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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内容提要: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
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
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又发生了局部的变态发展。
“内蒙外汉”二元体制下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相互影响,是元代及明前期社会“走上一变型”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
元代明前期变态发展内蒙外汉
数十年来,唐宋社会变迁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经济史同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是颇有理论意义的讨论,确实能给古代史学者(特别是元明清史学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稍有遗憾的是,关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几乎没有人问津。
国内外元史学者研究具体问题较多,但对元王朝给予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深重影响注意不够。
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军制、分封制、对外关系等具体问题。
而明史学者除了吴晗、王毓铨、郑克晟等,很少涉及元代。
三个月前,承蒙陈春声教授告知:
着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生前曾经说,他不喜欢明朝,不喜欢朱元璋。
傅先生的两“不喜欢”披露出:
元明之际似乎存在某些与汉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
这更增加了笔者探讨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的兴趣。
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是否发生过较大变动?
如果发生过,其表现如何?
对当时社会整体结构和发展轨迹是否产生影响?
对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影响又如何?
本文分六个问题,予以初步探讨和阐发。
一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一:
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
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
北宋灭亡以后,形成了又一次南北对峙。
以淮河及大散关为界,北方是金、西夏和后来的蒙元政权,南方是南宋。
北方中原地区过去是非常先进的,特别是汉唐时期。
从唐后期到北宋,北方的经济已受到一定的破坏。
元朝统一前后,由于女真、蒙古入主中原和战乱频仍,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前朝,相对于南方,显着落后了。
原南宋占据的广大地区经济继续得以发展繁荣。
不仅江浙地区经济富庶发达,湖广、江西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和进步。
据初步统计,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的元代腹里地区,其年度税粮数为2271449石,江南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年度税粮数为6496018石,江南相当于腹里的2.86倍(不包括江南三省130103锭的夏税)。
北方腹里地区年度商税额数为303368锭,江南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年度商税额数为400383锭,江南比腹里多出近1/4。
①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元统一以后的南、北区域差距更为明显。
中原经过长期的战乱,残破比较严重,户口凋零,经济发展缓慢,国家的财赋不得不进一步仰赖东南。
从元世祖朝开始,因为依赖江南粮食供给,大都城内居民吃的粮食也由粟麦改为稻米为主。
于是就有了每年上百万石的稻米海运北上,就有了对南方的过度榨取和所谓“穷极江南,富夸塞北”②,最终成为80年后南方的大规模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反对应的是,政治上北方支配南方。
元朝国都自漠北和林南移到上都和大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
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
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
郑克晟先生讲到明朝南方地主与北方地主的对立③,很深刻,对笔者很有启发意义。
从明初的政治格局中,我们大体可以窥知,朱元璋严厉打击苏松地主,起码他不搞江南本位,不把江南当作主体来依靠。
建文帝则依靠江南文臣,搞的是南方本位。
朱棣“靖难”起兵燕京,最后定都燕京,他奉行的无疑是北方本位。
同时朱棣又不得不依赖东南财富,依赖自南到北的漕运命脉。
稍有变化的是,明朝大运河漕运取代了海运。
在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方面,明成祖以后与元王朝如出一辙。
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
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几乎延续了近八百年。
元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有两个新动向:
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经是先秦西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
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
到宋代,已经元所谓分封制了,政治方面宋朝宗室的待遇也不高。
正如顾炎武所说:
“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
