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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习之只向真相低头关于南方周末的汶川九歌
只向真相低头——关于南方周末“汶川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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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8378
王亚王东发表于:
10-02-0815:
18[只看该作者]
□邓科
2008年5月12日,如果没有意外,将是南方周末很平常的一个星期一——头条准备推出策划良久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报道,正在做最后的打磨;经济版的“油价解迷”也到杀青阶段:
“学界重镇”王元化刚刚辞世,文化版正沉着地操作着这个不容回避的题目;而评论版将在下午4点半开会讨论本期方舟评论的选题……
如常的节奏在14时31分——地震之后的3分钟——被打破。
成都记者站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他们刚刚跑下楼,抢在成都通信瘫痪之前,给广州总部传来了第一条地震信息。
南方周末的节奏和重点在此后数周甚至数月发生了改变。
同样变化的,是中国所有媒体的职业重心。
如此巨大的生命殒落,如此巨大的灾难现场。
对很多媒体来说,甚至二三十年间,没有遇到过这样量级的新闻事件,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新闻投入、如此艰苦的职业历险、如此严峻的专业与伦理的挑战。
一场大考拉开。
在5月12日的傍晚,我在猜想着灾区的种种情形,也在猜想着南方周末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一切高尚的词汇都要放在活着的后边
“编辑部已经总动员了,办公室,成都站,发行部,当然还有新闻部,都动起来了。
关键词:
帐篷,海事卫星,急救药品,多名记者……”编辑林楚方5月13日在内部论坛发贴说。
这一天,主编向熹找到我:
“你去成都做前方统筹。
”一般来说,南方周末基于对记者个人能力的信心,前方往往由记者独立行动、相机行事。
这次“指挥前移”,我知道,报社将有与这样的重大事件相匹配的行动和努力。
当时已安排10多位记者入川。
我订了14日最早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
凌晨2点半,登上内部论坛,还有10多位同事在线上。
论坛里,是一个个请战的帖子。
朱红军说:
“下午在外面知道地震消息,还没当成大事。
傍晚回去,才知道,死伤如此,默哀!
晚上请战,才知道已经有那么多同事赶往前线,这样的时刻,是作为记者的荣光和职责。
和小虫(曹筠武)联系上了,在去都江堰的路上,张悦他们深夜里还在赶往成都的路上,我好想上前线。
连夜准备行囊,早上去机场的路上,编辑来短信,说前方情况不明,让我先缓一缓,在上海候命。
肖华中午问我,说你有上前线的冲动吗?
我说,我好想去,她说,她也好想去。
此刻是记者的荣光,更是责任!
祝愿前方的兄弟姐妹平安保重,我们随时候命着,期待与你们并肩而战。
”
傅剑锋紧跟其后:
“我对朱红军的遗憾感同身受,昨天下午得知消息后,就速向报社请战,其时我正在南宁调查一大案。
但昨日下午南宁飞成都与绵阳的飞机已停,其时苏岭已到机场,领导要求我先按兵不动。
昨天晚上看了很久电视,现场揪人心。
面对如此国难,一晚未睡好。
未能到现场,对我们这些后方的记者来说,于心不安!
但同时,我也要为前线的同事们祈祷,报道重要,保障安全更重要,一定要保重啊兄弟姐妹们!
前线的同事们,如果你们累了,我们会马上来顶上,有我,有朱红军,有徐楠,许多想请战的兄弟姐妹们……”
丁补之正在遭受强热带风暴袭击的缅甸采访,灾难已致当地十余万人死亡:
“在缅甸,寝食难安。
同在深重灾难现场,方知苦难种种,非语言所能描述。
王轶庶说看电视时流眼泪了。
已往的兄弟们多保重,我随后跟来。
“
经济部记者黄河说:
“俺从小在贵州山区长大,这些年虽然添了些赘肉,但在山区活动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
这次没赶上第一波上去,希望在后边排班时千万别忘了我!
