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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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摘要：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

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

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

　　关键词：

中国社会转型；市民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Abstract:

Considering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thewesterncivilsociety,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moderncivilsocietyhasinvariablybeenconnectedwiththesocialtransformationofthewesterncountries.ThewesternexperiencesandideasareofreferentialvaluetoChina’ssocialtransformationandtheformationofthecivilsociety.Asadevelopingcountry,China,withitsspecialhistory,institutions,andsocialconditions,demandsamodeofsocialtransformationandcivilsocietyofitsown.Inotherwords,thefactorsofmodernChina’ssocialtransformationgeneratethenaturaldevelopmentofitscivilsocietywhilethelatterpromotesthepaceoftheformer.China’ssocialtransformationandthedevelopmentofitscivilsocietycoexistandwork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

　　Keywords:

China’ssocialtransformation;civilsociety;ChinesePeculiarities;the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从点到面逐步确立起来，市场经济也逐渐发展壮大。

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获得了自身的发育机制与成长环境，尽管还很不完善，但适应了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国家也正在有意识的从外部培育市民社会的成长，尽管力度还很有限，但是获得了一个良好开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积极回应了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潮。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评析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学术状况，对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生成在理论上作了较为有益的探索性工作。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它无疑与中国社会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它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什么关联?

本文就以上问题展开尝试性的探讨。

　　一、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的动因

　　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概念源自西方，它是CivilSociety的中文译名之一①。

语言、观念是社会现实的显现，市民社会概念及其观念也不例外，它是对西方自古希腊以降社会现实、客观历史变迁的反映。

而当今人们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探讨相关的问题，都是在黑格尔确立其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地位以来的现代意义之上言说的。

这种状况表明了以下两点。

其一，市民社会的生成及由此产生的市民社会理念的完善，其前提必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社会的普遍确立并获得很大的发展。

其二，市民社会固然在市场经济率先发展、壮大的社会中生成，但是，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关系的深刻把握却有可能被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国家的学者认知清楚，从而减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天然的对抗性”，黑格尔从学理上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就是一种有力的证明。

那么，就以上两点本文得到如下简短结论，中国正在进行的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促进当今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发育的内在动因。

此外，中国作为“后发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凭借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有条件培育与中国现代化相契合的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领域合一”转向“领域分离”之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机制是实现领域分离的根本性条件，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经济结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内在推动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先决性条件。

当然，社会转型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包括经济结构转型，同时还必然涉及到政治、文化与社会在内的各个方面，社会转型的最终实现必将是此“四位一体”整体性变革之完成。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发育的原点

　　自黑格尔从学理上分离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以来，尽管现当代有不少学者把经济因素即市场从市民社会理论中游离出来，然而，探究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始端，市民社会发育的原点，我们仍然要回归到马克思等思想家市民社会理论中关于经济、市场作用的论着，从而探求中国社会转型中，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对于孕育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前提性所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原本质、量各不相同的需求，因为计划生产、定额配给而被人为地同一起来，而且在某些商品的供应上，由于没有按照人们的真实需求生产、流通，导致了商品的“等级制”，人们的购买力被人为的计划所规定，这就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与影响。

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单位人、集体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是人与人之间要么相互抵触、要么阿谀奉承的不正常与不正当关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丧失了作为有个性的个体进行自主的真正交往关系，社会就成为单一的组织、团体或是集体关系的总和。

此外，指令控制取代市场反应，人为的主观规定无视客观经济规律，致使商品贸易的规模、范围都遭到严重限制。

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真正的市场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所牵引的市民社会不存在，因为“市民社会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形成标志着社会生活全面现代化的开始。

”〔1〕（P192）

　　具体说，市场经济从以下几方面生成了市民社会的土壤。

第一，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运动法则，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为保护的“劣质、低效”集体的屏障，取而代之的将是公平竞争与多样性的发展。

