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2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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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2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12月号第2辑
整理fcs2002
1.扎克伯格“豪捐”,不只是慈善
2.比“脱岗追星”更可怕的是侵犯隐私
3.环境第三方治理应在试点中提速
4.不能等到用工荒才想起职业教育
5.“抽好烟证明经济好”背后的诡异逻辑
6.“抓鸟入刑十年”,到底冤不冤
7.可疑的重罚,可疑的“多数人意愿”
8.延迟退休还需进一步细化“挂钩”设计
9.延迟退休还需进一步细化“挂钩”设计
10.你在看明星,群众在看你
11.我国公民“健康素养”低不容轻视
12.快车道化雪,为何不见“未雪绸缪”
13.镇政府不能只会念菜市场的“生意经”
14.“放下手机抱抱我”是对亲情的呼唤
15.别给银行“闻好扣款”的电销特权
1.扎克伯格“豪捐”,不只是慈善
朱昌俊
美国时间1日,初为人父的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脸谱”上深情更新状态,“麦克斯,我和妈妈都很爱你,也希望能尽力将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你,也为其他的孩子。
我们希望你的生活充满了爱、希望以及快乐,就像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美好一样,我们也期待看到你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
”除了宣布女儿出生的消息外,这对夫妇还承诺将他们持有的“脸谱”99%股份(约450亿美元)捐出,用于慈善。
(12月2日中新网)
这是一封美国人写给自己孩子的信,即便他所创造的产品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还未能使用,却并不妨碍他的这封信和其在信中所作出的捐款决定,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社交网络中被刷屏。
尽管对于豪捐举动,也仍不乏动机上的猜测,但他这封写给女儿的信中所透露出的父爱和责任,已经冲破国界和文化背景差异让无数人动容,这也正是引发共鸣和刷屏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在信中,扎克伯格不仅对社会进步抱以乐观的肯定,更从疾病、教育、环保、企业家精神等方方面面,指出了我们还可以给孩子做的更多更好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们感动的是其中流露出的父爱与责任自觉,不如说是它启发了我们如何从“让下一代生活在更美好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现进步,看待责任。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让这一切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爱你,更因为我们对于下一代的所有孩子都有一种道德责任感”;我们能否使用更多的清洁能源,让你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明今天无法想象的东西呢;我们是否可以培养出企业家精神,让你们能够创建各种企业、迎接各种挑战,以醋精和平和繁荣呢……这些问题相信不只是一位父亲所关注的事,更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从社会到个体都义不容辞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让孩子生活得更好”,这一点其实在所有的进步文化中应该都是相通的。
如鲁迅曾就在谈论“如何做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
”在扎克伯格这里,它表现出了更多的超出个人层面的“父爱”——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是“下一代”,不只是某个区域,还是整个世界。
这样的超脱和情怀,或许与其所从事的互联网工作有着很大的理念亲近性。
然而对于再平凡的普通人而言,这一观念也未尝不具有启发意义,例如,它可以是让自己并教育自己的孩子以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个体之于社会的责任,“小我”与“大我”的关系。
由这封信所引发的公共围观,也让一向在职场之外低调的扎克伯格更深入的被外界所了解。
如他很少对外披露自己的家庭信息,注重个人隐私,简约的着装,“保守”的消费……与我们一般所认定的富豪生活方式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虽然不必去刻板的比较这两种生活方式上的优劣,但扎克伯格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旨趣,对于目前规模不算小的中国中产阶层而言,其实已构成一种文化上的审美。
或许没有人能够轻易的模仿扎克伯格,然而其所展示出的财富理念,家庭观念乃至生活方式,则很难不让人进行比较并反思。
一封信被围观,引发共鸣也好,单纯的审美也好,都应该是击中了不少人心中最柔软之处。
它可以是NBA球星科比退役信中诠释出的对梦想的执着,也可以是扎克伯格对如何做父亲、父亲的责任何在的阐述。
要解释“扎克伯格”是如何诞生的,人们可能立即会想到社会文化层面,职业层面的种种原因,但今天“扎克伯格”的流行,已经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证明,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跨越国度和文化的界限,而这归结到一点,或就是对于人类进步价值的共同拥抱。
正如这位新晋父亲在信中所指出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正义或是慈善,而更是为了伟大的人类进步。
”(朱昌俊)
2.比“脱岗追星”更可怕的是侵犯隐私
陈广江
北京纪委官方网站2日通报数起“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典型案件。
其中北京市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遇到娱乐明星王某办理住房权属登记业务,丢下工作和大量排队办理业务群众,忙着追星拍照索要签名,该中心主任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3名当事工作人员被行政警告。
(12月2日新华社)
追星有代价,公职人员需谨慎。
只是因为在上班时多看了你一眼,就引发了一场公共事件,结果被处分并通报,但一点都不冤。
不过,此事的真正“看点”,不是公职人员“脱岗追星”及其恶劣社会影响,而是公民个人隐私的泄露以及社会法治意识的淡薄。
王菲是大明星,但也是一个公民,其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
根据相关规定,房地产登记权属信息属于个人隐私,除公安等部门办理案件调阅证据外,只能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才能查询。
王菲去办理房产业务,结果遭到多名公职人员的围观,个人隐私由此泄露,这恰恰说明公民的隐私保护堪忧。
无疑,王菲个人隐私泄露的“罪魁祸首”是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的若干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失态”,此事根本不会发生,而这恰恰是最可怕的。
在保护公民隐私权上,连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法治意识都如此淡薄,岂能奢望全社会形成保护个人隐私的氛围?
