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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树与红色土地(红色家园)
谭仲池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7日24版:
副刊)
这棵板栗树,一直在我心里葱茏着。
端午节的前三天,我到文家市镇的铁炉冲,看望这棵常在梦中念想的板栗树。
中午的太阳光温柔而灿烂地,照耀着苍翠的黄土岭和流淌的南川河。
山前、坡边、河畔绿树掩映的,是极富客家风格的红砖小楼,点缀着山野的秀丽风景。
1977年的秋天,我来文家市采访,为创作《秋收起义》组歌收集素材。
当时,听说文家市镇附近的铁炉冲,有一棵毛主席栽种的板栗树。
我在老乡的指点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去找寻这棵树。
那天下着细细的秋雨,雨丝晶莹如帘,挂满了山坡的树木。
透过雨帘,看见泛红的枫叶,似火焰般鲜红地簇拥在一片绿色的丛林里。
我登上铁炉冲半山腰,板栗树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棵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的板栗树,像一个伟岸的巨人,扬起强健的手臂,托着苍茫的云天。
我走上去用手轻轻地抚摸树木,感到有一股暖流涌入胸腔。
这时,离板栗树不远的土墙老屋里走出来一位老人。
他见我们这样专注,便主动地指着板栗树给我们讲起了毛主席当年种树的故事。
那是1917年的冬天,毛泽东和他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步行三百多里来到文家市做社会调查。
在十多天的社会调查中,毛泽东始终坚持早上爬山锻炼身体,每天还帮忙挑水、种菜。
离开铁炉冲的前一天,毛泽东亲手在山坡前栽种了这棵板栗树。
有同学说:
“你家离这里远,种这个干什么?
”毛泽东回答道:
“这叫前人种树,后人吃果啊!
”
今天,我重来瞻仰心中的板栗树,它已经变得更加粗壮挺拔,长成了参天大树。
它的四周已经长出了上百棵大小不一的板栗树,手牵手地筑起了一座板栗树城,还有香樟、青松、兰竹、银杉、红桎木簇拥着它。
望着这棵耸立在我眼前已经穿越了一个世纪的春夏秋冬的板栗树,我浮想联翩。
我在想,在这漫长的风雨岁月里,它一定经历了无数严寒酷暑煎熬,甚至冰刀霜剑,火烧雷劈。
我从巨大树干上的树皮,看到了逝去的时光在树上雕刻下的沧桑痕迹。
然而,遮天蔽日的树盖和舒展如虹的虬枝,泛着浓浓绿色的叶片,却依然蓬勃着盎然生机。
我惊叹于这棵板栗树的强大生命力和不老的昂扬雄姿。
睹树思人。
此刻秋收起义的号角就在我耳边响起,第一面鲜红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就在眼前迎风招展。
里仁学校的教室里明亮的马灯,照耀着双双发亮的眼睛。
会师坪操场上林立的梭镖和风火墙上的翘角,在阳光里放射着夺目的光芒。
谁能想到栽种这棵板栗树的毛泽东,十年后的1927年9月9日,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在危急关头,果断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到文家市会师。
原来历史和时光竟会如此地巧妙契合。
板栗树的根,从此更深地扎进了这片丰厚的红色土地。
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1973年来文家市访问,她在《毛泽东的故乡》一书中写道:
1927年,毛泽东主义在湖南浏阳县问世。
在文家市的这所学校里,人们能感觉到深邃的毛泽东神话。
正是湖南浏阳这所古老宗祠里,毛泽东1927年召集了一千多个英勇的青少年,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和红缨思想。
这个会议投票通过继续蔑视一切上帝、所有的地主、所有的反革命势力,向客家聚居的绿林井冈山根据地进军。
我向外望去,掠过山顶,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根据地”凝视。
1927年后,部队在那里打了许多次小仗,才得以保存下来。
这段简练而朴实的记叙,揭示了这片红色土地曾经书写的悲壮和光荣。
也就是在里仁学校后栋,被称为“成德堂”的宽阔教室里,借着数盏马灯凝聚的光芒,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有“中流击水”的江海壮志,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远大目标的毛泽东,坚定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做出最果断的抉择。
1927年9月19日夜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
里仁学校的走廊上,操坪的台阶上,站满了起义战士。
他们沐浴着洁白的月光,闪耀着一双双充满期望的眼睛。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决定工农革命命运前途的夜晚。
此刻的会议里,争论异常激烈,已经几个夜晚反复思考的毛泽东,终于在总指挥卢德铭的有力支持下,通过投票,确立了向罗霄山脉南段转移的战略抉择。