利益驱动将使人们由被动转向主动依循市场规律进行生产、营销，从而提高效率与质量，增进人与人在交往中的信任与沟通。

第二，专业的深化，分工的细化发展，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粗放型方式被打破，生产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模式，客观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依赖程度，个人之间，各企业、单位之间不得不增进交往，提高交往水平，因为“一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料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匠。

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他们之间的现实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

”〔2〕（P154）第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各种利益需要重新分配、分配原则需要规范，这就呼唤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法律、法规修缮与制定的过程，人们在交往中的法律意识得以增强，客观上推动了社会法制化的进程，而法制社会是市民社会的显着特征之一。

第四，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国家把大部分权力交由市场与社会，大大降低了原来用于制定计划、实施计划与进行指令控制的成本，这有益于政府转移一部分精力用于关注更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有益于财政资金的积累，有益于社会公益与社会福利，进而改善政治国家与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化解一些社会矛盾，促成和谐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力增强，由原来的无市场竞争到逐渐加速的市场竞争，国内许多企业生存与发展压力在短时期内迅速加大，客观上促使行业间的联合，各种相关团体、组织相继诞生，它们大多数正在发挥强有力的调解与疏导作用，从无序到有序，在借鉴与总结中获得了发展。

经过二十余年，服务于企业、公司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运作方式也与国际接轨，这对于改善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外部条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机制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参考。

第六，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使得一些企业、团体、个人积累了比较丰裕的物质财富，现已部分进入回馈社会的阶段，它们出资、出力，通过各种方式增进社会福利，弥补政府职能部门的漏缺，正在探索利益再分配的路子，从而为社会的整体进步注入新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加速了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二）从封闭到开放、从控制到服务：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发育的制度保障

　　在中国历史上，自近代以来，从政府角度看，对外封闭的时间多于开放的时间，但其中的原因却是不同的。

清政府末期，正值西方殖民主义疯狂扩张、掠夺时期，以英、法为首的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急切的想打开中国广大的市场、抢掠中国丰富的资源与转移本国的各种危机与矛盾，而正日趋腐朽的清王朝，在经济与文化层面上已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固守残破之本，清朝当政者继续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由于战败不得已兴起的洋务运动也未能善终。

然而，洋务运动毕竟带动了西学东渐，西方新思潮的传播唤起了人们自立、自强的意识，那时期，各种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并展开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活动，或多或少的隐现了市民社会的因素。

但是，由于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获得制度上的支撑与保障，其星火未能燎原。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府对社会实行强控制，这种政府与社会高度统一的状态，在它的起始阶段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内局势基本稳定之后，控制型社会就成为扼杀人们积极性、创造力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热衷于搞阶级斗争之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战败的德国与日本，在经济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社会转型顺利完成，并引领着世界高端科学技术的前沿。

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多数人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网络的奇异功能，不懂得环保的重要性和循环经济的价值所在。

此外，各种社团、民间组织都由政府管理，其运作完全依靠相关政府部门指令。

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生活、市民社会无法获得其生长的土壤。

因为唯有制度能给予相应事物以适当的社会定位，制度不仅保障了它的合法性位置也为其活动提供前提。

诺斯就曾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

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

”〔3〕（P3）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的确立为现代市民社会奠定了基础性条件。

从封闭起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实行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成果、借鉴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从控制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大包大揽到政府职能转变的政企分开、服务并导引社会。

可见，市民社会之“民间组织的发展既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很难想象民间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4〕（P5）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特色市民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种民间组织、社团、协会蓬勃兴起，城市与乡村相互流动性达到空前的水平，各种生活方式交织，各种娱乐方式交汇，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提升，公民意识、法的精神显着增强，从而带动了社会生活的融合，推动着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成长。

　　（三）从一元到多元、从局部到全面：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的助推器、营养基

　　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转型，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市场经济基本扎稳了根基。

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升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从而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且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使之完善，使之能够长期的存在与发展。

从一元公有制计划经济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城市与乡村市场畅通，国内与国际市场接轨，市场扩大并且日益繁荣，中西文明在碰撞中交融，使得中国薄弱的现代市民生活多样化和丰富化。