”
还有很多类似的帖子。
我知道,更多的同事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甚至当面言说,在争取上前线的机会。
请战的背后,是同仁们一颗颗悲悯、勇敢而又职业的心。
向熹在论坛里回复说:
“很欣慰如此多的同事以各种方式请战,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冲动,是南周荣光所系。
四川大地震是一次长期的战斗,现在才是第一波,我们会在一段时间后换一线记者及一线指挥员,请大家先做好知识、资料及身体的准备。
南周不仅追求在此役中胜出,更追求以我们的方式对这场灾难进行记录。
”
他说,如果有足够的努力和雄心,应该去追求“最后形成比肩当年唐山大地震的作品”。
那天晚上,在电脑室碰到了正在做版的向阳,跟他说,明天要去成都。
回头看到他在论坛的留言:
“在电脑室做版,邓科过来说话。
说明天去灾区。
一忙乎给闪过去了——忘了说保重。
回到家里给补上。
珍重。
随便说给在一线的弟兄,无论他们是否看到。
平安第一。
别中了‘文明’的毒。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健康地活着更要紧。
无论什么,民主自由爱情祖国,包括新闻,一切高尚的词汇都要放在活着的后边。
好好的。
然后再去看,去听。
”
谢谢向阳。
无限选择的痛苦
刚到成都就碰到了一系列“下马威”。
从机场到市区,看见超市、便利店甚至小卖部都排起了长队。
一打听,原来传言化工厂在地震中遭破坏,成都水源被污染,市民正在抢购水和饮料。
很快饮用水断货。
没有水和食品的准备,深入震中绝境的记者如何有保障?
接下来听说,往震区的各条道路已设卡封锁,车辆不能随意通行。
再接下来,听说车限制加油,跑不了远路。
成都很多营业场所已关门,中午吃饭,我们跑了四五个地方才找到一个填肚子的饭馆。
点完菜,服务员说:
“不好意思,请先付钱。
”怕余震来袭,顾客一下全跑了,成都的餐馆变成先给钱后吃饭。
当时在想,正常的生活能不能维持下去?
但总的说来,这些问题说不上多严重,后来通过各种方式和关系都一一化解了。
真正困扰我的,是职业上的焦虑。
我吃惊地在所住酒店碰到了原来的同事、现在的《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陈海,接着得知,中新社、中央电视台的一大批记者也住在这里,记者成为该酒店当时的主要客源,以致于挂出了“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工作人员、记者致敬”的横幅。
可以想见,当时的四川有多少媒体、多少记者。
这是一个典型的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定义的“媒介事件”,即对历史的现场直播。
几亿人的情绪聚焦在同一事件上,屏息驻足并为之感动、为之参与。
在大众传播趋向“小众化”的情况下,“媒介事件”是对空间、时间以及对一个国家的整体性“征服”。
在这种背景下,电视台的直播、网络的海量滚动、日报的轰炸、各种刊物的轮番上阵,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做些什么?
这里遍地都是震撼,遍地都是新闻。
一幢垮塌的学校,一个背着亲人尸体回家乡的村民,一座与外界失去联系数十小时的小城,一位救人最多的志愿者英雄……放在平时,每一个都是头条的不二选择,可在这里,都只是灾难的一部分,都只是巨大悲剧的一个角落。
记者到现场,俯拾皆是动人的东西、可写的题材,满目都是经验之外的场面与细节,基本上到了“写什么都是新闻”的境地。
可是,选择的无限也是种痛苦。
选择什么、观察什么、表现什么,成了媒体与媒体的区别。
我想,我们的机会也许就在媒体共同面对的这种“无限选择的痛苦”之中。
至少在那时,众多新闻给我的感觉还是同质化与碎片化;置身巨大的事件和巨大的现场中的新闻人,方法论还是略显单一。
“见闻式”被用得很多,记者一路走一路看,印象深的记下来,在头两天一切未明时这种方法很有效,现在失之浮浅。
我们的突破口,也就在方法论的拓展和丰富上。
吃晚饭时,韩寒、牛博网的罗永浩等人也来参加,他们自发组织准备往灾区送急需的物资。
这是我到灾区的第一天,亲眼看到志愿者们也在以新闻的速度向震区进发。
当天晚上,府南河畔的一个茶馆,十几位同事聚在一起。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地震报道中非常关键一次讨论。
记者应该去到哪些现场?