”④而元朝时期,包括草原封国、中原食邑和投下私属等内容的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帝国共始终。
元分封制余波还荡及明朝。
明初朱元璋共封皇子23人为王,多数出阁之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卷九四《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北方腹里年度商税额包括大都和上都商税。
②《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参阅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日知录》卷一四《封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
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
①
元代的一项积极的建树,是创立了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
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
十一行省犹若十一大军区,又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为枢纽。
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
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
元行省制创建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近代影响至深且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没有大的改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
只是省的数目略有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收相制于外和强化中央集权之效。
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
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的模式。
②
二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二:
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
元朝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统一强制流通纸钞的国度。
包括宋朝交子、会子和元纸钞,总体上是宋元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
马可波罗称之为“点金术”③。
传到西方以后,发挥了先导作用,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元初中统钞发行,设有较充足的准备金,又制定了一套包括纸钞与白银子母相权,银本常不亏欠,京师总钞库不得动支借贷等严密规则。
当时收到了经费省,银本常足不动,伪造者少,视钞重于金银,实不虚,百货价平等较好效果。
④“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
”⑤特别是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包银全部以纸钞输纳后,又彻底祛除了蒙古国包银强制输白银的弊端。
⑥元人李存诗赞曰:
“国朝钞法古所无,绝胜钱贯如青蚨。
试令童子置怀袖,千里万里忘羁孤。
”⑦
宋朝发行纸币,最初是由铸造铜钱的原料缺乏而引起,“钱荒”成为10至15世纪中国传统的铜钱货币流通难以克服的物质障碍。
推行纸钞,不仅有中统年间的上述益处,在16世纪荷兰人的白银尚未大量流人中国以前,推行纸钞应该是解决“钱荒”货币困难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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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着《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吴缉华:
《论明代封藩与军事职权之转移》,《大陆杂志》34卷第7、8期,1967年。
②参见拙着《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④《秋涧集》卷八○,《中堂事记》(上)中统二年正月,二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⑤《紫山集》卷二二《宝钞法》,三怡堂丛书本。
⑥《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四部丛刊本。
⑦《俟庵集》卷二《伪钞谣》,四库全书本。
对普遍推行纸钞,应该慎重全面地分析看待。
纸币对元代财政经济的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
纸钞有其方便和积极的功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消极的一面。
元代商品经济发达水平,并没有达到必须流通纸钞的地步。
元代纸钞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与元朝本身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流通需要并不完全适应。
恐怕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国家解决“钱荒”而强制性实施的权宜行为。
由于缺乏现代银行制度,由于元朝财政方面的其他弊病的混合作用,推行纸钞又容易带来财政方面的动荡。
首先,元帝国在用兵、赏赐、佛事等方面耗费巨额资财,常常动用侵占白银钞本,自乱钞法。
国家财政赤字偏大,不得不以多印纸钞和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
再则,元代民间印刷技术长足进步,伪造钞票泛滥成灾,即使朝廷使用严刑峻法,也无法遏止。
于是,元朝的纸钞变更过多次,结果是越变越虚。
①变钞对于百姓生活的祸害和冲击最大。
元末农民起义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其一是修黄河,二为变钞。
②客观地说,纸钞在较大范围内补充代用是适宜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概终止铜钱流通,将纸币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元朝也曾短时间流通过少量的铜钱),就是利弊相参的事情了。
