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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略缝隙期已经结束深度精彩
中国的战略缝隙期已经结束(深度精彩!
)
6月6日下午,正和岛《新政商》对管清友进行了专访。
他纵论天下的热忱背后是务实分析的冷静。
对于中美关系,在很多人依然怀抱过于乐观的幻想之时,他却认为:
中美两个大国都在甩开WTO打贸易战,这是世界贸易和经济体系结构的重大调整,是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的调整,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
1、强人时代来临,“新对抗”不可避免
问:
最近“特金会”受到全世界关注,朝鲜会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开放吗?
对中国经济来说,机会在哪里?
管清友:
从中美朝三方的角度讲,朝鲜确实有可能走向改革开放,对朝鲜来说,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也挺好,接下来无非是满足两个条件:
跟美国要一个安全承诺,跟中国、韩国要一点经济支持。
朝鲜一旦改革开放,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的理由就不充分,至于是否不可逆转地走向开放,目前我还不能确定。
但朝鲜开放对东北亚局势的改变,将是巨大的。
其实这给中国也提供一个契机,你不用再把朝鲜当成负资产,因为这些年很多人觉得,朝鲜是我们的“战略屏障”、“缓冲带”,我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什么缓冲不缓冲这个东西。
一旦朝鲜和中国大陆有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我们其实对他的影响会更大。
当一个人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你和他有经济往来的话,你对他的影响肯定越来越大。
我们和朝鲜,之前主要是因为有援助,这种关系其实很脆弱,他可能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现在面临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攀升侵蚀了很多产业的生存空间,相当一部分产业可以转移到朝鲜去,朝鲜有2000多万人口,帮助他们发展,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件好事。
朝鲜内部讲,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应该支持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而且金正恩和前两代领导人不一样,留过洋,没有那么多包袱。
问:
中美贸易战似乎余波未平,未来“新冷战”发生的概率有多高?
如果真的进入新冷战时代,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管清友:
“新冷战”已经开始了。
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就在发生深刻变化。
实际上,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误判了特朗普,觉得这人不着调,房地产商出身,还有绯闻。
美国金融界也不喜欢他,结果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得到了中下层选民的支持。
实践证明,特朗普几乎让美国重新从全球主义开始走向孤立主义。
回顾历史,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非常有生命力。
“二战”以前,美国也是孤立主义,只不过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才慢慢进入全球主义,成为“世界警察”。
美国最后发现,自己付出的成本太高,要解决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巴以冲突问题,还要维持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而且国际上还天天骂它,本国大量的产业转移出去,造成空心化问题。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搞金融、科技,我们应该搞生产,但美国后来发现,现在中国这些国家除了能干中低端产业,也开始搞高科技,做高端装备。
美国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中国占了便宜。
所以,中美现在的局势变了。
过去四十年,中国抓住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
1.中美联合抗苏时期
1977年文革结束,中美联合对抗苏联是中国第一个重大的战略缝隙期。
我们国内经过痛苦反思,开始走改革开放的路子,美国当时看中国终于变成“正常国家”,觉得中国经济市场化挺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
2.90年代全球化
转折点在于什么呢?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人欢呼“民主的胜利”。
对中国来讲压力也大,因为美国不再需要你了。
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继续沿着市场化道路前进,其实是让美国放心了。
所以今天看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美国其实没有改变对华策略,整体上中美关系还不错。
3.加入WTO之后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一上任,就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开始出问题。
小布什真的想遏制中国,因为他的父亲老布什当过美国驻华代表处的主任,非常了解中国。
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反恐,中国也支持它反恐,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喘息机会。
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这个场景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奥巴马总统刚接任,先应对金融危机,没有精力顾中国的事,后来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开始搞TPP政策,这个政策也被称为“ABC”——Anyone-But-China,踢开中国搞国际贸易,它觉得中国占了便宜,很多承诺没有兑现。
好在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风格不一样,奥巴马是律师出身,习惯按规则办事,中国人最喜欢这种人。
我们跟他讲“和平崛起”,讲“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周旋了美国十几年。
但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总之,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我觉得不可调和,就看我们如何避开美国的锋芒,艺术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冲突。
中美之间不能随便打打杀杀,如果两个大国真打起来,后果很可怕。
现在贸易摩擦是其中一个表现,未来可能会蔓延到汇率以及非经济领域,都比较棘手。
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这其实是一种“新冷战”的开始。
2、活跃的经济需要更活跃的“社会空气”
问:
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遏制,还是中国内部的因素?