　　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信息资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共享平台，空间的延扩，在很大程度上伸长了个人有效时间的长度，人的个性与潜能得以张扬与挖掘，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事物不断涌现以及社会总体创造力的提升。

具体说来，这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多种经济成份在新的经济制度下获得了合法性的发展空间，国有经济、外资经济、私营、个体经济与各类合作经济，它们竞相斗艳、各显神通。

由此产生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极大的促进了人的个体的全面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特区到沿海，从东部到中、西部，从新兴工业到国有大中型企业，从工业到农业，使得市场、市场经济理念与现代生活方式也从局部走向全面，中国的经济从此“活跃”起来，而且“活动力”也在不断加强、提升，而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改变、改善着人们的生活，现代市民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发展中、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生成。

再次，市场繁荣带来的高科技发展与普及，人们相互之间沟通与交往的载体突破传统交往方式的局限性，信息与网络技术缩短了交往的时间，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从而较大地降低了交往的成本，人们拥有了相对更多从事工作以外事情的有效时间与资金，可以更加从容地体验生活与丰富生活。

　　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活内容也被单一的模式固化起来，一般情况下，从一家的生活状况大致就可推测出许多家庭的生活样态。

事实表明，丰富性与多样性与单一的高度的计划经济是不匹配的，特别是与在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情况下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与之相反，市场经济由于自由竞争、高度分工协作，市场经济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习惯人们的多种不同的需求，市场呈现出一幅多元繁荣的景致。

我们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层进式推进，使得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深入人心。

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从局部走向全面的历程，尽管这其中还存在地区、行业的不平衡，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市场经济、市场运作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格局基本形成，多样、多元与全面性的面貌基本呈现，这种格局下呈现出的面貌正在成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健康发育的营养基。

　　二、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生成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诉求。

　　中国以经济结构转型为先行的社会转型，其一开始就催生了在中国现代化因素中已在萌动着的中国特色现代市民社会，随着社会转型广度与力度的推进，中国特色市民社会这一机体在外部环境的培育滋养之下，自身也已获得了自我成长的力量。

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成长获得了基本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下，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吸取西方已发展成熟的现代市民社会所总结出的经验，同时以其所经历的困境作为自身鲜活的“前车之鉴”。

正是因此，在后发展的中国，其市民社会的成长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就目前发展情况来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市民社会还处于起始阶段，既需要政府从外部加以培育、扶持，也更需要自身提高自我发育的机能。

唯有此二者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才能更好、更快的健康成长。

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市民社会既是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结果，又是实现二者分离的加速器。

中国市民社会基本依循着与政治国家和谐发展的道路：

社会转型催生并培育着市民社会的生长，市民社会则显示着、推动着国家转型的实现，而且，这种推动作用历来有之、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

着名市民社会理论家普特南的研究就表明，“如果市民社会原文中为“公民社会”，为了使文章前后一致，笔者在引用时改为“市民社会”。

的水平较高，那么市场机制的运作就会较有效率，政府也会较为廉洁和有较高的效率。

较高的市民社会水平，意味着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社会中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水平也较高。

”〔5〕

（一）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要素与功能

　　中国的历史情境、现实国情与西方国家都存在较大的差别。

就历史而言，中国没有市民社会的传统，从来都是“家国一体”、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治国理论就是“大一统”思想，而缺失社会治理的理念与传统。

就现实国情而言，人们对市民社会所倡导的一般性价值知之甚少，也因此之故，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促发，而且需要国家的大力培育。

然而，中国市民社会的这一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它的一种优点，正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缺失状态，当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国家着手于社会转型以来，中国政府适应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客观需要，果敢地抓住历史机遇，加速转变政府职能，向“能促型国家”（theenablingstate）〔6〕迈进，积极建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与此同时，当前人们对于现代市民生活与市民社会对于自身发展的意义十分重视，更是因为自身需要，他们也更加热衷并且易于吸收西方市民社会的一般理念，并自觉用之培育、拉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期更大程度上发挥市民社会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对中国市民社会环境的考察，以及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总体水平、第三部门发展概况的把握，可以归纳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主要特征与主要功能。

