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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学论文5900字

（一）：

人类生态学派城市空间研究述评论文

摘要：

人类生态学派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城市社会，并首次将空间与城市社会研究结合起来。

人类生态学派以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城市空间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虽然并未形成系统的社会空间理论，但提出了合理的空间论断和社会空间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关键词：

人类生态学派；城市空间；社会空间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界广泛的空间转向，主要是依托城市社会研究展开的。

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单位，空间一直贯穿于城市社会研究中。

1916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第一个城市研究中心，这标志着城市社会学的建立。

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在实际研究中创立了人类生态学理论。

人类生态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主流范式，其空间思想也是社会空间研究的奠基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

梳理人类生态学派的城市空间研究，对于掌握社会空间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人类生态学的思想。

一、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范式

人类生态学，顾名思义，是使用自然科学中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形成的一种理论。

“生态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提出的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生态学认为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

在自然界，各种生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生命网络。

另一方面，一个区域内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物种之间会为争夺资源展开竞争，不同物种通过竞争在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导致均衡关系的实现。

“各种物种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的分析或许可以很好地用作人类生态学类似的研究模式。

”[1]“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来看，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有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

”[2]在此基础上，人类生态学者还指出人类社群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功能适应，城市以及城市的形态结构都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要通过某种特征（如地形、雨量）识别环境的边界，然后研究环境中各种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适应的生态过程和生态体系。

这一方法引入人类社会研究中，便是通过住宅、人口密度等特征来识别区域的边界，然后研究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竞争和适应。

在人类生态学派看来，最能代表生态空间单位的是社区，因为社区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其中的人们相互依存，同时又对这一地区范围内的资源展开竞争。

因此帕克强调：

“生态学关注的是社区，而不是社会。

”[1]（60）

物种依赖于资源才能生存。

具体到城市中，“区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土地利用和建设造成了城市中区域的不同价值，区位直接决定人们能得到其它生活资源。

不同的人群和社会组织依据自身的实力占据不同的区位，竞争决定了人口的分布和居住区域的地点和规模，每一个共同体就是这样在城市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小环境。

这种分化会在空间上表现出来，由此，帕克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城市中各类群体居住的空间距离等于这些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

[1]（60）因此，人类生态学也可以叫做空间生态学，其任务是研究通过竞争人们如何获取和取得了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位置，并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

二、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内容

“人类生态学研究的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竞争）及其非预期效应（功能适应）的研究。

”[3]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空间形成的前提：

竞争动力

空间形成的前提是人类的竞争，人类竞争的原因是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

人类生态学派将促使人们竞争的因素分为生物、经济和文化三种。

古典人类生态学认为生物层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涉及人类是否能生存、适应环境，其竞争具有生物层面的特征。

在竞争过程中，会产生自发的无计划性的群体合作。

古典人类生态学、新正统人类生态学派都将经济活动看作是引发竞争的关键力量。

一般来讲，区域的中心位置是最佳区位。

因为从中心位置到周边所有地点的距离是最近的，占据这一位置的人能从容不迫地对任何一点做出反应。

在人类生态学看来，距离不仅是自然的距离，还包括时间和成本。

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个人或群体）在选择位置时唯一考虑的是成本或者价格，这种竞争适应就是一种经济行为。

“在当时文化水平下，之所以可以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互动，就是因为所有的组织都趋向成为一个企业。

不仅商业，而且居住点、教堂、图书馆等都无一例外地根据收入和成本来选择位置，一个社会体系的所有兴趣都在于使成本最小化。

”[4]伯吉斯、霍伊特、霍利都指出，不同的人群和组织会通过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占据不同的区位。

如，城市中心地区的优势地理位置，具有关键功能、一定经济实力的社会单位才能占据此地区。

其他单位分布于中心地区的周围，它们的区位分布与其功能、实力直接相关。

社会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无论是传统人类生态学还是新正统人类生态学派，对文化在社区形成中的作用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虽然他们承认人类社会的竞争是受风俗习惯和文化限制的，但同时也指出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习俗和舆论等文化因素对自然社会秩序的控制作用只是让自然社会过程更复杂，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社会秩序。

”[4]（44）然而人类社会活动与文化息息相关，一个完整的生态理论必须把文化因素考虑在内，文化生态学正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社区。

弗雷、乔纳森、库波等人对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发现，有些土地的利用完全出于非经济方面的用途。

其中弗雷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北肯山曾经是一些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的居住地，几乎每个房子都居住过名人，北肯山被赋予了价值象征特性。

因此，即使北肯山离中心商业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很近，但它始终保持着上层阶级居住区的特点，并且由于象征价值，北肯山可以在经历短暂萧条后，迅速复兴。

此外，波士顿有一块48亩的共有地，由于在此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共有地成为当地崇拜、祭祀、力量的源泉，人们不断推动立法，强化对共有地的保护。

