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发展概况与名称种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张英聘方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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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发展概况与名称种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张英聘方志
地方志发展概况与名称种类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张英聘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文献。
方志内容极其丰富,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名胜、资源、物产、气候、科技、教育、文化、民族、社会、人物、艺文等情况,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志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推行郡县制度以来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隋唐以来,由于官修方志制度的建立,方志编修不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而且逐渐形成了连续编修、代代相续的传统。
一、地方志发展概况
卷帙浩繁的地方志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其渊源和流向,发端和定型,在历代如何沿革,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方志的起源
中国地方志编纂历史悠久,其起源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
有的主张渊源于《禹贡》,有的认为导源于《山海经》,有的认为起源于《周官》,有的认为始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华阳国志》。
有源于古史说、地理说、两汉地记说、多源说等。
有关方志起源的问题,大致归纳如下(主要参考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主张汉代图经和《南阳风俗传》说。
另参考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主张多源;王复兴《方志学基础》,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主张多源;《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主张多源;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主张多源;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主张源于《越绝书》、《华阳国志》;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主张源于《周官》;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主张源于两汉之地记):
1.商代甲骨文说邸富生、方致《试论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载《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4期)一文,认为商代官吏对当时现状的记录,便是方志的起源,还认为商代卜辞已包含有时、地、人三要素,是方志中大事记的直接渊源。
2.《九丘》说元明时期,有学者认为《九丘》是方志之祖,时人谓《九丘》为九州之志。
3.《山海经》说《山海经》包括《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十八篇,其中十四篇为战国时作品,《海内经》四篇为西汉初作品。
此书主要记录山川、动物、植物、药物、矿物、部族、祭祀、巫医、原始风俗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和史地资料,同后世方志设风俗、载人物、记地理多有相通。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方志源于该书。
4.《禹贡》说《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于战国时,近代多数学者认为晚于《山海经》。
此书极为简约,只有1200余字,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按州记述山川、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风情等情况。
元明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方志源于该书,其在方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该书是中国现存的以全国为区域的地理书;二是最早按行政区划记载内容的全国性区域地理志。
尽管这种区划是一种假托,是一副蓝图,反映的是当时人们渴望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统一的一种要求,而非当时历史的真貌,但是该书按行政区域记载的形式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西周说周朝建立后,分封了许多诸侯,为加强统治,诸侯各国重视了解自己辖区内的情况,设立史官,记事记言。
史官即记事之官,他们随时掌握本国发生的事件和统治者的活动、言论与命令等,并负责整理编纂成书。
周天子也设史官掌管各地史籍,周朝的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外史、御史等。
《周官》记载:
外史“掌四方之志”。
小史“掌邦国之志”。
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梁启超说: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
