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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自由翻译
严复的自由翻译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洋务派翻译了大量“格致之学”等方面的西方科技书籍。
“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
”而“政事之书,鲜有留心,译者亦少。
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不立。
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
”随着于西方的频繁交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感悟到:
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大批的维新派人士更清楚地认识到“政事不立”乃“我国致败之由”。
因此,甲午战后时期,翻译关于西方“政事”的社会科学与哲学思想类书籍便成为维新派“变法自强”的重要途径之一。
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政治、社会学、哲学、财政、法律、教育、历史等类别的西学内容,为中国的变法提供借鉴。
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是严复。
何兆武在《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中评论,“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帝国主义分子与洋务官僚们三十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响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
康有为说,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
蔡元培也说过: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几道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诚然,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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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从1898年他翻译的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出版到1912年的十多年间,严复先后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H.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ofSociology)、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约翰•穆勒(J.S.Mill)的《群己权界论》(On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HistoryofPolitics)、穆勒的《穆勒名学》(ASystemofLogic)、孟德斯鸠(Baronde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ofLaw)、耶方斯(W.S.Jevons)的《名学浅说》(PrimerofLogic)等八大学术名著,在近代中国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在思想界和史学界影响巨大。
而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严复同样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就是严复首倡并长久以来被外语界、翻译界奉为圭臬的“译事楷模”“信、达、雅”。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颇令人玩味的事实,那就是严复多数译着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偏偏在于其对原文的“不信”和“操控”;“信”的倡导者已然是“自由派翻译”的典型代表。
那幺,一向译笔严谨、“遇理解奥衍之处,三易其稿”而且“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严复为什幺会、又是怎样背离、操控原文的呢?
下文将从翻译目的、译者意识形态和译者诗学观念等方面具体分析严复的“自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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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自由翻译”
(一、)翻译目的与“当译之本”的自由选择
择书而译,是严复翻译西书的特点。
其自由选择“当译之本”,并不是信手取材,也不是避难媚俗,更不是迫于出版赞助人的压力,而是源于他明确的翻译目的和国家迫切之需。
每一本都是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
因为根据严复的思路,一个国家应该先确立明确的价值理念,并使每个国民理解和接受这些价值理念,使之成为自觉意识,否则就谈不上政治上的民主和国力上的富强。
比如严复坚持认为:
“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繇,自繇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老子评点》)在严复看来,中国之落后,西方之先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技术,而在于价值理念上的不同。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粗举一二言之:
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论世变之亟》)因此,为了最有效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在译本上做出了针对性极强的自主选择,自然结果也更有利于翻译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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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了强调人定胜天、自强保种,严复选译了《天演论》;而为了引鉴外国经验教训,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则翻译了《原富》。
选译《原富》,更多的原因还有如他在该书《译事例言》中所说:
“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
”而翻译《群己权界论》则是通过介绍穆勒关于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批判造成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源—君主专制体制,以倡导“自由为本,民主为用”的图强富国主张。
因为在严复看来,西方富强的真谛在“自由”。
而对于“自由”一词,士大夫们或目之“洪水猛兽之邪说”,或“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者序)他译《名学》,则是在于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倡归纳法,反对先验主义。
总之,严复译介这些著作,是与“中学”或“旧学”作斗争,并批判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明“西学”不能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船坚炮利”和“善会计”、“善机巧”,而在于学习它们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民主政治制度。
可以说,每个“当译之本”都是严复为复兴中国而做的自主、自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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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译者意识形态与译作内容的自由取舍与增改
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面临灭种亡国的危机时刻,严复的《天演论》敲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钟,并一时间响彻整个知识界,酿成了席卷全社会的维新变革思潮。
然而,很显然,严复的《天演论》并不是赫胥黎原书EvolutionandEthics的忠实译写,而是严复根据现实需要,为明救国之“达旨”对原书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取便发挥”的“创造”之本。
从宏观上看,严复“节译”并阐述了赫胥黎原书中有关生物界“进化”的原理,却忽略了赫氏原著中篇幅很大的社会伦理学阐释,将旨在区分自然界残酷竞争与人类社会用伦理来调适生物本能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意“误读”为诠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
而从微观分析,这些“误读”和“创造”,无不为唤起国民的“强国保种”意识这一最终翻译目的服务,又无不为严复本人的思想意识形态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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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复的思想意识形态
严复的思想意识形态直接彰显于他对赫胥黎和斯宾赛的既译介又批判中。
赫胥黎虽心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但他认为人类的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
自然界没有甚幺道德标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
人类社会则不同。
赫胥黎认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
”由于这种人性,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不同于自然,伦理学不能等同于进化论。
赫胥黎在<导言>结尾时这样说:
“展望人类前途,只有不断努力维持并改进人为的社会伦理环境,以对抗因人口增殖所产生的自然生存竞争压力。
人类唯有在此伦理社会中,也只有依赖这个伦理社会,才能发展出一种能自行维系,并能不断改进的文化体系。
否则,在自然进化恢复正常,重新发挥大自然的力量,再次使生存竞争的作用遍及大地时,人类社会就会走上崩溃之路,消失在人兽不分的洪流之中。
”这也便是赫胥黎在本书中的基本观点。
但严复不同意赫胥黎的这种先验道德论。
如在译述赫胥黎的“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
天良者,保群之主,……”(《天演论》卷上导言十三)这段话后,就在“按”中表示,“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
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
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
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善群者何?