他指着从里仁学校借来的地图上标出的罗霄山脉位置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别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
”
这就是“红缨枪”赋予毛泽东的天才视野,是“红缨思想”指引着枪杆子出政权的光明前途。
就在这一瞬间,从板栗树、红缨枪,到第一面军旗,召唤着这支军队,走向万水千山的漫长征途。
这片红色土地,又雕刻、承载了多少伟大而沉重的历史使命和风云变幻。
九月里来黄花香,九月里枫叶红山岗,毛委员来到文家市,带领大军上井冈。
红色土地上的人民群众唱着自己编的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继续坚持与反动派展开斗争。
他们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反扑。
他们坚信毛委员指挥的人民军队还会回来。
1930年,赣南、闽西地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在福建长汀合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委,朱德任总指挥。
8月20日凌晨,红一军团突袭文家市,不到四个小时便全歼了敌三个团加一个营,击溃一个团,毙敌旅长戴斗垣和一个团长,俘敌一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机枪三十七挺。
文家市大捷是红一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红军初创时期一个成功的突袭战例。
我依然在板栗树前伫立,不舍离去。
我在细细端详,树杈间又绽放的新枝绿叶。
我知道,不论是腥风血雨,白色恐怖,艰难困苦的日子,还是驱散迷雾,阳光明媚,鲜花开放的季节,这片红土地上的乡亲,总会来这里呵护、守望这棵板栗树。
从它身上,凝望信仰的璀璨,力量的苍郁,意志的坚挺,梦想的金黄和氤氲不息的生命蓬勃。
我款款俯下身子,捧起一把板栗树扎根的红色泥土,感到有一股温热沁入手心。
我的心在激烈地跳荡,它要飞出胸膛,穿越岁月的时空,重新越过万水千山,去寻找红军留下的脚印,去品味毛主席诗词中“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最高精神境界。
板栗树不会老去,它永远像一面旗帜、一座灯塔、一所学校,年年岁岁,把光芒、雨露、清凉和香甜送给人间。
七里坪的琴声(红色家园)
韩永强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7日24版)
如果没有著名的黄麻起义,没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没有红四方面军的诞生,七里坪,仅仅就是大别山南麓、鄂豫两省交界的一块山地。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七里坪那样,在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山坳里、山峁上、深涧里,竟然诞生了一百多位共和国的将军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他们从血雨腥风中走出一个雄浑的威武方阵,同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战友们,筑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翻身得解放的钢铁长城。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上个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在武汉办起了“武汉中学”。
鄂豫皖周边的热血青年满怀理想走进了这个学堂,从而知道了穷人为什么这么苦、富人为什么这么狠的原因,激发起了革命的激情。
这些学子有的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火种,被撒到了鄂豫皖的山山乡乡。
1925年,黄安、麻城两地建立了党组织,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
不到一年时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口号遍布鄂豫皖。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反动势力也不断扩张,革命者意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革命的前景必然渺茫。
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七里坪长胜街上的文昌宫召开会议,成立了“黄麻起义”指挥部,拉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使七里坪成为中国革命最早的武装暴动策源地之一。
从此,七里坪被烙上了鲜红的革命印记,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长胜街是七里坪镇的一条主街,原名正街。
