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立法与法律理论评《物权法草案》第一章朱庆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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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立法与法律理论评《物权法草案》第一章朱庆育
物权立法与法律理论
——评《物权法草案》第一章
朱庆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上传时间:
2006-11-23
一、引言
法律的制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重大的政治事件。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法律的制定仅仅是政治事件。
萨维尼早已指出,法律由政治因素与技术因素共同构成,其中,技术因素所表现的是法律“独特的科学性的存在”,它仰赖法学而得形成。
①就此而言,如果脱离了法学的支持,所谓法律,它表述的不过是制定者的专断意志。
此时,无论立法的政治意义如何重大,皆与法学以及法律学者无甚关联。
我对法律的兴趣,仅限于其中的技术因素。
为此,本文讨论不涉政治,纯然遵从法学脉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已于2005年7月8日全文公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公布的目的是“广泛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并称此举为“推进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有益探索”。
②法律的科学性由法律理论提供。
既然“立法科学化”问题已引起立法者关注,本文即拟以“物权法草案”第一章为基础,观察物权立法与法律理论之关系。
草案第一章“一般规定”由8个条文组成,包括立法意图(第1条)、调整对象(第2条第1款)、物权客体(第2条第2款)、物权的定义与种类(第2条第3款)、物权法定主义(第3条)、物权公示原则(第4条)、物权的限制(第5条)、物权的绝对性(第6条)、物权的不可侵性(第7条)以及物权法定主义的指示参照性规范(第8条)等内容。
③粗略地看,这些规定大致分别从法律体例、立法角色与规范构成三个方面展现了作为制定法的“物权法草案”与法律理论之关系。
二、法律体例与法律理论
(一)“物权法草案”的体例特点
“物权法草案”分为五编(外加一附则),依次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与“占有”。
它在结构上显然采取了“总—分则”体例。
表面上看,这种“提取公因式”的法律编制方式,似乎与《德国民法典》的编纂思路一脉相承,不过,后者物权法编却未有明确的总分则区分。
④在形式上专为物权法设置“总则”的立法例,见诸《日本民法典》与我国台湾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物权编第一章“总则”,用5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物权法定主义(175条)、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176条)、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177、178条)以及物权因混同而消灭(179条)各项一般规则。
我国台湾民法典物权编第一章“通则”8个条文所处理的问题与前者大致相当:
物权法定主义(757条)、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758、759、760条)、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761条)、物权因混同(762、763条)与抛弃(764条)而消灭。
与上列二例相较,“物权法草案”“总则”长达44条的篇幅足令法律制定者为之自豪。
众所周知,物权法总则“为各种物权共通适用之法则”,⑤草案制定者竟然能够抽取出如此之多的“共通法则”,其异乎寻常的抽象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总则乃“共通适用之法则”,那么,总则之“一般规定”就更是共通法则之共通法则。
因而,能够令法律制定者为其抽象能力感到自豪的,远不止于“总则”编的超长篇幅,尚在于,“物权法草案”拥有“双重公因式”——作为“公因式”的总则被再次提取了“公因式”。
此“公因式”之“公因式”,即为第一章的“一般规定”。
在法典体例上,《德国民法典》因其首创“提取公因式”的“总—分则”编制而影响深远。
若能以此为基础,通过“双重公因式”之提取而令立法技术更趋精密严谨,于我国法律体系之科学化必居功至伟,于法律理论亦不失为重大的学术贡献。
不过,“提取公因式”之立法体例固然颇具吸引力,惟其中所存困难与风险亦不可忽视。
一方面,这种立法体例要求“立法者对法律材料做非常深入的研究”,⑥唯有如此,立法者才有可能抽象出真正属于共通性规范的内容;另一方面,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越是广泛,其抽象程度就越高,内容的空洞程度亦随之增强。
在制定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本就属于抽象条款,“公因式”之抽象程度自然犹有过之,因此,“总—分则”的编纂方式虽能收提纲挈领而节省立法资源之效,却亦时刻面临着意义空洞甚至切断规范意义脉络关联之危险,须谨慎为之。
