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国有企业的收放轮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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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国有企业的收放轮回
“大跃进”时期国有企业的收放轮回
“大跃进”失败的历史教训和调整时期的一系列“逆向”调峰举措表明,第一,如果失去市场机制的约束,国有企业只能成为国家战略、政策失误的“放大器”,国民经济波幅必将因此而大起大落。
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迅速完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策层普遍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甚至认为我们很快能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这种“左倾”思潮盛行的环境下,我们党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
从1958年开始,试图通过大规模投入的方式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难以为继的高指标与高投资
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各地各级制定的高指标是以高投入为支撑的。
以基建投资为例,这其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完成1007亿元,比“一五”时期5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80%。
在“大跃进”狂热的气氛下,大批项目仓促上马。
在施工中的大中项目,1958年为1587个,比1957年增加了595个;1959年为1361个;1960年进一步增加到1815个。
县以上兴建的小型项目,1959年建成的就有5万个,1960年施工的达7万个。
县以下的小型项目更是无控制地兴建。
计划外项目也大量增加,1960年全国施工的计划外大中型项目就有380个,占施工项目总数的20%多;小型项目更多,占的比重更大。
在钢铁产量高指标压力下,投资兴建的“小、土、群”和“小、洋、群”的高炉和轧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突击一时,曾增产了一些不合格的钢铁,但最后不得不拆掉或改作他用。
广大群众热火朝天建立的大批“小土炉”的生产情况更不容乐观,不但成本超过大高炉铁的4—5倍,而且很多小高炉都流不出来铁,有的流出来的也是高硫铁,不能炼成好钢。
三年“大跃进”不但没有带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从1961年起,政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即当时所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此期间,一方面将投资权力上收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就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
经过1961—1963年大幅度压缩投资,3年的投资规模平均每年为120亿元,只及1960年416.58亿元的28.8%。
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情况实现了根本性好转,因此1964年和1965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又有所回升,分别为165.89亿元和216.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2.2%和30.7%。
大规模“权力下放”
从建国伊始,我国的经济体制就逐步走向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
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忽视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利益和积极性。
因此“一五”计划末期,中央决策层就考虑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就被草率地付诸实施了。
结果,却引起了建国以来首次的经济大混乱,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经过调查了解,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指出:
“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
为了改革经济体制,国务院于1956年5月至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后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到1957年底,国务院公布下达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三个文件,并决定从1957年开始施行。
上述三个文件的核心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把工业、商业、财政方面的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中央的统一计划。
上述文件在扩大地方权限的同时,也对地方权限做了适当的限制。
这些设想尽管看起来很好,但是由于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政企不分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央的权力下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958年,在“大跃进”的“过热”气氛中,上述设想在没有进行任何“试点”的情况下又被匆忙而轻率地实施了。
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以下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
1.把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企业交给了地方管理;2.下放计划管理权,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3.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5.下放劳动管理权;6.下放商业、银行等管理权;7.下放教育管理权。
这次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重新划分,是在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其动机在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希望通过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信息的充分把握并作出科学决策,减少中央决策的失真和僵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
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宏观上的综合平衡责任,过多过急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衡和约束,加上“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经济建设急躁情绪,使得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结果宏观上的综合平衡被打破,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经济出现空前混乱。
另外,权力由中央下放给地方,同时意味着权力由专门机构和专家下放给非专门机构和非专业官员。
由于地方干部不懂经济或对其知之甚少,也使其思想和行为更盲目。
可以说,1958年的权力下放是“大跃进”产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停、并、转”
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地方获得了更多的审批决策权,在追求“高指标”的驱使下,各地兴办了大量的国营企业。
1961年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一方面政府“关、停、并、转”了一批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或者无力继续投资的在建项目,另一方面则将部分原来由集体企业“升级、过渡”的国营企业恢复为原来的集体性质。
因此,国营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
以工业企业为例,1959年全国工业企业有31.8万个,到1965年底减少到15.8万个。
但是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原值却有了大幅度增加。
到1965年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两倍。
就工业生产能力看,1965年比1957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就投资效益看,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的大起大落,剧烈波动,投资效益也淹没在其中,但总的趋势是下降和回升。
“二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1.5%,比“一五”时期下降近8个百分点。
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平均每年为8.1%,比“一五”时期的15.5%严重下降。
按此计算,“二五”时期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12.4年,比“一五”时期的6.5年拉长了近一倍。
再从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看,也是急剧下降的。
“二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1307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1.14倍,但是国民收入五年合计仅增长16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仅0.01,即没百元固定资产投资仅增加国民收入1.23元。
在1963至1965年的继续调整时期,投资效益开始明显回升。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二五”时期的71.5%回升到1963-1965年的87.2%(1965年达到93.6%,成为1978年以前的最高历史记录)。
