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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鉴赏汉代玉器上
中国玉器鉴赏汉代玉器(上)
七、汉代玉器
(一)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及其对玉器的影响
公元前206年10月,秦玉子婴在西安灞上亲率臣下向汉玉刘邦献玉玺、呈兵符,伏地称臣。
至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玉朝——寞,就如昙花一现般地宣告了它的灭亡。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于该下一战最终击败了西楚霸玉项羽,即皇帝位,称汉高祖。
这是一段丰富而生动的历史。
西汉玉朝的建立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如果说在此900年前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固然是实现了中华地域的政治统一,但毕竟当时尚为国家形成的初期,对处干分散状态的渚夏各国还不能实行完全的统治,有时候还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然而,到了秦汉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情况便大下相同了。
首先,秦朝的统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自秦削平六国;分天下三十六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也大有承继历代政治成果和融合各家所长之壮举。
更有筑长城、建阿房、修编山、开运河,但皆属震惊中外之举,毫无疑问已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惜乎统治时间太短,更兼焚书坑儒,推行极端的专制主义;区区的15年建国史未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汉玉朝建立以后,依仗着政治统一大业的宏伟基础,加速推进着日益富足的社会经济,不断开创着新的文化繁荣。
在纵向方面,它继承了自夏、商、周三代直至春秋战国以来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成果;在横的方面,它充分发挥出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天然优势,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其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多元吸收,并且整理和总结先秦典籍,综合各家之长,完成学术统一,更有通西则、和匈奴开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成就了我们眼族一个千古未有的文化大融会的局面,奠定了我出华民族文化的基础。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的体制和巩貌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中国的玉器自它诞生以后,就不再是单纯的文见现象而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现象。
由于中国古代剧政治和鬼神思想有扯不断的联系,因此玉器又始被打上神秘的烙印。
那么,在汉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下,玉器的状况如何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根据历史家的渚多论述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结构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
一是汉承秦制。
从陈胜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到秦玉朝彻底灭亡,这是一场以农民战争推翻封建玉朝的伟大斗争。
在秦汉两个统一的玉朝之间进行的楚汉战争,实质上是秦末民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从秦到汉,虽然这当中经历的是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虽然最终推翻秦玉朝的主力军;仍然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是,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人物刘邦,当他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之下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之后,旋即就位称帝,不失时机地掀拾秦法、作律九章、恢复封建、制定札仪,最终完成了向封建统治者的转化。
这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最终成为由一个封建政权向另一个封建政权的过渡。
已成为封建地主政权的刘邦集团为着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礼仪方面,完全继承了秦玉朝的一切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二是汉继楚绪。
和政治、经济渚方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汉玉朝在文化艺术领域并未完全继承周秦文化,却是大量地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代楚文化的传统。
早在商玉朝灭亡之后,楚继承了商文明在南方的成果,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楚文化已远非周秦文化所及。
源于楚地的词赋、音律、帛画;甚至汉初独领风骚的黄老之学,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楚歌楚舞楚声楚韵更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
遥想当年项羽被困,闻‘四面皆楚歌”,军心顿失,这已成为利用文化夺取军事胜利的范例。
刘汉开国君臣及汉军汉将大多出身楚地,当他们登上了政治舞台,便把他们故乡的文化习俗带到了中原大地、齐鲁之滨。
刘邦在锦还乡之曰,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不是传遍了中华大地2200多年之久?
