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论文1.docx
- 文档编号:29600622
- 上传时间:2023-07-25
- 格式:DOCX
- 页数:26
- 大小:161.06KB
浙商论文1.docx
《浙商论文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浙商论文1.docx(2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浙商论文1
第六章浙商的自然社会来源及其生成机制
作者:
杨轶清(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浙商已经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域性投资者经营者群体。
截至2011年4月底,浙江全省市场主体数首次突破300万大关,达到3021905户。
在300多万市场主体中,我省在册企业为811897户,其中在册内资企业783173户,在册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665169户,仍为全省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在册内资企业数的84.93%。
此外,在册个体工商户2170097户;外资企业28724户(其中分支机构7204户)。
据首次发布的《浙江省市场主体信息报告》,浙江省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476户,远远高于全国263户的平均水平,仅次于上海(每万人在册市场主体数量为511户),居全国第二。
其中每万人个体户数为361户,比全国197户的平均水平高83.2%,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密度”之高均为全国之最。
而在1978年,浙江全省仅有个体户2086人,差不多每1.8万人中才有一位个体工商户。
也就是说,29年来,浙江省仅个体工商业经营者总数增加了900倍,密度提高了700倍。
换言之,99.99%以上的浙商在30年前都不是自主创业者,那么这些数量庞大的工商业经营者是从哪里转化而来的呢?
一.浙商“前身”八成为农民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浙商主要的自然人来源来自于农民,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这一点毫无争议。
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调查是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调查结果显示:
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当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民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
从单项来看,出生在“村”里的最多,超过一半以上。
表上数据还显示,“乡镇”是私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私营企业的产业所在地和私营企业主的家庭常驻地都以“乡镇”最多。
而“目前家庭所在地”在大中城市的相加也只有3.2%,不足“乡和村”的1/20。
(表6-1)
表6-1私营企业出生地和目前生活、工作地点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乡镇
村
合计
出生地
目前家庭住地
目前主要产业所在地
2.3
2.6
4.0
2.0
0.6
1.0
10.9
28.4
26.1
28.5
37.4
44.4
56.3
31
24.5
100.0
100.0
100.0
数据来源:
1995年浙江省非公经济人士调查统计
四年以后,也就是1999年同样口径的调查数据显示,浙商创业前职业构成没有明显变化:
1.以生活在农村的人为主,纯农民职业的就占28.7%。
如果把创业前在农村乡镇及乡镇以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企业主都合在一起,几乎占了九成以上。
2.目前仍有62.4%的私营业主居住在乡(镇)或村,68.6%的私营企业办在乡(镇)村(表6-2)。
表6-2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出生地、目前家庭所在地及企业所在地构成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乡镇
村
合计
出生地
2.14
3.63
13.25
38.89
42.09
100.00
家庭所在地
3.49
7.44
39.77
33.72
15.58
100.00
企业所在地
1.15
3.68
36.78
47.82
10.57
100.00
数据来源:
2003年浙江省工商联调查结果
2003年同样指标的调查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
私营企业主的来源没有明显变化,但私营企业主家庭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与1994年相比快速向城镇集中。
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80.98%出生在乡村,已有73.49%的私营企业主小城镇安家,84.6%的企业建在小城镇。
1994年,私营企业家庭住地在大中城市的占4.9%,1998年占6.9%,2002年已占10.93%。
1994年家住在村的占31%,2002年只有15.58%,刚好一半。
与8年前相比,家庭出生地没有明显变化,但他们的家庭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重心上移,出现向农村向城镇集中的趋势。
说明这些年私营企业创业者的出身背景也就是社会阶层来源并没有显著变化,仍然以农村和农民为主。
但随着市场环境和竞争条件的变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1995年、1999年和2003年的这三个调查结果,充分显示了浙商的“民间性”和“草根性”。
浙商九成苦出身,80%出生于农民,因为浙商起步时往往一双空手,缺乏资金、技术、市场和关系等几乎所有的要素积累。
但他们恰恰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群体(吴敬琏1999),不怕吃苦,务实勤奋,敢于冒险,低调节俭,敢于尝试创新乃至勇于突破禁区和阻力。
“草根出身”的浙商与同一时期的全国其他地方私营企业主的创业前职业分布频次差异比较大,与全国其他地方同行相比,浙商的基础和起点更低。
(表6-3)为1997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平均数计算,全国私营企业主以农民身份开始创业的约占60%(即表中的“农民”、“个体户”和“其他或无业”都归为农民或相关职业),同期农民身份要占据浙商“前身”的80%以上。
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统计口径的误差,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浙商的草根性比全国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更为突出。
表6-3被调查私营企业开业前职业
原职业
1988年以前开业
1989—1992年开业
1992年以后开业
合计
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事干部
工人、服务人员
农民
个体户
其他或无业
1.9
19.8
13.2
20.8
35.8
8.5
4.3
16.0
8.6
17.9
46.3
6.8
4.9
25.5
10.8
15.8
36.9
6.1
4.6
23.5
10.7
16.7
38.2
6.5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来源:
全国工商联1997年调查数据
二.4f;q'i3}6N f1|#~均衡破坏创造浙江中观环境2a,['z6[%L+E#G
2·1三组力量博弈决定均衡临界点
浙商为什么起源于农村,来源于农民?
