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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到第一个科技规划
载于胡维佳主编:
《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论文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
从“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到第一个科技规划
胡维佳
“大科学”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其显著特征是国家用于科学事业的人力和物力支出,使科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
同时,“大科学”也指为实现影响重大的经济或军事目标,由国家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
因此,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被认为是“大科学”的经典案例,而“曼哈顿工程”则成为“大科学”时代开始的标志。
实际上,由国家组织的以集体合作形式有计划进行研究的“大科学”的思想,可以溯源至苏联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
十月革命开始,就有了列宁著名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公式,他主张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进行规划。
当苏维埃进行科学规划时,西方学者都持否定态度,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科学”的概念则成了时髦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即着手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体系,为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1956年中央政府领导制定了《1956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十二年规划”),这个“规划纲要”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将目标具体化为重点项目、中心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布局,建构了中国工业化基础和科学技术学科基础,而且围绕规划的目标和实施,确立了科技研究工作体制,组建了领导机构,组织了研究队伍,建立了科研服务系统等。
从“大科学”的概念来看,新中国走向强盛的基本模式似乎就是“大科学”的科技发展模式,“两弹一星”也正是在这一“大科学体制”的运作下取得的辉煌成就;而《1956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制定与实施,因之被视为“一次成功的管理实践”,并同时确定了科学技术国家级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
但回顾新中国50多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特别是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带来的示范作用和深远影响,我们会发现,虽然中国制定和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的做法在形态上与“大科学”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是用“大科学”的概念所能涵盖的。
实际上,科学技术规划成为中国当代科学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或是为“曼哈顿工程”之类规模巨大的项目所引发的,而是和社会主义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相关联的科技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从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始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正体现了这一选择过程。
一、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七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并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的轨道。
这个时期也是恢复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逐步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体系,为全面、长远规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这一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一方面为科技工作者规定了现实的任务,同时也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科学技术活动提供了依据。
1950年8月18-24日,第一次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区的代表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由分散的、孤立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团结到有统一组织领导的、结合生产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即走向有组织、计划性的科学工作。
会议一结束,《人民日报》就特地为强调有组织、有计划性的科学工作发表了社论,社论指出:
“在人民政府和人民科学工作者经常密切联系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便可以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政府的协助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在伟大的人民建设事业上。
”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的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体系,为有计划的科学技术工作提供了基础。
1949年11月1日,在改组和整顿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所属22个单位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随着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建立和完善,隶属于地质、冶金、机械、铁道、交通、燃料、电子、建筑、纺织、农业等产业部门的科研院所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也相继着手改组和整顿旧中国留下为数有限的研究、试验和调查机构,并陆续组建一批新的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在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原苏联专家帮助开设150多个新专业和500多个实验室之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工业部门(包括所属厂矿)和地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四部分构成的新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体系已初步形成。
据统计:
到1956年,全国共有独立研究机构410个,比建国初期近40个增长10倍多;职工6.4万人,其中研究人员1.96万人,比新中国诞生时不超过600人增长33倍左右。
其中,中科院有研究机构66个,研究人员0.51万人;国务院所属部门有研究机构105个,研究人员1.03万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有机构239个,研究人员0.42万人;高等学校参加研究工作的教师有1.71万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0.45万人。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工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涵,也是处于落后状况、缺乏人力物力等科技资源情况下的选择。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有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科学工作的意识,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
“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地盲目地发展,而应是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发展。
……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
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和无计划的行动。
”面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发展条件,只有走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建国之后制定科技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性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也必然要求有为之服务的科学技术计划。
在建国初期,这个全国性科学技术研究的计划工作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的。
1951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指示,“为了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以便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规定了具体的办法:
“一、各部门所举行的各种专业会议,凡与科学研究有关者,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将会议主要内容尽早通知科学院,使有时间加以研究并在会上提出意见。
会议资料应送科学院一份。
二、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订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报告副本送致科学院,以便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事业获有全面了解。
科学院应尽量给予各部门研究机构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与协助。
三、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宣传中国和外国科学研究的成果,并建议各生产部门和数育部门采择应用,或建议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对于这些成果的进一步的研究。
各部门在采用和推广科学新成就,改正违背科学的旧习惯的问题上,应与科学院积极合作。
四、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和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计划适应这些需要。
为了这个目的,科学院得在必要时召集全国科学研究人员会议,宣布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的协助。
”《中国科学院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要点》也随这个指示转发了各部门。
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看,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1950年8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编制1951年计划和3年奋斗目标。
会后,虽然没有形成3年奋斗目标的计划文件,但已初步形成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决策等级结构的雏形。