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综合叙述周王室的官制。
全书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每篇又分上下,合为十二卷,《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
其中《地官司徒》中的大司徒、土训、诵训,《夏官司马》中的司俭、职方,《春官宗伯》中的保章氏职掌各地社会风情、天文地理、物产财用等,与后世方志有渊源关系。
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6.“百国春秋”说明人认为方志渊源于古代诸侯列国史者有很多,清章学诚也称百国春秋,实称方志。
梁启超进一步阐明: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7.“土地之图”说中国舆图出现甚早,在中国众多的古籍中,就有不少是关于远古时代图的记载。
到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应用已极为广泛。
如《周官》中言及地图即达10余处之多,并记有执掌各类地图的专门的职官。
如掌闾里版图的“小宰”,掌百物财用地图的“司书”,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的“司徒”,掌天下之地图、主四方之职贡的职方等。
还有专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的土训官。
这说明地图在当时已经受到人们普遍地重视,已经具有象征国家主权和土地、人口的意义。
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战国时代中山国的“兆域图”,它是在一块长95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的铜版上,用金丝镂嵌的线划、符号和数字,来表示地形和建筑工程的设计图版,上面还有450字的铭文作说明,这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地图。
它反映了中国当时地图测绘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周官》所说当时专门设置官吏分管各类地图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土地之图”的广泛运用,导致了“图经”的兴盛。
8.《国语》、《战国策》说金毓黼说:
中国地方志“启于《国语》、《国策》,以国别为史,继于《华阳国志》,大成于各省州县方志。
”(《〈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
9.《汉书》说近人李世祐在民国《襄陵县新志·序》中指出:
“班固《汉书》有地理、沟洫等志,为史中之志,与表、传分列,此则郡县志之滥觞。
”
10.《南阳风俗传》说《隋书·经籍志》载:
“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传》,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先贤之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清张学都《太平县志·序》亦说:
“东汉以还,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之记,而志郡邑者始备。
”
11.《越绝书》、《吴越春秋》说清洪亮吉《澄城县志·序》称: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
”
12.汉代图经说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张:
“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
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
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
”(《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13.《畿服经》说《隋书·经籍志》:
“晋世,执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
凡一百七十卷,今亡。
”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谓:
“晋执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后世方志之祖。
”
14.《华阳国志》说清刘光谟谓:
“方志之书,始于吾蜀。
《华阳国志》,其鼻祖也。
”(《高石斋文钞·县志分篇议》)梁启超也持此说,谓:
“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
”
15.六朝说清顾千里《广陵通典·序》指出:
“郡邑志乘,滥觞晋宋。
”近人王葆心亦说:
“宋元明以来之方志,源于六朝、唐人之图经。
”
16.唐宋说近人山西学者郭象升在其《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一文中说:
“方志之书,肇于唐宋。
”(《郭允叔文钞》)
17.多源说多元论者,唐人以为起源于《禹贡》和《周官》所掌,宋元以来多有学者持此说。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方志源流作了这样的叙述: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
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
《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
”大体概括了方志起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黄苇在《方志源流考辨》(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一文中认为:
“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和《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
”傅振伦《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认为方志起源多端。
