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依伊 《金庸小说新角色引入方式研究》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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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新角色引入方式的类型及特点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彭依伊

摘要：

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提出的“新角色引入方式”理论已成为小说、戏剧研究的基本理论，金庸小说的角色引入方式与其颇多相合之处。

金庸小说中的新角色无论其重要程度有怎样的差异，其不同的出场方式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大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金庸对陆菲青、陈近南、周芷若、东方不败、陈家洛等人物出场时的设置与描写，大多能契合普罗普的“新角色引入”的分类观点，在文本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金庸小说中新角色的引入，也有普罗普理论难以范围之处。

全面分析金庸小说角色引入方式的特点，对于进一步探讨其小说情节、结构的创新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金庸，普罗普，角色，引入方式，出场

引言

作为金庸武侠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物角色往往把握了小说情节走向的命脉。

因此金庸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大都花费不少心血，尤其在人物的引入方式上追求多变而各具特点，整体上构成了其人物引入方式上的谱系化特色。

纵观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从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到收官之作《鹿鼎记》，大多已成为民间通俗文学创作的经典之作。

它们既有精心铺垫的背景（包括历史背景与设计背景），又有宏大、严密的结构，情节的安排也兼具紧凑性、曲折性与趣味性。

当然，故事情节是金庸小说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这也很好地印证了情节对于故事文体的枢纽意义。

但情节的发展与结构相生相依，依赖于故事结构的支撑，情节才能显现出独特的魅力。

作为小说结构的一部分，新角色的引入方式与整个文本结构的完整性、严密性息息相关，不仅对人物本身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影响了情节的推动路径与文本风格的趋向等，这一点在一些关于小说人物出场的研究论文中都有涉及。

本文探讨金庸小说新角色不同引入方式及其原因，意义亦在此。

金庸小说与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理论的结合在学界被认为是一种较为创新的模式，邱健恩曾探讨过普罗普“叙事功能说”实践在金庸小说中的情形，陈平原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对这种结合进行了初步分析。

然而，关于普罗普“人物引入学说”与金庸小说的关系，目前还鲜有关注。

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普罗普将新角色分为“初始情境引入、突然出现随后消失、偶然相遇、被引入”等几种进入行动过程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存在相对应的人物范畴。

然而，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新角色的出场五花八门，有的顺其自然，有的迤逦而来，有的则阵势隆重。

前人在对于小说人物出场的研究中，也探讨过如直接大方，不用铺垫就引入人物的“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手法；通过比较衬托、侧面铺垫而引入人物的“烘托铺垫”手法；以及创造冲突，戏剧性引入人物的“置身矛盾冲突中”手法等几种出场的区别，但大致不出《故事形态学》中提到的几种引入方式。

其实，金庸小说出场人物多达1938人，其中也不乏民间流传、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角色引入方式也相对繁复，其与普罗普相关理论虽然合者甚多，却也有自出机杼者。

因此，以金庸小说为探讨文本，更能挖掘出普罗普理论在“小说”这种文体中普遍存在的共性，以及与金庸小说相适应的若干特性。

一、初始情境引入

所谓初始情境引入，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中并没有直接的定义或解释，但笔者在研读普罗普举出的“引入寻找者和他的家庭”、“引入加害者的家庭对象及其家庭”的例子，以及“初始情境常常会提供一幅特别的画面”的叙述，并且综合金庸小说本身设置的初始情境之后，认为“初始情境引入”可理解为：

在小说中一开始，就导入没有前戏的原始“开头”，在周围环境较为单一、人物关系初始化的情况下，引入人物角色，颇有在清零小说本身背景的条件下让角色“开门见山”的意味。

初始情境引入的角色往往省去了受他人影响的束缚，对人物的定义、性格、形象等具有基础性的奠定作用。

而这种引入方式，在金庸小说里大多运用在故事引入者或除主人公之外的重要角色身上（往往主人公出现在故事引入者之后），在小说的第一章最为常见。

略举数例如下：

《书剑恩仇录》中的武当派名宿陆菲青，就是初始情境引入的典型。

陆菲青虽不算主人公，但对于推动红花会发展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小说一拉开帷幕，便赋予驰骋武林多年的陆菲青一个教书先生的身份，与他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先写明他上午刚给李沅芷讲完“赤壁之战”的故事，再写他在书房中的行为：

