,共40公斤。
“一个出国两年多的人难道能够不带回几大件来?
”海关人员有些不大理解,向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因为在那个年代从国外回来的人一般都要带回几件国内少有的家电产品来。
他们哪里晓得,马祖光这些记录纸和笔记本所揭开的新光谱的奥秘,别说几大件,就是几十件、几百件家电产品也无法与之相比,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无价之宝啊!
他们哪里晓得,为了节省时间,节约外汇,马祖光在出国两年多时间吃了150多斤挂面。
他所节约的外汇1.1万马克,全部上交给国家了。
马祖光在国外的日子里,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他经常写信给学校领导和教研室的同志们。
他写道:
“身在国外,更加感到自己的祖国是多么可爱!
看到一张中国报纸都觉得非常亲切。
因为我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的一切都是属于祖国的。
”一次,有人从德国回国,问他往家捎点什么?
他托人带回一盘有他自己讲话的录音磁带。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我们越是困难,越是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教育孩子们,要有这种志气,要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马祖光在德国发现新光谱的事情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汇报一下马祖光不求索取、甘于奉献的故事。
马祖光院士对生活毫无所求,工作追求一流。
马老师一家三代文革期间曾住过大仓库,落实政策后搬到两家一厨的住房,后来分配到一处条件不大好的住房,卫生间只有一平米多,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
在这里一住就是18年。
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校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一个条件好一些的住房,他总是说:
“我是党员,不需要照顾!
”
马祖光生活简朴,要求很低,但他却特别关心同志们的生活。
在采访中,实验室工人周晓东师傅告诉我说: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可是马老师为了帮我解决住房问题,又是跑房产处,又是找学校领导,我们全家人永远忘不了马老师的恩情!
”
马祖光院士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连个简易沙发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书柜了,屋子里堆满了书,用塑料布一遮了事。
这是我去他家采访时亲眼看到的。
50多年来,马祖光院士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的文献资料。
一本本小册子,一张张卡片,记满了各种实验数据和公式,谁需要他就给谁看。
他把归纳、整理、翻译的资料装订成册,别人需要时,他就不厌其烦地拆下来。
在教研室,不论哪个同志需要书目,他都给开列出来;需要资料,他翻箱倒柜帮助查找。
许多教师在教学科研中都用过马祖光的文献卡。
象春蚕吐丝一样,马祖光不断地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变成教研室全体同志的共同财富。
激光教研室不少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按着马祖光提出的研究方向确定了课题,并在他的定期检查、亲自指导下工作,取得成果发表论文时,把马祖光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几乎每一次署名都会出现这么一个小插曲:
别人把马老师排在第一位,马老师立刻把他的名字勾到最后一位。
改过来勾过去,最后定稿时需要马老师把关,马祖光的名字还是被排在最后面。
在评院士时,中科院在审阅马祖光的材料过程中,总有这样一个疑问:
马祖光作为光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可在他的许多论文中他的署名却在最后,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马祖光的署名虽然在最后,但他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马祖光的人格魅力所在。
不仅对本校师生无私相助,对待国内同行的工作,马祖光也给予积极的支持。
外单位来参观,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介绍情况,人家需要什么资料,只要他有,会毫不困难地得到它。
激光研究室的同志们奔波了半年,弄到了研制准分子激光器的氟气、氦气,遇到外单位来求援,马祖光耐心说服研究室的同志们,把这些气体连同有关实验数据一起提供给他们。
他曾帮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做了许多工作,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
在他的帮助下,有的单位取得重要成果。
当我在采访中问他:
“马老师,你在国外和外国人争得那么厉害;在国内却啥也不在乎,谁要什么资料你就给什么,这是为什么?
”
马祖光笑着回答:
“我觉得这事很简单。
在国外我是要争,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让步。
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在国内我应该让,因为我让的是个人名位。
只要为了搞四化,为了给国家做贡献,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献出来!
对同志不该留一手,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我要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这种品德。
”
马祖光经常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登山英雄刘连满的故事。
他说,“刘连满是我国第一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之一。
为了让战友们顺利地登上顶峰,优秀共产党员刘连满同志自告奋勇用冰镐在前面开路。
快到顶峰时,在氧气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刘连满摘下自己的氧气袋,把仅有的氧气让给了别人,自己用身体作梯子,为战友铺起了胜利通向顶峰的路。
”
“在科学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刘连满精神!
”马祖光要求青年一代象刘连满那样有全局观念,他自己甘做通向科学顶峰的人梯。
即使是高烧卧床养病,马祖光也常常坐在床上指导研究生,与助手研究工作。
往往除夕夜,马祖光也和同事们一道在实验室里忙碌。
他最喜欢踏进的门就是实验室的门,他觉得那里时刻都会出现新的东西。
为科学而拼搏奋斗,占据了他生活的所有天地。
实验室、家里、出差的车船上,到处都成了他工作的场所。
马祖光院士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事业上。
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无论在何时地都很具体,就在你的行动上,在你每天怎样做人、处世和对待工作上。
我是1952年入党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
”
学术界泰斗、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说:
“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同志对马祖光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
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
”
马祖光院士是一位著名的激光专家,他具有与激光相媲美的可贵精神与品格。
激光的特点是方向性好,能量集中,颜色纯正。
马祖光象激光一样一心扑在事业上,一辈子不求索取、甘于奉献。
马祖光党性强,信念坚定,勇于拼搏,勇攀高峰,爱国爱党,为国争光。
马祖光高尚的精神境界,杰出的科研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知识分子在全面奔小康、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中,是站在最前列的。
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
我做为校报记者,在哈工大采访过数以百计的专家教授。
许多人象马祖光,马祖光象许多人。
马祖光就是哈工大教师群体的代表。
马祖光是国防科技战线的尖兵,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马祖光是一位著名的激光专家,他是那么平凡而又伟大。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却一点儿也没有架子。
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对人特别坦诚、热情。
由于多次采访马祖光院士,我们成了一对好朋友。
1997年我退休离岗后在校园里相见时,马老师总要和我聊一阵子。
他非常关心我退休后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嘱咐我要注意身体,我感觉格外亲切和温暖。
特别是近年来,每逢春节马老师都要打电话来给我拜年,使我受宠若惊。
我的老伴和孩子都说,人家马祖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你应该给他拜年。
我多么想再去采访马老师啊!