这便是历史家们所论述的“汉继楚绪”。
三是独尊儒术。
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后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儒家学术恰好符合汉玉朝之需要。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断然下令排斥百家之言千立学之外罢黜不治儒学的朝廷命官,大幅度提拔和重用儒生,直至担任朝廷丞相之位。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此以后儒学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汉代政治文化的这三大特征,对汉代玉器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汉承案制在玉器上的表现,是仍然保留着一份“周礼”的用玉思想和礼仪制度。
秦文化本身就是在原来周文化的母体中成长起来的,在秦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之一的乃中原礼乐。
尽管当时“周礼的用玉制度历经春秋战国争鸣的大潮已呈“礼崩”之势,但作为在政治、经济上继承秦代制度的汉玉朝,仍然继承着一部分以玉犯神的传统礼制和以玉示礼的宫廷习俗。
不过,这种继承已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顺应汉代的政治背景并有了进一步的改进,最突出的莫过于六器的改变。
到西汉时‘周礼”六器还仅存三器,玉璧的用途仍然较多,圭的数量已有所减少,摸则呈全面衰落之势,实际上已和吭一同转变为装饰品。
至于谭、琮已经很少见到。
这一切说明,西汉表现于礼仪方面的特征是:
周制虽然崩溃,礼制精神尤在。
六器的制度已经瓦解,以玉祭天的思想仍然盛行。
宫廷玉器仪仗固成历史,政治场所仍然用玉,但向着实用的方向转儿。
1979年10月在山东胶东半岛成山头地表以下出土了一组西汉以前的玉礼器。
出土现场为中间平置一枚玉璧,两边各置一枚玉宝,玉璧之前放置一枚玉珊这显然是一组重大的医埋祭献之五。
1982年7月在附近又发现类似的一组。
中间为乳丁玉璧,两侧是素身玉圭亦属战国末年至汉初遗物。
这两组玉器显然具有同样的意义。
成山面临大海,是最早迎接曰出的地方。
史载秦皇汉武曾亲至成山礼祭曰月星辰。
上述两组玉器和《周礼》圭璧合制之说基本相合必是当时君臣礼祭吴天之物《周礼·大宗伯》云:
国有大放,则旅上帝和四望。
西汉时重要大事之一便是汉武帝多次封神,礼祭华、嵩登临太、岳,巡幸东烟,决少不了置圭璧、埋玉级,连宫廷侍从和随行儒生都必须戴皮开、执玉缔。
这一切都源于以玉把神的传统礼制,且载于儒家经典之中。
可以想象当时所用玉器数量是一定不会少的这些都是汉承秦制的表现。
还有一篇太史公亲笔记下的历史事件,很能说明当时宫廷玉礼器仍然在大行其道。
新丰大营、鸿门宴上,范增数次暗示项羽从速斩杀刘邦,‘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玉默然不应,失却了这千载难逢之机,留下了终身叹恨。
刘邦逃出项玉大营之前,为迷惑项羽,还留下‘白璧一双”和“玉斗一双”,遣张良代为拜献项羽与范增。
‘项玉则受墨置之坐上。
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
’君子必佩玉,以玉璧作玉者大礼,以玉换喻示决断,这些都是汉代玉器在政治礼仪当中实用的事例。
汉继楚绪对玉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汉代种怪题材玉器的大量创作和流行,辟邪压胜玉器的出现以及丧葬玉器的登峰造极。
楚人笃信神仙、偏好巫术。
其实鬼神思想起源于远古时代,在北方大地也很盛行,只是时至周末已有所衰微,经春秋战国之后,渐为先秦理性思想所替代。
然而,历史却又偏偏将大量神秘的远古传统礼俗神话留置于楚山楚水、包藏于楚乡楚俗之中。
例如《天问》、《离骚》之中,就蕴藏着大量古代的神话,可以反映当年楚人的迷信程度。
汉朝统一以后,原楚文化中的鬼神迷信曾充斥干汉代的文艺创作之中。
汉代的文艺创作又借助于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好巫信鬼习俗的广泛蔓延。
郭沫若有一首《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做了直观的形象描述: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孤鹤相从。
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
上罩天球华盖,下来湖面苍龙。
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词中描述的楚人上天人地的动人情景;那时确实震撼着许许多多人的心灵。