⑦更有甚者,若是为追求概括而不惜过度抽象,则不仅可能需要付出法律规范体系紊乱之代价,其本应有的节省立法资源之利亦将不复得见。
毫无疑问,此类危险更加存在于作为“公因式”之“公因式”的“一般规定”当中。
(二)草案第一章的体例缺陷
物权法属于私法,私法的一般规范自然对其有所适用,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必须被写入物权法并成为“公因式”之内容。
“物权法草案”第5条(“四稿”第6条)规定:
“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笼统而言,条文内容不能算错,⑧问题在于,岂止物权,任何权利的取得与行使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亦不得对他人造成不当侵害。
换句话说,该条内容本应属于一般性的私法权利行使原则,而我国学界亦确实已将《民法通则》第7条等相关规定解释为权利行使的“公共利益原则”⑨或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公序良俗原则”。
⑩“物权法草案”在此重复规定,实无必要。
类似问题亦见之于草案第7条:
“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物权。
”(11)权利之不可侵本属权利题中之义,法律不必为此专作宣言。
即便法律制定者基于某些现实因素考虑,认为此等宣言有其必要,物权法亦无需多此一举,因为《民法通则》第5条早已有一般性的明确规定。
由此可见,就法律体系而言,“物权法草案”第5、7条之弊至少有二:
其一,无谓地将一般性的私法规范、甚至非法律规范转化为物权法规范,造成规范体系紊乱;其二,无谓地重复立法,导致立法资源浪费。
显然,这些弊病恰与“提取公因式”的初衷背道而驰。
草案第2条第2款亦存在此等体例问题。
只不过,第5、7条导致规范体系紊乱的原因在于,它们将本不属于物权法领域的内容强行拉入,第2条第2款的问题则与之相对,“物”的概念本应得到详细界定,此处却语焉不详。
物债二分的立法体例下,“物”的概念界定至为重要,它将影响到整体法律体系的建构以及具体法律规范的设置,是以,所有认可物债二分的立法例,都必须对“物”做出规范界定。
“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2款的内容为: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表面上看,它确实意在对“物”(“物权的客体”)进行规范。
在本条前款规定“调整对象”时出现“物”的概念后,旋即于次款对“物”做出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规范结构显得紧凑。
(12)但是,令人费解之处亦在于此。
“物”之需要界定,在于澄清:
作为物权之客体,它与其他权利客体有何区别?
其用法与日常用语又有何不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民法典》兼采定义与划分这两种概念界定的基本方式,我国台湾民法典则“采用瑞、俄之先例,不立物之界说,仅规定动产、不动产、主物、从物、及物之孳息等,以明示其意义与范围”。
(13)“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2款未给出“物”的定义,似更接近于我国台湾民法典之做法。
但是,草案除以例外方式认可权利亦得为物权客体外,仅对“动产”与“不动产”做了区分。
显而易见,它远不足以起到“明示其意义与范围”之作用。
问题因而在于,“物”的概念既不触及意识形态禁区,亦无抽象晦涩之顾虑,更不存在难以克服之技术障碍,为何法律制定者却点到即止?
鉴于“物”之重要性,当可排除立法疏忽之可能,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法律制定者认为对“物”做出规范界定并不是物权法的任务。
几乎所有采取“总—分则”编制的民法典,皆仿德例置“物”于“总则”编当中。
由是推断,我国亦同此思路。
因循先例往往是较为稳妥的做法,因而,尽管我国学界几乎未对这一立法体例的合理性展开讨论,似乎亦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简单的亦步亦趋本就难免东施效颦之弊,若是想要效法之前例又非无可商,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慎重对待了。
(14)如果认可物债二分,那么,债权(对人权)的客体就不会直接存在于特定的“物”上,而只能是“另一人积极的自由意志”(15)或称“他人的特定行为”,(16)换句话说,“物”仅仅是物权的客体而已。
所以,虽然“物”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具有一般意义,但在法律技术上,它却不能成为所有财产权——更不用说所有权利——的共通客体,将其作为“公因式”提取,实在有违规范体系。
(17)就此问题,梅迪库斯在评论《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时亦指出:
“在许多情况下,第93条及以下条款的意义,只有在物权法规定的背景下才能显现出来。
……由于对物的规定作了这种人为的分离,因此总则编对权利客体的专门规定,可以说是一般化尝试失败的典型。
”(18)这意味着,将“物”之规定置于未来的民法典总则编,无非是对他人错误的简单重复而已。
我似乎显得过于吹毛求疵。
也许在法律制定者眼中,所谓“体系紊乱”、“浪费立法资源”,不过是危言耸听。
针对上述批评,可能的反驳有二:
其一,于不同的法律反复规定类似内容,正说明其重要,该做法具有强调之功用,因而,即使“物权法草案”纳入了其他法律领域的内容,亦无关乎体系紊乱,更谈不上浪费立法资源。
此类辩解似是而非。
法律规范不是宣言口号,后者才需要不断的重复以示强调。
法律规范以适用为目的,一旦进入实证法,它就必须在构成要件被充分的情况下得到适用,从而得出某种法律效果。