弗雷的研究指出：

“空间有象征功能，空间与所象征的社会价值结合成一体，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土地的利用状态。

”

（二）空间形成的生态过程

麦肯齐总结出城市空间变化的三种生态过程，分别是集中与分散、入侵与接替、隔离。

这些生态过程造成了城市社区的变化。

集中是指人口和机构向某些区域聚集，分散则与之相反。

土地占有者的变化会导致“入侵”和“接替”的出现，“入侵”是指一种群体进入以另一种群体为主体的社区，当前者取代后者成为社区新的统治群体时，就造成了“接替”。

入侵和接替会引起区域内部经济特征的变化。

竞争协作使相似的人聚集到同质区域，这些社区彼此分离，就叫做隔离。

种族、民族、社会阶层、职业都可以成为隔离的手段和识别标准。

（三）功能适应的结果：

空间结构

人们生态适应的结果是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单位占据不同的区位，这样便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一些学者致力于建立城市空间组织的生态模型。

伯吉斯以芝加哥为例，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即城市的中心是商业区，外围是早期建造的旧房子，外围第三带是工人住宅区，第四带是中产阶级住宅区，最外围是富人居住区。

霍伊特不认为同心圆结构是解释城市生态的唯一模式。

他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将沿着不同的交通路线逐渐向外围扩大，成为扇形。

轻工业和批发商业依附运输道路成楔形，贫民住在环绕工商业区的地段，中产阶级和富人沿交通大道或河道向外发展，自成一区。

城市生态结构由若干个扇面结构组成。

扇形模式城市生态结构与同心圆结构模型在各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上并无本质区别，都认为城市只有一个中心商业区，穷人靠近工业区和中心商业区……不同的是同心圆结构的每个部分都均等地向各个方向扩张，而扇形结构的某些部分会向某一方向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活动向中心的集中化趋势逐渐被相反的分散化取代。

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了不同于单核心的同心圆和扇形模型的“多中心模型”。

该模型认为，在城市中，相同的活动，或者支撑某种活动的设施和条件（如工厂离不开水源）会集中于某一区域，而不相协调的机构会彼此分离，城市中会形成多个中心。

古典人类生态学的模型得到新正统生态学的验证和发展。

霍利证实了伯吉斯的土地使用模型，不过霍利指出模型是组织功能分化和支配的结果，而不是中心支配的产物。

关键功能单位的生产能力决定了一个系统分化的程度以及占据空间的大小。

一般来说，关键功能单位优先选择位置，其它单位则分布于关键功能单位周围，它们之间的距离与彼此之间的关系程度相对应。

三、人类生态学派的空间研究的遗产与局限

区位作为分析关键的确定使空间一直隐含于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人类生态学派是首个系统关注空间的学派，其研究已经触及到社会空间理论的某些核心要义，它又在关注地域的同时提出了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基础的“适应性”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启示意义。

人类生态学派发展出了合理的社会空间论断。

一是空间具有社会性。

尽管表述方法不同，但人类生态学派都把区位看作是一种有价之物，或者是经济价值，或者是文化价值。

在文化生态学派看来，空间的定位受到文化体系的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社会功能的重点都会不同。

空间被分配给不同的社会功能使用，如居住、加工制造、零售、祭祀等，这一标准是按照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而定。

另一方面，经济利益主宰了某些社会过程的空间适应，虽然人类生态学派明确指出人们竞争性的分布过程是偶然的，没有任何目的，但区位意味着成本，并且与其它社会资源紧密相关，利益本身就来源于文化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价值体系赋予了空间社会属性。

厄里曾指出，20世纪的社会理论缺乏空间的观念。

虽然迪尔凯姆、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曾对空间的社会性做过一些论述，但未形成系统的论述。

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则将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实际研究联系起来，证实了空间的社会属性，虽然只是浅尝辄止的涉及，但已触动了社会空间研究的根基。

二是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和单位在不同区位上的分布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形成，这一观点极具合理性。

空间结构可以揭示出城市中群体、组织、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也是社会研究中空间视角确立的基本依据。

几乎所有的人类生态学派学者都研究过城市空间结构，伯吉斯等人还建立起城市空间生态模型，这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社区研究在伯吉斯、霍伊特等人的生态模型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宗教、种族、人口五种因素来描述不同区域的空间特点和模式，以展现社会区域的发展和变迁轨迹。

新韦伯主义学派则肯定人类生态学派将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合二为一的创见，但他们不限于描述城市空间结构，而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城市居住结构背后的市场竞争和分配机制，从而开辟了城市社会空间新的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人类生态学为社会科学的空间研究提供了生态学视角。

人类生态学理论关注人类如何适应环境，这为研究经济、政治和道德现象提供了分析框架，因此，人类生态学理论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基础。