处理个人房产属于极度隐私的个人事务,未经本人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公开传播,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早在今年4月,围观事件发生后,王菲经纪人陈家瑛就通过微博发布声明,斥责相关媒体不顾职业操守,侵犯王菲个人隐私,并表示已委托律师收集相关证据,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所以,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相关人员被处分只是一个方面,若王菲方面提出民事诉讼,他们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围观王菲事件是一堂法治课,给相关部门、媒体和社会提了个醒:
追星可以,但不能逾越法治底线。
王菲隐私被泄露是我国公民隐私保护的一个缩影。
现实中,公民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当成明码标价的商品,给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在信息时代,公民隐私保护的短板亟待弥补。
(陈广江)
3.环境第三方治理应在试点中提速
堂吉伟德
北京市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引入了市场化的手段。
12月1日,北京市发改委联合本市多部门对外解读《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尤其针对餐饮、汽车修理等量大面广的“小散”企业,支持排污单位委托第三方治理机构采取分散收集、集中处理处置或再生利用的模式,处理废弃物。
(《北京日报》12月2日)
环境污染状况恶化,治理形势极为严峻。
然而如何治理、怎么治理,却面临着路径的选择。
在国际上,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业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交由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
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集中体现在诸多方面,一者,此举可以提高治理的效率,由分散向集中转变,避免企业治理的各自为战,可以将有限的环保资金集中起来,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者,此举可以让治理更加专业。
专业产生效益与效率,专业的环保企业在技术、设备运管、问题应对处理能力方面,要比排污企业具备明显优势。
第三方治理因为更具专业能力与素养,从项目的规划到实施过程中,都能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在效果上也能更加集约而明显,也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要求与趋势。
三者,此举可以建立明晰的责权利关系。
有了第三方的参加之后,企业可以把产生的污染交给专业公司来治理,而政府也可以只对专业公司进行集中化监管,有助降低执法成本。
同时,实行第三方模式之后,意味着专业公司将接受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双重监督,在绩效上也要接受专业的审查,在治污效率、运行成本、责任约定方面更清晰,产生的综合效益更加可观。
同时,市场化、专业化的治理要求,也需要通过第三方参与的模式来实现破题。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
然而,环境第三方治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升级,面临着几个重要并待解的难题,比如“如何治理”的方式探索,“谁来治理”的供需矛盾。
作为有别于行政强力治理和企业自我治理而言,第三方治理的实现要达到预期目的并不容易。
一是政府机构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起好政策导向与服务引导作用,并由此为第三方治理创造条件和预留空间。
二是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其成本又如何核算,第三方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又如何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三是第三方公司的供需矛盾如何解决,若没有成熟而完备的第三方体系,那么第三方治理只能成为空话。
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化主导治理模式,使得第三方市场的发育并不成熟,专业化的治污企业还非常稀缺,供需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
同时,第三方治理的过程中,责权利如何分摊,成本如何分解,利益如何分配,都需要明确相应的界限,探索一条相约制约和互相约定的机制。
基于此,将其由理论上升到实践,并通过试点成功之后加以推广,不失为转变观念,培育市场和优化机制的现实路径。
不过相比于预期中的蓝图,第三方治理作为一项创新制度最终“落地”,尚需面对企业信用、环保监管等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上海作为全国第三方治理尝试较早的地方,“十年磨一剑”之后才悄然提速,其难度之大过程之长可想而知。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此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其他地方的状况如何则不难想像。
不可否认,基于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第三方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究竟是等条件成熟了再实施,还是在实施过程中创造条件,需要治理主体对环境的危险性、治理的严峻性有更清晰的判断,同时取决于其是否有更成熟的市场视野,若非如此,第三方治理的前景难言乐观。
(堂吉伟德)
4.不能等到用工荒才想起职业教育
朱昌俊
在大学生“史上最难就业”的背后,职业院校正迎来春天。
