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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类探讨,不断给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有了超级丰硕的内涵。
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要紧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朝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
《六经》为“道”之载体,因此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可能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
到清朝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
关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以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
钱穆指出:
“经学家最大理论,莫假设谓道在《六经》,通经因此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
”[1](P421)余英时也以为:
“咱们试以实斋之‘道’与那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二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
……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大体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
”[2](P56-59)这种观点固然不错,可是若是咱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觉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朝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幸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短处,具有独特的明“道”方式与观念。
一
章学诚以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专门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
依照传统儒家的观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
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按时期和具体事物而永久存在的“道”。
其实,孔子何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
章学诚指出:
“夫子曰:
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
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天地焉。
夫夏时,《夏正》书也;天地,《易》类也。
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天地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那么其因此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
”[3](《易教上》)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致使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
章学诚指出:
“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
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那么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3](《原道中》)倘假设轻视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与人伦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义理,以为只此能够明“道”,乃是本末倒置之举。
宋明理学求“道”的局限,恰正是以为上古圣人之“道”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立存在,最终陷入理障。
章学诚以为:
“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因此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
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
假设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
”[4](《与邵二云论学》)在章学诚看来,唐朝韩愈所提倡的“因文见道”、“文以载道”之说在学理上有无错误是一个问题,而韩愈能不能够达到明“道”的境遇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
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
弓矢能够御寇,亦能够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
文能够明道,亦能够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然那么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3](《言公中》)由此可见,韩愈以文为载体而明“道”在学理上本不错,可是文章既能够使“道”显明,也能够使“道”隐晦,关键在于作者如何运用。
宋朝理学家不探讨“文能够明道,亦能够叛道”之度的问题,而从学理上笼统反对“因文见道”、“文以载道”的观念,不但不能证明韩愈错误,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与方式的贫乏和空疏。
章学诚极力反对宋明理学家标榜的只有通过探讨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论,说明“道”无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只是是“道”体之一端,远不是“道”的全数内涵。
他说:
“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
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
……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假设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那么是有道而无器矣。
”[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宋明理学“义理明道”的观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对学术与社会价值不大。
章学诚以为: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途,第其流弊,那么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
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那么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
”[4](《家信五》)理学空言义理以明“道”的方式,造成了元明以来学术的空疏,慢慢受到世人厌弃,也就不足为怪了。
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
“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3](《原道下》)因此,他提出“论理之文常欲使与叙事之文相间为之,那么遣言不易,而虚理、实事得以相互证发,是又道不虚行之明验也。
”[4](《跋香泉念书记》)这说明空谈义理的学问没有有效价值,不能达到对“道”的正确熟悉。
二
章学诚以为,清朝朴学家主张“训诂明道”具有专门大的封锁性,最终淡化了经学致用的功能。
自晚明以来,学者鉴于宋明理学空疏不实学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弊病,开始力矫其弊,治学慢慢转向征实的进展方向。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开始把空疏玄虚的理学返归到通经服古的经学之路,形成了治学注重征实的实学思潮。
到清朝的乾隆年间,邵晋涵、周永年“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点修四库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誉。
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
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
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
”[4](《周书昌别传》)人们完全厌弃宋明学者恃胸臆解经的风气,提倡通音韵训诂说明儒家经典,形成与宋明理学路数截然相反的“训诂明道”观念。
以音韵训诂通经释“道”,不失为明白得儒家经典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一些人却不恰本地夸大这种方式,大言标榜明“道”只能通音韵训诂,舍此别无他途,陷入了很深的门户之见,并在专门大程度上误导一些学者只顾埋头考据而不谈学术致用,把经学研究引上了自我封锁而最终走向死亡之路。
章学诚指出,清朝朴学家矫正宋明理学离事而言理的明“道”理路,主张通过训诂历代名物度数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举措。
他说: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医生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
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