南北有城门楼,花岗石条砌成。
街道两边房屋清一色的青砖黑瓦、木格窗户、木板门扇,每间房屋山墙或隔火墙都有龙蛇鸟兽造型装饰,地面用花岗石条铺成,显示出古朴和富有。
因为七里坪地处鄂豫交界,居民们每天把收来的粮油山货特产等,用竹排运向阳逻,销往武汉,再从武汉把当地群众需要的工业品、生活用品运载回来,销往各地,生意兴隆火爆,七里坪也被人称为“小汉口”,称长胜街为“六渡桥”。
据红安县志记载,当时这条全长仅四百米、街道宽约七米的老街,“1927年从南到北仅经营粮油的漕行就有三十多家”,是名副其实的商贸重镇。
七里坪的地理优势和物质条件,加上这里的农民对共产党的炽热拥护,成就了七里坪的不平凡的历史。
1930年,党中央鉴于鄂豫皖地区革命运动不断高涨,为了指导革命顺利发展,委派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鄂豫皖苏区,在七里坪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原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平汉特区行动委员会、中共鄂豫皖边特委。
经鄂豫皖特委研究决定,把革命的大本营建在七里坪,命名七里坪为“列宁市”。
会议决定在长胜街设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发行纸币、铜币和油布凭票,从而有了人民政府自己的货币。
还在长胜街设立了中西药局,创办鄂豫皖特区第一个苏维埃经济公社,设立饭堂合作社,让革命者有了自己温馨的大家庭。
苏维埃政府还在河街创办了鄂豫皖苏维埃小学,并命名为“列宁小学”。
1931年11月7日,七里坪又书写了新的辉煌。
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西门外河滩上召开成立大会。
徐向前英姿勃发,横刀立马,出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部队就有三万多人,指挥部驻地就在长胜街。
这支革命的武装以燎原之势,以七里坪为大本营,转战鄂豫皖,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听从中央召唤,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依然以七里坪为中心,同日本侵略者开展了持久的抗日战争,七里坪人民利用大别山的蜿蜒,神出鬼没地消灭侵略者,谱写了民族正气歌。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遵照毛泽东的宏大战略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鄂豫皖,创造了“两军相逢勇者胜”的传奇,也曾驻扎于七里坪。
在映山红红遍大别山的日子里,我满怀虔诚来到七里坪。
长胜街依然如几十年以前一样古朴,花岗岩的街面留下了战马的脚印,红军战士的鲜血让花岗岩的色泽更鲜艳,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部”“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列宁市经济公社”“七里坪革命法庭”“鄂豫皖中西药局”静静地排列在我的眼前,也排列在红色的记忆里。
我情不自禁地抚摸那些木板门扇、青砖黑瓦,仿佛在抚摸烈士的体温。
我想到了“鄂豫皖苏区烈士纪念碑”上的那首民歌: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那是何等的风云际会啊!
就是这“小小黄安”,为革命奉献了十四万烈士,“黄安”因而被改名“红安”。
我又想到了另一首民歌:
“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有青山在,到处有红军。
”敌人的残暴和杀戮没有吓倒鄂豫皖苏区的人民,他们高唱着:
“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
任凭白匪再猖狂,烧我的房屋抢我的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
”前赴后继、无怨无悔跟定共产党。
行行复行行,心中如噎。
长胜街的那一头突然想起了扬琴声。
琴声并不专业,但是却满怀深情。
我循着琴声走过去,只见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正伏在扬琴上投入地演奏: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老人身边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在老人的演奏中,先是低声应和,后来都放声歌唱。
我问老人,是政府安排你演奏的吗?
老人显然对我的“小人之心”不满。
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要我装,我装不来!
对红军的感情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表达。
我是一个农民,七十岁之后不种田了,国家给我们养老保险了,我就琢磨着做点儿有意义的事,让我们的后人记得我们的今天来得不容易啊!
