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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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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简介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如何计算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
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
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
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
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
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
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
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
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
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
只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
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
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人口红利”过后的老龄化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
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
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妨碍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
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
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
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4-1/3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
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
比如:
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
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
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
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
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
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
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
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
另外,近年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
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
“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
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目前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如何应对
1.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
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
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
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人口红利能持续多久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
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
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
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
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
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
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人口债务
人口红利与人口债务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人口红利”也不例外。
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
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
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应对措施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
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基本介绍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概念的提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
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
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
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产生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
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
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
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
“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
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
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
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中国是否临近刘易斯拐点
正在临近
美国银行-美林(BankofAmericaMerrillLynch)发表报告认为,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稳步上升,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时,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升幅将会增至4%左右。
同时,曾担任花旗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也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提前来临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刘易斯拐点)能够延续到2015年以后,但是现在好像拐点提前到来了。
从停工事件来看,这种拐点实际上已经到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
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着涨工资,这样的倒逼等于吞噬劳动力的红利。
本来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只有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工资才会出现一个迅速上涨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一切提前发生了,起码提前了4到5年,这种因素很明显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的。
没有来临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
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过度,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不会突然来临
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不过,彭文生表示,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未来几年工作适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工资储备将上升,这可能将加速拐点的到来。
随着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和投资率的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可能减速。
但是,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抵消力量。
面对“刘易斯拐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
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
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
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
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
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
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这就要求政府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
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三、李约瑟之谜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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