否则,法律规范将形同虚设。
在此意义上说,假使法律规范不能得到有效的适用,或者根本就不具有可适用性,哪怕它被制定法重复一千遍,该法律规范亦毫无意义。
其二,即便承认“物权法草案”的上列规范有“体系紊乱”或“浪费立法资源”之嫌,它亦不过是权宜之计,待得正式编纂民法典时,这些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此类开脱匪夷所思。
立法机关启动立法程序,无论如何都必定影响重大,需要慎之又慎。
即便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民法典各编虽先后颁行,其间尚且不存在“权宜之计”,如果和平时代的立法竟得从权,那么,法律以及“法律之治”的尊严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公权力者的尊重,就值得怀疑了。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法律制定者之所以为“物权法草案”设置第一章“一般规定”,不过是想为“立法意图”、“调整对象”、“物权的概念与种类”以及“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等内容找到合适的位置,至于是否因此而创立了“双重公因式”的法律编制体例,则根本不在关心之列,更不用说它曾经在何种程度上思考过此等体例的合理性。
果如此,似乎只能说明:
法律制定者对其权力尚未形成必要的节制意识——因为它不在乎立法资源是否浪费;对于法律的技术因素尚未养成基本的尊重意识——因为它不在乎法律体系是否融贯。
前者引向权力制约问题,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后者则涉及立法如何对待法律理论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展开。
三、立法角色与法律理论
任何立法者都不会以漠视法律理论为荣,相反,他们往往希望自己成为法律理论的宣谕者。
一千四百余年前,优士丁尼大帝曾亲自主持编定集实证法与法律理论于一身的法律教科书。
该教科书不仅号称“包括全部法学的基本原理”,并且被赋予“本皇帝宪令所具有的全部效力”。
(19)此举可谓开创制定法与法律学术合而为一之先河。
此后,亦有许多伟大的法律制定者以为自己的立法作品能够取代法律教科书,而试图禁止法学家解释法律或者在法典之外形成法律理论。
(20)可惜,他们的鸿鹄之志从未实现。
时至今日,将立法者意志作为法律理论的策源,或者以制定法来阻止法律学术的形成,这已不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追求。
然而,“物权法草案”似乎依然对之情有独钟,这尤其体现在物权法的调整对象、物权的概念与分类、物权法的“立法意图”等问题上。
(一)物权法的调整对象
“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1款关于调整对象之规定显然脱胎于《民法通则》第2条,或者说,前者乃后者具体化之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前苏联影响,我国民法学界一直在为调整对象问题争论不休。
直至今日,民法的调整对象依旧是几乎所有民法学教科书的讨论起点,并担负了对民法做出界定的重任。
界定法域当然不是了无意义之举,该问题亦非我国所独具。
只不过,在大陆法系国家,界定不同法域的主要手段一直是公法与私法之区分,并由此发展出“利益说”(公法对应公共利益、私法对应私人利益)、“隶属说”(公法调整隶属关系、私法调整平等关系)、“主体说”(公权力者形成公法关系,私人形成私法关系)等多种学说。
由于意识形态的钳制,我国法学长期无法正面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调整对象学说与公私法区分学说之间毫无关联。
从内容上看,《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以“平等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调整对象,与“隶属说”真可谓遥相呼应、殊途同归。
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于调整对象的讨论,其实不过是明修栈道之举,其所暗渡者,正是公私法之区分。
既然如此,在公私法的讨论已不再成为思想禁区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仍然坚持依靠调整对象来界定法域?
不可否认,《民法通则》第2条之规定在冲破意识形态禁锢、“划清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等方面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21)然而,时隔二十年之后,所有这些局限皆已烟消云散,物权法又有何理由驻足不前?
尤其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法律学者关于调整对象学说与公私法区分学说之优劣的反思,“物权法草案”的制定者又根据何种理论来做出取舍?
窃以为,草案第2条第1款之规定实属不智。
其理由除上述疑问外,尚有如下三端:
其一,公私法区分学说中的“隶属说”虽曾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缺陷亦至为明显(私法关系固非皆为平等关系,平等关系亦非必属私法关系),因此,至少在今日德国,“主体说”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学说。
(22)这意味着,即便能够将“平等关系”的调整对象学说嫁接到“隶属说”之中,因其具有相同的缺陷,法律制定者亦须回答:
为何我国可视“隶属说”之缺陷于不顾,而继续将其奉为界定法域之法定标准?
