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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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
浅析“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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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度过一天,快节奏、机械化劳作、重复性生产着物质或非物质产品,但却很少有人反思,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
一个事实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变革。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认为:
“我们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不再处于旧的阶段,然而也尚未置身于新的阶段。
”他们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认为今天的状况是“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正逐渐取代传统工业生产即“物质劳动(MaterialLabor)”的主导地位并对其生产形式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霸权。
一、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
所谓“非物质劳动”是指生产信息、文化内容以及服务性和情感性的劳动,它既生产商品,也生产一种资本关系。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
“大多数服务的确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
既然服务的生产导致缺失物质的和耐用的物品,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
”(P283-284)“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源自意大利学者MaurizioLazzarato,他的观点是:
“这一概念可以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
”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仅是这样判定还不够完整,因为它缺失了情感性的内容,他们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剖析和深化,力图使这一概念更丰富和具有层次性。
首先,哈特和奈格里在总体上划分了三种经济范式:
一是农业与原材料的开发是经济的主体,二是工业与可持续商品的生产占据优势,三是提供服务和掌握信息。
通行的表述就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信息产业)。
其次,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对第三种经济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这主要表现为服务和信息领域发展的两条进路:
一条是服务经济模式,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主导,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体现为本国工业行业的衰减与金融服务业的发达,“第三产业”在上述国家占据着经济总量中的优势比例;第二条路是信息化与工业生产相融合的模式,以日本和德国为主,在这些国家中,“第三产业”虽然也很发达,但并没有在质和量上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这些国家的服务性行业依附于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并趋向于一种以信息化和服务性为特点的工业生产模式。
最后,在此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划分出了“非物质劳动”的三种类型,即除了前述的信息服务性和情感性劳动之外,还有一种称为“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的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形式是一种“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
“非物质劳动”问题一经推向学界便引起了广泛回应,尤其是在“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关系上引起了广泛争论。
推崇“非物质劳动”观点的学者认为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哈特、奈格里正是在总结新的生产方式特征基础上做出了理论概括。
按照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划分,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非物质劳动”的活动过程本身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劳动过程不再为资本家占有,甚至不受资本家监督;劳动对象也从从前的直接生产、加工物质产品而转向间接生产、加工物质或非物质产品(甚至根本不生产任何产品);劳动资料也从从前的厂房、原料以及工人操作的机器变为计算机以及劳动者自己的头脑,劳动者可以借助丰富的网络资源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劳动者越来越远离其劳动目标,这些变化使劳动本身越来越从专业化、集聚化走向非专业化、分散化,从前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变成了生产私人化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之间的“和谐奏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似乎“消失”了!
不仅如此,哈特和奈格里还宣称从前的劳动主体———无产阶级也随着机器工厂的风光不在而逐渐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移民大众”“穷人大众”和“野蛮人大众”等种类繁多的“大众”,这些新型的“大众”不再代表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它们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限制和主权纷争进而展示出更加广阔的全球视角,他们是革命潜在的新主体。
正是在发现上述诸多新变化的情况下,哈特和奈格里得出结论:
“我们在《帝国》一书中的任务就是深化共产主义理论,或者是为《资本论》续写新的篇章,马克思没有写出这个新的篇章是因为当时他所分析的那个世界还没有为他提供合适的条件。
”
相较之下,“非物质劳动”观点的批评者则认为哈特和奈格里只描述了信息化在“后福特”制时代产生的一些表象,在本质逻辑上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思路。