一般有三种解释:
一是人地矛盾尖锐导致生存压力较大;二是计划经济边缘的控制力薄弱;三是工商文化传统的习俗、技能和人力资源储备。
具体的说,因为农民的生存压力最大,而且农民率先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而计划经济网络控制在农村相对薄弱,自主商业活动的空间比较大。
同时,传统工商业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
本文进一步分析提出,世世代代的农民转化并固定为商人,生产资料从土地变成了工商企业,这是几千年来农民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其“零到一”的关键一跳,需要“酵母”的催化和“休眠”的激活。
具体的说,有三组社会经济博弈关系的多元博弈,在突破临界点之后,社会文化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有利于浙商大面积生成的小气候才能真正形成。
其一,是创富欲望和管制恐惧的博弈。
促使农民大面积转化为工商业者的最重要驱动力乃是其内在的欲望:
浙江人祖祖辈辈传承的重商的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
在政策解冻,外部管制松弛之后,创业创富的欲望超过管制的恐惧,迅速形成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工商业活动。
其二,自主经营活动和强制性农业生产之间的博弈。
因为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行政资源比较单薄,而且从意识形态角度的是非判断相对淡薄。
在此消彼涨的博弈中,民间自主商业活动的力量逐渐超过基层行政控制力。
其三,行为选择与路径依赖的博弈。
到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几乎绝迹,实际上只是处于“休眠”状态。
因为浙商的商业意识和技能的传播并不通过书本等正式的编码知识,而是耳濡目染口口相传。
而从建国后禁绝民间自主商业活动到1978年允许自主创业,中间时隔最多不过二十几年,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一代人。
因此创业的偏好和传统的代际传播并没有中断。
这种代际传播已经数百年的价值观在休眠二十几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重新开始萌芽。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生存压力,同样的政策环境,只有浙江的民间活力最为活跃。
这三组在时空关系上互相关联的力量博弈,决定了均衡的临界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长性力量,阻碍生产力的因素快速消解,原来的力量对比逐渐打破,并迅速建立新的均衡。
义乌货郎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世世代代传承成为义乌文化的载体。
虽然“拨浪鼓”的声音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一度停歇,但其“火种”一直没有完全熄灭。
建国后,“敲糖帮”作为有组织的商业团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各种运动冲击之后,从事“鸡毛换糖”的人数大大萎缩。
但即使有“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等的严厉打击,民间的“鸡毛换糖”仍然无法“斩草除根”。
以“敲糖帮”发源地义乌廿三里镇为例,即使在“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时期,糖担外出鸡毛换糖依然兴盛。
那时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多达五千余人,经营范围不仅涉及到浙江周边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扩展到全国各地。
温州农民向工商业者的转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已开始,当时更多的属于“地下状态”,严格地说并不属于正式的职业分化,因为作为职业主体的农民没有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也就是当时的职业分工既不“合法”,也不能提供稳定的全额收入保证。
据调查,温州全市的无证商贩在1970年时有5200人,1974年有6400人,1976年达到11115人。
“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生产资料“黑市”也是广泛存在。
如平阳县的宜山一带,在1957—1970年间,土纺土织多次被打压,但还是顽强地存活下来,宜山市场1976年即已在事实上存在,在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候,每天就有100多只船的商品,3000多人在这里交易。
据非正式统计,到1976底,柳市全区已有生产五金、低压电器等工业企业256家,总产值达2052万元。
在温州1976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民间市场交易额竟然占了九成。
(表4)列举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前夕的浙江各地区经济结构状况。
(表6-4)中的非国有集体单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栏,温州高达49%,为全省最高,是当时全省经济最发达的杭州地区的2.88倍。
非国有集体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3%,仅次于台州,远远领先于浙江省的其他地区。