只见老师盘膝坐在椅上，脸露微笑，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扬，轻轻“吧”的一声，又一只苍蝇给钉上了板壁。

这一钉岂是寻常人所能为？

这就无意中暴露了他在教书先生名义下武侠名家的身份，更引出他教李沅芷念书，实则是为了在总兵李可秀家避难的真相，一层层地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随后在李沅芷求陆菲青教她武功的时候，金庸又写道：

陆高止（陆菲青）沉吟半晌，知道这女弟子聪明伶俐……于是点头道：

“好吧，明儿早你来，我教你。

”

这些看似平实无华的描述，实则隐含了陆菲青识人的高眼力与行事谨慎的处世方式，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告知李沅芷自己的真实身份与遭遇并不是一件十分安全的事。

若读者提前知道陆菲青是武林高手及他目前的危险处境，会发现这个细节值得细细品味。

金庸在第一章就巧妙地设置了一个看似平静温雅的开头，引入陆菲青的方式也让读者站在了李沅芷的视角位置上，让读者在初始情境中，因为没有江湖复杂背景的铺垫，对陆菲青有一种“学识与武功均不俗”的隐士印象。

一来显示了陆菲青的出身——武当派厚重传统的文化渊源；二来为后面陆菲青和关东魔头的对战、帮助红花会打败清兵做了铺垫，也突出了他武艺深藏不露、胆谋过人的人物形象。

可以看出，金庸选择陆菲青作为《书剑恩仇录》开场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并大力抽空他附属的人物关系，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想要以此作为包括陈家洛、西川黑白无常兄弟、霍青桐等后续人物引入的切口，充当了故事引入者的成分。

不同于其它几部武侠小说的开篇，《鹿鼎记》以史上真实存在的“庄廷鑨明史案”开场，详细叙说了不怀好意的贪官吴之荣，蓄意告发庄廷鑨《明史辑略》一书中犯了清廷禁忌的细节，导致了庄允诚一家及相关人物被牵连的惨案。

因此，与此案有关的庄允诚、吕留良、査继佐、鳌拜以及始作俑者吴之荣等人物，都被置身于“明史案”的大“初始情境”之中。

与《书剑恩仇录》中抽空了陆菲青的相关背景，从而将情境初始化不同，《鹿鼎记》则是直接搬来历史事件作为初始情境。

例如，脱离了武侠背景，吕留良的入场以向吕保中解释“问鼎”与“逐鹿”就是指做皇帝的典故，既达到了开门点题“鹿鼎”的效果，也逐渐引入了明史案的纷争。

当然，金庸如此设置人物的入场，最终还是为了引出装扮成书生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在危急情势下救援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一节。

以上人物作为第一章的新角色，除陈近南之外，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江湖中人，也不是《鹿鼎记》的主角。

但金庸这种将历史事件当作初始情境，文史结合，从而引入人物的方式，使得陈近南的出场带上了历史使命与光复正义的意味，更影响了后文皇宫与民间各种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以及恢弘辽阔的文本风格。

由此可见，“初始情境”既可看成抽空入场人物的背景、人际关系等因素，也可理解为设置或借用完整的第一背景，两者都是为了达到使人物形象鲜明化、纯净化，人物角色不受限制，充分发挥其在文本中的情节推动作用等目的。

同时，在武侠小说这种题材特定的文本中，抽空背景有利于使读者很快进入角色，一步一步被带入后续精彩的江湖恩怨情仇中，让读者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的各门派与群落的角色关系中梳理好各门户的渊源，不至于迷失方向，尤其是在人物谱系特别复杂的小说中。

主动设置历史背景作为初始情境，其实是文史类小说一种常见的方式。

陈墨在《点评金庸》系列中提到过“金庸小说中的侠与史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历史环境创造了侠与人，而人与侠的经历则基本上是一种向历史环境挑战与搏击的过程。

”不难发现，金庸在这一类小说中往往在大体按照历史发展、相关历史事件等基础上进行文学加工，使得情节发展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特定的叙说方式也让新角色的引入背景显得更具有说服力与可读性。

历史的端口与艺术的创造相结合，以史证文，以文衍史。

因此，除去少数朝代不明的几部著作外，大部分在朝代概念上都较为清楚，例如《鹿鼎记》发生在清朝，《碧血剑》发生在明末清初，而《天龙八部》的人物则主要在北宋时期活动等。

关于金庸部分武侠小说是否属于文史类小说虽然还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金庸小说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历史因素。