善相感通者是。
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
……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之密也。
”(卷上导言十三按语)这就是说,所谓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相爱互助,团结“保群”,也只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而不是原因,是“末”而非“本”。
人本与禽兽下生一样,之所以“有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就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天良”、“善相感通”。
因此,严复认为,生物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
这是译者严复的主观意识与原著者赫胥黎的明显不同之处,也为严复在翻译时依己之见改造赫胥黎原著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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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名为例,严复删掉原著名EvolutionandEthics中的Ethics(伦理)一词,只保留了原名的一半,这不仅是特殊时代环境的需要,即当时中国积弱不振,饱受列强欺凌,伦理的观念已非当务之急,重要的是要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思想,唤起国人发奋图强的意识;更是译述者严复反对原作者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分割、对立起来的观点而持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最直接表现。
严复一直非常欣赏老子所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蒭狗”,认为王弼解释为“地不为兽生蒭而兽食蒭,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符合进化论观点,即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宗教目的论支配着世界,天地或上帝也并不特别对人或物有什幺恩惠,人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并不是上帝的赐予,完全是自己奋斗的结果。
包括人的聪明才智,也是在进化中大脑容量和皱纹不断加大加多的结果。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全书的按语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为反驳赫胥黎的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严复在全书多处用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种族与社会。
“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天演论》卷上导言一按语)。
严复举例说:
“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
”(《天演论》卷上导言四按语)植物也如此。
“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
”(《天演论》卷上导言四按语)在《原强》中,严复也说:
“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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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反对赫胥黎的先验道德论观点,严复还要翻译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这从严复的主要思想指向来看,是与他对中华民族深层价值理念的关注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在《天演论》中,严复主要以斯宾塞的社会原理来反驳赫胥黎,并借此倡扬进化论的新世界观。
在《天演论》的开篇,严复就在按语中反复说明“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之秘也”(卷上导言十三《制私》)。
他认为斯宾塞的观点是欧洲最先进的思想:
“呜呼!
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
”(卷上导言一《察变》按语)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前便提倡一种普遍进化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英国哲学界风行一时,由于其体系完备,使斯宾塞成为“主宰这世纪最后三十年左右英国哲学界”的著名哲学家。
在《原强》中,严复介绍了斯宾塞,并作了极高的评价:
“美矣备矣,自民生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文王)周(周公)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可以说,在《天演论》的按语中,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作了系统的强调和发挥。
显然,严复不遗余力地鼓吹达尔文、斯宾塞,一方面是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根据,论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是为了倡导一种新的世界观,唤起全民的自强意识。
他要告诉国人,进则存,退则亡,进就要变革,就要改变现状。
中国与外国,人与自然之万事万物均受进化规律的支配,“虽圣人无所为力”。
但是严复推崇斯宾赛,却没有直接翻译斯宾赛,而是选择翻译了反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赫胥黎。
这是因为在严复看来,尽管进化论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但如果按斯宾赛所宣扬的那样,不加限制地直接延伸到人类社会,即“任天为治”,那么就很有可能在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口号下产生反人性的强权行为,假如政府不办教育,不搞福利,不计百姓的健康……任其自然淘汰,那幺,就会使整个社会导致弱肉强食、强者生存之动物界的现象。
这一主张无疑是欺压、剥削广大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强权逻辑和反动理论,在本质上与严复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是相对立的。
因此,针对这一斯宾塞的“末流之失”,严复认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正好可以用来纠正与“补救”它。
正如严复所说:
“赫胥黎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因为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
如他在书中宣传“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在于同它作斗争”。