我就买来了这个琴,用拿农具的手专门演奏红歌。
我连忙对老人赔不是,说我就怕有人玷污了这块红色的土地啊。
老人很自信地告诉我,大别山的人民,是革命烈士的血养大的,我们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
我羞愧地向远处走去,背后传来老人欢快的琴声:
“八月的桂花遍地开,鲜艳的红旗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于都组歌(红色家园)
刘景明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7日24版)
一
赣南雩山之南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它的这一身份实在是再特殊不过了。
一方土地的特殊性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其恒久的历史底蕴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初,于都因北有雩山而取名雩都。
县政府大院内的两株千年古榕树,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率大唐军队经过于都驻扎县衙时栽下的,足以印证于都的“千年古县”称号毫不夸张。
雩山脚下有“雩都十景”,其中雩山庙尤其著名,它由宋淳熙丙午年(1186年)州守周必正所建,以祀雩山之神。
文天祥任赣州知州时的诗句“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仿佛是句谶语,道出了他以后人生的境况。
文天祥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英勇抗击元兵,在于都打了大胜仗,但后来攻打吉赣的宋军为元军重兵所败,被元兵追击到于都北乡的金溪村,文天祥无路可走,潜入庙内躲藏。
当时天空突降倾盆大雨,古庙一时被淹没在云海雨雾之中,元兵既惊奇又恐惧,匆匆收兵扫兴而归。
元兵走远了,云散雨止,文天祥虔诚地题了一副对联:
“威灵耿耿,风云雷雨齐鸣;法令赫赫,日月星辰同明。
”
罗田岩石崖洞穴,洞洞相连,有座濂溪书院,是宋代学者周敦颐讲学的遗址,周敦颐在任赣州通判时,经常到这里讲学、和朋友聚会,探讨和传授理学精要,他的心爱之作《爱莲说》全文碑刻于濂溪阁内。
宋代理学家朱熹、名将岳飞、元代书法家王懋德也都有题刻于此。
早在1957年,“雩都县”经国务院批准改为了“于都县”,后来,有人将“雩山”改为“于山”,其实“雩”“于”二字并非繁、简之别,而是两个字,《辞海》和《字典》对“雩”字的解释是古代求雨的祭祀,对“于”字有多种解释,但都没有含“雩”字之“求雨的祭祀”的意思,曾以求雨祭祀活动之地而著称的历史名山——“雩山”,看来没有理由改为“于山”。
二
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被载入史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条大河于都河,已经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
八十二年前那四天四夜里发生的历历往事,已经成为多少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中央红军当年进行战略转移,为什么要选择从于都河上经过呢?
靠近“长征第一渡”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了大量史料、文物,解说员的讲解揭开了其中之谜。
1934年,中央制定战略转移的作战计划时,初步确定中央红军“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
首先的突破点选择在江西信丰、安远间敌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上。
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选择大部队能够迅速换防、集结和休整、补充,并能收得拢、撒得开、突得快的最佳地域。
于都地处闽浙赣三省要冲,东连瑞金、长汀,北靠兴国、宁都,南邻安远、信丰,境内多丘陵,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正好适合大部队的行动、宿营、隐蔽和补给。
望着于都河,我耳边再次萦绕起陆定一的那首长征诗: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陈列着当年红军穿过的衣服、草鞋和渡河用过的船只等,还有红军渡河浮桥的黑白照片。
讲解员介绍,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沿岸的百姓听说红军要渡河,几乎把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连老人的寿材都捐献出来。
最后,大家共找来八百多条船架成浮桥。
于都百姓还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六千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为红军送去五千余名新兵,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长征。
周恩来为此曾动情地说: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
如今,十五平方公里的于都县城,有关长征的纪念物、建筑处处可见。
当年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的渡口,已经建起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渡口周围变成了纪念广场。