怎么分工、怎么搭配?
当时大部分地区通信瘫痪,不可能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后再讨论报道的方向、新闻的选择。
应该带着怎样的“观察的武器”进入目标地?
我们的新闻追求什么样的方向与诉求?
这些问题决定着此后行动的轨迹和新闻的品质。
我延续对于无限选择的痛苦与方法论的突破的思考。
面对着十几位优秀的同仁,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南方周末最出色的记者一大半都在这里了,如果做不出对得起人的东东,我们都要去撞墙了。
讨论持续到半夜一点多,思想碰撞,互有启发,很急切,很兴奋。
我谈了谈我的想法:
现在很多新闻碎片化、同质化,基本上是“看一眼新闻”。
记者到一个地方看一下,发生了什么,是个什么场景,就写下来:
哪儿很悲惨,哪儿救了多少人,哪儿空投了什么东西……但是,真正深入到人的内心的东西,真正有关社会形态深刻变化的东西,没有说出来。
灾难是悲壮的,可以写出史诗的。
我们要有史诗感。
在方法论上,也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
比如观察一个绝境之地、一个孤岛,例如汶川县城,它在这几天,政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县委书记、县委常委会怎么在运作?
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它的执政能力很可能衰竭而有挑战,国家机器是否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这个县城当中,这种官和民的关系、穷与富的关系、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是什么样。
美国飓风的时候,强奸,抢劫,人性恶的一面爆发出来了。
我们就很想知道,在地震中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是回到暴力原则的原始状态,还是说这几天,有一种自发的内生的秩序平衡机制诞生出来了?
去看看它的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存在方式,执政党的一个基层政权,在那个时候它和民间的这种相互的关系,包括人本身的文明和野蛮,在这种状态下的一些很极端的东西。
我想,顺着这个思路,如果可以到现场去采访,挖得很深,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到县城去找到他们县的首富,去看看最底层的民众,灾难对他们各自有什么影响?
是强者恒强,还是各个阶层在地震中身份颠覆了、打乱了,所有的人在命运面前都是平等的?
还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想找到一个地震带中的监狱。
地震来的时候,监狱是怎么选择的,是把犯人放出去保护犯人生命呢,还是说纪律第一、秩序第一,让犯人处于危险之中?
或者,管理者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让两者兼顾?
在这样一个大悲剧大新闻现场,我们应该有雄心,应该用最高的人道标准和专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回到报道,如果说是理想化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三个层面的东西:
一、灾难下的人与灾难中的社会,真实的存在状况是什么样的?
扫除信息盲区和认知盲区。
能不能看到更丰富的内容、更动人的内心、更接近本质的东西。
直面人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
给出一个震区的真实图景。
二、能不能发现和写出几个能被广为传诵、至情至性的生命故事?
灾难中总是有英雄,有刻骨的情感,有梦魇般的悲伤。
以深沉的人文情怀和对人类共同体的深切共鸣,挖掘出几个这样经典的故事,也许是过了多少年之后,提起这个地震,就会想起这个故事。
这当然有点可遇不可求,能不能努力去找?