最新的统计显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正迅速提振珠海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但由于本地职业院校培养规模小,技术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去年珠海技术人才缺口已接近10万人,今年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一些企业开出上万月薪仍招不到技术工人。
(12月3日《南方都市报》)
用工荒,这其实是最近十年来几乎每到招聘季都会出现的“新闻”。
虽然同被表述为“用工荒”,但却有着结构性的不同。
比如在最初可能是农民工类的低级技工的不足,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今可能更多是指具有专门性技能的高级技工的缺乏。
这一点之所以有被指出的必要,是因为其很好的反应了技工荒背后的本质问题,即人才供应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或是脱节。
一谈到技工荒,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普遍性的矛盾现象,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却是很多年轻人乃至家长不愿意选择技校。
这种反差通常被解释为“偏见”、“学历崇拜”使然。
诚然,这种严重出入的群体选择背后,确实有不少观念上的因素,但“偏见”之存在,却在根本上仍是利益权衡所致。
职业教育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被强调,但之于职业教育的歧视却仍普遍性存在。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时下不少大城市在落户政策的设计上,学历已成为一个硬性标准,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技工都无缘在大城市落户。
而在教育政绩的考核中,也仍主要偏重于“大学生”的培养数量,职业教育的成果依然是边缘化的存在。
如此一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的投入上更青睐于行政导向,而非市场需求。
还要看到,当前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技工缺口,其实是不够准确的。
要知道,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其实做了本应由职校生来做的工作。
这一来说明,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辨识度是模糊的,二来,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缺乏对用工需求和经济结构的准确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历越来越贬值,更多的人必然选择去获取更高的学历来填补“贬值”的那一部分价值,而这种社会性选择,反馈到用人企业那里,由于学历和文凭缺乏准确的技能辨识度,也就只能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
可以说,技工荒的出现,不只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培养机制与市场的需要和具体的经济机构产生了断裂,不仅市场的正常需求得不到及时的反馈和满足,还产生了文凭挤压效应。
在文凭链条上处于“末端”的技工,表明看需求缺口很大,但并不意味着能够给人足够的就业安定感。
于是,一边是企业“求贤若渴”,一边是职校依然被冷落。
明晰了这些因素就可知,面对技工荒,仅仅去谴责择校偏见是徒劳的。
首先还是要从制度上清除对职校生的歧视和因文凭带来的不公平感。
二是要加速推进一些高校向职业教育的转型。
高校的过度和不当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成了维护当下教育格局的一种“既得利益”,不仅占据了教育资源,也阻碍了观念的转变;三是要,丰富人才和文凭评价标准,提升文凭和学历所对应的技能辨识度,让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形成真正的分流,而非优劣分层;再者,要从顶层设计上,提升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认识到人才培养与经济需求相配合的重要性,为社会化办学、市场化办学扫清机制障碍,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
技工荒现象,其实当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同样成为一个问题。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涉及到观念、制度、产业结构等等复杂因素。
但越复杂,越是要及早引起重视,不能等到用工荒,才想起职业教育和技工的缺口,否则不仅将影响到经济结构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会累积社会的就业风险。
(朱昌俊)
5.“抽好烟证明经济好”背后的诡异逻辑
邓子庆
日前,湖北省纪委网站推出专栏剖析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原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邓交生,如何从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沦为奢靡贪官。
据报道,随着权力越来越大,邓交生也越来越“任性”,抽烟要抽高档烟。
面对干部群众的微词,他辩称:
“我没有抽好烟,说明招商引资工作没做好,龙感湖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12月3日《湖北日报》)
这些年来,为了给自己的贪腐行为做辩解,一些贪官随口抛出各种奇葩理由。
有贪官说受贿为了情人,有贪官说老板逼着收钱,也有贪官说受贿为了病重的母亲,甚至还有官员拿工作做借口。
比如黄冈市这位叫邓交生的贪官,就拿工作做借口为自己抽高档烟辩解——这帽子还扣得够大,居然将高档烟与招商引资以及地方经济形象联系了起来。
按照邓交生的意思,如果烟抽得太差,外界会认为这地方经济发展不咋地,由此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老板不愿意到当地投资。
但问题是,那些老板难道会被一包高档香烟给迷住,幼稚简单地以烟出考量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实力?