管清友:
内外因素都有,而且都很重要。
外部的冲击很多时候不可控,内部看我们如何推进新一轮改革,去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过去40年,我们一直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在外需这块停滞不前,甚至下滑,那就逼着你必须启动内需。
目前整体上,内需还没完全启动起来,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僵化管制依然太多,而且管制的规则不明确。
尤其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媒体等“软产业”领域。
我们在三中全会就提出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但目前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企业成本仍然很高。
我们2015年提出降成本,但目前看几块主要成本都在上行,尤其是原材料成本、交通成本和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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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居民保障还是不够。
社保体系亟待完善,现在老百姓不敢花钱,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
第四,规范监管不够完善。
想真正启动内需,监管必须阳光化、规范化。
最基本的,老百姓在这儿喝茶、在这儿吃饭,不用担心食品安全。
对中国来讲,从注重外需的重商主义转向注重内需的改革主义,未来必须经历一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脱胎换骨。
像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未来几十年不能继续对外高度依存,必须学会依靠内部的力量,依靠所谓的自我循环。
那样,即使外国对我们关上国门,我们也不怕了。
问:
新一轮的改革成效,你觉得达到预期了吗?
包括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领域。
管清友:
还没有完全达到。
总体上,改革还是要学习当年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人们自由思考、自由选择的空间。
意识形态的管理要注意方式,否则会影响到改革的效率。
现在社会情况确实越来越复杂了,声音越来越多。
管理部门要注意合理的应对,不要一味的封杀和打击,也要宣扬正能量,否则会影响到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信心。
我们讲政治正确,不能光讲约束,不讲激发和释放潜能。
问:
你跟地方政府接触比较多,从实际观察的角度看,这些政府对企业家的服务比之以前有改善吗?
管清友:
文件是一方面,实际执行是另一方面。
过去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在很多地方是“门好进、脸好看,不办事”,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相对活跃的社会空气,这个解决之后下面就好办了。
90年代那个环境,为什么大家都很有干劲?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容错机制,官员相对比较宽容。
现在过分强调行为约束,其实会对经济建设有影响,我和一些学者也聊过这个问题。
新的时代,新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改革是大家一起探索、尝试出来的,需要顶层设计和底层实验结合起来。
问:
后续中央可能还会推出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你最期待哪个方面的突破?
管清友:
我个人比较关注两块。
第一,行业管制要进一步放松,甚至取消。
比如医疗、教育资源需求无限大,供给却如此短缺,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中国这么多人看病,这么多人需求优质教育资源,怎么就提供不了?
肯定是现有的行业管理模式不合理,需要换一套体系,换一套思路来管。
第二,资本市场改革要进一步加速。
现在我们明显落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大量的企业都去香港上市,不在大陆上市?
因为港交所比我们改革先行一步。
未来的改革两个方面,一是吐故,该退市的就退市,只进不出市场不可能健康。
二是纳新,我们的注册制一推再推,必须提高效率。
3、雄安应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
问:
之前你在文章里曾写过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目前还有一些老板把企业卖了去炒房。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管清友:
宏观政策相对宽松,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会追逐收益更高的产业。
辛辛苦苦做一年制造业,还不如买两套房子,我为什么做制造业?
光有情怀不现实,本质上还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所以这才要降杠杆、去泡沫。
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房子的需求一直很大,但你不能让大家都去炒房子,不搞科研,不搞制造业了。
政府真正应该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实现“居者有其所”,政府解决不了“居住有其屋”。
从世界范围看,高房价问题从来没有理想状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子。
问:
像海南这些炒房的热土,未来会怎么发展?
当年海南搞特区,最后经济也没有搞起来。
管清友:
从区域的角度来讲,确实要避免区域发展房地产化。
关于海南未来,中央给它的定位是自由贸易港,你不能全盖成房子,结果大家都去买房,整个岛变成一片候鸟型的地区,冬天人多,夏天没人,这不行,还得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
问:
现在几个重点规划的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从发展潜力来讲,你最看好哪一块?
管清友:
粤港澳、长三角,我都挺看好。
京津冀区域,我比较看好雄安新区,雄安如果先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这些问题解决,把它打造成一个研发中心,我觉得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
很多人觉得雄安需要产业链布局,需要像深圳、浦东那样有经济腹地支撑,其实错了。
如果雄安成为一个研发中心,类似于日本筑波那样的科学城,你想白洋淀旁边,这么美丽的地方,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交通设施,我都愿意去。
研发中心不需要经济腹地,这个地方就做上游的技术开发,完全可行。
这就规避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经济腹地不深的瓶颈。
另外我一直主张,新三板从北京迁到雄安,在雄安新区设立中国大陆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按照全球最高、最新的标准建立,用增量的形式,规避我们现在注册制推不动、改革很复杂的问题。
问:
这两年很多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你很早研究“经济新常态”,预计6%左右的增速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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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现在面临一定的调整,既有短期的周期性问题,也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很多人畏首畏尾,心理预期已经不稳了。
其实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的地区差距这么大,差距就是潜力。
你看高铁一通,中部城市崛起。
大规模的高铁投入,会改变中国的区域城市格局,内陆城市一定会崛起。
但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高铁既是聚集器,也是抽水机。
比如原来大家觉得,京津两地通了高铁,天津会更厉害,结果没想到,北京把天津的资源都吸过来了。
实际上,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
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比如河南搞“郑汴一体化”,即郑州、开封一体化,结果一体化没搞起来,资源都跑郑州去了。
未来天津会更麻烦,资源全部在北京。
所以为什么很多城市现在抢人?
