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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伽达默尔
解释学————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一、生平与著作
海德格尔为解释学朝存在本体论转向提供了一般的理论原则,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系统地建立了作为存在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在当代哲学界甚至哲学之外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伽达默尔也由此成为当代解释学大师和德高望重的哲学家。
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生于1900年,自幼对文学、历史、艺术感兴趣,他的父亲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本专业很出色,也试图引导伽达默尔走上研究自然科学之路,因此在伽达默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各种办法来吸引伽达默尔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最后的结果令他父亲大失所望,伽达默尔仍然依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选择了理论学术研究这条道路,其父终其一生对他的选择都不满意。
投身于学术研究就是走上一条漫长的历险之路,年轻的伽达默尔首先面临的思想上的痛苦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给德国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迷茫,伽达默尔在《自述》中写道:
“在此迷惑中要想深信不疑地与现存的传统保持一致,已实属不可能。
正是这种不知所措的处境成了促使我进行哲学研究的动力。
”“新康德主义在当时虽然仍具有一种真正的、虽说并非毫无意义的世界意义,但它如同自由主义时代自负的文化意识及其以科学为依据的进步信念一样在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被砸得粉碎。
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都试图在一个失去了方向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新的定向……痛苦和新尝试,贫穷无望和青年人的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彼此进行着斗争。
”
关于伽达默尔在思想上的求索和摸索的详细过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真理与方法》下卷中伽达默尔就自己的学术道路所作的《自述》。
下面我们主要看看伽达默尔是如何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面对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危机而生发出自己的解释学理论的。
1922年伽达默尔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于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所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从此成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同时也是同事。
在《自述》中,伽达默尔承认,正是在这个讨论班上的学习,使自己“首次实际地进入了解释学的普遍领域”,他本人也深深地被海德格尔的思想所吸引,他说,“他做得极为出色,以致在我们看来他几乎成了一个复活的亚里士多德,他通过自己观点的力量和自身原始概念构成的独创性而吸引了所有的人。
”(《真理与方法》P777)
在此之前,伽达默尔同其他很多青年学者一样,坚信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会给德国哲学界带来新的希望。
来到弗莱堡以后,伽达默尔也见到了在此任教的胡塞尔,对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是,伽达默尔很快感到,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是破除旧的形而上学而成为一门彻底严密的科学,但又最终回到了先验的基础,仍然蒙有德国唯心主义的阴影。
伽达默尔赞同胡塞尔让对象直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中,通过内心体验去研究对象在人的意识是直接呈现的经验的思想,但不同意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
因此,伽达默尔更多地倾心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向伽达默尔这些青年学生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对此在的分析揭示了存在的时间性,彻底破除了旧的形而上学,一举改变了时代的哲学意识。
可想而知当时伽达默尔受到的影响和震动是多大,晚年伽达默尔回忆这段经验时说:
“当时我们期待着一种全新的哲学方向,这种哲学方向尤其是与现象学这充满魅力的词连在一起的,但是胡塞尔……仍停留在具有新康德主义印记的先验唯心主义上,正是海德格尔给我们带来了哲学思维的全新帮助。
”
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他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所显露出的解释学危机看作一个“谜”,他没有在这个谜前止步,而是仅仅回避了海德格尔哲学归宿的形而上学问题,沿着海德格尔反心理学和反方法论的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了本体论解释学,并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解释学体系。
从1949年,伽达默尔离开法兰克福大学到海德堡任教授开始,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来写作《真理与方法》,1960年《真理与方法》出版。
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伽达默尔明确指出:
“我的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对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说明,而是要揭示所有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并进而说明,理解从来不是对于某种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对于对象的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言之,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
”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并非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并不追求“一般解释学”所标榜的那种科学方法的“客观性”,相反,哲学解释学的中心是关注人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的状态,关注人类理解活动这一个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去发现一切理解模式的共同属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说:
“我认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
理解不只是主体的诸多可能行为之一,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本书中的解释学一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它表示此在基本运动中的存在,这种存在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从而包括了此在对世界的总体经验。
”
解释学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说明哲学解释学研究的是本体论问题。
《真理与方法》这一书名本身就包含了海德格尔真理概念和狄尔泰方法概念的对立,其含义实际上是个二难推理:
要真理,就不能要方法,要方法就不能有真理,任何方法都不能与真理划等号,要追求真理必须深入到方法论背后的本体论上去。
哲学解释学关涉到一个远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真理的问题。
传统认识论将真理看作是那种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
这种以求知为目的手段的活动中的真理观,在认识论领域内有其合法性,但推到极点,那种以认识对象为唯一标准,作为实践的工具(方法)的真理,则可能与人的存在相隔膜,甚至成为一种与人怎样立身处世这一生命意义无关的真理,使真理丧失了本体论意义。
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坚决抛弃这种异化真理观,确信真理就是存在的敞亮,即展露自身并随之揭示他者的澄明过程。
质言之,真理就是去蔽,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本真阐明。
因此,伽达默尔标举真理论,而反对狄尔泰的方法论,因为在他看来,狄尔泰想用自然科学方法原则要求人文科学,企图站在对象之外,用外在于对象的一套“方法”去认识对象,不仅不能“去蔽”,而且只能歪曲对象的“真实”本性。
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的经验,这种关于人生意义的真理,是用科学手段所无法证实或证伪的。