如今,这里花红柳绿,生机盎然,长征已经成为于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县城里,长征广场、长征大桥、长征大道、红军大桥、红军大道,无不随时提醒大家记起那段辉煌的历史。
许多小店铺,如食品店、超市、照相馆、复印社,也以“长征”冠名。
现在,于都人民不仅建起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而且已经将长征的伟大壮举和长征精神作为区域发展的动力。
三
于都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于都唢呐公婆吹”。
“公婆吹”一般配以锣、鼓、钹等打击乐器,所以俗称“吹打”,乐器主要是“公”“婆”两支唢呐,“公”唢呐稍短,音色高亢嘹亮,“婆”唢呐略长些,音色低沉浑厚。
演奏时,艺人身穿彩服,配以大钹、小钹、大锣、小锣、大鼓、小鼓、梆子等乐器进行演奏。
于都人吹唢呐有很多绝活:
冬天吹奏时,不仅手不僵,还能冒汗;夏天连吹几个小时,可以喉口不干。
最令人叫绝的是“单手吹”和“换手吹”,艺人们左脚打锣,右脚踩钹,单手举一支唢呐,四只手指灵活起落,吹一阵,换到另一只手,竟曲不中断,衔接得天衣无缝。
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于都东门沙坝召开万人大会时,于都唢呐“公婆吹”大显身手,后来,红军长征离开于都时,又是于都唢呐手们吹着《十送红军》,依依不舍地欢送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万里长征路。
如今,每个乡镇都有一个或几个自发组织的唢呐班子,谁家娶老婆都少不了他们。
于都还有一支“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长征源”合唱团,已成为赣南“红色新名片”。
团员来自不同的行业,年龄、岗位各不相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后代。
基于这份独特的长征情结,合唱团的主打曲目选择了有华人经典音乐之称的《长征组歌》:
《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共十首经典歌曲,汇成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中国经典交响合唱组曲《长征组歌》,气势磅礴,感人肺腑。
于都“上刀山、过火焰山、水上漂、长襟”活动也别具一格。
上刀山,表演者赤手赤脚,手抓脚踩,在锋利的刀刃上步步高升;过火焰山,表演者脚沾“符水”,踩进通红的火炭里,带头跑过火坑;水上漂,在水面上拉一条约五十厘米宽的红布,表演者从几十米长的红布条一端徒步至另一端,有惊无险;长襟,又称刀山树下栽根,把未成年男孩或比较多病的男孩,带到刀山树下“栽根”,长襟的物品一般是米果、水果、香烛、灯盏、雄鸡、平时穿戴的衣服鞋帽等,长襟结束后,参加长襟的家庭带着米果、水果、长命鸡(雄鸡)回家,祝福小孩平安成长。
这是与眼睛相遇的欢声,也是与时光重逢的笑语。
诗的思绪
2016年08月17日08:
19来源:
中国文化报红孩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多彩的生活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
你可以用摄影、书画、说唱、戏剧、散文、小说去表现,但我相信更多的人还是喜欢诗歌这个形式。
诗歌是高雅的,更是大众的。
即使你不认识几个字,你张口也可以念出几句诗,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我从来不相信诗歌只是写给自己的,任何一个诗人都希望自己的诗能够被更多的人传诵,哪怕诗人死后他再也听不到。
中国白话诗歌发展一百多年了,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
有人抱着传统不放,认为比起古典诗词,现代诗没有韵味,缺规矩,太自由了。
也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写诗了。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固然对诗歌无比崇敬、敬畏,但也不必把它弄得那么神秘、那么高不可攀、那么不近人情。
诗歌是纯粹的,诗人不一定是纯粹的。
必须承认,诗歌有它的教化功能,也有它的实用价值。
当然,更多的是它的审美功能。
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的审美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必怀疑自己的诗是有功利性的,有功利性又能怎样?
功利本不是个贬义词语,诗歌也不是功利的代名词。
只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任何功利都是无可厚非的。
诗歌的形式多样,抒情的,意象的,朦胧的,哪怕是口号式的,也不必大惊小怪。
我们提倡诗歌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权威,都不是祖师爷,都不是一言九鼎。
因为,没人告诉过我们诗歌必须怎样写。
如果有人告诉你诗歌必须怎样写,必须按照他的模式写,你这辈子再也写不好了。
诗歌的传播形式很多。
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朗诵会、课堂,几乎睁眼闭眼都可以听到看到诗歌。
我们现在有一种定式思维,即好的诗歌都是发表的,都是发表在重要的报刊上的。
这实在是一种误区,现在发表的阵地很多,每天都有大量的诗歌发表,可我们能记住、能传诵几首?
诗歌变成了一种产业,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事实确实如此。
当下,诗歌同诗人比较起来,活跃的不是诗歌,而是诗人。
诗人们忙乎什么呢?
