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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及其对西部的启示

任保平/钞小静

【专题名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专题号】F107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西安）2006年2期第11～18页

【英文标题】IndustryFosteringAgricultureandUrbanPromotingThemodeofDevelopmentofRuralArea:

theExperienceoftheYangtzeRiverDeltaandItsInspirationforWesternRegionsinChina

  RENBao-ping,CHAOXiao-j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University,Shaanxi,Xi'an710069,China）

【作者简介】任保平，钞小静，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

    钞小静（1982-），女，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现代城市发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

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市）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模式。

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般经验有：

城乡互动发展、以小城镇为主体和乡镇企业的集聚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这些经验对西部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启示是：

以乡村城镇化推进西部城乡一体化、以城镇的城市化加快西部城乡一体化、以乡村工业化推进西部城乡一体化。

Thehighestlevelofurbanizationandthemostcompletecitysystemarethecharacteristicsofthemodeofthe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DeltainChina,Themodeisthatindustryfostersagricultureandurbanpromotsruralarea,urbanizationandrural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pusheachother.Itsgeneralexperiencesarethaturbanandruralareadevelopharmoniously.OnthebasisoftheexperiencesoftheYangtzeRiverDelta,Wecandevelopthewesternecomomybymeansofurba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

【日   期】2005-11-13

【关键词】工业反哺农业/长江三角洲/西部地区industryfosteringagriculture/theYangtzeRiverDelta/WesternRegionsinChina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6）02-0011-08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我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和世界著名的河口三角洲地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地区在体制转型和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内向经济一体化和外向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区域。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不仅对全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因此，总结和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态势、模式、机制和经验，对全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

    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比较长江三角洲与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关系，有助于我们总结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般经验。

    1.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比较

    分析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有很多，本文主要选取了工业增加值、人均工业产值、工业化率以及产业结构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其中工业化率是指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产业结构是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各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通过对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见表1），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的工业产值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十二省市区的工业产值。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为16588.69亿元，而西部地区仅为9527.6亿元；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率为48.7％，而西部地区则为34.5％，从人均工业产值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为12304元/人，而西部地区仅为2667元/人；从第一、二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状况，但是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9.5％，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6.5％。

    表1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①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比较

　地　区　　　工业增加值　工业化率/％　人均工业产值

　　　　　　　　/亿元　　　　　　　　　　/元/人

长江三角洲　　16588.69　　　48.7　　　　12304

　上海　　　　　3492.89　　　46.9　　　　25929

　江苏　　　　　7714.4　　　50.1　　　　10370

　浙江　　　　　5381.4　　　47.9　　　　11460

西部地区　　　　9527.6　　　34.5　　　　　2667

内蒙古　　　　1015.66　　　37.4　　　　　4234

　广西　　　　　1044.83　　　31.5　　　　　2265

　重庆　　　　　927.51　　　34.8　　　　　3343

　四川　　　　　2165.22　　　33.0　　　　　2679

　贵州　　　　　574.62　　　36.1　　　　　1521

　云南　　　　　1053.36　　　35.6　　　　　2396

　西藏　　　　　15.43　　　　7.3　　　　　567

　陕西　　　　　1064.81　　　36.9　　　　　2864

　甘肃　　　　　576.22　　　37.0　　　　　2207

　青海　　　　　158.64　　　34.1　　　　　2931

　宁夏　　　　　186.3　　　　40.5　　　　　3189

　新疆　　　　　　745　　　　33.9　　　　　3792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整理计算得出

    2.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比较

    城市化水平一般可反映地区工业化在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对其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复合指标法和主要指标法，本文采用对城市化表征意义最强且便于统计的主要指标法，从人口、地域范围两个方面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比较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有关数据（见表2），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非农业人口为5345.2万人，西部地区为7588.85万人，虽然从绝对值上西部地区是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但西部地区在面积上、总人口上都是远大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从城市化率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为38.47％，而西部地区仅为21.83％；从地域范围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每万平方公里城市个数为3.36，而西部地区仅为0.25。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表2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比较