例如,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就认为“非物质劳动”概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读”,马克思源自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本来表达的就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劳动”的本质意义就在于人类自身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这是一种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在人的主体活动中为对象“赋型”,从而实现区别于动物的对本能欲望满足的延迟,以及在主客体的交互活动中产生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并最终展现出社会性的能力。
塞耶斯认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都旨在表征这样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虽然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深层意义上的共通。
他特别强调这些论述均来自于黑格尔,并且“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这些观念,认为他们不仅适用于工业或手工劳动,或其他特殊形式的劳动,而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劳动”。
实际上,支持观点与反对观点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非物质劳动”概念本身就展现出了矛盾的性质。
“非物质劳动”在与“物质劳动”进行衔接转换时面临着概念表象的差异性和深层逻辑的一致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笔者认为存在这种差异对立和内在统一关系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在《帝国》一书中,“非物质劳动”只是哈特和奈格里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它们“全球司法结构”“全球主权”以及“超国家组织”这样的概念背后勾勒的是一个更具总体性的时代问题———资本主义正加紧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统治秩序,而“非物质劳动”仅仅是其众多推手之一,它在资本力量的全球蔓延过程中担任了一个整合全球人力资源,确立全球分工,从而建构起资本主义新统治秩序的角色。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寻求“非物质劳动”的逻辑合理性过程中根本无需“退回”到黑格尔,即使在马克思的现实而非观念的逻辑中也能够找到“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根据。
二、从“全球化”到“全球时代”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时认为: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并且“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资本的本性体现在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换等方方面面,它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流通时间和扩大交换市场以期实现自我增殖。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野心能”征服整个地球”,实质上,不仅仅是地球,如果条件允许,资本家还会将生意做到月球,做到火星上去,在当今时代的美国就早已诞生了许多以开采月球资源为目的的公司,因此资本无限的增殖欲望和增殖能力绝不是一句玩笑。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及其“非物质劳动”理论之所以如此受到广泛关注,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今天,生产的各种形式都具有信息化、非物质化的趋势。
”而与之同步狂飙突进的则是“资本已经使主权体系全球化了,资本不再与任何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认同。
”“帝国权力没有中心,也不存在外部边界。
”哈特和奈格里意图展示的是一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高度“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世界图景,而这种全方位的“全球化”已然让我们置身于“全球时代(GlobalTimes)”当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市场向世界市场转变的发展趋势,伊格尔顿在为马克思的辩护中也指出:
“他还预见了所谓的全球化———一个真正思想陈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个概括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概念早已不再新鲜,但“全球时代”却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在经历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强力扩张,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全球时代”。
“全球时代”相较于“全球化”而言具有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这些新的变化为我们衡量这个时代中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根据、标准和尺度。
吉登斯认为:
“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而“全球时代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我们已经创造或是想要创造的制度”,“全球时代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条件。
我们可以被看作人类有史以来的全球时代的第一批公民。
”进一步讲,如果说“全球化”是资本全球扩张的“进行时”,“全球时代”则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完成时”,当然这种完成还只是初步的完成,暂时的完成(在这期间金融危机、区域冲突不可避免),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维持在稳定统治秩序的阶段,而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则正是资本在全球时代初步确立统治秩序的理论表征。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角度看,由“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变过程同时就是由“全球化”迈向“全球时代”的演进过程。
作为“全球时代”新的、具有基础地位的劳动方式,可以说它们的行进过程是相互交叉并保持同步的。