忙乎评奖,开笔会,到处演讲,创造什么这个流派那个主义,就是不创造好诗。
写诗自然稿费很低,但如果把诗歌运动开了,收入还是可观的。
诗歌可长可短。
写短诗容易,写好的短诗就很难。
写长诗就更不容易,如果把散文分行写成诗就容易。
我看到许多长诗,实在没有什么诗的味道,完全是口语的叙事。
叙事诗早已有之,虽然有叙事的功能,但终究不是叙事,它属于诗。
写诗就要有诗的样子,写千句万句,不如写出精彩的一句。
诗坛的怪事多,是诗人的性格使然。
梨花体、羊羔体,是一种存在,也是一面镜子。
你想做什么样的诗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前人的路,前人的作品,前人的争论,前人的探索,就摆在你的面前。
每个人都想成为伟大不朽的诗人,都想创作出属于你的诗歌形式,五言七律,十四行,阶梯式,信天游,怎么合适怎么来。
我不相信梨花体、羊羔体能被后人记住,我更不相信“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会成为经典。
“洪荒之力”被人抢先注册了,是不是这个词就能成为后人的成语?
恐怕只有天晓得。
诗人是孤独的,也是成群结队的。
从古至今,诗人结社已成为佳话。
写作这行当,十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我每看到两个人三个人合作完成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小说,我就会偷偷地笑,这怎么可能呢?
这就如同孩子只能由一个孕妇去完成,几个人生一个孩子,这不是玩笑开大了吗?
诗人结队、结社,是为了更好地探索诗歌,不是为了立山头,更不是在江湖鬼混。
诗坛以诗人的名义冠名设奖很多,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鲁迅、郭沫若、艾青、鲁藜、刘章……从古至今,总有几十人之多吧。
以诗人的名义设奖本无可厚非,这是对诗人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问题是,参评的人要不要了解诗人的经历,参评的作品要不要尊重诗人的风格。
很难想象,让一个梨花体诗人的作品去获得以革命诗人命名的大奖。
诗歌评奖,奖励的应该是诗人的作品,而不是诗人本身。
如果只看重诗人的名字而没看他的具体作品得失,那显然有失公允。
诗歌评奖,我建议少评一本书、一组诗,我特别提倡只评一首,哪怕是一首中的一句。
一个优秀的诗人,一生能有一两首诗被人记住就已经了不起了。
好的诗句的诞生,有诗人的内在原因,也有当时的社会原因。
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大众,什么样的好诗也不会永恒。
趣话“名人碑”
——从“高知”入瓮说起
2016年08月17日08:
18来源:
中国文化报从维熙
记得,两年前的《北京晚报》曾登出过这样一则令人怅然的新闻:
一个山东泰安的骗子,以开设“中华名人园”、并为名人在园内立碑为诱饵,让生活在具有三千多年历史文化古都北京的一些“高知”,吞食了骗子的鱼钩。
据被骗的某教授自白:
他是交了钱之后,亲赴泰安去参加“名人园”开幕仪式的,晚十一点从北京登上火车,一夜在火车上度过,次日晨六点抵达泰安。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能有那么大的精气神儿,兴致勃勃地奔往“名人园”,其心其志之虔诚,足以证明“名人园”之巨大诱惑能量。
直到这位教授赶到了泰安,才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一个骗局,因而急忙报警,要求捉拿骗人的罪魁元凶。
读罢新闻,笔者心中百感丛生。
诚然,骗子是可憎的,他张开血盆大口,既吞噬了一些“高知”的金钱,又让这些“高知”的精神上受到创伤,理应受到国法严惩,自不待多说。
但是另一团疑云也立刻涌上心扉:
如果说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在街上买了假银元,似乎容易理解,而这些上当受骗者,头上多顶着“高知”的桂冠,其受骗之成因,就大有探寻一下的必要了。
何谓“高知”?
它的内涵界定,既非一无所知,也不是一知半解;在国人中,它是高级知识群体的总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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