这种“与天争胜”、“人定胜天”的思想不仅应和了严复复兴中国的翻译动机和现实关怀,还正是处于亡国危机中的中国国人急需的振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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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译者严复的思想并非看似矛盾的赫胥黎和斯宾赛思想的原样照搬,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对二者有选择的“拿来”。
其实,经过严复的折中和合情合理的“创造”,赫胥黎的社会伦理思想和斯宾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人类深层的价值理念上得到了贯通。
《天演论》既不是赫胥黎的人性本善的伦理学说,也不是斯宾塞的一般进化观念,而是强调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和人们应该适应这一规律而团结起来,自强、自力、自主、进步。
这的确是严复思考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途径的用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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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译作内容的自由创造——以《天演论》为例
赫胥黎的原著EvolutionandEthics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
正文是赫胥黎在1893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若曼尼斯讲座”时的讲稿(TheRomancsLecture),主要讲东西方人类伦理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导言(Prolegomena)是1894年赫胥黎在讲稿付印前,为让读者在开始讨论伦理学之前先对“进化论”有所了解而添写的,篇幅较正文长些,排在正文前,主要“诠天演之义”,阐释进化论。
原著中导论与正文都只有总题目,严复在《天演论》中将原书导论的15章内容根据需要译成了导言18篇,将整篇正文根据内容的侧重与发展分为17篇,并分别冠以篇名,以醒读者之目,并达点睛之效。
并对其中28篇加了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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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广泛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
包括自前苏格拉底时代以来的进化思想史,东方(特别是佛教)和古希腊对待人生的态度,以及东、西宗教对人类伦理思想的影响等。
虽然内容多唯心主义,但中国人所熟悉的佛教与古希腊各种学派以及古代犹太教和近代西方,都被置于同一框架中,很有利于破除文人学士们夷夏之辨的旧观念。
也许这也正是严复译述它的原因之一。
严复将内容繁杂、隔行断为9个自然节的整篇讲稿根据内容的发展与过渡分译成17篇“论”,并择原文之要义,在“论”中进行了增、删、改译,并对其中12篇增加了或详或略的“复案”。
虽然赫胥黎在阐述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后在篇末总结的“群治”以“平争济众”、“胜天为治”和“人定胜天”的思想为严复极力倡导,但这些积极思想在以“教源”、“天刑”、“佛释”、“种业”、“冥往”、“真幻”、“佛法”等消极思想为主的正文中,所占比例甚少。
在这部分严复所做的自由翻译主要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思想,多在译文中增添事例讲解,或在案语中增加与原文思想相关的中、西名家、学派思想对比与介绍。
也许正因如此,相对于推介“进化论”思想的导言而言,正文在对我国近代国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上逊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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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文部分,这里仅以《天演论下》的最后两篇《论十六群治》和《论十七进化》为例,来一睹严复翻译的独创之处。
这最后两篇“论”都译自原著正文的第九自然节。
该节流露出了种族主义的倾向。
如:
“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
但严复把上述这段话在《论十六群治》中改译为:
“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演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
可见,赫胥黎的种性“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已被做了原则性的变更。
严复的译文强调必须“变”,并向人们昭示:
中国虽然“脆弱”,但只要变法维新,就可以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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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节的最后部分,赫胥黎原文大意为:
人类的文明越进步,对自然干扰的程度就越强。
虽然还看不出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改变最终会达到何种程度,但他相信人类已具有成熟的心智去改变人类本身的野蛮天性,并消除内在和外在的邪恶。
但正如郑永福等所评价的那样,严复在翻译时几乎完全抛开了赫氏原文,号召人们“与天争胜”。
他在《论十七进化》中说,如今欲治道有功,非与天争胜而不可得。
听天由命,任其自然发展是没有出路的,逃避自然进化法则也只能是妄想。
百年来欧洲之所以富强称最,没有别的奥秘,在自然和社会中争胜竞存而已。
严复写道,吾辈生当今日,“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
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
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慬焉。
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
”最后这段夹在译文中常被人们误为赫胥黎原著所固有的文字,其实正充分反映了《天演论》的中心大旨。
严复要在列强瓜分中国之际,向人们揭示:
事在人为,是要努力奋起,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中国是能自强自立的。
显然,赫胥黎这段有关人性的论述不太合适,于是便弃之不用。
随后在全书结尾处,历来为世人称颂的严复译诗也不乏改造之处。
赫胥黎所引丁尼生的原诗为:
“Itmaybethatthegulfswillwashusdown,ItmaybeweshalltouchtheHappyIsles,…butsomethingeretheend,Someworkofnoblenotemayyetbedone.”意在鼓励人们为消除世间邪恶这一目标努力奋斗。
而严复译为:
“挂帆沧海,风波茫芒,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二者何择?