　地　区　　　非农业人口　城市化率　　每万平方公里

　　　　　　　　/人　　　　/％　　　的城市个数

长江三角洲　　　53452271　　38.47　　　　3.36

　上海　　　　　10975964　　81.16　　　　1.21

　江苏　　　　　30235656　　41.96　　　　3.75

　浙江　　　　　12240651　　26.74　　　　3.13

西部地区　　　　75888509　　21.83　　　　0.25

内蒙古　　　　　9023660　　38.24　　　　0.17

　广西　　　　　9015595　　18.46　　　　0.88

　重庆　　　　　7858322　　24.99　　　　0.61

　四川　　　　　19143365　　22.27　　　　0.66

　贵州　　　　　6065709　　15.83　　　　0.74

　云南　　　　　6942033　　16.41　　　　0.44

　西藏　　　　　　419824　　15.97　　　　0.02

　陕西　　　　　　917498　　24.89　　　　0.63

　甘肃　　　　　5895845　　22.74　　　　0.40

　青海　　　　　1468093　　29.45　　　　0.04

　宁夏　　　　　2077457　　35.19　　　　1.35

　新疆　　　　　7061108　　36.67　　　　0.13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整理计算得出

    3.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比较

    本文主要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个方面来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见表3）。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是指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的差额，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大小为10.18％，西部地区为12.71％，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7982.30元，而西部地区为5860.30元，绝对数额上的差距并不能完全反映问题。

因为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额本身都是远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由此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高于西部地区；从农村、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别为38.3％、37.2％，两者间相差不多，而西部地区分别为50.6％、38.9％，之间相差11.7％。

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差距是小于西部地区的，虽然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相差不多，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存在很大的差距。

    表3　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比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地　区　　工业化与　城乡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城市化　　人均收入　家庭恩格　家庭恩格

　　　　　　　的偏差　　差距/元　　尔系数　　尔系数

长江三角洲　　10.18　　7982.30　　38.3　　　37.2

　上　海　　　-34.28　　9616.49　　34.6　　　36.4

　江　苏　　　　8.12　　5728.08　　44.0　　　40.0

　浙　江　　　21.12　　8602.32　　39.5　　　36.2

西部地区　　　12.71　　5860.30　　50.6　　　38.9

　内蒙古　　　-0.79　　5516.62　　42.7　　　32.6

　广　西　　　13.00　　6384.77　　54.3　　　42.3

　重　庆　　　　9.81　　6710.55　　56.0　　　37.8

　四　川　　　10.76　　5190.94　　55.7　　　40.2

　贵　州　　　20.27　　5600.5　　58.2　　　41.1

　云　南　　　19.18　　7006.69　　54.0　　　42.4

　西　藏　　　-8.68　　7244.76　　64.0　　　45.6

　陕　西　　　12.04　　5625.95　　42.4　　　35.9

　甘　肃　　　14.22　　5524.52　　48.0　　　37.1

　青　海　　　　4.61　　5362.02　　48.5　　　35.7

　宁　夏　　　　5.28　　4897.82　　42.0　　　37.0

　新　疆　　　-2.81　　5258.49　　45.2　　　36.1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整理计算得出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态势、模式和机制

    1.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基本态势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题。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工业大都建立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工业和城市；“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之后，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和现代化相伴随的”[1]（P7），需要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转型，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现代化。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工业化水平最高、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末人口为7469.54万人，非农业人口为5345.2万人，占总人口的40.94％[2]（P265），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41.8％高出4.72个百分点，上海高达74.62％。

GDP为13739亿元，人均GDP为18393元。

区内有大、中、小城市54个，1396个建制镇，每万平方公里有3.36个城市，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镇。

由于农村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目前的基本态势是：

（1）乡村城镇化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的良性互动。

大力发展小城镇，在小城镇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基本特征。

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面广量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从经济上彻底打破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其面向市场，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之路，而小城镇可以有效连接城市与农村，为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提供载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建设的重点已经由数量扩张转向了产业发展，通过城镇的产业扩张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通过乡村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推进工业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长江三角洲将小城镇作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乡村工业化的增长极，90年代又进一步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建立了联系较强的城镇化体系，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城乡良性互动。