这表明,即使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温州的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的规模之大都是不可小看的,可以说温州后来的民间经济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
表6-41982年浙江各地区投资和工业的所有制结构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非国有集体单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7
NA
49
42
29
29
33
21
22
39
18
非国有集体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NA
NA
13
0.1
NA
NA
NA
0.7
0.6
15
2
资料来源:
浙江省统计局编《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编》
2·2收入结构变化对社会身份的赎买
这个时期出现的个体自主工商业者还是零星和局部的,因为合法性问题,随时可能被消灭。
据戴建中(2001)的估计,在1989年以前创办的中国私营企业中,有4%的私营企业主曾经身系冤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露头的温州乐清“八大王”没有逃过当时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
在1981年底,上级组织就已对“八大王”进行调查。
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表6-5不同时期开业的企业主“家庭出身”
不同出身
1989年前开业
1989—1992年开业
1992年以后开业
合计
“红色”(贫、下中农、工人、城市贫民、革命干部、军人)
“灰色”(中农、商贩、职员、知识分子)
“黑色”(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军官、官史)
78.6
10.7
10.7
84.6
9.1
6.3
79.3
12.7
8.0
81.2
11.4
7.1
合计
100.0
100.0
100.0
99.7
来源:
全国工商联1997年调查数据
这是1997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可以发现,开业越早的业主在原体制内的地位和职业越“低微”,越往后“下海者”平均身份越高。
这一点与浙商的总体趋势一致,在早期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中,原先体制内的“底层”生存压力最大、身份束缚最小,因此转换动力最强,机会成本最低。
从这些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可以看出,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当年理性设计的结果,更多的是顺应潮流抓住机会的结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限制逐渐宽松,此时主要的职业选择是小买卖和手工业,典型的表现是:
农民们走村串巷、跨镇越城,此买彼销,来回不止,多数干的是拾遗补缺的买卖,他们被称为“供销大军”;另一类是以工匠为主的服务大军,他们分别以缝纫、理发、皮革、餐饮、修理等为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
南存辉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他的“补鞋匠”生涯,1963年出生的南存辉,因为父亲在劳动时受伤,13岁就开始上街补鞋讨生活,小小“补鞋匠”的生活一干就是三年。
所以,这一时期这两类人此时虽然已有相当数量,从社会分工和职业化角度说,他们还不是典型的工商业者。
既没有原始积累,也没有力量雇佣工人,他们的职业更接近商贩和手工业者。
所以他们的身份亦工亦农,这一时期的分化和转化都很不稳定。
虽然如此,收入来源的变化已导致收入结构的变化,而来自于工商业收入增加的趋势更加明显。
虽然此时工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法定身份还是农民或城镇无业人员,但收入结构的变化对他们的身份构成了事实替代,并逐渐以经济地位赎买完成身份的转换。
三.浙商兴起的政策起点:
农民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
严格地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浙商正式成为合法社会成员和独立职业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源。
因为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原来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才可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获得职业的自由选择权,从而获得独立的劳动力产权成为可能。
在此之前,工商业只是“兼职和副业”。
在脱离土地束缚之后,务工经商者虽然法定的社会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但职业和收入均来自于工商业。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从深度、广度和跨度来说,都是空前的。
从时段上看也是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是浙商产生的一个关键时期。
大多数今日有较大成就的浙商均起步于这一时期(图6-6)。
2003年浙江省工商联组织的调查显示,八九十年代创业的合计占了85%以上,其中八十年代起步的占21%。
虽然远远不及九十年代,但八十年代的重要性比之后来更为突出。
历届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榜的前十名,均为八十年代或八十年代以前开始创业的。