纸钞对明朝的影响也比较大。
明朝前期,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到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60年间主要使用大明宝钞,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到嘉靖初银、钱、钞三币兼用。
③纸钞至少是作为铜钱的补充形式,继续流通,在解决“钱荒”方面仍然有其积极效用。
直到16世纪明朝与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贸易顺差,使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白银上升为主要货币,“钱荒”问题不复存在,纸钞才完全退出流通。
“工商食官”是先秦传统的工商业政策。
之后,除了西汉“平准”“均输”和魏晋隋唐某些时段外,多数时间都是私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和繁荣。
这也是中古文明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方面。
元朝则出现官营工商业程度不同的卷土重来。
首先是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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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十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②《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参阅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蒙元时期的官营手工业,肇始于成吉思汗军事征服。
蒙古西征和南下攻略金朝及西夏之际,掳掠了数量可观的工匠,后迁徙安置,分局造作,形成早期的官营手工业。
元朝建立后的官营手工业分为工部、户部、将作院等中央部院,中政院、宣徽院、利用监等宫廷官署,行省、路总管府等地方官府,宗王公主等投下官府等四大系列。
包含的主要是纺织、陶瓷、制盐、矿冶、军器等行业。
生产者由掳掠私属或驱奴、签发匠户和罪犯配役三部分组成。
匠户、冶户、盐户均世袭充役,不得改变。
他们使用官府局院的工具、原料,在诸色匠官的监督下劳动,必须遵守规程和定额。
产品一律归官府,多数供宫廷、官府和投下贵族消费,少数也销售民间,进入流通。
①元代官营手工业以规模大,役使工匠多,机构重迭繁杂,管理效益低下而着称。
它的大量存在,对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肯定有妨碍牵制等消极作用。
尤其是在杭州丝织业等出现少量自由雇佣劳动的情况下,②元代官府手工业的落后性和腐朽性是显而易见的。
元代官营手工业对明前期的影响,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据有关研究,明代中期以前,官营手工业(特别是矿冶、陶瓷、制盐等业)在全国手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匠户的“住坐”、“轮班”,大多是到官府局院服役。
后来民间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但最终没有取代官营手工业。
③
元代的官营商业的规模和比重,不及官营手工业。
它主要是以斡脱商和部分回回官员亦官亦商等特殊形式出现,对明代的影响不大。
斡脱商,是回回人垄断的官商经营。
从蒙古国早期开始,皇室贵族就以委托回回人从事斡脱商营运的方式,间接投资于这种比较特殊的商业活动。
回回斡脱商人,以皇帝、后妃、皇太子、诸王的商业代理人出现,从领主诸王处贷与白银等为本钱,经营高利贷或奢侈品贩运。
因其贷金委托和利益回报的体制,斡脱商营运长期受到官府的庇护。
④某种意义上,斡脱商营运与清代皇商相似。
蒙元王朝还使用某些亦官亦商的回回人,为官府办事,甚至管理国家财政。
回回阿三(哈散)较早在额洏古涅河投靠成吉思汗,被接纳为侍从,1219年随术赤西征,充使者到速哥纳黑城劝降,不幸被杀。
这是蒙古国早期亦官亦商的第一例。
窝阔台汗十一年(公元1239年)通过扑买汉地赋税而掌管财政十余年的奥都刺合蛮,同样是个回回商人。
⑤元世祖朝回回人权相阿合马,虽然“根脚”是察必皇后的从嫁人,但原先的职业是商人。
他掌管朝廷财政20年,“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
其长子忽辛先后官居大都路总管、潭州行省左丞和江淮行省平章,也被忽必烈称为“贾胡”⑥。
阿合马父子无疑属于亦官亦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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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榘庵集》卷三《名善堂记》,四库珍本;参阅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七章。
②参阅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③参阅方楫《明代手工业发展的趋势》,《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4期;陈诗启:
《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参阅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修晓波:
《元朝斡脱政策探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⑤参阅杨志玖师《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⑥《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
蒙古统治者虽然来自草原牧区,却竭尽全力地推进和发展海外贸易。
元代的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显着发展。
元代的海外贸易最初沿袭南宋体制,是可以肯定的。
海外贸易的海港、海外贸易的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的海外贸易制度等,都是承袭南宋海外贸易。
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又增加两个特别的因素:
一是满足宫廷奢侈消费的中买珠宝,另一是斡脱商经营。