正如沃斯所言，“人类生态学并不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观点和视角、一种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科学研究社会生活的知识载体，像社会心理一样，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

”[4]（36）因此人类生态学的空间研究并不局限于城市社会学领域，它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界空间研究的一种视角。

伯吉斯等人的城市生态模型成为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发端，生态学理论中的土地竞争原则也引发了经济学中区位理论的研究。

然而，人类生态学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理论。

首先，人类生态学派的空间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人类生态学派分析的是生态学视角下的区位竞争，空间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因此其空间的研究是零碎的。

其次，人类生态学派并未意识到空间是考察社会的重要维度。

在人类生态学派看来，空间是外在于社会的客观存在，空间的出现也是人类功能适应非预期的结果，空间并非是内在于社会的属性。

此外，人类生态学派认为在竞争中每种功能都能找到适当的空间位置，以达到空间分配的均衡状态。

这种保守主义排除了任何可能的重构，这使得他们忽略了社会冲突和矛盾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被后来的学者批评为“空间拜物教”。

最后，人类生态学派将生物层面的竞争作为空间形成的动因之一。

古典人类生态学重视的生物因素并没有被后来的新正统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抛弃，他们只是批评其过分重视和强调生物性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

生物性一直是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的前提之一，即使文化生态学派，他们的研究也不能证实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哪些方面是纯粹生物性的，而哪些方面又是纯粹文化的。

这样一来，人类生态学的理论不能明确分辨城市空间的形成有多少是生物因素造成的，又有多少是社会推动的。

格蒂指出，人类生态学派所声称的生物和自然的过程是对社会过程本质的误导和神秘化。

卡斯特进一步指出，由帕克等人所认定的自然力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特定力量。

人类生态学将空间形成的原因一部分归结于生物因素，显示出其社会空间研究的不彻底性。

结语

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问题，这是导致不同流派社会理论存在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初美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无秩序和骚乱确实有些像自然界的生存斗争。

人类生态学派在研究中发展出具有合理性的“适应性”理论，这也是人类生态学不断改进发展的根基。

人类生态学探讨的是人们通过适应达到均衡过程，这也可以视为社会整合的研究。

时至今日，人类生态学派的这一议题对于理解全球化社会的某些关键性问题仍然具有战略价值。

在全球化时代，地点、城市以及民族国家等地域单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些空间中，已经没有一个支配性文化，各种文化如何相互适应、整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同的是，人类生态学派当时解决的是将各种亚文化同化为一个城市文化，而现在要处理的是不同文化和认同如何共处。

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对社会空间理论的贡献，充分利用其合理的思想，这也正是分析归纳人类生态学派空间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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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

人类生态觉醒的历史考察论文

摘要：

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经典生态学时期对植物、动物的研究到现代生态学时期对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生态学也日趋成熟和完善。

在生态学发展过程中，其对人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研究客体开始了对人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向，即人类生态意识渐渐觉醒，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的人类生态学出现。

人类生态学已成为生态研究的重要动向，将成为生态学发展的新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生态学；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9107（2014）04-0156-05

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前进的步伐。

在人类历史中，生态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亦经历了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艰辛探索，在生态学研究过程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生态学的关注点逐渐从单纯针对动植物和生态系统等的研究转向对人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即人类生态意识慢慢觉醒，开始了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的转向。

现代生态学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将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动向，即人类生态学将成为生态学发展的新的重要方向。

〖BT4〗一、经典生态学时期

（一）萌芽时期

早期人类对自然既恐惧又迷恋，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形成对自然的博物学式的了解。

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各种动物的生态习性，猎人对于猎物，渔民对于江河湖海的生物，牧民对于牲畜，都有着丰富的感知和实践经验。

同时，早期的采药者开始研究植物的属性。

这些都是早期的生态学知识，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生态学研究的源泉。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1200年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原始的生态思想。

“《尔雅》一书中就记载了176种木本植物和50多种草本植物的形态与生态环境”。

“公元前200年《管子》地员篇专门论及水土和植物，记述了植物沿水分梯度的带状分布以及土地的合理利用”[1]。

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注意到了植物生长与其生长环境的密切联系，刘安撰写的《淮南子》一书，就记载有“欲知地道，物其树”。

到公元前100年前后，在我国已经确立了二十四节气，节气的划分综合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景象的变化，反应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生态现象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描述鸟类生态的《禽经》，书中对各种鸟类的命名、形态、生活习性等内容做了总结。

到了公元6世纪，中〖HJ58x〗国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从农民当中所获得的生产经验，著成《齐民要术》，该书涉及了包括农作物栽培，经济林木生产，如何利用野生植物以及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等的饲养等内容，书中蕴含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生态知识的最早记载。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著作《动物志》中就已经对动物做了分类，并且对动物的身体结构与形态，以及动物的习惯与性格的差异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在论述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还将动物与人类在自然属性方面进行了对比。