即使那些创立时间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企业,其创始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走出第一步,以个体户以及供销员、管理人员、技术员等形式积累人力资本。
到九十年代外部宏观条件好转时才开始自立门户,这时私营企业大面积发育实际上是此前积累的结果。
图6-62003年调查浙商创办企业时间
来源:
浙江省工商联非公经济调查
四.“三小”是早期浙商来源的主体
4·1家庭工业和专业商品市场成第一代“孵化器”
从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组织业态考察浙商来源,可以发现早期主要的两大“孵化器”为家庭工业和专业商品市场,这是大批量孕育浙商的温床。
家庭工业组织形式以生产资料的家庭(个人)占有为基础,依靠家庭自身的劳动力辅之以少量帮工,利用住宅作为生产场所开展加工工业。
这类生产的技术要求不高,资金占用也不多,适合在一家一户生产。
以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为例,其基本形态,可以分为农户兼业工业、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场三种。
家庭工业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标准型家庭工业,到联户型,再到初步具备企业组织形态的挂户型,其中有相当部分最后转型成为公司制私营企业。
家庭工业的产生来源于农户家庭的“农→→工”转化和社队集体企业的分化解体两个渠道。
据《乐清县志》记载,上世纪70年代初,柳市镇一些处在困境中的社队企业开始转向五金电器生产,产品有铰链、插销、开关、插座等小五金、小电器,年产值约10余万元。
这些社队企业是乐清私营企业的启蒙者,后来好多家庭作坊就是从这些社队企业中“分”出来的。
据乐清县委办的《关于社队企业有关情况的调查》(1982年)载,当时一些社队企业给私人开发票,挂合同,收取管理费。
家庭作坊多处在“半地下”状态。
据统计,到1978年,柳市全区社队企业数增到421家,从业人数31598人,总产值达4062万元,与1976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社队企业蜕化为分人分户的个私企业。
有的企业根据复杂工艺的产品配套加工的需要,可自由选择人数,进行优化组合;有的企业现有设备、厂房流动资金、原材料等平均分到户或人,生产品种和任务各自确定,生产需要添置设备和增加人员(雇工)也各自处理,原企业只保留财务人员管理印鉴和经济往来账目,其所得除按全年承包任务额交给大队、公社作为公积金外,剩余部分就作盈利分红,各户除照章纳税外,还向企业上交5%左右的管理费。
这样,社队企业实质上已蜕变为家庭工业户联合体。
)f.O8z(X(a
根据戴洁天先生的调查,1984年,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已发展到13.3万多个,从业人员33万多人,产值达7.5亿元,加上挂靠在村办企业的家庭工业产值2.2亿元,共有9.7亿元。
苍南、乐清、瓯海等县,家庭工业在全县经济中已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温州市统计局调查,1983年苍南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的2/3来自于家庭工业。
1984年该县的家庭工业又有较大的发展,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
以温州市郊区(当时的行政单位)为例,通过农村工副业的发展,到1982年,市效区由过去44927个劳力捆在9万亩土地上搞粮食生产,迅速变为1万多个劳力(约占总劳力30%)搞粮食生产,3万多个劳力(约占总劳力70%)从事多种经营,搞商品生产。
提高了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家庭工业,“两户经济”的壮大为日后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和浙商的生成进行了能力上和队伍上的准备。
到1994年,温州农民向工商业者的转化迎来了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温州全市非农劳动力在乡村劳动力总数中,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劳动力,占50.75%。
此后工商业者从业人数继续逐年上升,2000年非农劳动力在乡村总劳动力中的比重提升到60.3%,相对92年的41.56%来说,上升了18.7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2.08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
与私营企业创办的曲线一致(王尚银2003)。
从行业转化方向来说,工业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绝对量最大的行业。
浙商的“前身”虽然是农民身份,但浙江农民的价值观里并不缺乏商业意识。
并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重新开始萌芽。
因为浙商的草根出身,他们创业的第一步是在竞争要素供给不充分的约束条件下开始的,因此“小商品、小生意、小作坊”的“三小”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
卢福营(2005)曾经以义乌市后乐村为观察对象,详细记录了农民转化为工商业者的过程。
后乐村距廿三里镇约1公里。
据2000年统计,后乐村有农户266户,人口801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后乐村及周边村落的鸡毛换糖行业中逐渐分化和衍生出了一门新的行业———小百货经营。
由于经营小百货获利较丰,其他村民陆续在亲友带动下加入小百货经营行列,并逐渐地在廿三里镇形成了一个地下的小百货批发交易市场。