三、以守望者的责任,调查和思考或可避免或可完善之处。
地震是天灾,这无法改变,但灾难中人的因素是可以警惕和改进的。
类似地震中的教学楼现象,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取证,有独立的发现。
到现场建议朝着这三个层面的方向多留留心。
新闻的命门
第二天记者奔向各路震区。
对于第一层面“扫除震区的信息盲区和认识盲区”,我们原打算通过两条途径达到:
一是不管走多少路、吃多少苦,到达其他媒体到不了的地方,把盲区的信息传递出来;二是在同行可以到达的地方,用方法论的突破和采访的深度,作更接近本质的采掘和呈现。
但在第一点上,我们低估了同行。
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有记者、甚至是女记者用“暴走”的方式向目的地进发,电视台的同行更是负重前行。
除了个别孤岛我们利用特殊渠道成为为数寥寥的记者,大多数闭绝之地都闪现着同行的身影。
他们同时都在进行着与饥饿和恐惧的对抗。
应该向这次地震中的同行致敬。
我的同学、新华社记者徐壮志说:
“我在北川采访的时候,遭遇堰塞湖溃堤警报,所有的人都在往外跑,但有两种人往里走,一类是军人,一类是记者。
”
对新闻现场的无限逼近,这是专业精神的光芒。
回过头来检视地震中的媒体表现,一个关键词不容回避——专业主义。
地震中媒体美好的一面源于对专业主义的坚持,例如对核心事实和现场的逼近;而为人诟病的一面亦与专业主义的游离有关。
此次地震,专业主义一个胜利的标志是,在越来越多的信息和事件由非专业的网民发布和推动的背景下(如华南虎事件),这次震中诸多闭绝之地的信息是由专业记者传递出来,专业的装备(生活保障系统与通信发稿系统)、专业的信息采集技能保证了这一点,无法模仿。
不管是纸质还是电子还是网络,媒介的形态也许沧海桑田,但专业的信息采集与传播永不会消失。
专业主义是新闻的命门,关系荣辱成败,需呵护,需坚守。
如果说南方周末地震报道得到一些认可,很大程度上亦源于对专业主义的坚持。
对真实的无限逼近,对常识的尊重,用专业手法采集信息,不在巨大的“悲剧场”中动作变形。
曾听一个同行说,到灾区去,记者最重要的是带着感情和体温。
但其实,在这个悲伤成河的地方,对新闻人更大的挑战却是专业精神与专业行为。
一位同事来灾区前给我发来短信:
“想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在浦东机场奢华的二号航站楼里周身不适。
98个登机口,看不到头的长通道,铺满的地毯,强劲的空调……想到那些积木一样的预制板房子……”每一个奔赴震区的正常人,都有浓浓的感情与体温、悲悯与同情。
灾区里稀缺的更是专业主义精神。
救援队的专业主义在于恰当的工具、细致的观察、精准的动作、对冲动的克制和对舍己救人的不提倡。
新闻的专业主义在于客观、无限追问、对真实的坚持、对信息源最大程度地穷尽。
但悲伤太巨大了,事件太巨大了,巨大得有无边无际的感觉。
于是,很多人在“巨大”面前,专业动作变了形,反而忘了记者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了。
在给读者的一个回复里,我说: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是最大的救援。
纪检监督部门,做好官员职责监管与钱款流向监督,远比到灾区慰问有价值。
新闻传播机构,保持开放的姿态,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远比捐款捐物更有益。
”
当整个现场在外界看来犹如童话般只有善和感动时,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复杂性、更多的另一面,这时,你有没有捅破童话的职业能力和职业勇气?