中买珠宝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而回回斡脱商人又往往参与中买珠宝。
①由于加入中买珠宝和斡脱商经营这两个新的刺激性因素,元朝海外贸易不仅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动力,还有了蒙古贵族上层的利益驱使,故而获得政府的全力推进和保护。
这与南宋海外贸易主要植根于发达的商品经济略有不同。
元朝还有两件值得充分关注的事情:
大规模江南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二者均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②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认为,海外征伐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给蒙元帝国已有的游牧国家与农耕国家混合体带来海洋国家性质,从而使蒙元帝国的发展步入了第二阶段,即成为横跨欧亚,包括陆地海洋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帝国。
③这应该是立足近世世界史发展轨迹的更为宏观的见解。
对杉山正明教授的说法,人们未必完全赞同。
但应该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
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曾经酝酿和部分实施过海洋帝国的美梦。
或者可以说,蒙元王朝及其统治的中国曾经破天荒地从运输、军事和贸易三领域大踏步地向海洋扩张发展。
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民间“寸板不许下海”,禁止商人与海外贸易。
从海外开放扩张改为“海禁”,明代的海外政策比起元代显然是倒退了。
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之类的官府海外交往和朝贡贸易,在永乐和宣德时期曾经十分兴旺。
某种意义上,元代的海外扩张对明郑和下西洋不无积极的影响。
三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三:
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
劳役,又称徭役,是古代百姓因官府强制而提供的劳作。
对百姓而言,劳役是一项很沉重的负担。
劳役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秦汉以后,劳役(徭役)经历了一个从繁重到减轻的演化过程。
魏晋到隋唐,尤其是均田制瓦解以后,国家往往采取实物货币代役等形式,劳役逐渐弱化,差役随之产生。
即使是差役,也要跟百姓财产相应挂钩,以适合其承受能力。
尤其到宋代,劳役基本不多见了,差役倒是大量存在。
差役比起劳役来说,虽然对百姓生计造成的破坏并不见得小,但毕竟在劳动强度等方面与劳役有一些性质上的差别。
时至元代,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元代实行职业户计制度——百姓按照职业被分为各种不同户计,如种田的称为民户,充军役的称为军户,充站役的称为站户,煮盐的称为盐户或灶户,充工匠的称为匠户。
④后二者与前述元代官府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发展关系密切。
这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阅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高荣盛:
《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详细情况见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韩儒林:
《元朝史》(下),第十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杉山正明:
《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日本日经ビジネス人文库2003年版。
④黄清连:
《元代户计的划分及其政治经济地位》,《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5年第2期。
元代就出现了诸色百姓依据自己的职业户计为官府服劳役的新局面。
何兹全先生将魏晋南北朝与元代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如下观点:
元朝曾出现全民当差服役,由编户到差户,变化很大。
①这是颇有见地,颇精辟的认识。
劳役重新加重,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派民夫充劳工模式(诚然,元朝也有类似情况)。
更常见的是,按照职业户计形式服劳役,如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以及打捕鹰房、也里可温(景教徒)、和尚(僧人)、先生(道士)、答失蛮(穆斯林)、儒户、医户等等,都必须按照职业户计名色为官府提供劳役。
这无疑意味着百姓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君民关系)的再度恶化。
按照职业户计服劳役,似乎是蒙古贵族从草原带进来的。
11、12世纪的蒙古人一概在草原上游牧,游牧是他们的单一职业。
踏入文明社会门槛前后,蒙古人开始有了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
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和成吉思汗军事征服同步。
在完成草原职业单一化向复杂化过渡的同时,蒙古贵族很顺当地将被征服地区的百姓按照职业分工来编定户计,进而按照世袭罔替的职业户计名色征发劳役。
因为全体百姓都被编入诸色户计,故呈现“全民劳役化”。
这一情况与魏晋南北朝很相似。
魏晋南北朝的部分百姓也曾被按职业分成若干户计:
“兵户”、“百工”、“伎作户”、“寺户”、“僧祗户”、“杂户”等,同样主要是少数民族带进来的。
“兵户”、“百工”、“伎作户”、“寺户”、“僧祗户”、“杂户”等地位很低,也是世袭罔替,不能随便变更。
需要说明的是,僧侣身份的和尚(僧人)、先生(道士)、也里可温(景教徒)、答失蛮(穆斯林)等如何为官府提供劳役。
因为这些户计以宗教传播和祈祷为职业,他们提供劳役或封建义务的形式比较特殊,即为蒙元统治者“告天祈福”②。
至于儒户,蒙元统治者起初也把他们视作传教士,故在职业户计及劳役方面让他们享受类似传教士的待遇。
元代全民当差服役,对明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朝的民、军、匠、灶四大户计以及其他按职业承担的劳役,肯定不是从宋朝传承来的,而是直接来自元朝。