所以,正如利科所认为的,《真理与方法》这个书名改为《真理或方法》更为准确,意即在真理与方法之间作出抉择。
下面,我们看看伽达默尔对“解释的循环”这一难题是怎么看的。
伽达默尔认为,所谓解释学循环,其实是转向世界上的存在自身的结构,即转向主客体分裂的扬弃,而主客体分裂则是海德格尔提出的有关存在的先验分析的基础。
然而,伽达默尔写道:
“海德格尔随后又完全抛弃了解释学的概念,因为他看到这个概念不能使他走出先验思辩限定的范围。
这样,他的哲学本来试图通过他所谓的转向来回避先验的概念,却越来越陷于表达方面的困难之中,以致众多读者认为他的哲学中诗意多于哲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于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开辟可以介绍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不是现存的存在——的说法的道路。
这使我深究传统解释学的历史,并在我的批判中努力突出它所隐含的创新因素。
”关于这一段历史,大家可以看《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在那里,伽达默尔对解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从自己的真理观出发,伽达默尔强调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进而将解释学分成三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
这分别就是《真理与方法》中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第二部分,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第三部分,以语言为主线的解释学本体论转向。
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包含着比单纯的“方法”更多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伽达默尔因此将这些丰富而生动的意义内容,纳入到一条逻辑道路,并展开了他著名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等解释学原则和观点。
在具体地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进行阐释之前,我们来看一下伽达默尔的著作。
伽达默尔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到1971年他发表的作品已达300余篇,现在依然笔耕不辍。
一般把伽达默尔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前解释学时期——解释学时期——解释学的发挥时期。
前解释学时期的主要著作有:
《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柏拉图与诗人》(1934)、《歌德与哲学》(1947)。
解释学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真理与方法》(1960),《真理与方法》的发表也标志着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宣告成熟,这一时期另一代表作是《哲学解释学》,收集了1960—1967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解释学反思的范围;第二部分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哲学解释学。
第三个时期——解释学的发挥时期,主要指伽达默尔运用已形成的哲学解释学观点来分析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方面,他继续写作了大量的文章来阐发《真理与方法》中的基本思想,同时,他自觉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中心。
著作有《小论文集》(1967—1977)(包括4卷:
第1卷哲学/解释学;第2卷解释;第3卷观念与语言;第4卷变体;这本书对他思想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论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因果论到社会科学的真理、意识形态批判、20世纪思想的哲学基础、未来设想、哲学与犹太教、智力与犹太教、智力问题、哲学中的历史问题和医学等等),《科学时代的理性》(1976),《黑格尔的辩证法:
五篇解释学研究》(1977),《诗学:
论文选集》(1977)。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时期,他曾说,自己之所以在晚年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实践哲学方面,其原因在于六十年代后期与哈贝马期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伽达默尔发现,仅仅在理论形态中进行解释学的反思,并不能真正破坏并超越虚假意识的解释,因为人毕竟是社会的文化的人,人的理解受其社会因素的制约。
伽达默尔日益步入实践哲学领域,把意义的来源从语言行为转向了实践哲学活动,在他看来,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一样,都是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和反思应考虑如何应用于实践的领域”,一切玄思妙想的哲学思想最终都要归结到社会和人生的主题之中。
1985年,伽达默尔写了《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直面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研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批判。
他希望人类能够恢复理论和实践并生的生活模式,以正确的理论指导良善的生活实践,而努力摆脱战争、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等各种危机。
他呼吁,以理性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准绳,以艺术不断陶冶人们的大智大勇、大慈大悲的情怀,使人日益挣脱本能而跃上理想的属人的新的生活境界。
下面我们来具体阐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
二、理解的历史性
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的是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理解对象的理解。
传统解释学把解释定义为“避免误解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既然理解者和本文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的鸿沟,那么在理解时不可避免会产生理解者主观的成见和误解,而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由于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越过“现在”的障碍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即把握作者或本文的原意,这样理解的历史性就是应予克服的主观的、偶然的因素。
伽达默尔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
他认为,由于传统哲学这样来看待历史性,那么为了克服和超越理解的历史性和时间距离,就必须具有和掌握一门专门的研究方法才能避免误解,解释学就成为关于这种方法的研究,这样,解释学就被看成是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这恰恰掩盖了解释现象的真实情况。
伽达默尔认为:
1、理解或解释者的历史性是无法消除的——效果历史
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作者具有基于他的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作者总是处于某个一定的世界中,总有服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那么从中可以得出的逻辑结论是:
读者或者说理解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中,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
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解释者还是解释对象,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理解或解释者的历史性是无法消除的,我们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定读者自身的历史性。
所有伽达默尔说,“在解释者和作者之间有一不可避免的差异,这种差距是由他们之间的历史距离造成的。
每一个时代必须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那一留传下来的本文。
”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解释者的历史性,而是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历史性的意识,就是伽达默尔所称之为的“效果历史的意识”。
在他看来,把自己置身于前人或他人的地位,完全超越自己的任何观念,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的,人们毕竟是从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出发去理解前人和他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就叫“效果历史的意识”。
那什么是“效果历史”呢?