“全球时代”所展现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性同时也是由“非物质劳动”构建起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矛盾性,笔者将这些矛盾概括为:
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性与对抗的尖锐性矛盾;社会关系的依赖性与社会关系的空前孤立性矛盾;个体的同一性与反思性矛盾。
首先,以“非物质劳动”为基本劳动范式的“全球时代”必须面临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性与对抗的尖锐性矛盾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构成,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等,这些超国家组织通过管控金融、技术和全球话语权在相当程度上组织和重构了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这正如吉登斯所言:
“在治理体系当中,存在着无数的权威或权力层级,它们超越了国家的层次。
”然而,民族国家界限虽变得日益模糊,但这并不代表民族国家主权的消亡,反对者如萨米尔·阿明就坚持认为资本的主导因素的确在朝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控制这些因素的财团仍然是一些强大的像美国、英国或者德国这样的“国家”,但不会是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欧洲”,因此他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的”,任何这种想法只能是“幼稚的幻象”。
而更为激烈的批判者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绪尔·阿布·马勒认为,“帝国”的实质就是美国的帝国化,它是美国为实现全球扩张,打击挑战现有秩序的新兴国家而作出的一种宣传手段,“帝国”实质上揭示了日益激烈的民族国家间的对抗。
其次,以“非物质劳动”为基本劳动范式的“全球时代”还必须面临社会关系的依赖性与社会关系的空前孤立性矛盾。
众所周知,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的第二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性存在,孙正聿教授认为: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问题。
”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空前依赖性恰恰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空前孤立性,这种矛盾性的存在总是对立统一的,马克思对此分析道:
“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笔者认为这种“孤立”是体现在多方面的,既包括资本在全球市场拓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包括人际交往关系的陌生化,以及信息和符号化社会控制下的人们思想的单一化和贫瘠化。
最后,以“非物质劳动”为基本劳动范式的“全球时代”必须面临个体的同一性与反思性矛盾。
哈特和奈格里曾借用福柯“规训统治”的概念说明曾经的资本的统治要靠和警察、监狱这样的暴力统治机器的联姻来完成,而如今早已不是如此。
通过网络、信息、广告等宣传手段的软性渗透,资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此“规训社会”开始向“控制社会”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个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审美取向逐渐趋于相同,人们追逐相同的潮流,共同的生活习惯,而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和塑造出来的。
但与此同时,不愿被资本逻辑同化的人却开始反思,企图反抗和超越现存的生存状态,正如吉登斯所言:
“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对我们自身的生活进行反思,并且不断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活。
”吉登斯认为因特网为反思性社会提供了技术支持,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
但笔者认为吉登斯提出的“反思性”概念还欠缺一个真正的反思维度,即对处在“全球时代”中我们的基本生活根据、标准和尺度的反思,仅仅借助于网络是不够的。
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恰恰要与网络保持一定距离,对人们已获得的生存状态的基本信念和基本前提进行批判性思考。
三、从“资本逻辑”到“资本权力”
当今时代,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不仅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方式开始由物质生产劳动向非物质生产劳动转变,资本自身的存在形态也越来越由从前的现实资本主导向以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主导进行转变。
而这些变化正预示着一个日臻完善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在这里,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些变化?
为什么“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时代”的联系如此紧密?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全球化”走向“全球时代”?
为什么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会选择“非物质劳动”“金融资本”这样的积累形式进行全球扩张?
解开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而恰恰就在资本自身的“秘密”之中。
马克思说:
“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
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
”马克思的分析告诉我们,资本从来不关心谁去生产,它只关心“劳动”本身,无论是何种主体的生产,何种方式的生产,资本对生产的要求就是高效、便捷,这样才能获得最大利润。
作为“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本质条件”的资本,它的任务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无限地增殖自身,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
”诸如“非物质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这样的新生产方式和资本形态能够极大程度地省去实物商品的流通环节,减少从商品回收货币资本的流通周期和流通时间,并且信息服务、情感生产又能极大地扩展资本的活动范围,让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这样划算的买卖资本家何乐而不为呢?