因此设置历史事件为初始背景，在金庸而言是一件自然而然、毫不牵强的事。

很明显，这两种“初始情境”引入角色的方式，都切合着金庸武侠小说的基本特点。

二、突然出现随后消失

孔庆东在《金庸评传》一书中曾说：

“金庸小说的结构与许多侦探小说都有不谋而合之处，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侦探小说。

比如《笑傲江湖》的开头，一开始就是福州的福威镖局满门被灭，给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而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

当一个神秘莫测的事情发生后，读者将会跟随作者的步伐，一层层揭开背后的隐情和奥秘。

今检金庸小说，在安排人物出场时，金庸也擅长使用这种扑朔迷离的引入方式，使迷惑性、悬疑性、刺激性倍增，与侦探小说确有仿佛之处。

这种引入方式，就是“突然出现随后消失”——即新角色的出现是出其不意、猝不及防的，令人大吃一惊或来不及反应。

但随后又因为个人角色特征、身份所需、性格所向、外部因素或某些特殊原因，又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中，距离第二次出现会有一长段的时间间隔（短时间隔不属于“消失”的范畴），甚至从此以后直接消失在小说中，再也找不到踪影。

这种引入方式看似无理无据，有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味，带着任性而诡异的色彩，实则在金庸小说中，也与武侠本身的动荡与激烈等特征相得益彰，从而增添了不少跌宕起伏的转折，令故事更有悬念和可读性。

金庸在用这种方式引入新角色时，往往选择的是一些武功高强或身份特殊的关键人物身上。

而在《故事形态学》中，普罗普用于阐释这种引入方式的例子，也描述为“加害者突然从其它地方飞来，从天而降，但最后就消失了”，选择“加害者”也是因为着重于人物身份的关键性与特殊性，与金庸选择关键人物一说不谋而合。

由于这种引入方式在小说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差（仅限于人物还会有第二次出场的情况下），因此一般不会安排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而是大多安排在小说情节需要关键性突破，以达到剧情高峰的时刻。

试看如下数例：

明朝沦陷时，长平公主被崇祯皇帝砍断左臂后依然活了下来，并在金庸的笔下成为了《鹿鼎记》中的白衣尼姑九难师太，而九难师太的宫女陶宫娥，在明朝灭亡后一直深居宫里，想要找机会为前朝主人报仇。

陶宫娥的出场无论对于韦小宝还是读者而言，都是出其不意的，非常有惊险感。

当时韦小宝在太后的慈宁宫偷取经书，得手后正准备离开，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只听得脚步声轻快，一人蹿了进来，果是个女子，脚上穿的是双淡绿鞋子，裤子也是淡绿，瞧裤子形状是个宫女。

这便是陶宫娥的第一次出现，这种“突如其来”差点把做贼心虚的韦小宝吓破了胆子。

后来，韦小宝与陶宫娥相互救过对方的性命，两人可谓是生死之交。

但陶宫娥随后就回到皇宫，在书中也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韦小宝引九难师太偷潜入宫与陶宫娥相见。

但这次的出场依然短暂，九难师太在审问了假太后毛东珠后，便令陶宫娥继续藏在宫中查清事情真相，在此后的故事中，陶宫娥大多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出场。

金庸之所以赋予陶宫娥如此少的戏份，但又坚持将她写进来，其中的原因也和陶宫娥的出场方式——“突然出现随后消失”是相通的。

由于陶宫娥是明末公主的侍女，在康熙年间，她在宫中的身份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若是大张旗鼓地跟随九难师太，寻机反清复明，估计很快就会被清朝定个死罪。

因此，陶宫娥的突然出场，不仅有助于推动九难计划为明朝报仇的故事情节，意义还在于让读者明确感受到朝代更迭之间的恩怨，以及忠心耿耿对待自己主人的这种传统品质。

而她之后的消失，也是身不由己，除了侍女本身作为配角的卑微身份外，九难师太势单力薄，反清的大任必然让位于天地会甚至是吴三桂这样的重要人物，因此也不容许陶宫娥在小说中拥有太多的戏份。

如此看来，金庸安排她“突然出现随后消失”的引入方式，也是有理有据的。

在《天龙八部》中，读者深感神秘莫测，而又欲一探其究竟的是少林寺扫地僧。

因为在金庸十四部小说中，能称得上武功出神入化、无人能敌的，非扫地僧莫属。

扫地僧在《天龙八部》中的出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仿佛在毫不起眼的“扫地”中无意达到了掩人耳目的效果，但又在平静的外表下暗涌着一股强韧的力量。