那些比你强的城市都在抢人,你再不抢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地区差距,2017年人均GDP只有8836美元,还有那么多管制领域,其实潜力还很大。
我对中国长期发展是很有信心的。
4、市场化程度高了就要弱化产业政策
问:
前几天,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产业政策无效性”的观点,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管清友:
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作用不同。
当一个国家市场主体越来越成熟,产业政策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主体发育很不完善,政府就是比市场聪明,产业政策当然管用。
现在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在很多领域,企业要比政府聪明,这时候就应该弱化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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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做新能源汽车,政府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大把的钱砸给企业,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就算补贴,也应该补贴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买新能源汽车。
为什么要补贴企业?
因为补贴企业最方便,补贴企业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我们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做低效的补贴。
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大量的新兴公司、投资机构投入,现在市场主体已经发育非常成熟了,政府不需要过多的去规划和补贴,市场已经很聪明,政府需要的是做好监管,避免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政府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提供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你是去服务,而不是去规划、去指导。
政府真正应该鼓励什么?
基础研发,让更多人去做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
政府做产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要多多向市场学习,向市场请教,因为市场已经跑在了前面。
问:
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管清友:
中等收入的陷阱不在于经济,关键是社会各阶层能否达成和解。
拉美就是前车之鉴。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冲突,政治民粹化,选上去的政治家开始承诺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就是典型。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是全球最发达的十大国家之一,现在呢?
动不动就金融危机。
美国现在社会撕裂也越来越厉害,为什么特朗普被选上去?
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分配出了问题,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上层富人和底层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货币扩张、资产泡沫的必然结果。
我们真正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压力挑战,也不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社会分化问题。
美国是在转向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吗?
下一个准确的结论并不容易,因为一方面,美国遏制中国的动机和行动都在增加;另一方面,中美交往面非常宽大,合作程度也蛮深的,20世纪的那种遏制战略很难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复制。
然而中美竞争的一面在越来越突出,不友好的氛围也在扩散,很可能是大趋势,中国社会既应该调整心态,又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管控好未来更加复杂、不排除出现局部危机的中美关系。
我们要看清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那就是美国的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还有外交动员力都高于中国,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里,美方都会继续握有面对中国的战略主动性。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超大社会的种种优势已经进入了惯性释放阶段,国家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的进程不可逆转。
中国工业、科技实力形成的强大自我成长能力已经大于外界可以施加的遏制力,中国国防所产生的威慑力也远远大于来自外部的恫吓力,所以中国有充分条件顶住美国的战略施压,延续我们的崛起。
只要中国保持战略清醒,保持稳健的对美关系路线,对外开放不动摇,不与美国搞全面地缘政治竞争,不搞战略对撞,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主战场就始终在中国国内,最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搞好自己的事情”。
做到这一点,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向好发展,中国经济的规模增长和质量上升态势要做到长期好于美国,那样的话,美国的对华遏制总体上就是无效的。
这当中有很具体的尺子,就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中国一年新增的经济体量要大于美国同年的新增经济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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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国的社会团结要足够用。
中美两国社会团结的生成方式不同,很难比较。
但是中国要做到两点,除了社会团结要确保国家的全面有效运转,这种团结的程度还要给社会以充分的信心,支持公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在这两方面都留出相当宽裕的余量后,中国也要给社会的活力留足空间,要尽量做到团结与活力的协调统一。
我们要相信一点,已经走上现代化运转模式的超大中国社会有着无穷无尽的发展潜力,中国只要能够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政策和经验保持好,运用好,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的实力增长就将绵延不绝,充满后劲。
我们可能会一时顺一时不顺,有时走得快,有时稍慢,但这个大趋势绝对变不了。
特朗普政府对华奉行强硬政策,让一些人感到压力。
其实这种压力感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前些年中国的发展太顺利了,很长时间没遇到大的坎坷了,社会心理就相对脆弱了。
中美目前最大的摩擦就是贸易战,然而贸易紧张点说到底能算什么大事?
台海、南海又能起多大的风浪?