到1952年8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已提前完成,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
“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
”1952年9月开始,进入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阶段。
与之相应的制定科学技术计划的工作也着手开始。
1952年9月8日至2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北京地区所长联席会议,先后听取了重工业部、燃料部、纺织工业部、农业部、林业部、交通部、卫生部、水利部、教育部、军委气象局等部门负责人报告各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科学院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
丁瓒代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会议上做了《关于制定科学工作计划的几点意见》的报告,阐述制定科学工作计划的目的,制定计划依据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分析了全国科学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北京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任务提出参考性意见。
二、学习苏联的科学计划工作
从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来看,苏联的模式对中国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定经济计划的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势必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仿效。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出三点指示: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要学习苏联;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说: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虽然学习苏联,为逐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奋斗,早已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学习苏联”的号召,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汲取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紧迫意识。
在此期间,负责计划与指导全国科学事业的中国科学院对“学习苏联”作了全面的安排。
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扩大院长会议,讨论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
采取的措施有:
要求各研究单位加强研究苏联科学成果,并向国家的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在实际工作中采用苏联成果的建议;即行着手出版《苏联科学丛书》,《科学通报》有系统地介绍苏联科学的最新成就;中国科学院协同全国科联、全国科普等单位,在中心城市举办介绍苏联科学和科学家的展览会、演讲会;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具体办法。
1953年2月24日,由钱三强率领的19个学科26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进行为期近3个月的访问。
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科学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壮大的经验,以及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1953年9月15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
报告认为,苏联科学及苏联科学院发展经验的中心环节是培养干部;苏联制定科学计划首先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以本门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为基础,找出科学发展的生长点。
关于苏联的科学计划工作,武衡访苏回国后作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
苏联科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客观法则,并运用这些法则为人民谋福利,使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服务。
这种鲜明的目的性与正确的指导思想,使苏维埃科学工作具有高度的计划性。
苏联科学工作的计划首先是以国民经济的计划为基础,同时也以发展理论科学的必要性为基础,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有前途的、发展最快的、最革命的方面,苏联科学家把这些方面称之为科学的“生长点”。
集中注意力于科学的生长点,就是说有重点地解决当前科学发展中的关键性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必要将一切科学及各门科学的各个方面同等地进行研究。
研究了或解决了科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附带地也就解决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或开辟新的科学方向。
准确地掌握目前的和将来的科学生长点,是确定科学计划的中心任务。
在科学院的全部计划中,部长会议所提出来的任务约占20%,伟大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中所提出来的任务约占10%,政府各部与各主管机关提出来的任务约占35%,其余的35%是纯粹探索性的一般理论的问题和社会科学的问题。
苏联制定科学计划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指导中国科学事业的计划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党组在1953年11月19日《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继续全面地摸清我国现有科学基础和力量的底子,并据以制订确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计划,为目前科学院工作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1954年3月8日对《报告》的批示中,对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各生产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分工作了大体的规定:
“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
《批示》同时强调: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负责审查科学院、生产部门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计划,以便解决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分工与配合的问题。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学习苏联的方针。
”
三、配合编制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计划的工作
1954年8月下旬,国家计委向中央各部发出《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的参考材料》,请各部参考此件,结合具体情况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
这个参考材料是在各部初步编报的主要指标基础上拟定的。
十五年远景计划总的轮廓是:
用15年时间,在政治上消灭剥削阶级和产生剥削阶级的根源,在经济上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
196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约增加3倍,年平均增长9.9%;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达到60%;基本上实现对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将全部由公私合营转化为国营,其余的私营工业也将经过各种方式基本上改造完毕;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全国90%的农户参加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其耕地将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4.4%;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将显著提高。
国家计委在1953年5月就开始研究十五年远景计划问题。
此后,国家计委要求中国科学院协助制定计划,由有关学科的专家为初步确定十五年工业、农业及交通运输业的生产资料指标数字,提供意见和参考资料,待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十五年计划初步确定后,再讨论文教系统如何配合经济计划,制定文教部门的十五年计划。
1954年5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协助工、农、交通运输业制定十五年计划,并着手科学院十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
6月间,科学院邀请院内外专家分别举行数理化、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以及水利、电器工业、动力机械等方面的座谈会,就国家经济建设的长远需要交换意见。
8月3日,中国科学院综合各座谈会的主要意见,向国家计委、文委报送了《关于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意见的报告》,并附上钢铁工业等十几份专题报告。
在综合报告中,对发展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动力工业、有机化学工业、无机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淡水与海洋渔业、手工业,以及经济区划、土壤分区利用与改良、根治蝗害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中国科学院对自己在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制定科学计划方面的工作似乎并不满意。
科学院在1953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已提出了“制订确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计划,为目前科学院工作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一年多后,在1955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对科学院在科学计划工作方面的不足作出检讨,他说:
“我们应该承认:
科学院领导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认真研究国家建设的需要,来制定科学发展计划,推进我国科学事业。
我们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是很不够的,政府各部门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我们不很清楚。
近代各门科学发展的现状和我国科学工作者的潜在力量,我们也不很清楚。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提出过—个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当然,在国家建设的总的远景计划纲要形成之前,要制定出与之配合的科学发展远景计划是不太现实的,郭沫若实际上想检讨的是:
“我们没有能够根据国家建设的要求,提出我们应该发展哪些科学部门,研究哪些重要题目,建立哪些研究机构。