遗憾的是,法律制定者并未就此作出论证。
其二,假使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某种学说,亦不意味着它能够被固定在制定法中。
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一劳永逸地将各法域区分得泾渭分明,更重要的尚在于,此类学说只能存在于学术之中。
如果实证法强行采纳一种学说,结果只能是阻碍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从而扼制学术的发展。
盛行于西方的公私法区分学说之所以能够衍生出各种主张,并且每一种新主张的出现,都意味着人们对法律理解的加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除优士丁尼外,再无其他立法者赋予任何一种区分学说以实证法律效力。
(23)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自《民法通则》规定民法的调整对象后,关于调整对象的争论即告消停,纵有此类文章,“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民法通则第2条的解释,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和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24)这一局面基本维持到现在。
(25)这意味着,自1986年以来,我国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即未再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若是物权法再作类似规定,必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三,纵然制定法不会阻碍学术发展,或者,纵然学术发展之代价值得付出,“物权法草案”所规定的调整对象亦无意义。
界定物权法之必要,端在将其与同属财产法的债法相区分。
“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1款的内容是:
“本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
”据此,借以划定物权法领域的因素无非有二:
一是“平等主体”,二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
若以“平等主体”立论,债法所涉领域何尝不是“平等主体”之关系?
显然,该因素于区分物法和债法无能为力。
后一因素遂成关键。
物债二分之立法体例,乃德国民法典之鲜明特征,(26)其区分根据,则在物权“对物”性质与债权“对人”性质之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效力差异。
(27)这表示,确定物法与债法的界域,须自物权与债权的效力比较入手。
表面上看,“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之界定所依凭者,亦为物权的“对物”性质,故与传统做法相去不远。
但这不过是一种外行理解。
法律理论上,所谓物权的“对物”(inrem)性质,是指物权直接存乎物上,从而表现为绝对性与对世性,不似债权般针对具体的相对人。
可见,它决不是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者,即为“对物”之权,否则,法律制定者将如何解释买卖(“因物的归属”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租赁(“因物的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等法律关系的性质?
在我看来,草案试图以规定调整对象的方式来界定物权法,该思路看似与《民法通则》一脉相承而体系协调,其实却将制定者基本法学素养之匮乏暴露无遗。
(二)物权的概念与分类
主导法律起草者不必都具备深厚的法学素养,只要他对于法律理论表现出足够的尊重,高质量的立法亦非没有可能。
与第1款相比,“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3款似乎堪称尊崇法律理论之典范,因为此处所规定的物权概念与分类,正是吸收了我国物权法学说的结果。
可惜,问题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关于物权定义,有关注其“支配性”者,有强调其“排他性”者,亦有突出其“绝对性”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28)以各种定义为基础,又形成物权性质的“对物关系说”、“对人关系说”与“折衷说”等不同主张。
多年以来,各种学说相持不下。
究其根本,盖因它们皆有其擅长之处,彼此无法相互替代。
其中,“对物关系说”的实质在于,通过强调物权的对物支配性来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对人关系说”则借助“一切权利(法律)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之观念,突出物权之对世与排他性质;“折衷说”虽较为全面,却因包含多项种差而难以成为理想的定义方式。
无论如何,物权的性质必定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纯学术问题。
此时,制定法不论采纳何种学说,都意味着借助公权力遏制其他学说的发展,从而造成制定法僭越法律理论之局面。
面对这一批评,反对者或不以为然。
“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3款定义的物权是“指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表面上看,它似乎因突出“支配性”特征而偏向“对物关系说”,(29)但草案随即又通过第6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负有不妨碍权利人行使物权的义务。
”他人对于物权负有“不妨碍”之不作为义务,其所表达的是,物权属于绝对权。
(30)这意味着,突出物权之对世(绝对)性质的“对人关系说”亦为法律所体现。
因而,反驳意见可能以如下方式提出:
“物权法草案”既然近乎囊括了物权的各项性质,就不必担心法律偏听则暗,所以,法定定义即使对于学说发展有所妨碍,亦被大幅消解,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在物权定义之外,又借助第6条来对物权概念作进一步描述,该做法有助于展示物权性质的各个侧面,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体系协调性。