将然未然,时乎时乎!
吾奋吾力,不悚不戁(nan),丈夫之必。
”并随后大声疾呼:
“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可见,该诗也被严复译成了一篇颇具鼓动性而又充满自信心的宣传书、号召书。
但正是这样的创造性翻译,才真正迎合了中国当时痛切的危机意识。
在甲午战后民族存亡之秋,严复在书中展现的积极精神状态不仅重要,更是值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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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翻译上的自由与创造在导言部分表现得更加突出。
就原著导论中无标题的15章内容,严复译成导言18篇,并就各篇主题一一增添相应的篇名,如用“互争”命名讲述“自然状态与人为状态的对抗”的导言五;用“汰蕃”命名讲述“过剩人口和人为选择”的导言九等,所用篇名除《乌托邦》为三个字外,其它全部均为二字,字字珠玑,言简意赅。
虽史料证明,导言18篇篇名系桐城大家吴汝纶所撰(《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下)。
但严复接受吴汝纶“取便阅者”的意见后,为正文17篇“论”所命的篇名同样充分体现了严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悟洞察、融会贯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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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原著中导论的第一章主要讲述“自然状态的演变与生物进化的原理”,而这一“天演”之要义乃严复论中的重中之重。
因此为了深入探讨“天演”,并以此达到与“人为”(导言四)区分的更显着效果,严复把原著第一章分译为三篇导言——导言一《察变》,导言二《广义》和导言三《趋异》。
这三篇导言虽都以“天演”为主旨,却又如严复分别所加的小标题,又各有侧重。
而原著中讲述“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差别”的第十章,严复译作《人群》和《制私》两篇。
这样,原著导论部分的15章,在《天演论》中译为导言18篇。
而对每一章节,无一例外地,严复都进行了增、删、改等翻译的自由创造。
所做的自由翻译不是为达赫胥黎原著之旨,就是为达严复本人之旨。
其中不乏为达严复本人之旨而对赫胥黎原著观点进行曲译或反驳的例子。
下面就以前三篇导言为例,分析严译的自由创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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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一《察变》为说明“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
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天演论》导言一察变)之理,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例证,“盖蜃灰为物,乃蠃蚌脱壳积迭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备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蠃蚌者胡从来乎?
沧海扬尘,非诞说矣”(《天演论》导言一察变)。
为使“由暂观久,潜移弗知”这一要点更加形象,也便于读者理解,严复亦增添比喻:
“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
在依原文译出“物竞”与“天择”的涵义之后,严复又增添了概括总结部分,“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
斯宾赛尔曰:
‘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
’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天演论》导言一察变)实为点睛之笔。
但其中斯宾赛的观点却是严复自己硬加在译文中的。
这自然与他崇拜斯宾赛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以上增译都是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而做,那幺,在赫胥黎“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的窗外“天造草昧”之景后,严复发出“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的感慨,则又有其特别用心。
很明显,对于当时亡国危机中的国人,这看似对“原野”发出的感慨不无儆醒作用。
但下面的删改原文之处更值得我们注意。
赫胥黎在导言开篇第4页讲述“适者生存”时加注,注中说明了他“自1862年以来一再坚持的论点”——“任何生物演变原理不但必须包括进化作用,而且还要包括固化(在环境不变时能长久不变)作用及退化作用”。
但严复在译文中对注全部忽略,既未译出进化与退化,当然也无固化一词。
无独有偶,在随后的第6页中,赫胥黎又一次解释“演化”一词,“按照普通的含义说,演化就是进化(进行性发展),乃由较为简单的生物逐渐演变成复杂的生物。
不过后来就把演化的含义扩大,也包括了从复杂变到简单的退化现象”。
但严复在导言二《广义》中,对以上赫胥黎包括退化现象的“演化”一词的解释也一概省略。
从以上严复传达原文信息时的有意识选择,我们不难看出译者的意识形态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更能看出严复以翻译动机为主要导向的翻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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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二《广义》旨在讲述“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
赫胥黎在原文中论述自然界在不停地变化:
“不仅植物界,而且动物界;不仅生物,而且地球的整个结构;不仅我们的行星,而且整个太阳系,……都在努力完成它们的进化的预定过程”。
而严复在译文中写道:
“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
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直接把赫胥黎讲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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