（2）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

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连接城市和乡村，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且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乡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减弱乡村人口流迁的拉力和推力，促进乡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会促进劳动者素质和迁移能力的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乡村工业化又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加强城乡经济的联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是通过乡村工业化的方式推动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转变，为这一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和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因素。

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制度创新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化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传统观念，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增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

    （3）区域一体化推动了城乡的一体化和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长江三角洲的乡镇、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国同一类型总数的38.8％，大部分县及县级市的乡镇工业产值已超过整个工业的一半，苏南和上海郊县则占2/3，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80％-90％以上。

特别是近几年以来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得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和集约化发展尤为突出。

2004年上海的人均GDP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苏的人均GDP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将目前的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业联系在一起、把区域中的城市、城镇和乡村三元结构推向一元，加强了劳动力中的城市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与产权方面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联系。

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增强了区域经济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4）政策激励的正确性使区域内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缩小的趋势。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工业反哺农业不仅取决于：

“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农业资源禀赋，而且取决于一系列政策激励的正确性，包括政策路径、决策层偏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格局等因素。

”[3]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经济增长呈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的趋势”[4]（P2）。

在政策导向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按照城乡的融合与互动思路发展的。

在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凭借着特殊的体制背景和区位优势，以乡村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迈上了新的台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向非农产业转移，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得以打破，单一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得以向多职业、多阶层的现代社会结构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得以改变。

这种政策上的导向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内城乡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2.长江三角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模式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以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市）化为主体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方面形成了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市）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容有：

（1）乡村城镇化协调城乡发展。

根据刘易斯（Leuis）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农业的落后在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而资本和土地资源却相对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城乡经济的二元分离发展。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具有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

要想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就必须将过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这就是城镇化或城市化。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实践中开创了乡村工业化和发展小城镇的道路来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农村工业化，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形成了乡村城镇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思路，这一思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一，乡村城镇化，把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工业化相结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第二，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使得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第三，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农村工业化水平，促进了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典型特征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就地发展了小城镇，由此创造了乡村城镇化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乡镇企业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城镇建设和社区建设的费用，使乡镇居民集中居住。

农民有了非农收入可以自筹资金发展小城镇，促进民间城市化的发展，这样不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农民就可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自己转移自己，离土不离乡，实现了农村城镇化。

从协调城乡关系的角度分析，在乡村城镇化模式中，农村与城市间增加了小城镇，城镇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介点”。

这使得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小城镇来增强和扩散，既起到了放大城市作用的效果，又使城乡联系进一步加强。

这些随着乡镇企业发展而形成的小城镇，不仅是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载体，在城镇发展非农产业，使城镇成为周边农村的中心，通过“由中心向外围的扩散”[5]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2）城镇的城市化协调城乡发展。

长江三角洲区域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最高，也是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最为协调的区域。

这个区域城乡关系的协调性与其城市化水平特别是其城市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

研究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可以发现，单纯靠行政手段将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面反映。

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转移的内容，而且也应该包括产业聚集和企业聚集以及城市容量的增加、城市功能的提升等内容，城市化应该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真正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又针对小城镇偏小和过于分散，其城市功能太弱的弊端，进行撤乡并镇，发展中心城镇，进一步推进城镇的城市化，同时在城镇注重发展服务业，由此使城镇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城镇的城市化，形成了城镇的城市化协调城乡发展的思路。

城镇成为现代化要素向农村扩展和辐射的中间环节，农民不进城市就能在城镇中享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经济生活，促进了农民的市民化。

城镇城市化可以说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衔接，城市和乡村借助具有真正城市功能的城镇的连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在这一模式中，建立都市圈，推进都市圈内的城镇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

都市圈是指一个或多个大的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些核心城市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和一体化倾向的相邻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城乡复合体。

在这一模式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一体化程度高，形成了产业的分工与协调，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双向流动的结果，都市圈按经济与空间、环境功能的整合需求及发展趋势构筑了相对完善的城镇群体。

都市圈使得过去城市与城镇的“中介点”关系变成了现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直接连接关系，极大地提升了中心城市的带动和一体化功能，使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城乡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3）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协调城乡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离不开城市化。

因为发展工业必须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城市化可为工业在一定地域的集聚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和销售、流通市场。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

”[6]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带动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