……故道不能够空诠,文不能够空著。
三代以前,何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何尝以文为高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
”[3](《史释》)既然三代时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么通过训诂三代名物度数,考订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固然确实是超级适当的途径。
章学诚评判戴震的学术,迥然超出同时期人的观点之上,并非仅仅简单地把他视作考据学者,以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空说义理,而是充分确信其志存明“道”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主张的偏颇的地方。
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因此然,将以明道也。
……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
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
前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
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准以闻道,那么亦过矣。
”[4](《书朱陆篇后》)他指出清儒出于门户之见而宣称不通训诂那么无以明“道”,又从正确走向了错误,在学理上说明不通,因为学者研究音韵训诂只只是是学术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全数学术,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音韵训诂之外还有其他明“道”途径。
他说:
“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前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
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
……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那么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
”[4](《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批评某些人以为训诂考订能够穷尽天下道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意较量名数之异同,分辨音训之当否,如斯罢了矣。
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3](《答客问下》)这种错误尽管在形式上和宋明理学空言义理明“道”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却没有本质区别,都达不到对各类事物、学术乃至社会的正确熟悉。
章学诚说:
“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
然那么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
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那么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
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辨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焉。
”[3](《答客问上》)章学诚由此进一步批评说:
“近日学者多以考订为功,考订诚学问之要务,然于义理不甚求精,文辞置而不讲,天质有优有劣,所成不能无偏可也。
纷趋风气,相与贬义理而薄文辞,是知徇一时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于道。
”[4](《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专门反对学者治学存在门户相争,指出这种态度无法求“道”。
他说:
“学者之于术业,不难于辨异,而难于辨同中之异。
……惟同此术业,而同中有其殊异,为己身所未历,于此而能坚信异之不害于同,斯能够见道矣。
盖登泰山绝顶,那么知万万途径之所通也。
登者止择一径,而以他径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
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
”[4](《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乾嘉朴学末流学者对主流学者的主张知其但是不知其因此然,既不能有创建丰硕学术进展,又互争门户而加重了学术积弊,不但达不到对“道”的正确熟悉,而且治学故步自封,慢慢陷入僵化衰落的境界。
三
在整个中国学术进展史上,不论是“文以载道”,仍是“义理明道”,抑或是“训诂明道”,开始提倡其学术观念者都是针对学术中存在的积弊有为而发,对丰硕“道”的内涵作出了踊跃奉献。
可是,社会上跟随风气而骛于功名的末流学者知其但是不知其因此然,加重了各类学术思潮的偏颇,最后走向了反面,与开辟学术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驰,结果阻断了探讨“道”的正确途径,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
章学诚指出:
“学博者擅长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
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
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
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那么义理亦无当于道矣。
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因此然也。
”[3](《原学下》)由此可见,章学诚并非仅仅针对清朝朴学“训诂明道”的局限和偏狭提出批评,而是全面考察中国学术进展的历史,抨击历代学者各自尊崇辞章、考订、义理明“道”而分畛域,彼此轩轾解决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张。
他说:
“所谓学者,果何物哉?
学于道也。
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忽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
义理必需探讨,名数必需考订,文辞必需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
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罢了矣。
”[4](《与朱少白论文》)这就说明,学者若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和正确的方式,训诂名物制度能够充实“道”的内涵,著文阐发道理能够丰硕“道”的形式,探讨事物义理能够提高“道”的层次,三者交相为功,就会大大增进人们对“道”的探讨进程,亦即对事物的真理和社会的规律的正确熟悉。
章学诚对“道”的论述,最突出的特点确实是结合社会历史的进展,具有历史的性质。
他反对学者仅仅局限于通过《六经》明“道”的成见,力倡“以史明道”的观念,对“道”的熟悉达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极大地丰硕了传统史学功用的理论。
第一,章学诚超越了历代儒家仅仅从《六经》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经》以前“道”的存在方式。
他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
曰:
天地之前,那么吾不得而知也。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
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
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
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3](《原道上》)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道”是随着事物的产生、进展而自然形成的,即如人类社会中仁义忠孝、礼乐刑政之“道”,也是随着人类的形成、繁衍和社会分工的显现而慢慢形成,表现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程。
随后,章学诚又探讨了“道”的含义:
“《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
‘继之者善,成之者性。
’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
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
道者,万事万物之因此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固然也。
人可得而见者,那么其当但是已矣。
”[3](《原道上》)他在那个地址完全揭开了历代儒家编织的所谓圣人之“道”的神秘面纱,把“道”看成是宇宙万事万物自身存在的东西,对其内涵作了唯物的说明。
他以为“道”是“万事万物之因此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固然”,承认“道”是物质背后起作用的内在规律或法那么,世间的万事万物是“道”彼此作用的结果。
这种说明已经超级接近了对真理的科学熟悉。
既然“道”不能“形其形而名其名”,因此三代以前之人皆于一阴一阳之迹而见“道”,也确实是在事物自然进展进程中求“道”。
章学诚说:
“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世人之不知其但是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
故不知其但是然,一阴一阳之迹也。
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世人,斯为圣人。
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
”[3](《原道上》)由此可知,上古社会之“道”皆合于人伦日用,以明治教之极。
“道”亦无定名,更不属于某家私器。