如果说这个条件成立,那些不抽烟的官员恐怕都不用出去搞招商引资了。
也许有人会说,或许正是邓交生弄不明白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面对自己的奢靡生活,面对干部群众的微词,他才没有及时警醒、反思并改过,而是为自己找高大上的理由,继续自我麻醉。
在我看来,与其说邓交生是幼稚,不如说是狡猾。
这是因为,以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理由为自己抽高档烟辩解,实则试图为自己主观层面的奢靡意识扯一块遮羞布。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靡生活的背后,是畸形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作祟。
事实上,邓交生在后来的忏悔中倒是有讲到,“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我新的追求,名车、豪宅、高尔夫、私人会所等所谓的“高尚生活”元素诱惑着我,我对金钱的态度开始发生大变化,最后是来者不拒。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邓交生对自己奢靡生活的真正原因是有清醒认识的。
值得一提的是,奢靡腐朽的生活需要建立在相当优越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农村里走出来的官员,邓交生自然难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收入实现这一点。
因此,从某个角度上讲,“奢靡”不仅是一个官员三观扭曲的表征,更可能是诱导官员腐败或已经陷入腐败的重要参数。
这一点,从很多出身一般的官员后来走上腐败深渊,得到了一再印证。
此外,一个官员即便没有腐败,用自己合法收入满足其奢靡物欲,也是不宜的。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前不久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访谈时也明确表示,(官员)明显超出了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也破坏了群众心目中党员应当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践行者的良好形象。
对这样处理私生活的党员,党组织不能不管、不能不予过问。
很明显,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大肆挥霍尚不许,遑论用贪污腐败来的钱满足一己之私了。
(邓子庆)
6.“抓鸟入刑十年”,到底冤不冤
高亚洲
近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获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入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
(12月3日《法制晚报》)
掏鸟窝+获刑十年半,如此组合,话题性自然可想而知。
有人很自然地搬出了那些动辄贪污上千万,却只获刑数年或是十余年的情况来加以类比,于是得出了人不如鸟、法院小题大做的结论,更有“情怀者”认为,因为几只鸟毁掉几个年轻人的前途,自然是不值得的。
事实上,如果撇开当事人大学生身份,类似的“鸟不如人”的判例并不少见,比如河南耍猴艺人被判刑、常州男子抓百只青蛙被起诉、温州民工抓三百只麻雀被刑拘。
无论是学生也好,艺人也罢,或是民工,之所以会种下如此苦果,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根有据的。
在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是能够为这些判例找到法理基础的。
事实上,拿贪官获刑来类比,是很好辩驳的,贪官获刑起点设置,本身就备受诟病,是亟需修正,拿一个本身就存在病态的事物来类比,这不是要比坏吗?
更值得关注的是,法理依据念兹在兹,为何还会有人对这些判例觉得错愕甚至不能接受呢?
以此事件为例,正如有论者所言,对公众来说,抓到十几只鸟卖出一千多块钱,就要入狱十年半?