所谓“效果历史”,应被叫作“有效果的历史”更为合适,意思是说,人总是历史的人,历史对人总是产生一定效果的,人总是在一定历史的影响下去理解和解释的。
他说,“我用这个词指我们不可能使自己摆脱开历史演变,或者说,不可能使自己与其保持距离,以便使过去变成我们的对象。
我们永远处于历史中,就是说,我们意识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以致于意识不能随便地使自己面对过去。
”他认为,当我们力图理解一个与我们历史距离的历史现象时,我们总是服从于效果历史的原则。
效果历史预先规定了哪些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研究的东西,哪些是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东西。
尽管这种效果历史的因素未被认识到,未加考虑,但在一切理解中,不论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力量总是在起作用,即使是在认为自己克服了自己的历史性的人身上,效果历史也仍然起着支配作用。
因此,伽达默尔说,“效果历史的意识乃是理解活动本身的一个要素。
”
效果历史为理解活动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解释学并不是一种找寻正确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而是解释和现象学描述在其时间性和历史性中的人的此在,因此,理解就从来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也就是说,理解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
因此,解释学的任务不是单纯地复制过去,复制原作者的思想,而是把现在和过去结合起来,把原作者的思想和解释者的思想沟通起来,理解按其本性来说,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
“效果历史”这一概念涵盖了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其意义在于化解主观主义的历史观与客观主义的历史观之间的争论。
按主观主义的说法,历史是人的主观建构,一切历史于是都成了现代史;按客观主义的说法,历史是要忠实地再现过去,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两种观点伽达默尔都反对,在他看来,历史既非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既不是人的主观创造,也不是对过去的客观事实的重新发现或复制,而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和统一。
2、成见是理解的必要前提
成见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认为,成见并不象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需要克服和抛弃的观念,恰恰相反,成见是理解的必要前提。
所谓成见,就是先入之见,是预先理解,指那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指导人们在解释和理解中进行设想或预期。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固有的历史性有三个基本方面:
即在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以及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
这些历史性的制约因素构成“成见”。
在他看来,人们在理解之前和理解过程中,总是对理解对象抱有某种期望和设想,一个想要理解某一本文的人,永远是一个进行设想的活动的人。
本文中某一意义的突然萌发,是由于他在阅读本文时就对某一意义抱有特别的期望,提出了一些预先的设想或假设。
可见,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不是消极地接受本文思想的过程,而是解释者积极地创造过程,是他积极地期望和设想的过程。
解释者的期望与设想是解释学的起点,而成见决定了期望与设想的产生。
这就是成见的作用,他说,“解释学一切必要条件中之首要条件,总是一个人自己的先行理解,这种先行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主体相关联的存在。
”为了进一步强调成见的作用,伽达默尔提出了“合理的成见”这一概念。
他说,“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建立‘成见’这一概念,而且我们要想对人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给予公正评价的话,就必须承认存在着合理的成见这一事实。
”
成见不一定都是错误的,不好的,解释者心中的成见和先行意义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他不可能事先把那种使理解成为可能的生产性成见与那种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成见区别开来,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在理解本文的过程中,成见产生的期望总是不断受到修改而发生变动,理解者不断意识到原来的成见已经过时而形成新的成见,因此,问题并不是在理解和解释时抛弃成见,而是要在理解过程中分清什么是使理解成为可能的生产性成见即合理成见,什么是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错误成见。
那么,我们理解时的成见来自哪里呢?