研究方志的渊源和发展,虽然对方志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以为在秦汉以前,实不具备编修方志的条件。
方志的记载是以各级行政区划为范围,因此酝酿和产生方志,应该在秦汉时期全国推行郡县制度以后。
(二)方志的演变与发展
纵观方志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前期的各种名目的方志,内容不够全面,体例不够完备,而且从内容到体例多数接近地理书。
后来逐渐增加了社会、政治、经济、人物、艺文等内容,体例也随之渐趋完善。
就各个发展阶段来说,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地记,但图经已出现,全国性总志也产生了。
隋唐时期,地记已衰,图经大盛,以“志”等为名的方志也开始发展。
北宋时图经逐渐被“志”代替。
南宋时,“志”居于主导地位,且内容和体例都较为完善,标志着方志已臻成熟。
元代出现一统志。
明代方志兴盛起来,数量多,种类增加。
清代方志达到鼎盛,种类齐全,数量很多,体例完备,方志学也已形成。
民国时期,方志在某些方面仍有显著进步。
1.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
考察方志的起源,应该说先秦时期全国既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地方也未出现行政区划,而是封邦建国,诸侯割据,尚未形成社会对方志的迫切需要,同时文字不统一,还不具备编修方志的物质条件。
秦汉时期。
随着郡县制的巩固,郡县官吏为加强一方统治,需要方志提供资料作为参考。
从秦代开始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也为全国性总志的编修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方志的各种主要形式已初露端倪。
汉代大量的郡国地志为全国性总志的编纂准备了资料,而《汉书·地理志》和《畿服经》的出现,为后来全国性总志的编纂开了先河。
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地记,但图经也已出现。
而那些内容比较全面,特别是以“志”为名的方志,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代表着方志发展的方向。
(1)郡国地志和全国性总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为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了解各地的经济、贡赋、风俗、民情等,重视绘制地图,编写有关资料。
秦已有地图和记载各地情况的书籍。
西汉初,为掌握全国情况,各郡县必须将其记载当地土地、户口、赋税的“计书”上报中央。
汉武帝命令各地将“计书”和“地志”按时上报,由太史府保管。
大致计书主要记经济、贡赋等,地志主要记山川、风俗等。
东汉时,在国家档案馆兰台,仍保存着不少郡国计书和地志。
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令朱赣条记风俗,班固作《地理志》。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转录了《尚书·禹贡》和《周官·职方》,将其作为古代政区的沿革;第二部分以西汉的103个郡国所属的1314个县邑、32个道、241个侯国为纲,分别记述了户口、山川、水利设施、重要聚落、关塞、古迹等。
第三部分是对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的“辑而论之”。
其中第二部分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实用价值最高。
志中用汉地名注释了大量先秦的地名,使后人得以了解先秦地名的确切所在,也是方志记载当地在先秦、西汉情况的重要依据。
《汉书·地理志》改变了以往地理书的体例,首次以行政区划为纲,不仅成为以后正史地理志的典范,也对后世地方志编修以重大影响。
属于全国性总志性质的,还有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晋执虞的《畿服经》、陈顾野王的《舆地志》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等。
(2)地记的繁盛
东汉以来,地记得到蓬勃发展。
地记在西汉时已有如王褒《云阳记》,东汉开始繁盛起来。
这与皇帝的提倡及东汉地方经济和豪强势力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据《隋书·经籍志》载,刘秀打败王莽政权定都洛阳即位皇帝后,因南阳是其故里,遂置为南都,并令南阳地方官编撰《南阳风俗传》,以彰乡里人文之盛,“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郡国之书分为两大类,一为述人,曰传;一为记地,称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盛极一时。
地记由古地理书发展而来,多以地命名,以某一地区为中心来记述,内容较单一。
有的记地理,如《十州记》、《三秦记》、《娄地记》、《洛阳记》、《吴郡记》、《荆州记》、《永嘉记》等;有的记风俗,如《北荒风俗记》、《关东风俗传》等;有的记岁时节令,如《荆楚岁时记》等;有的记物产,如《异物志》、《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等;有的记山水,如《衡山记》、《汉水记》等;有的记都邑,如《西京记》、《洛阳记》;有的记寺庙,如《洛阳伽蓝记》;有的记道里,如《西京道里记》;有的记谱牒,如《冀州姓族谱》;有的记人物,如《陈留耆旧传》;有的记文徴,如《江左文章志》等。
另外还有记墓冢、宫殿、园林等的地记,门类繁多,数量庞大。
南齐陆澄《地理书》149卷汇集地记160种,梁人任昉又在此基础上增补了84种,编成《地记》253卷。
概而言之,地记所记大多为天下州郡县疆域、建置以及一方地理、山川、物产、古迹、旧事、神话、传说等。
(3)图经的兴起
图经是由地图发展而来,秦有秦地图,西汉称郡国舆地图,东汉便出现了图经。
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载:
“图经之名,起于汉代。
诸郡必皆有图经,特无由考耳。
”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以经为辅的。
图以表示地方的位置、疆域、山川、关隘,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
宋人李宗谔曾说:
“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