随后他又写了《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动物之运动》，也叫做《动物四篇》。

这些著作依据动物的生活环境和食性对动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述了动物与生态环境之间以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后来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累。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荻奥夫拉斯图斯（公元前370～285B.C.）在《植物群落》一书中，撰述了陆地及水域中的植物群落和植物类型与环境的关系，被后人认为是最早的一位生态学家。

老普林尼（公元23～79A.D.）所著《博物志》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出色的百科全书，“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部百科全书：

瓦罗（Varro，116B.C.～27A.D.）九卷本的Disciplinae和塞尔苏斯（Celsus，25B.C.～45A.D.）的Artes。

相比之下，普林尼的《博物志》是更为庞大和出色的一部，几乎囊括了整个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内容，小普林尼概括说这是‘一部全面而渊博的著作，其丰富程度不亚于自然本身’。

”[2]它为后人研究古代人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观念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和依据。

（二）生态学的建立和成长期

文艺复兴之后，生态学也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重新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1670年，英国科学家波义尔（Boyle）用一些小动物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低气压对动物的影响，标志着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开端。

1735年法国昆虫学家雷米尔（Reaumur）在其著作《昆虫自然史》中，探讨了有关积温与昆虫发育生理的关系，成为研究昆虫生态学的先驱。

在其后的昆虫学家亨利·法布尔用毕生的经历和心血完成了《昆虫记》这一巨著。

为昆虫生态学的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49年至1788年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LouisLecleredeBuffon）发表了包含36卷的《自然史》巨著。

在该书中的《动物史》、《鸟类史》、《爬虫类史》等卷册中揭示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物种是可变的，提出了“生物变异的原因基于环境的变化”的原理。

他的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动物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807年，德国学者洪堡德（Humboldt）在其《植物地理论文集》一书中最先发现了植物分布的水平分异性和垂直分异性，揭示了自然界植物的分布遵循一定的规律集合而成群落这一现象。

他在1799～1844年的美洲之行的基础上，把植物地理的知识系统化，被称为近代植物地理学和植物群落学的创始人。

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完成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生物是可以变异、进化的。

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他的论述极大地推动了生态学和进化论的发展。

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即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由此正式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

1877年德国学者苗比乌斯（Mobius）通过研究牡蛎群落提出了生物群落（biocoenose）这一术语。

1896年德国学者斯罗特（Schroter）首次提出个体生态学和群体生态学两个重要概念[1]。

1895年Warming发表《植物分布学》，并与1909年将其英文版易名为《植物生态学》，此书和1898年德国辛珀尔（Schimper）发表的《以生理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一起被认为是两部生态学的划时代巨著，全面总结了19世纪末以前植物生态学的研究成就，标志着植物生态学的成长和成熟，并使之成为生态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进入20世纪以后，生态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更加广泛。

在此期间，美国的爱默生（Emerson）等写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被公认为是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生态学教科书，它标志着动物生态学进入了成熟期。

虽然动物生态学的成熟要晚于植物生态学近半个世纪，但在进入了20世纪以后，动物生态学研究成为了生态学研究的主流。

同时，植物生态学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英美学派、法瑞学派和北欧学派等几个研究中心。

〖BT4〗二、现代生态学时期

如果说植物生态学观察研究和动物生态学观察研究的实现是生态学发展的第一步，那么，生态学第二步的重大发展就是生态系统研究的开展。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爵士（SirArthurGeorgeTansley）受丹麦植物学家尤金纽斯·瓦尔明（EugeniusWarming）的影响，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

在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在他的著作中开始强调食物链的问题；德国水生生物学家蒂内曼（Thienemann，1939）把生态系统分成生产者（如植物利用日光能合成糖类）、消费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分解者（微生物）三个部分，建立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Birge和Juday通过对湖泊能量收支的研究，发展了初级生产的概念，开创了生态学营养动态研究的先河；1942年美国学者林德曼（Lindemann）发表《生态学的营养动态》一文，强调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等。

随着热力学和经济学的概念深入到生态学研究之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也为生态学带来了自动调节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使得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可能。

于是，生态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生态系统的研究开始涉及到农、林、牧、渔、野生生物管理和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课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生态学家E·odum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其著作《生态学基础》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和马加莱夫（Margalef，1967）进一步研究了生态系统中结构和功能间的调节及相互作用。

美国的博尔曼（Bormann）和利肯斯（Likens，1981）合著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格局与过程》，系统阐述了北方针叶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

美国的Shugart和Neill（1979）的《系统生态学》，以及Jeffers（1978）的《系统分析及其在生态学上的应用》等著作，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系统，促进了系统生态学的发展，使生态系统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生态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