彼此之间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2003年春节,我本来打算抢在大年初一给马老师拜年的,可是马老师却先我一步在腊月二十九就打电话来给我拜年,我想等2004年春节再说吧。
想不到的是我永远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马祖光院士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
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近,我翻阅20年前采访马老师的采访本,仿佛那位穿着兰色中山装的激光专家就坐在我的面前,面带笑容接受我的采访。
在20年前的这个采访本上,记载着马老师说的这样一段话:
“我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就象蜡烛要燃尽一样,我这个蜡头不高了,真正能干一番事业的年头已经不长,所以我要尽量燃烧。
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去燃烧。
”
人生苦短,人各有志。
马老师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不是索取,而在于奉献。
奉献是一种付出也是一种享受。
奉献的人生是高尚的人生。
马祖光院士的一生就是爱国爱党、无私奉献的一生。
马祖光院士虽然走了,但是马祖光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马祖光院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下)
第二部分呕心沥血爱岗敬业
作者:
王雨三
1970年末我与马老师走到一起,共同创建哈工大激光技术专业。
我与马老师共事33年。
激光从60年代一出现,就迅速被应用。
马祖光老师预见到:
激光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包括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家也会要需激光方面的人才,所以毅然决定创办激光专业。
当时,激光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领域,没有资料,这是最大的困难。
怎么办?
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老师天天坚持到省图书馆看外文资料。
现在去图书馆查资料,很正常,可那时候不行,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从牛棚出来。
文革中,马老师作为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挨打,蹲牛棚,罚苦力,顿顿吃不饱饭。
当时马老师是哈工大校物理专业主任。
1958年,马老师根据国家需要,白手起家创办了核物理专业。
在三年困难时期,在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带领师生苦战,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规模。
到1965年,核物理专业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核物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试验成功,马老师第一个测到了在哈尔滨地区大气沉降物中的辐射本底的变化,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重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在教育战线上前17年(1949--1966)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因此,像马老师这样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被批斗是必然的。
当时马老师遭了不少罪。
多少年以后再提起这些事,马老师总是一笑了之,对当时整他的人也从不记恨,他常说:
“那时候年轻,难免犯错误。
”刚从牛棚出来的马老师在省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摘抄国外的激光文献资料,而且就他一个人,这是需要胆量的。
有的图书管理员都跟他开玩笑说:
“这是哪个牛棚里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呀,是不是为下一次挨整准备材料呢?
”后来,图书馆的管理员被这个大学教师感动了,马祖光忘了吃饭,他们就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和一个面包。
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马老师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他常在晚上花大量的精力把英文资料详细地翻译过来,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解。
那时候,我们每周开两三次调研报告会,讨论得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马老师在引导大家讨论时,始终瞄准前沿,总是不断地提出很前沿的问题,对激光的论证也是很深的。
当时有人甚至奇怪地说:
“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新东西。
”
资料有了,可是还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
马老师就领着我们硬干。
第一台没有示波管的示波器是从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来的,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钱在哈尔滨灯泡厂买的退役泵。
一个大雪天,我们几个人和马老师拉着车到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玻璃瓶。
在来回的路上,一直是马老师‘驾辕’。
他的脸上淌着汗水,浑身冒着热气。
当时马老师比我们大十几岁,他43岁,我33岁,我们争着‘驾辕’,他不肯,累活他一定要干在前头。
当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老马识途’、‘老马驾辕’。
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现在想起来,真于心不忍啊!
到1976年,我们专业才接受了第一个国防项目:
“×××号导弹加装激光半主动制导”,这是我们专业得到的国家的第一个资助项目。
1977年,我们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马老师亲自制定了第一个激光专业教学计划,这份教学计划至今我还保留着,其中还有马老师的修改意见。
专业教学计划虽经多次修订,但这份教学计划仍然是专业教学计划的骨架。
1981年,我们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国防科工委的好评并获了奖。
这些都为我们‘八五’和‘九五’期间研制军用激光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马老师不再拉原来的车,而是拉整个专业学科发展的大车。
马老师将他的全部身心用在了专业的学科建设上。
他要建一个国内一流水平的、国际上先进的激光(光电子)技术专业。
他的具体做法是:
查资料——选方向——做前期准备——争取支持(立项)——出研究成果——稳定学科方向。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了,常常晚上睡觉时胸闷,只能坐起来,马老师利用这个时间还考虑明天的事情,考虑下一阶段的计划。
这种情形,我们当时往往是不知道的。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在马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是所有机会的受益者。
在“十五”期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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