”(《玉海》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因为有些内容在图上无法标示,必须附加文字说明,涉及图像以外的事物更非文字不可。
唐代贾耽亦说:
“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
”(《旧唐书·贾耽传》)汉代地图得到发展,郡国舆地图大盛,且文字说明不断增加,于是出现图经。
相比之下,图占图经的比重就日渐缩小了。
现在所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此书早佚,只在《华阳国志》中保存了它的一段文字,记述了巴郡的建置、疆域、户口等。
魏晋南北朝时,图经渐多,有《广陵郡图经》、《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荆州图经》等。
(4)内容较为全面的方志
此类方志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融合了地理书的部分内容发展而成。
这类方志距地理书较远而距史书较近。
由于具有地方史的性质,所以有人将它排斥在方志之外。
但从方志发展史全面看,应该说是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
其代表作是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
《越绝书》25卷,现存15卷,十九篇,内传四、内径二、外传三,记载山川、城郭、冢墓、传记,具备古方志体例。
清洪亮吉《澄城县志·序》认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
傅振伦在《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认为“其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纪传,独传于‘今’。
所述吴越二国史地,上自吴太伯,下迄汉代(建武廿八年)凡567年之事。
而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以及伍子胥、伯噽、范蠡、文种、计倪等人事迹尤详。
内容兼及人物、地理、都邑,接近后世方志的体例”。
《华阳国志》12卷,附录1卷,卷一至卷四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卷五至卷七为公孙述、刘二牧、先主志、后主志,卷八为大同志,卷九为李特、雄、期、寿、势志,卷十为先贤士女总赞,卷十二为序志、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总目。
该书取材广泛,内容繁复,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
《华阳国志》以前,各种地志见于记载的已有一百种,内容或记述方国的历史,或记载州郡的地理,或叙述乡党的耆宿,但都只写了一个侧面,而没有反映地方的面貌。
《华阳国志》把历史、地理和人物三者结合起来汇于一编,对后世方志结构体例之完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郡国地志和全国性总志、地记、图经、内容较全面的方志等,这些著作都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及地图发展而来,但都不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包含了相互的渗透与融合。
正是这种渗透与融合,最后导致了集众长为一体的完备方志的出现。
2.隋唐时期的方志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方志的发展。
这一时期方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汉代形成的图经,成为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以“志”、“记”等为名的方志继续发展;方志的体例有所创新,政治、经济、艺文等内容的增加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但是这一时期方志的内容与体例,仍明显反映出受地理书的影响,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仍然未臻完备与成熟。
(1)官修志书的出现
隋唐以前,全国各地地记、图经的编修多为地方官、文人学士和豪门士绅自行发动,官方组织编修的很少,基本上属于私修。
隋唐时期,随着方志的作用日益凸显,统治者逐步加强了对修志的控制,开始出现了官修志书。
中国大规模有组织的纂修方志是从隋朝开始的,“隋(炀帝)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
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
其余记注甚众”(《隋书·经籍志》)。
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之众多、内容之繁复,为前代志书所莫及,也为后世方志编修创立了格局。
唐袭隋制,定期编造图经。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令诸郡每三年(后改为五年)编送图经至尚书省兵部职方,此后各地成为定例(参见《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职方员外郎》)。
《十道图》、《十道录》等就是各地图经的综合。
各地定期编造图经,中央政府就能比较及时地掌握全国的新情况,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
见于著录的《十道图》、《十道录》有多种,可见是每隔一定时期就综合制作一次。
对于方志官修制度的作用要一分为二,官修固然有它的局限性,必须以官方的标准来评论历史,臧否人物,志书变成了官样文章。
但另一方面,官修也有它积极的作用,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料,分工合作,较快成书。
所以,总的来看,官修对方志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2)图经的发展
这一时期,方志在纂修形式上也有发展变化,过去地志和地图平行发展,方志附图者极少。
另一方面,地图虽然有说明文字,在名目上仍然以图称,不与地志相混,图是图,志是志。
到周隋之际,图和志两者开始合为一体,地志与地图合编一书,做到图说结合,有图有说,图说并重。
隋唐的方志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形式上还是一图一说,图说相间(但与后来方志各图汇编于全书之首也不同)。