这个小商品市场和小商品经营者,成为后来驰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始作俑者”。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和义乌商品流通的极大发展,具有悠久经商传统和丰富经商经验的后乐人如鱼得水,迅速形成了后乐人“全民经商”的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各地小商品市场摆摊,直接经营小百货的后乐人大约有近二百人。
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在当时总人口不足800人的后乐村,经商者已经占居一半左右。
如果除去小孩、学龄青少年和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经商者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更为惊人。
4·2创业前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积累
与家庭工业和“两户经济”蓬勃发展相对应的,是供销员大军和专业市场的兴起和壮大。
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达到了300多家,3年后的1984年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供销员多达1万多人,整个温州地区供销员队伍达到10万人。
据估算,高峰时,供销员占全部工商业从业者的比例达到1/4-1/3。
温州供销员不仅在于人多,而且还具有游离于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特点。
他们有时并不附属于某一个厂,他们以挂靠的形式先挂在某一个单位,而后联系的业务,可以随便到那一个工厂采购,这样使温州家庭工厂变成了只管生产的一个角色,供销员有权决定到哪一个家庭工厂采购产品,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
正因为供销员走南闯北的磨炼,使得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机遇的把握能力都有较好的积累,同时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具备了较强的资源集聚能力。
因此,供销员成为浙商的重要来源。
如今温州的知名企业家大多具有供销员经历。
如正泰南存辉、+|%F0z/P;I!
k德力西胡成中、奥康王振滔、红蜻蜓钱金波,原来都是供销大军里的一员。
2003年浙江省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表6-7),在“军人、机关干部、企业干部、乡镇干部、学生、教师、个体户、供销员、营业员”等各种职业中,“供销员”的比重仅次于“企业干部”,是被调查私营企业主创业前从业第二多的职业。
表6-7被调查私营企业创办企业前的职业构成
来源:
2003年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情况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与1995年和1999年两次调查结果相比,创业前职业身份为“农民”的私营企业主大为减少。
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问卷设计有所不同,2003年选项中罗列了“个体户、供销员”等十余种职业,事实上这些职业的“前身”,或从户籍而言可能都是农民;
其二,最初的调查对象是按所有私营企业主的0.7%抽样而来,而后来则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相应的二者的社会职业来源有所不同;
第三,2003年的调查已经有许多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后创办的私营企业,根据业主原有职业逐渐提升的趋势,他们的原有社会地位较前辈会有所提高。
专业商品市场也是浙商生成的一个主要来源,因为浙江区域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产业集群比较发达。
而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相伴而生,二者共同构成了产业集群的主干。
很多专业市场从零开始,进入门槛不高,但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比较快。
到1984年,温州市共有大小商品市场393个,年交易额达10.4亿元;上市交易每天有40—50万人。
393个商品市场中有专业市场135个,以每个市场300名经营户计算,市场经营主体就达到4万人。
比如义乌,如今知名浙商,绝大多数都有过市场设摊的经历。
比如周晓光,1985年,周晓光夫妇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摊位,开始固定经营饰品。
比如俞巧仙,1987年,俞巧仙就在义乌市场中的副食品市场摆起了摊位。
刚进副食品市场时,摊位还摆在水泥台上,每天不等天亮,她就得拉着一车的皮蛋上路,晚上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收摊,后来慢慢扩大经营范围和品种。
这一时期是浙商完成异质型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阶段,市场经济对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行了最好的教育。
五.“非私经济”是浙商的重要来源
“非私经济”相对“非公经济”而言,包括国营、集体等所有制形式的企业。
从生成浙商的社会单位来源来说,这是最主要的法人主体来源(农民等属于浙商的自然人来源)。
2003年调查私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论文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