中美博弈,有一个方面美国占尽优势,即它不仅搞出从人权到台海等骚扰中国的各种抓手,而且它的社会构成复杂,对外攻击的手段和工具繁多,政府、议会、媒体可以轮番对华挑衅,而我们回击的手段则比较单调。
因此丰富对美博弈的抓手和工具,是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总之,美国是否在试图遏制中国,这或许并不重要,美国是个超级多元社会,想法本来就是分散的,合在一起就容易模糊不清。
它对中国有一些遏制举动是容易做到的,但它在局部问题上踹中国一脚没用,中国这个超大社会已经开始了的现代方式的运转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了的。
美国即使有遏制中国的想法,它也形不成那么大的合力。
所以我们说,中国对美国一些人图谋遏制中国的最好回答就是让中国自己的事情运转得更好。
一位聪明的中国领导人告诉我,通过找出对方最需要的方式并试图把它交给他们并让他们回报,这样的协商是值得的,而不是找出会伤害对方的东西并强加在他们身上。
因为小战争有快速失控的倾向,而成为大战争。
任何曾经陷入过大战争的人都希望他们不会有大战争,因为战争真的太可怕了。
他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指出大多数战争都是如此。
他希望中美贸易分歧不会从争端转向任何形式的战争。
将争议分歧从争端转移到战争,是因为没有任何这样一个国际规则或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是存在分歧的双方愿意去接受强制性仲裁的。
所以他们用胡萝卜和大棒来互相测试力量,互相推拉,直至一方选择退后。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拥有可以使用的各种胡萝卜和大棒(例如经济,军事,网络等),他们现在正在决定使用哪一种,这种测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另一方会在多大程度上遭受痛苦和能忍受多少。
这种升级是以针锋相对的形式出现的,即一系列可能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痛苦的升级,并且采取不同的形式,可以贸易之外(例如,包括资本战争)。
作为对美国征收500亿美元关税的回应,中方回应称:
“中方不愿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的短视,中方必须予以有力回击。
”我们将立即采取同样的规模和相同的税收措施,双方达成的所有经济贸易成果都将无效。
特朗普政府威胁要报复,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
目前,与美国近2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以及就同等购买力规模的中国经济相比,这些数字非常小。
因此,目前双方发射的炮弹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而非实质性的经济意义。
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区别
一位中国官员告诉我,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最重要的文化差异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对美国人来说,个人是最重要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
他解释说,这些根深蒂固的差异延伸到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管理政府的方式上。
中国从上到下,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的自身利益之上,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所以系统和谐地工作。
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
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国家是自下而上的,个人的利益高于集体的利益,更公开的冲突和更少的尊重权力被认为是更可取的。
这些差异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在选择领导方式时,中国的自上而下更多,而在美国更多的是自下而上。
同样,中国的领导者更多地从上至下管理重点行业的公司,以支持国家利益,而在美国则相反,企业的管理方式是自下而上的。
这就是摩擦根源所在。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有三大批评:
1.中国有干预性的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其国内产业。
2.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政府指导、资源,并定期支持中国的产业,并从外国公司(尤其是在敏感行业)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
3.中国人正在窃取知识产权和/或没有充分保护知识产权。
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正在以美国不做也不喜欢的方式帮助中国企业进行竞争,并且正在制定计划(比如中国2025计划),而美国没有制定这样的计划,也没有针对中国制定的计划和目标。
虽然这些不同的方法在大多数领域都存在,但它们在技术上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知道,技术最强的国家将在其他大多数领域都是最强的。
虽然其中一些分歧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两国的共同满意,但最核心的分歧是每个国家都坚信是最好的东西的延伸,这是无法谈判的。
中国现在是一个竞争对手,并且很快就会比美国强大得多
虽然贸易平衡问题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问题是:
a)考虑到这些国家不同的视角,它们将如何对待彼此;b)哪种体系最有效。
很有可能(而且希望)我们所看到的贸易争端不会导致一场破坏性的战争,这样两国就会根据他们的方法的有效性发展到非常不同的地方。
这将对他们个人的福祉以及他们的相对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上来让自己的国家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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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这两种不同方法的效果如何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在都与30年前截然不同,因此,它们给民众带来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中国的运作方式更像是新加坡过去30年的运作方式,而不是中国30年前的运作方式,也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传统上的运作方式。
我们应该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当中,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公司正在得到支持,从而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经济里蕴藏着企业家精神,市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尽管不同,可以把它想象成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资本主义。
与美国相比,最重要的目标是让有能力的决策者担任决策角色,以决定什么对整体最有利,并对完成这些任务负责。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方法非常有效,而且正在迅速改善。
当我1984年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我给了公司的领导们10美元的计算器,他们认为这很神奇,北京和上海的人们生活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贫民窟里,没有热水,没有足够的热量,没有洗衣机和电视等基本电器。
如今,中国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一样或比美国更先进,而且进步得更快。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制度是非常有效的。
虽然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并且很快会比美国大得多,但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形式的竞争是危险的,而且很怀疑长时间内这两个国家对彼此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的行为会结束。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希望并期望理性的头脑能够占上风,并且针锋相对的升级不会加速产生可怕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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