如隋大业年间纂修的《区宇图志》,就是在每卷卷首附有地图。
唐代各地普遍编造图经,边远州县也不例外,数量极多,除了记载一地的,还有综记全国的;图的地位明显下降,文字占得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体例和内容都有发展。
隋唐时期,地区性的图经隋代有《陈州图经》、《固安图经》、《江都图经》、《雍州图经》、《隋州图经》等;唐代有《夷陵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润州图经》、《淮阴图经》等。
现存最早的是《沙州图经》(修于唐开元年间)、《西京图经》(修于乾元年间),两种途径的图都已遗失,这些残卷图经的主要内容有行政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歌谣、古迹、怪异等,仍侧重地理方面的内容,但较以前有所创新,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歌谣,开了方志记载艺文的先河。
边远地区的图经都达到了这种程度,内地图经的发展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敦煌石室中还发现了五代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写本《寿昌县地境》,完整无缺。
主要内容有:
去州里数、公廨、户、乡、沿革、寺、镇、戍、烽、栅、堡、山泽、泉海、渠涧、关亭、城河等。
全国性图经较著名的有隋虞世基、许善心等人的《区宇图志》和郎蔚之的《诸州图经集》。
唐代根据各地图经、地志编纂的全国性志书有李泰主修的《括地志》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等。
关于《区宇图志》编纂情况,据《太平御览》文部,《隋大业拾遗》:
“大业初,敕内史舍人豆卢威、起居舍人崔祖濬等,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
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
敕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
帝以部帙太少,更遣重修,成一千二百卷。
卷首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
”可惜的是其书唐时已大部散失,《隋书·经籍志》著录129卷当是指当时的残本。
这是中国官修的第一部全国性总志。
《括地志》的主修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李泰,贞观十二年(638)奏准编纂,贞观十六年(642)完成,太宗阅后十分赞许,认为“博采方志,得于旧闻。
旁求故老,考于传信。
内殚九服,外极八荒。
简而能周,博而尤要。
度越前载,垂之不朽”(《玉海》卷十五《括地志》)。
该书所依据的蓝本是《贞观十三年大簿》,当时全国分成十道、三百五十八州,诸州之中包括了四十一都督府,共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
次年,又增两州六县,这是唐朝全盛时期的行政区划。
《括地志》以此为纲,全面记录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实等。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北宋时图佚改名。
全书以唐贞观十三年(639)规划的十道四十七镇分篇,列关内道四卷、河南道十卷、河东道四卷、河北道四卷、山南道四卷、淮南道一卷、江南道六卷、剑南道三卷、岭南道五卷、陇右道二卷。
以府或州为叙述单位,先列府、州之名,下记开元与元和时之户数,次叙沿革、府或州境、四至八到、开元及元和年间贡赋、辖县数目和名称;再分县叙其沿革、山川、城邑和历代重大事件等。
此书是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全国性总志。
隋唐时期,除图经外,还有以志、记、书等为名的方志,如《蛮书》,《宋史·艺文志》称其《云南志》,《永乐大典》称其《云南史记》,唐樊绰撰。
3.宋元时期的方志
宋元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方志发展主要表现在:
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超越前代,各种方志的数量大增,并出现很有影响的名志;内容与体例的进步,使志体趋于完备;在形式上,图经逐渐被志所代替。
(1)官修制度的发展
五代、北宋沿袭唐制,仍要求按时编送图经。
《五代会要》记录当时的规定时说:
“每逢闰年,准例送尚书省”。
宋朝初年,沿用唐代编造图经的惯例,并于开宝四年(971)、太平兴国八年(983)、淳化四年(993)、至道三年(997)、咸平四年(1001)、景德四年(1007)、康定元年(1040)、嘉祐二年(1057)、熙宁四年(1071)、元丰八年(1085)、大观元年(1107)和嘉定年间,先后颁发关于编纂或征集方志、舆图的诏书。
如宋朝初年诏令州县每三年或闰年向朝廷选送一次方志舆图。
大中祥符三年(1010),修成《祥符州县图经》后,次年颁发各地。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为编修《九域志》,朝廷下令设置九域图志局,此为国家设局修志之始。
元代为编修一统志,也督令地方撰送图志,出现了全国范围大规模修志的局面。
由政府出面倡导和组织,方志编修就不再是个人行为,无论是修志者的待遇,还是修志过程中所需要的经费,均能得到政府的有力保障,这也正是私修和官修最大的区别。
在这一体制推动下下,宋元方志空前发达。
就已有的资料统计,宋代方志总数约600种,比现在所知道的宋以前方志的总和还要多。
各郡县大都修有志书,有的还编修多次甚至十几次。
宋代方志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向普及方向发展,府州县外,“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焉”(黄岩孙《仙溪志》跋)。
元代方志今存只有十几种,而存者典雅有法。
元代疆域广阔,纂修方志为数必多,但流传下来的仅及宋代方志的三分之一,其散佚可想而知。
(2)全国性总志的编纂
宋代全国性总志编修较为著名的有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体例各不相同,到元代《大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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