试看扫地僧的出场：

只见窗外长廊之上，一个身穿青袍的枯瘦僧人拿着一把扫帚，正在弓身扫地。

这僧人年纪不少，稀稀疏疏的几根长须已然全白，行动迟缓，有气没力，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样。

有趣的是，正是扫地僧这看似安然缓慢的入场，一点没有“突然”的惊险性，与萧峰、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等人正在讨论宋辽世仇等问题的激烈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静为动，以慢为快，对照之下恰恰迎合了“突然出现”的情景定义。

扫地僧倏然出现，以精深奥妙的佛法之论让众人幡然醒悟，恰如醍醐灌顶，化解了萧远山与慕容博的仇怨与戾气，更重要的是，他亲身试法“止戈为武”的效果，达到了武学与宗教相结合的的最高境界，不愧是身怀绝顶武功之人。

后来，在萧远山与慕容博经过自己的点化下皈依佛门之后，扫地老僧又不知不觉地消失在了读者的视线外，原文没有交代他最后去了哪，也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从此不见了，但正是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行迹，才让扫地僧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扫地僧在《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出现，第四十四章消失，仅仅跨了两章的长度，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金庸也并未解释为何他身怀如此高强的武功却大隐隐于少林寺，几近无人知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金庸运用“突然出现随后消失”的引入方式，来完成扫地僧从入场到出场这短短几个画面的描写，必然是和以上这些未解之谜相互呼应，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毋庸置疑，以这种引入方式而出现的扫地僧是个关键人物，使硝烟弥漫的战役化为大彻大悟的和解，在阐述了道理之余也让剧情得到了一定的突破，可谓是十分关键的转折。

与扫地僧的出场相类似，《倚天屠龙记》中的黄衫女子在第三十三章首次出场。

在张无忌正和假冒的丐帮帮主史火龙相斗时，她携着一名女童，突然从远处缓步走来。

文中这样描写道：

那黄衫美女目光一转，犹似两道冷电，掠过大厅上众人，最后停在张无忌脸上，冷冰冰的道：

“张教主，你年纪也不小了，正经事不干，却在这儿胡闹。

”这几句话中微含责备之意，但辞语颇为亲切，犹似长姊教训幼弟一般。

一股大气的风范霎时就镇住了张无忌。

随后，由于自己的先人曾与丐帮有着特定的渊源，黄衫女子拆穿了陈友谅的阴谋诡计，光明正大地展示了史红石的正统帮主身份，完成了她最重要的任务。

在众人都对她感恩戴德，欲继续问询她相关事宜时，她却又出乎意料地离开了：

躬身一礼，黄影一闪，已掠上屋顶……片刻间琴箫之声飘然远引，曲未终而人已不见，倏然而来，倏然而去。

众人心下均感一阵怅惘。

333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首次现身，多一点详细情况都不肯透露的她，着实让众侠客摸不着头脑，却又无可奈何。

直至第三十八章，在屠龙大会上，黄衫女子才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

这一回，她又对金毛狮王谢逊施以援手，打败了周芷若，在张无忌再次希望她告知名号时，她却留下“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十六个字，飘然而去，留给世人一番她可能是杨过与小龙女后代的猜想。

她离开时虽看似我行我素，心意已决，实则心中还隐隐对丐帮小帮主史红石的未来有一丝担忧，因此嘱托张无忌尽力帮助小帮主，然后才真正在文中消失。

黄衫女子固然是神秘的，也只有“突然出现随后消失”的引入方式能够配得上神秘如斯的她。

与扫地僧相似的是，黄衫女子的出现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若非她的相助，陈友谅也许会继续瞒天过海，而丐帮未来的发展也垂垂危矣。

可以看出，在对于推动故事情节的波澜性与实现情势扭转方面，扫地僧和黄衫女子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出场后随即的消失也留给读者无穷余味，有很大的想像与猜测空间，使文本风格也更显隐动之趣。

因此，同作为武功高强且身份特殊、神秘的人物，虽然是在不同小说中，金庸采用的角色引入方式却是相似的，目的也都是一样。

以精彩波澜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经典的人物形象来抓住读者的金庸武侠小说，因其本身难以捉摸的剧情发展轨迹，以及作者故意设置的悬念与伏笔，与“突然出现随后消失”的角色引入方式非常适应。