市民社会的构成基本要素“既包括市场、自愿性组织、社团、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的各构型要素，也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等价值性要素。

”〔7〕总的说来，无论是哪一类的要素，它们都具有“社会结构的有机性、社会行为的互动性、社会要素的团体性、社会生活的开放性”〔7〕，并以人本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尊重多样性、多元共存与和谐发展为社会目标。

　　第一，市民社会是政府执政理念更加科学、民主的推动力。

市民社会中的大量民间组织、利益团体的存在及其活动，因为其参与者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它能够从多侧面多角度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以及社会存在的或者是可能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就可以根据其提供的信息分析社会心理，从而使决策、行政行为较为民主与科学。

官员腐败、政府职能部门的蜕变，势必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甚至愤慨，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必然会产生一种较为普遍的抵触政府、政治的不良情绪。

这种情况之下，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就表现得极为突出与可贵，市民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都可能成为政府部门的外围监督力量，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发展壮大，这种外围的监督力量也逐渐强大，成为一种“民意”而受到政府的重视，因为“除了服从和自主外，民间组织与党和国家的第三种主要互动方式就是力图影响党和国家的政策。

”〔4〕（P9）从而实现其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与对自身利益的保障。

政府政务的透明度提高，廉政建设力度的加大，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使政府与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状态。

　　第二，市民社会的崛起有效弥补了国家力量的不足，使社会危机有了缓冲带，在一定意义上缓解甚至弱化了一些社会矛盾。

市民社会这一功能主要得益于“第三部门”的发展，行业协会与社团组织承载了部分政府下放的权力。

“第三部门”积极投身于各项公益事业，比如，教育事业（资助失学儿童、兴办希望学校、义务培训各种技能人才、在学校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等等）、参与各种灾祸救助工作（慈善募捐、直接出资救助以及设立长时期的专项救助基金）、设立社会贫困基金帮扶生活困难家庭与各种志愿者行动等等。

这些公益活动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激发人们相互关爱、热心公益、感恩社会之心。

此外，“第三部门”利用自身的“非官方”身份，诠释政府部门的一些政策、法规，评析当前局势，更有助于广大公民了解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认同感。

　　第三，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意识逐渐得以强化，人们潜在的义务与权利意识逐渐成为现实的行动，知法、守法与依法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群体日趋扩大，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不必要的暴力争端，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法制社会的构建，客观上有利于逼退一些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人情用事”，有利于人们走向更加文明的层次，有利于政府推行依法治国，从而加快迈向法治社会的步伐。

　　第四，市民社会的成长将使市场经济走向更加成熟、有序的发展轨道。

如前所论，市场经济是现代市民社会之根基，市民社会必将依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发育、发展，而且，市民社会所倡导的开放性、平等性、多样性、创造性、有机性、有序性都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泉源，都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市民社会的壮大所形成的社会强力必将巩固市场经济的根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贡献力量，为中国社会转型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共同旨归

　　社会转型是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系统工程，这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方向、保障，文化是动力，而社会则是一个反映各个方面的晴雨表，它和谐与否直接反映了其他各个方面的成功与否，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社会的力量是决不容忽视的，市民社会如此、和谐社会也不例外。

直言之，市民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一种样态，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的范畴”，〔8〕它是随着人类历史而不断变迁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它所为人们强调的方面是不同的，所侧重的价值也是有差异的。

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存在的一般性价值：

多样并存，和谐共生。

市民社会的这种一般性价值取向与以往我们讲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价值是截然对立的，换言之，讲斗争，凡大事、小事都必须整齐划一，动辄上升至政治的高度而进行批斗、打压的社会氛围之下，市民社会是绝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和谐更是无从谈起。

　　随着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深入认识，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检视，党的执政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与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性，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应当是和谐而非斗争，任何形式斗争都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社会更加和谐，和谐才是社会的终极价值，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

十六届四中全会，我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