来自传统。
3、传统既是我们理解的前提,又是我们理解的结果
伽达默尔认为,成见或预先理解来自传统。
一般来讲,传统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权威形式,启蒙思想家反对成见的口号本身就是对传统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传统同理性和自由是对立的。
承认传统的权威,就是对传统的纯粹的盲目服从,是获取知识和真理的严重障碍。
伽达默尔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传统就是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用理性反对传统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但传统并不是象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是理性和自由的对立面,传统仍然可能是真理的来源。
因为传统并不只是保存旧的东西,它确实是保存,但却是在一定历史变化中有选择的主动的保存。
传统作为保存,就象革命和更新一样,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有的东西能流传下来,而有的东西却早已湮灭了,能够流传下来成为传统的东西,恰恰说明它具有生命力,具有真理性因素。
因此,传统和真理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
可见,伽达默尔讲的“传统”,与所谓的“传统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传统主义认为,一切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
而伽达默尔认为,不能把传统看成是静止的现象。
“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
”这即是说,一方面传统是我们理解的前提,解释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去理解本文,传统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产生传统,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些新的理解马上构成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就是这样发展的。
只要我们理解,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发展。
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
4、时间间距
即然理解的历史性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的理解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那么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之间的时间间距也不是象古典解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达到正确的理解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
在伽达默尔看来,本文真正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原意或他最初的读者对本文的理解,理解对象和理解者都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本文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理解者共同决定的,即是由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所决定的,而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是永无穷尽的,因此,一段本文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的时间间距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而且也不应该克服,应把它视为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此外,正如有些东西太近了反而不容易看清,一定要有一段距离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全貌一样,时间间距还有一种过滤我们自己不知的对理解对象的错误成见、预设及功利性看法的作用。
例如,对于同时代的一些艺术作品的真实内容和意义,人们往往很难作出确定的判断,因为人们总是带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成见去研究它们,以至于无法确切地认识它们。
只有当它们的同时性逐渐消失后,对它们才会有中肯的、全面的理解。
同样,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在时间间距消除了我们对于对象现实的功利的兴趣之后,使我们对它只有历史的兴趣,对象的真正意义才可能充分显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时间间距将把一切成见都过滤掉或排除掉,而是说,时间间距过滤掉一些不适当的、错误的成见,同时也保留和增加了一些合理的、建设性的成见,因此,时间间距同样是理解的本体论的先决条件之一。
时间间距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它本身在不断地运动和扩展,它在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打开一个区域,正是这个区域使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视域融合”得以可能。
一、理解的过程是“视域融合”的过程
上文所说的理解的历史性和效果历史意识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解释学处境,处境这一概念表明我们总是处在某一具体的解释学情景中,并且也体现了一种对我们的视野的可能性的限制。
处境是历史的产物,人始终存在于处境之中,并且在处境中理解,人不能站在处境之外对处境进行完全的把握。
伽达默尔认为,处境概念的一个本质的部分就是视域(horizont,也译为视界,视野)。
1、视域及视域融合
如前所述,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
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谁不能把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不能真正理解本文,理解历史流传物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有自己的视域,理解的过程并不象古典解释学要求的那样,理解者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理解对象的视域之中,这种要求在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由于传统和成见的作用,每一个理解者和解释者必然有自己的“现在视域”。
不过,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
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而是在理解中扩大自己的视域,使自己的视域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
理解就是理解者和解释者的现在视域与对象所包含的各种其他视域相融合的过程,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过程中,历史和现在,客体与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
伽达默尔说:
“对过去的理解,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界。
但这并不是靠着把自己置入一种历史境遇之中而来获得这种视界。
相反,我们一定总是已经有了一个视界,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置入一种境遇之中。
因为,所谓‘把我们自己置入’于一种境遇中,这是什么意思呢?
无疑这并不只是要漠视我们自己。
当然,就我们必须设想其他境遇而言,这种漠视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必须也把我们自己带入到这另一个境遇之中。
只有这样才实现了‘把我们置入’的意义。
”
2、解释学经验
我们对视域融合的经验即是一种解释学经验。
经验这个概念在伽达默尔的整个解释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伽达默尔认为近代哲学中的经验概念是我们所有概念中最模糊的概念,它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那种经久不变的、能无数次重复的经验。
但伽达默尔认为,经验的真理始终包含一种朝向新经验的倾向。
经验内在的历史性因素决定了经验本质上是开放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人的历史本质的一部分。
经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容纳进新的东西。
同时,经验始终对新的经验开放意味着人的理解、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
人始终扎根于历史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置身于世界,尽管他的视域和他的经验不断变化和发展,但他决不会获得无限的理解和完全的知识。
他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总是趋向一个更大的、但仍是有限的对于世界的理解。
因此,经验是人类有限性的经验,开放性和有限性构成了经验的一般结构。
这种形式的经验就是“解释学经验”。
伽达默尔提出解释学经验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科学的经验概念,他只是要把科学的经验概念限制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不让它扩展成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经验。
对他来说,最原始、最基本的经验是解释学经验,因为它同我们存在的历史性相一致。
1、对话与问答逻辑——理解是一种对话事件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经验既不象科学那样是独白式的,也不象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那样是辩证的,而是一种对话的模式。
对传统开放就是和传统对话,理解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出来,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对话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式。
(伽达默尔认为人类思想中存在着三种逻辑:
一种是科学的“独白式”逻辑;一种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另一种就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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