在别人动作变形的时候,我的那些优秀的同事保持住了记者的本分,只向真相低头。
“人性是复杂的,有舍己救人的,也会有贪生怕死的;救灾是困难的,有成功的营救,也会有失败的无奈。
”
还如,“悲伤”的状态,没有有意识地找“痛哭”、“号啕”,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观察最普遍的状态,如实记录。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
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
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支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
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
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
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李海鹏、陈江)这样的叙述,更真实。
平静下面,才是真正的伤痛。
李海鹏后来说,报道“来自于南方周末的坚持常识的传统。
关于新闻的常识之一就是:
媒体的责任在于报道真实情况。
做一个小事情的报道的时候我们坚持了这个常识,做这个特殊的、巨大的、悲伤的事情的报道的时候,我们也没被吓傻,没被感动傻,没有放弃这个常识。
我觉得,太多媒体,这回都故意或者不故意地晕菜了“。
本分与稀缺
当和前方的同事陆续交流采访所得,我的心里对即将出来的报道有了底。
李红平打电话过来问,我们的报道跟别的媒体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给出的是一个更为真实的震区和震区中的人。
后方编辑部提出关注水库、疫情、国际救援队等方面的内容,拓宽了报道的视野。
此时,报道逐渐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南方周末决心用整份报纸来记录这场巨大的悲剧。
很多人问我,36个版的“汶川九歌”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事实上,并不是先有策划方案,然后让记者分头实行,而是记者先采集最本原、最真实的事实,再进行布局。
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主题先行,避免“有色眼镜”。
接下来最挠头的,是如此丰富的事实,如此大规模的36版特刊,需要一个魂,一个根目录似的东西。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好几天。
此时,向熹和伍小峰来到成都,为一线的同事鼓劲,同时,一块商定最后的结构与特刊的魂。
我说,我想像中的这个特刊的魂有三个标准:
1.是一个有张力的词,体现基调、高度;2.能包容各篇文章;3.很重要的,要有陌生感,要让读者从媒体海量的地震报道一下子识别出来,一下子记住。
有同事提出“拯救”,不只是救援层面上的概念,包括对生命、心灵、家园、生者拯救,好处是能概括目前为止所有的行为和行动,但陌生感不够,易被淹没。
李海鹏说,他写的文章想做出“启示录”的感觉,宗教意义上的,有末日的含义,与拯救有关,但这词,易被读者解读为“启发”。
讨论直至深夜,始终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
第二天继续。
十几个大脑被风暴席卷,当苏岭说出“九歌”两个字时,房间一下静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品味。
“九歌”,祭歌,悲歌,特别,有意味,“调性”与特刊吻合,“九歌”中一篇为“国殇”……10秒钟后,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特刊的魂。
接下来的事,我就是以“九歌”为纬编织36个版的结构。
这是件愉快的事。
果子快要熟了。
5月22日,《大地震现场报告——汶川九歌》面世。
很多读者和同行肯定了我们的努力,“有些朋友甚至把赞颂表达到了极致”。
我们做的是本分的事——呈现真实。
只是,“真实”比较稀缺。
此时是地震之后的第10天,对生命的援救基本结束,在感动和感叹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对灾难的思考。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说我们只关注阴暗面。
我们在新闻操作的整个环节,没有正面与负面、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区分。
记者的眼中只有事实。
如果一定要区分,把“汶川九歌”整个报道统计一下比例,人性的光辉远远多于恶的一面,善与爱远远多于软弱与麻木。
或许其他媒体的报道太过于一致,因此南方周末关于人性的复杂性、现实的复杂性的部分一下就被人记住了、放大了。
在大灾难面前,人们会有命运共同体之感。
我们珍视这种善,亦不回避灾难的复杂性。
没有被“童话化”的善,才是有力量的善,一如傅雷的那两句经典之语: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
几天后在莱卡中文站看到一篇路透社摄影记者DavidViggers的文章《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新闻摄影师?
》:
第一次拍摄地震受灾区时,我还是个新手……当时,我完全被那些可怕悲惨的场景所压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触目惊心的场景,那么多死亡、毁灭以及绝望。
当我举起相机对着任何一个人时,我感到一种侵入者般的羞愧。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满是白天看到的死去的人的噩梦中睡去,我拍下的照片里,除了断壁残垣,一个人都没有出现——我幼稚地以为,我应该保存住死者们的尊严,而不是曝光他们的面孔。
直到同行的另一名资深摄影记者提醒,我才突然明白,这种错误的怜悯观念,不仅完全曲解了我置身那里的意义,也让更多人感到失望。
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能尽一个记者的职能,你将一无是处。
”
当你记录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时,不可能交出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报道,照片让人不安是因为你拍下照片的地点与事件让人不安,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你没有权利决定哪些场景人们应该看到,哪些场景人们不该看到——人性的尺度,应该由人们自己去决定。
“如果你不能尽一个记者的职能,你将一无是处。
”这句话,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最好注脚。
(作者系南方周末编委、策划兼资讯研究总监,南方周末地震报道前方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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