因此从历史进展的角度看,本不存在后世儒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以贯之之“道”,更没有圣人以《六经》为后世垂法的情形。
第二,章学诚以为依据《六经》只能考察三代社会之“道”。
春秋战国之际,学在官府地位被冲破,开始显现私家治学局面。
诸子百家为阐扬自己的学说,纷纷揭明治学宗旨,“道”始因人而定名。
儒家为宣扬自己的学说,与诸子百家相对抗,标榜自己继承了尧、舜以来的道统,而以《六经》作为载“道”之书。
章学诚指出:
“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
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伶俐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伶俐才干不入于范围,那么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
……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
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
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
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
”[3](《原道中》)三代“道”寓于“器”,因此“道”不虚悬,而皆有实指。
“道”乃天下之公器,而没有私为某家之“道”。
后世“道”因人而名,人各私据,那么“道”无定体,虚悬不实。
章学诚说:
“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
如曰夫子之道,忠恕罢了矣;悦周公、仲尼之道。
盖因有他道,而始别其名也。
如曰许子之道,墨者以薄为其道。
诚如韩子所谓道其所道是也。
”[4](《杂说》)因此,学者聚讼纷纭,为标榜自己知“道”,各逞其能,结果推求过深,反而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弄得支离破碎,莫衷一是。
章学诚以为:
“君子学以致其道。
道者,自但是已。
见为卑者扩而高之,见为浅者凿而深之,见为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为道也。
”[4](《礼教》)后世距离上古三代日远,要探讨其社会进展进程及其法那么,只能从历史事实中考究,而不能主观穿凿附会求“道”。
他说:
“学术固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因此然者,皆上达之道也。
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
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
”[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说明正确的途径是即“器”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载三代社会历史事实的史书,乃是载“道”之“器”,故明三代之“道”必由《六经》。
章学诚指出:
“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粹,创新述故,何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何尝分居立言之功也。
”[3](《言公上》)既然孔子没有分居立言之功,那么试图通过阐发孔子微言大义以求“道”和通过训诂孔子言论以求“道”,都达不到对“道”的正确熟悉。
再次,章学诚突出强调依照后世社会历史进展探讨历史演变之“道”。
他熟悉到仅仅提倡以《六经》明“道”具有无法克服的缺点,因为《六经》既可为明“道”之资,亦可为晦“道”之具,这取决于学者对“道”的体认。
章学诚说:
“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
……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
《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
”[3](《说林》)所谓不善治《六经》、三史者,是指宋明理学末流“舍器而言道”与清朝朴学末流“即器而忘道”两种情形。
更要紧的是,既然《六经》所包只是三代社会历史之“道”,那么欲明秦汉以后历史进展之“道”自然不能局限于《六经》。
但是宋明理学家以为《六经》所载满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社会有盛衰,可是天理却永久不变。
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进展的实际,故而缺乏说服力。
清朝朴学家那么只对上古三代历史感爱好,而不关切后世社会历史进展法那么。
可见主张以《六经》明“道”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能说明秦汉以下中国历史的进程。
章学诚对那个问题具有明确熟悉: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3](《原道下》)这就清楚地说明,后世历史的进展和所显现的新生事物,是《六经》无法包括的,显然不能从《六经》里去探讨,而只能依照社会历史的进展转变来讲明。
章学诚明确指出:
“史家信志之原,本于《官礼》。
……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
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能够制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也。
”[4](《礼教》)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主张,从全然上弥补了前人的缺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他说:
“经史者,前人因此求道之资,而非因此明其学也。
经师教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终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
”[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由历代典章制度能够明“道”,而《六经》又是记录先王典章制度的史书,因此由史能够明“道”。
章学诚自称:
“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
”[4](《上朱中堂世叔》)因为经学若是没有史学作基础,很容易流入空洞虚无,陷入空言天人性命之理的误区;或流为支离解经,陷入烦琐考据的误区。
章学诚说:
“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
……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
余仅能议文史耳,非明白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那么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
”[4](《姑孰夏课甲编小引》)因此,他明确指出:
“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
”[3](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可见章学诚提倡“以史明道”,只是对前人轻视史学的矫正,而不是效法心存门户之见的学者那样,试图以史学取代经学,以为舍史无以明“道”,走上前人排斥异己的循环怪圈。
他明确指出:
“前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
……《通义》所争,但求前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
”[4](《上朱中堂世叔》)强调了史学与经学一样,都具有明“道”以经世致用的性质。
如此史学就进一步摆脱了依附于经学的地位,真正达到了自觉程度,能够与经学不相上下,真正实现了自司马迁以来历代史家追求史学“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在中国史学进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四
综上所述,可见章学诚关于“以史明道”观念乃是要全面扭转“文以载道”、“义理明道”和“训诂明道”各标独得、互争门户的不良学术风气,主张全面揭露社会历史演变之“道”和学术文化进展之“道”。
章学诚极力反对治学存在门户之见,以为“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3](《浙东学术》)他在《文史通义》中撰《原道》三篇,时人不明宗旨,皆不以为然。
邵晋涵刻画那时的情形说:
“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中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依书相规诫者。
”[3](《原道下》)章学诚自己说明说:
“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
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
”[4](《与陈鉴亭论学》)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
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3](《原道下》)另外又撰《原学》篇,专门批评因门户之见而造成“道”体支离难全。
这篇文章的宗旨,正如章学诚所说:
“《原学》之篇,即申《原道》未尽之意。
”[4](《与陈鉴亭论学》)一样说明反对治学各分畛域而彼此解决的风气。
至此,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章学诚“以史明道”的要旨,一是主张在社会历史与学术文化进展演变进程当中考察“道”的内涵;二是主张在全面总结辞章、义理和训诂明“道”成绩的基础上对“道”作出整体把握,全面考察其内涵,标志着中国古代学者明“道”观念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和最高成绩。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
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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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学诚 明道 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