哪些研究机构先设,哪些研究机构后设,应该设在甚么地方;研究工作人员需要多少,这些人从哪里来,怎样培养;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曾加以认真的研究。
直到现在,我们对国家建设的配合多半是零碎的、被动的,有些最重要的研究部门和研究项目反而被忽视了。
”
换个角度看,虽然在1954年9月21日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之前,科学院被列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肩负着“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任务,但这种领导角色实际上是科学院力所不及的,所以在1953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已建议中央采取措施,改善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以便“保证科学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使科学工作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所建议的措施包括: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综合审查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将科学院所属技术科学的各研究所,与有关工业部取得密切联系,实行经常的创造性的合作;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在院务会议下成立秘书处;建议农业部筹设农业科学院,卫生部加强对中央卫生研究院的领导,高等教育部有重点地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这种对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领导者地位的期望向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机构地位的回归,反映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领导科学服务于国家建设机制的探索过程;并且,随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决策等级结构的形成,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势必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计划的领导与研究体制。
四、中国科学院十五年远景发展计划的制定
自国家计委1954年8月下旬向中央各部发出《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的参考材料》起,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酝酿,但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对制定科学发展规划的一些具体建议,则实际推动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工作的进程。
1955年1月,柯夫达提出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其中建议:
建立与发展某些学科,科研机构的合理布局,综合研究中国的生产力和土地资源,着手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加强科学院与高校、产业部门的合作,设立学位学衔等,而最重要的是,建议中国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中提出来的最重要科学技术问题。
1955年2月12日、4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郭沫若院长先后向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报告柯夫达的有关建议,称柯夫达的建议中,有许多工作涉及范围很广,需要由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共同进行,为此提出建议:
由国家计委、科学院、高教部及其他有关各部组成“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委员会”,以着手制定全国五年的与远景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在国家计委下设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局,作为管理科学计划的专业机构。
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
刘少奇在总结时认为:
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责成计委、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
1955年3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
科学落后与国家建设任务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必须引起全党重视的严重问题。
在谈到科学规划时,张稼夫提出:
要根据国家15年建设的远景计划来具体规划与组织中国的科学事业。
对于那些为将来国家建设所必需而今天基础很弱或完全没有基础的学科,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设法把它们建立起来。
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犹豫和动摇都是十分有害的。
张稼夫最后建议,为了保证中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和各省、市党委都应设置主管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
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也成为1955年6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中心议题。
在大会报告中,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明了第—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科学院计划进行的10项重点工作,即:
(1)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
(2)配合新钢铁基地的建设的研究;(3)石油的研究;(4)地震的研究;(5)配合流域规划与开发的调查研究;(6)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7)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研究;(8)抗生素的研究;(9)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建设中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10)我国近代、现代史和近代、现代思想史的研究。
郭沫若还向大会提出了改进科学工作的5点建议,其中第一点即为“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研究并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郭沫若论证了科学计划的必要性:
“国家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是长远的,科学家的培养和科学成果的收获也都需要相当长远的时间。
……只有有了远景计划,才能够正确地安排今天的工作。
”他还提出了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计划的原则:
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的原则;科学院、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研究部分工的原则。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结束时通过的总决议认为:
中国科学院应迅速拟定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全国科学事业的规划也应协同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计委、高等教育部从速制定。
决议要求全体学部委员积极参加这些工作。
制定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工作很快即实际开始。
1955年9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15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
《指示》认为:
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公布,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也已经订出,各学部成立后,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参加了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工作,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和本院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都是制定远景计划的主要依据,制定远景计划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
为此,决定自1955年10月开始进行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讨论与制定。
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指示》中提出:
“首先要认真研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解国民经济发展对科学工作的要求,研究各门科学的现状和趋势(国内的和国际的),分析各项科学研究与国家建设实践的关系。
从科学的预见去估计国家今后进一步对科学的要求,找出各门科学中的生长点。
提出发展的途径、步骤和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
”《指示》明确:
郭沫若院长在1954年1月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报告和1955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应作为制定规划的方针。
远景计划的内容,包括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学科的发展、机构的发展与设置、重要的调查和考察工作、重要科学著作和图书资料的编纂、干部的培养以及基本建设和财务概算。
《指示》还对制定远景计划的程序作了具体规定,并强调:
制定科学院发展科学事业的长远计划是全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是规划全国科学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1956年3月,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根据各学部提出的远景计划方案,经过综合平衡,在院长顾问拉扎连柯指导下,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十二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部分),共53项。
其中涉及国防科研和尖端技术领域的有:
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系统、火箭、精密机械仪器、新材料等。
中国科学院对制定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安排,为后来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做了很好的准备,所提出的大部分任务都被纳入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之中。
五、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孕育过程看,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行各业制定远景计划是由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决定的,其具体的进程则主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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