除了民、军、匠、灶四大户计,至少在明前期还有油户、酒户、羊户、牛户、马户、果户、菜户、乐户、医户、金户、银户、船户、鱼户等八十余种专业户计。
③民、军、匠、灶等户计也是世袭的,不能随便改动。
明后期四大户计世袭才开始松动,由于募兵制的冲击,军户世袭制就不像前期那样严格了。
“全民劳役化”,一直到明“一条鞭法”推行,才得到彻底遏止。
全民当差服役,还进一步影响到明朝的君主专制。
正如何兹全先生所说:
“编户变成了差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
”“全民皆差户,这是明清专制主义的基础。
”“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
”④
再说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如果说全民当差服役反映了君民关系的主奴化,这种主奴化也适用于君臣之间。
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确实是元朝社会政治关系一个突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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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兹全:
《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②蔡美彪:
《元代白话碑集录》,《一二九六年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一三六三年整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③参阅王毓铨《明代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何兹全:
《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臣”就是奴隶的意思。
故夏商西周君臣关系中的“臣”,保留着较多奴隶或家臣的色彩。
春秋以后,君臣关系又不断发生进化演变。
随着职业官僚制度的确立,《韩非子》把君臣关系诠释为雇佣关系,而俸禄与效劳,又是基于雇佣双方所履行的义务。
后来,董仲舒的“纲常”学说兴起,君变成臣的“纲”,君臣主从统属关系再次被凸显和强化。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发展,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君臣关系中主从色彩又在淡化。
尤其是理学问世后,士大夫崇奉的儒家思想,有了追求的终极目标:
道与理。
在君臣关系上,除了强调“忠君”外,士大夫还强调“道统”,强调君、臣都要服从道统,道统先于君统。
①于是,君臣关系表现出一定的进步迹象。
宋代一些皇帝还标榜: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②。
当时还有了不杀文臣士大夫的不成文规定,士大夫获罪,一般只流放而不杀头。
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地位有所提高,人格上受到了一定的尊重。
时至元朝,情况大变。
忽必烈等将草原主奴从属习俗带入整个官僚系统,带入君臣关系。
朝廷内外大臣统统被当作黄金家族的奴仆,想打就打,想杀就杀。
捶击大臣的情况不胜枚举,常命令左右打大臣耳光,打的满嘴流血。
皇帝杀死宰相及其他大臣之事频繁发生。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九月,忽必烈诏谕:
“今后所荐,朕自择之。
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③在忽必烈的心目中,宰相也好,一般臣僚也好,都是自己的奴仆。
勤于职守,为主人效犬马之劳,就是称职的好官。
反之,不勤于职守者,格杀勿论。
本着这样的信条原则,平章王文统、右丞卢世荣、右丞相桑哥以及参政郭佑、杨居宽等正副宰相,一个个难逃被诛杀的厄运。
这与赵宋三百年文臣士大夫犯罪一般不杀相比,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数十年后,元顺帝妥懽贴睦尔又步其后尘,在诛杀大臣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元顺帝像走马灯似的撤换和诛杀宰相,被他杀掉的一品大臣据说有五百余人。
④
另外,汉唐时期,宰相和三公坐而论道,奏闻政事时皆有座位。
自北宋初,宰相奏闻开始失去了座位,常被论者视作相权式微的表现。
忽必烈朝确立的省院台大臣奏闻,大臣一律下跪进奏。
只有许衡之类的老年名儒,经皇帝特许,方能得到“赐坐”的优遇。
⑤臣下奏事时的待遇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
这应该视为北方民族臣下即奴婢习俗对元代臣下奏事的严重浸染渗透,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两代的相关仪制。
明代宫内奏事和清代皇帝“御门听政”,臣僚也需要下跪。
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阅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第551页;张分田:
《中国帝王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页。
②参阅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卷一《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元史》卷一○《世祖纪七》。
④《庚申外史》卷下,任崇岳笺证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⑤《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版。
⑥《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九,第一页上:
参阅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在君臣关系主奴化方面,明朝沿袭元制较多。
朱元璋《大诰》直言不讳: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
”①朱元璋竟对不为所用的士大夫大开杀戒,在他心目中,臣下不仅是奴隶,而且是任意摧折的草芥。
此与赵宋不杀士大夫文臣的政策,确是天壤之别。
朱元璋滥杀功臣,好像是学汉高祖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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