对此齐泽克的批判尤为精彩:
“今日虚拟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正如基础高能物理学中的电子:
它的‘净价值’一无所值,它只是通过向未来提前支取盈余来运作。
”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表征了一个按照资本逻辑生长的全球时代,“非物质劳动”作为新的全球时代的生产方式与资本的蔓延互相助力,资本力求把凡是其能触及到的地方的生产方式、司法结构、主权差异加以同一,以便能更高效地自我增殖,这样的结果是社会多样性仅仅成为了资本多样性、不同种类资本的差异性,人的生存方式却被单一化和同质化,最终形成了资本支配劳动和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资本权力。
资本逻辑的发展结果导致了资本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是传统的压迫和剥削,我们看不到童工、脏兮兮的妇女或者一无所有的工人,相反,资本权力不断制造出新的需求,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需求而自愿接受劳作,“资本需求的不是一种超越的权力,而是建立在内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是一种新型的控制机制,具有强制性和隐匿性的特点。
首先,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具有强制性。
马克思这样认为: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
”资本的力量在于支配和剥削,这也是资本权力的本质内涵,资本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思想史家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认为“资本逻辑”可归结为三种动力,即“声望”“财富”和“权力”,并且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资本所具有的“权力”。
海尔布隆纳认为,“资本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具有非同寻常的一种属性,即它没有直接的惩罚权利,这似乎与权力的含义自相矛盾,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
”资本的权力就在于无论你服从、反抗与否都必须按照资本扩张所规定的要求去做,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会被视为异类和“非主流”。
此外他还借用了斯密的比喻,强调一个富人的背后站的一定是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
“资本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一切剩余价值,不论他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
”“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
其次,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具有隐匿性。
这种隐匿性在于资本在行使权力时很隐蔽,不易被察觉,甚至一些乐观者认为剥削已经不存在了,劳动获得了“解放”。
但实质上这些都是假象,我们被软性的资本剥削给欺骗了。
哈特和奈格里分析道:
“可以想一想,当今的剥削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地域和领域内,而我们自身也如此透彻地沉浸在复杂的权力系统之中,确定敌人也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被视为敌人,忍受剥削,经历异化,接受命令,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确定压迫产生的地点。
”劳动者无法察觉剥削的地点,甚至找不到剥削的主体,他们使用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创造无形的商品和财富,并且很多时候这些财富并不容易量化,劳动者使用头脑,并得到相应的报酬,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但问题是,只要雇佣劳动关系和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变化,资本的权力就不会消失。
因此,虽然不得不承认资本逻辑的巨大生产能力确实让我们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仍在反抗,仍在斗争”。
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及其“非物质劳动”理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并且为资本逻辑在当代的新形态做出了细致的描述。
与“物质劳动”相比,“非物质劳动”是一种更加高明的控制,它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全球掌控,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产生了新的表现形式。
借助于网络技术和信息的力量,资本得以用跨国公司的方式在全球组织生产,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是帝国的一个决定性的构成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造成了现实的同一性,变成了游荡在人间的理性形而上学,“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局面日益加剧。
资本的抽象不在于资本自身的抽象,资本本身是具体的,有具体的内容,马克思说:
“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
”资本的“抽象”在于其统治形式是抽象的、隐晦的,具有强制性和隐匿性,齐泽克批判道:
“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一方面,我们进行着期货、并购等疯狂的、唯我独尊的投机,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现实以生态灾难、贫穷、第三世界社会生活崩塌之后爆发出来的疾病、疯牛病等形式不断地追了上来。
”“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按自己的疯狂舞步舞蹈,全然不顾真实的人的真实需求。
”资本制造了四处游荡的无产者,制造了世界为之疯狂的交换价值,也制造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剩余价值原则,正是它们宣告了资本权力的世界性。
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最终也必然形成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劳动者依然受到统治的结局。
当然,资本权力也不是肆无忌惮的,它的扩张也是有阻碍的,这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必须突破传统民族国家,也就是来自地域性的公共权力。
资本的权力代表的是全球性力量,民族国家的权力代表的是地方性力量,这里涉及到一个二者的博弈。
在资本拓殖初期,旧的农业文明的等级伦理,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必须被打破,这样才能打败一切非工业民族,把他们纳入到新的世界秩序中来。
在当代,更多时候资本权力需要寻求和政治权力的媾和,借助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意图,这种合作也是资本权力实现自我目的的一种手段。
其次,资本权力扩张还要突破自我道德束缚。
相较于基督教伦理而言,新教伦理是一种为发展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的道德规范,这是资本主义在信仰体系上的一次变革,但是按照资本逻辑的增殖本性,资本权力摆脱了道德信仰的束缚往往繁殖得更快,这也为资本逻辑最后将导致自身的毁灭埋下了隐患。
资本逻辑的演进促使“物质劳动”转变为“非物质劳动”,资本主义走向了全球资本主义,但资本逻辑推演下去必然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第一,消解崇高,摧毁人类的精神家园;第二,反生态,对资源的无限攫取必然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除非技术的发展能够让人类殖民外星,或者开发出地球新的资源潜能,但这种科学上的猜想到目前看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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