一个“突然”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故事走向，一个“消失”又留下了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引入方式，才能彰显出武侠小说特有的纷争迭起、斗智斗勇、变幻莫测、风起云涌等江湖形势与元素。

三、偶然相遇

“偶然相遇”这种引入方式，与前面提到的“突然出现随后消失”乍看起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偶然相遇”通常指已出现人物在路途中，偶然遇到一个新出场的人物，并围绕这几个人物本身展开一段故事，新出场人物往往是“被发现”或不经意中和原有人物碰上。

而“突然出现随后消失”则更多发生在一个新人物突然主动打破原始情境，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情况中，使原来的情势发生很大的改变。

金庸写武侠，设置以这种引入方式出现在读者视线中的角色，大多于已有人物而言是起到点播性作用或逆转性作用的存在，有的甚至被铺垫了至关重要的救星身份，以此为一个契机，连带出背后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等等。

而究其原由，其实是看中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或轻描淡写，或顺其自然，把两者之间的偶遇描写得自然而然。

但回头细思，又会发现他们的相遇其实是必然的，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故事的产生与发展，少了其中任何一个角色都无法顺畅地叙说下去，同时还使情节更具波澜性与延展性。

日月神教“圣姑”任盈盈与峨眉掌门周芷若的出场便符合这一特点。

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任盈盈是令人称羡的一对恋人。

然而，他们的相识却是曲径通幽处的偶遇，并不像寻常的侠客情侣从小共同练习武艺，长大再一起驰骋江湖，在这过程中互生情愫而定下终身一般。

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任盈盈“被偶遇”的出场。

令狐冲随王元霸、易师爷等人来到洛阳城绿竹巷，本是为了寻找精通乐理的隐世高人绿竹翁帮忙鉴别《笑傲江湖》的谱子真假，却没想到在这关头遇上了被他称为“婆婆”并从此改变他命运的女子——任盈盈。

有趣的是，金庸引入任盈盈时，并不直接将她这个活生生的人物摆在众人面前，而是采取“先闻其琴声，再见其人”的方式，让令狐冲与她的偶遇更增添了一分神秘与迷蒙，这对于任盈盈的形象塑造是非常关键的。

文中对任盈盈出场时的描写如下：

那竹帘之内，又障了一层轻纱，令狐冲只隐隐约约的见到有个人影，五官面貌却一点也无法见到，只觉有三根冷冰冰的手指搭上了自己腕脉。

”

但令狐冲始终未见过那婆婆一面，只是听她语音轻柔，倒似是位大家的千金小姐，哪像陋巷贫居的一个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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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写都将偶遇时任盈盈“欲现还休”的人物形象体现得更加鲜明。

与嬉皮笑脸的令狐冲相反，任盈盈非常端庄羞涩，起初因为不肯以本来面目示人，才让令狐冲糊里糊涂地喊了她许多声“婆婆”。

她羞涩矜持的性格特点，也与弹琴时仍隐在幕后，谈话时将声音压得很低的行为彼此相合。

普罗普在论及“偶然相遇”这种引入方式时，认为“最常见的是在林中小木屋，或者是在野外、在路上、在街头”。

2任盈盈的出场地点正是与之相似的绿竹巷，这一点金庸也算与普罗普心有灵犀了。

说偶遇也的确是偶遇，令狐冲本没想到在拜见绿竹翁的过程中会意外遇到这么一个人物，而任盈盈深居绿竹巷，也没想到会邂逅这个以后会激发她内心深处汹涌感情的男人，不仅任盈盈的引入方式是与旧角色偶遇，在文中他们也更是彼此的偶遇。

然而，这偶遇的过程却也使令狐冲等得备受煎熬，经过了一层层的铺垫，方始见得“婆婆”真面目。

对令狐冲而言，金庸为他安排这场偶遇，不仅让他慢慢放下心中对小师妹的爱慕，开始发展新的恋情，更是给了他一个深入与日月神教接触的契机，为他未来与向问天、任我行、东方不败等人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有决定性的意义。