投资效果系数也明显回升,1963-196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合计固定资产投资为499.45亿元,增加国民收入463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0.93。
这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投资效果系数很高一样,带有经济恢复的性质。
上收管理权
“大跃进”所造成的混乱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得我国从1961年起不得不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与此相对应,政府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也再次进行了重新调整。
这种改变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全国一盘棋,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以克服工业生产中的分散、无序状态。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简称《规定》),强调集中统一,以利克服经济困难。
《规定》明确提出:
经济管理的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规定》要求,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动、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企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凡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安排。
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进行调整时,必须商得主管部门的同意;财权必须集中,各级都不许搞赤字预算,货币发行权归中央;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都不许突破;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中央政府实行了工业管理权限的集中和统一领导。
根据中央精神,商业部门此时也对整个商业管理体制作了相应调整。
在调整时期,还在组织物资流通方式、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
比如,对试办的专业化工业公司(即托拉斯)物资供应进行试点,建立供应站、服务队,负责组织小额物资就近就地供应,建立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以及统一收费标准,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等。
同时,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策,工业企业的劳动就业审批更加严格。
在此期间,除了在体制上加强对工业生产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外,还对工交部门政治工作实行了集中统一领导根据以上决定,党中央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中央工交政治部。
此后不久,工业交通系统的15个部和两个局都相继建立了政治部。
试办“托拉斯”
随着政府将原来下放给企业的权利上收,国营企业过去那种“多头管理”“一管就死”的弊病又出现了。
对这个问题认识较为深刻的当属刘少奇。
他提出:
“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作当事人,不好吗?
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
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
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
”
1960年3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天津召开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说:
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
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
所谓搞托拉斯,就是以一个行业为主,兼管其它行业。
组织托拉斯的问题虽然早已明确提出,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正在调整之中,没有作具体部署。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中央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交企业组织托拉斯。
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和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
这样,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国家经委当即会同工业、交通各部门开始研究试办托拉斯的具体方案。
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经委党组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各部委党委、党组参照执行。
国家经委方案出台后,正式的托拉斯纷纷组建起来。
由于情况的不同,它们各具特色。
但从几个托拉斯试办的情况来看,它们在组建之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促进了设备的利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试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但在试办托拉斯过程中,也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全国或跨地区性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
第二,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
第三,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
因此,需要对经验加以总结,对出现的问题,找到应有的对策。
然而,正当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中央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之,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就终止了。
探索新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由于“大跃进”期间,在“书记挂帅”的口号下,党委书记包揽一切,厂长统一指挥生产的职权大大削弱甚至实际上被取消。
全国许多工业企业在破除旧规章制度的潮流下,废除了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企业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秩序混乱,有许多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了产量大幅下降,指标难以完成。
工业与农业一道大幅下滑使国民经济迅速陷入了困境,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过去的一些做法。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识到:
“私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于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思想开始萌生。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在技术“双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
当时鞍钢的一系列总结报告曾先后得到过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经辽宁省委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钢关于《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批判了当时苏联一个大钢厂马格尼脱的“一长制”企业管理模式,即“马钢宪法”,并指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鞍钢宪法”的提法由此诞生。
然而,在“鞍钢宪法”诞生之初由于一些原因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1960年5月冶金工业部举行的贯彻“鞍钢宪法”的经验交流会。
196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指出,“鞍钢宪法”就是当下领导和管理国有企业的“宪法。
”
在“鞍钢宪法”诞生后不久,1961年初,中央书记也酝酿起草有关工业的文件。
同年8月23日,《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交给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
9月17日,毛泽东对“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作出批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正式诞生。
“工业七十条”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企业领导制度问题,即强调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一个厂长负责的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
“工业七十条”在中央通过后立即对基层进行了传达,草案一直发到企业党委。
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不同行业和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试行,并根据条例的规定整顿企业。
很显然,毛泽东更倾向于“鞍钢宪法”式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的企业领导管理体制,而“工业七十条”则体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的集权式“一长制”的企业领导管理体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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