这就难怪“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一门心思要想着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了。
对鬼神信念的迷狂,对死后幸福的追逐,引发了汉代玉器几多重要的变化。
在鬼神题材的玉器方面,出现了许多人兽台一的离奇造型,如人面兽身、人身兽尾、兽生双翼等等,甚至还有似兽非兽、似鸟非鸟之动物形象。
这些玉器创作都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反映,有鬼神的故事,就会加重辟邪的心理。
汉代玉刚卯、言语玉璧、玉翁忡、玉辟邪、司南佩等尽皆应运而生。
1972年发掘的安徽毫县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玉刚卯一对,皆白玉琢制。
体积虽小,仅2.2立方厘米,但文字颇多,第一件刻34字:
正月,刚卯既央,灵受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
帝个祝融以教经龙,庶疫刚痒,莫我敢当。
第二件刻32字:
疾日严卯,帝命硬化,慎尔固优,化兹灵文既正既直,既顺既方,庶疫刚津莫我敢当。
刚卯是汉代特有的玉器,人们佩戴于身,以驱逐疫鬼。
正如《说文》所曰;效改大刚卯以逐鬼险也。
汉朝廷对不同等级的官员佩戴刚卯的废料还专门作了规定。
在丧葬用玉方面,相信用玉可以使尸体不朽相信来世可以继续享受这是当时人们头脑中一种非常顽固的信念。
更兼东汉政权实行举荐取土,时人为求“孝拥’追名逐利不惜争隆崇侈以大员财富埋入土中,成不可遏止之势。
代厚葬之风盛行。
上至皇室,下到民间,无不极尽其能。
其中最为盛行的汉代猪候玉级以上官员的玉衣之制,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中丧葬用玉最奢侈的一幕。
总之,神仙玉器的千奇引至,丧葬玉器的造极登峰,这是汉代石器的重要特点之一。
人们说汉代是玉器神话的时代,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玉器上最直接的反映,是促进了装饰用玉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佩须和流行。
以玉装饰人身,一曰辟邪,二曰成翩翩君子之道德形象,这一做法汉时在中华大地上已蔚然成风。
此习俗流传相当久远,以至直到今曰佩玉者仍众,可谓千古遗俗也。
汉代玉器主要分为五类;
一是礼玉类,有玉璧、玉圭、玉珍。
在出士器物中亦偶见玉环、玉瑶、五琮之类,但已不作为礼器使用。
例如江苏涟水三里撤西汉墓出土一件平凉,形制虽仍为外方内圆的格局。
但上配梁金银盖,下装鹰形银座,已成艺术陈设之物,不再具有礼器的含义。
满城汉墓刘胜格中用于早生殖器的小玉章竟是用玉综改制的。
这一切都说明及至汉代,和制虽仍在施行除保《周礼》中的那一套已不复存在。
二是丧葬玉类,有玉相、玉衣、玉覆面、玉琀、玉握及九窍塞。
这里所说的丧葬玉器是专指殓尸用玉器,其他所有随葬玉器不在其中。
汉时原有周秦愧神习俗之基础,更受到楚文化鬼至迷信之浸染;丧葬用玉几乎达到无所不用其极,古往今来厚类之风无有超过汉代者。
且看中山四玉刘胜夫妇之殓:
大型漆相置于汉白玉棺床之上,棺外四周镶嵌玉罂20余枚,棺内周璧满沈玉版。
墓主头枕机玉铜枕,身着金缕玉衣,妆裁组合玉佩,手握动形玉器,抽藏篆刻玉印,胸前背后用玉努十数枚。
口、眼、鼻等,凡九窍皆以玉皇之。
总计用玉片数4500枚以上,耗用金丝三四斤之多。
如此库费生民膏血,实在令人惊叹。
三是装饰玉类。
由于儒家学术走向正统地位,玉德思想大为盛行,极大地促进了装饰用玉的发展。
汉之装饰用玉分为人身装饰和器物装饰两类。
人身装饰玉器品种有单件玉佩、单件玉饰、玉组佩、玉蛐、玉带钩、玉冲牙、玉琅、玉等、玉珠、玉管、玉栋、心形佩等。
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组佩有11套之多。
连殉葬隶役还有使用玉组佩者。
墓主身上所挂的玉组佩用32件玉器组成,成了一套集大成的玉器件。
汉之器物装饰有摊玉铺首、龙形玉拐杖头。
玉剑具等。
玉制剑具,春秋为之,汉乃鼎盛,有的墓中能出十数套之多。
四是玉器艺术品类,以动物造型的玉器为主。
有著名的玉奔马、玉舞人,还有玉四、玉熊、玉鸟、玉兽、玉蛙、玉狮、玉龙、玉虎等等。
这些动物的雕刻大多以表现真实为主,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同时也保留着三代动物通天神灵的传统。
五是玉器实用品类。
这当中有饮食类的玉容器,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角杯、承盘高足杯、铜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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