这种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落差是寻常观念所难以接受的。
而之所以心生如此疑虑,原因又在于二:
首先是对案情的有偏向地获取,比如简单地理解为“抓了几只鸟”,然后再在先入为主的影响下,搬出“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认可度并不高”的托词。
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大学生并非一时顽劣,而是对所抓的鸟有清晰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捕猎、收购、倒卖整个环节中,据说他还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
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的“抓鸟”行为,从最朴素的原始情感出发,这至少不是值得原谅的无心之举。
而再回到现代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或许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以立法之名,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时,无论是从法律实施目标,还是从法律精神的层面来讲,所要恪守的应该是严厉的“罪刑法定”原则。
既然刑法中已经对破坏野生动物做出了罪行设置,那么刑法的威严就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用法律专业术语说,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
当然,当我们热烈地强调让“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法律宽严相济和谦抑性的热忱欢迎。
事实上,“一律入刑”,并非不容分说的一刀切,它可以在法定刑责的基础上,根据事实和证据,讲梯度、分轻重、论区别,真正实现罪行责的相适应。
如果大学生“抓鸟入刑十年”,这种抓到一个算一个的威慑建构,在现阶段让人难以接受,那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普法之重。
在法律之威严面前,断然是不能以保护意识不强、公众心理上难以接受来“法外开恩”。
它最终不仅无益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更是对法治文明的亵渎。
(高亚洲)
7.可疑的重罚,可疑的“多数人意愿”
然玉
网民“扬缓”的杨老师是陕西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这两天她“摊上大事了”。
该校叶校长认为她在学校微信群里说了一句“今天下午开会让狗咬了一下”是指桑骂槐,骂了自己,于次日召开全体教师行政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将“扬缓”停职停薪一周。
对此,叶校长回应称,自己有权作出“停职停薪”决定,既然当校长,就有权处理学校的人、财、物。
(12月3日《华商报》)
杨老师在微信的一番吐槽,最终给自己招来了不小的麻烦。
言者未必无心,听者却注定有意。
虽然几乎没有人能说清,那一句“让狗咬了”的独白,到底是随口一说,或者是当真意有所指。
但是,敏感而强硬的叶校长,还是迅速认定该事件纯属“野蛮谩骂、恶意中伤”……这之后,这场琐碎的争执,终于因为女教师被停职停薪,而变成了复杂起来。
所谓的是非对错,似乎也就此模糊。
就围观者的立场来看,叶校长因为自身的绝对强势,悄然间已经成为“可疑的一方”。
尽管他自视是受害者,却始终无法将杨老师的“辱骂”坐实。
可即便这样,却不妨碍对杨老师开出重罚!
回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无疑很容易给人一种“恃权倾轧”之感。
其实,针对杨老师的处罚并非不可以,然而其前提是,必须基于确定的事实认定和合理的决策流程,唯有这样才能具备充分的道德合法性。
此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校长通过全体投票的形式,裁定了对杨老师的处罚。
这一操作看似公正民主,其实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要知道,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投票机制,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
首先,私人事务不适用于“投票”作出决定,多数人意愿绝不是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理由;其次,投票议程本应是预设的、先定的,动辄将琐碎事件也诉诸于“投票”乃是一种滥用。
叶校长与杨老师的争执,本质上还是属于私人事务,也不属于法定要求投票裁决的事项。
这意味着,此事的整个处置过程,都无程序合理性可言。
如此这般,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包装在一套“伪投票机制”之下,并以所谓的“表决结果”为自己开脱,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叶校长的这一举动,将简单的行政决策事项,还原为最原始的“多数人决定”,自一开始就是说不通的。
杨老师的确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却也不必要接受,一次莫名其妙“投票”所作出的莫名其妙的处罚。
公平的结果,并不来源于仓促组织的投票,而只能来源于,各方对既定规则的恰当理解、对既定程序的准确使用。
要知道,倘若足够克制和理性,这场再平常不过的口水风波,完全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然玉)
8.延迟退休还需进一步细化“挂钩”设计
张贵峰
12月2日社科院发布一份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
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
报告还建议,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
(中新网12月2日)
上述社科院提出延迟退休方案,从基本的轮廓和方向来看,应该说还是大致靠谱、合理的。
不仅符合此前人社部提出的“小步慢走”的“渐进”要求,而且也符合目前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体现了“女先男后、女快男慢”原则,同时,方案建议的“引入弹性机制”,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呼应了此前舆论对于“弹性退休机制”的普遍呼吁。
但进一步现实操作的角度,上述延迟退休方案,尤其其中的“弹性退休机制”,仍显得过于粗略笼统,还需进一步的全面细化公平设计。
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在“延迟退休”与“弹性退休”之间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结合,笔者以为,除了强调“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还需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更加全面细化的“挂钩”设计。
比如,按照“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公平原则,“弹性延迟退休”应与“缴费年限”实现更紧密挂钩。
很明显,一个职工究竟在什么时候退休才更加合理,简单机械的“一刀切”退休年龄,并不应该是唯一和最重要标准,而真正更重要的标准实际上应该是:
其累计的社保缴费年限。
如一个农民工15岁外出打工参加社保,到65岁时已累计缴费已50年;而另一个职工40多岁才加纳社保,65岁时才累计缴费20多年,让我们按同样的标准延迟退休,显然非常不公平,既无法充分体现“多缴多得、长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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