就像一提到“风陵渡口”，就会想到郭襄与杨过一样，一提到“汉水河畔”，张无忌和周芷若的身影也会瞬间显现。

汉水河畔是周芷若在《倚天屠龙记》中出场的地方，也是她和张无忌偶然相遇、初次见面的地方，在后面的故事中，张无忌每想起周芷若，都无法忘却当年初遇时的那场喂饭之恩。

当时，身患寒毒的张无忌跟随张三丰从少室山求治无果回来，在汉水渡江之时，张三丰救了常遇春一行人的性命，周芷若也在其中。

当时的周芷若才是十来岁的小女孩，家破人亡的她正遭遇着最苦的处境，本应绝望而无助，需要被照顾。

但不知是否因为感受到张无忌也是处在困苦绝境中之人，在他不肯吃饭的时候，周芷若温言相劝，亲自给他喂饭，让张无忌大大缓和了心结，将饭吃光。

也许是出于女性天生的母性，也许是周芷若命中就注定与张无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水河畔此饭一喂，不仅成了张无忌与周芷若偶遇的里程碑式的符号，也成了他们之间割舍不掉的一场珍贵回忆。

金庸之所以把周芷若的出场描写得这么温暖知性，实质是昭示了周芷若本心是善良而赤诚的，虽然后来因为张无忌未能履行和她的婚约并跟随赵敏离去，而脾性大变，让人往往难以相信后半部分的周芷若与前半部分的确是同一个人。

其实，“偶遇”本身所带来的浪漫性、美好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她日后对张无忌因爱而生的冷漠与狠心，不至于掩去她本质上温柔懂事的特征。

对于张无忌而言，周芷若的出场，也是金庸安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张无忌一生遇到过赵敏、周芷若、殷离、小昭等女人，但最后只与赵敏结为眷属。

他的情路如此曲折，而其中与周芷若的感情线更是几个女人中最为揪心难忘的。

因此，周芷若的出现，其实也推动了张无忌作为男主角在故事中性格发展的变化，侧面衬托了张无忌并非爱情至上的感情观与人生观。

同时，对于峨眉派发展这一条线，周芷若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可以说，没有与周芷若的偶遇及后来发展的一系列故事，张无忌的性格描写也将不完整，后续情节也无法顺利开展。

因此，周芷若与张无忌的偶遇，是金庸设定的“必然相遇”。

偶然相遇这样的出场模式，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武侠小说人物众多这一特点，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某些人物的偶遇，作者也不会将所有人物的相遇都归为“刻意遇之”，这样反而显得人物关系生硬又目的性太强；其次，也正是因为江湖本身变幻莫测，人物往往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怎样的人，陷入怎样的境地，才让“偶遇”这种出场方式显得顺其自然，合乎情理；再者，“偶然相遇”作为一个契机，衍生出人物相互之间的情节发展，也会让小说多一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一定是偶遇当时就发生，也会在时隔多年后才发现当时这个契机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将偶遇转变为一种铺垫。

四、被引入

金庸小说中有一些主角或灵魂人物，出场的时候大多并不是背景空白一片，而是往往在相关人物“众星捧月”的铺垫与衬托下，驾着气势悠然出场。

用普罗普的相关理论来说，就属于“被引入”的范畴。

这种引入方式，是人物在出场之前，读者就从之前的文本内容里大致了解了一些关于此人的情况和特征，并藉此展开一定的想像，然后再由书中的旧角色将新角色引入，完成整个出场的过程。

因此，通过由“被引入”方式进入的新角色形象，相对而言，往往是比较饱满的，同时兼有旧角色铺垫的客观形象与读者想像中的主观形象，也适应了主角人物往往比较多面化、立体化的特征。

显然，相对于前面几种新角色引入方式而言，“被引入”主要影响了角色形象塑造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对于情节推动、文本风格等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

换言之，主角始终都是要出场的，无论怎样出场对于后面故事的发展轨迹都不及突然杀出来的角色的影响大，主角持主线，配角拉扯主线，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

“被引入”的铺垫也许是虚张声势，也许是真正浩浩荡荡，但或多或少都对于引入人物的性格、地位、武功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陈墨在《点评金庸——文学金庸》一书中说到：

“《书剑恩仇录》基本上是一个壁垒分明的世界，其中人物，大可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大阵营。

”有别于其它几部武侠小说习惯于分门别派，使各大帮会等组织集团同时存在于平行江湖之中，少则几派，多则十几派，正邪参差，各成一家，并没有太明显的正反面之分；《书剑恩仇录》则采用“非黑即白”的分派方式，让立场显得特别鲜明，两派的主人公首领也相应更加突出，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