然而,在我看来,问题不仅并未因此得到解决,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制定法对于法律理论的僭越。
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区分,是典型的学术分类,制定法根本无需刻意表态。
物权人享有何种性质的权利,他人负有何种性质的义务,透过物权的效力即可明了,因此,制定法把物权的具体效力规定清楚即为已足,无需如教科书般概括特征、做出总结。
况且,法律命题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才能得到恰当理解。
当法律理论宣称“他人对于物权负有不作为义务”时,这不过是一种大而化之的非严格说法,被用作与债权这一典型的相对权相对照,以便更好地理解物权之特点。
一旦将其抽象为制定法规范,由于相关语境不可能随之制定法化,法律命题的意义脉络即被切断,从而为各种荒谬的解释提供了可能。
所以,真正能够体现物权之绝对性质的,决不是口号式的宣言性规定,毋宁是具某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规范。
(31)
至于限制物权被分类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则更是典型的学术产物,其意义主要在于,根据效力特点概括各项具体限制物权,从而为教学与研究提供便利。
况且,该分类其实并不周延。
一方面,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之二分,给某些既拥有用益特点、又具担保功能的限制物权留下了归类难题。
典权即为其中著例。
另一方面,该二分法所呈现的实非矛盾关系,而只是反对关系。
例如,德国法上的土地债务虽具担保功能,却不必如其他担保物权般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各种物权取得权,在德国亦得被视为限制物权,却既不在用益物权之列,更非担保物权。
(32)所以,一旦制定法将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设置为封闭的法定分类,它所带来的,必将是法律与学术的枯萎。
概而言之,制定法规范与法律学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被公权力赋予了强制拘束力,后者则否。
因而,一旦物权的概念与分类为制定法所固定,有如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学说发展必将受到极大抑制。
历史经验显示,只要法律制定者想要左右学术发展,其制定法就必定包含大量的定义、分类以及解释规则等内容。
典型者如,《普鲁士普通邦法》即堪称“一部写满了定义、分类、解释等等的教科书”,其结果是,“立法成为法的老师”,从而阻碍了法的发展。
在此前车之鉴下,《德国民法典》编纂者意识到,“法典必须放弃所有学派必需的定义及分类以及具有教条性质的辅助手段”,避免法律规范带有说教色彩。
(33)就此而言,当“物权法草案”热心地为物权定义并分类时,虽然披上了充分吸收学术成果的面纱,它所效仿的,其实正是试图通过立法宣谕法律理论的做法。
(三)物权法的“立法意图”
法律史上,立法者为了保证其代表金科玉律的意志不被曲解,往往倾向于禁止他人解释,而这一策略之可行,又似乎以法典具有足够丰富的内容为前提。
《普鲁士普通邦法》堪称此等思路之典型代表。
除拥有大量的法定定义外,《普鲁士普通邦法》的个案列举亦几近疯狂,并以19194条的超长篇幅创造了立法史上的奇迹。
(34)然而,这一举措并未产生立法者希冀的结果,其原因大概正如拉伦茨所指出的:
“无论立法者对此进行多么详细的列举,以此方式他依然永远难以穷尽所有可能的具体情况。
因此,个案列举式的规定总是有遗漏的;列举得越细,就越会漏洞百出。
”(35)“物权法草案”似乎对普鲁士式立法兴趣不大,(36)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放弃了钦定法律理论之追求。
毋宁说,我国立法者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替代办法,这就是“物权法草案”第1条之规定。
“物权法草案”第1条规定的是“立法意图”:
“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制定本法。
”其意义关乎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命令理论”。
自边沁、奥斯丁以来,“命令理论”占据法学主流地位长达百年之久,其基本主张是:
“法律就是社会中不能被命令的命令者的命令——是完全处于法律之外的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的意志的创制。
”(37)可见,“立法者意志”(“主权者意志”)乃“命令理论”之核心,它不仅在法律本体论上为制定法提供正当化说明——法律效力来源于“立法者意志”,并且在法律方法论上左右了法律解释的方向——法律解释须以“立法者意志”为准据。
显然,当“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被我们奉为圭臬时,它所表达的正是“命令理论”,而“物权法草案”第1条规定的“立法意图”,(38)亦正是这一理论实证化的表现。
尊崇“立法者意志”的“命令理论”虽曾被广泛接受,但将“立法意图”明确写入制定法者,却世所罕见。
(39)在此意义上说,我国立法堪称“命令理论”最坚决的实践者。
(40)
“立法意图”之进入制定法,其规范意义在于,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必须受其拘束。
所以,于立法者而言,明确规定“立法意图”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左右法律规范的基本走向,从而确保法律为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服务。
换句话说,“立法意图”条款乃控制法律规范意义之“总阀门”。
显而易见,在维护立法者的权威地位方面,“立法意图”之规定虽然简短。
却远较笨拙的“普鲁士式列举”来得高明。
不过,法律为此付出的代价亦不可忽视。
当法律通过自身条款明确宣称,它是为实现立法者特定目的而存在时,其固然能够充分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却也意味着,所谓法律,不过是无自身独立价值的政治工具,根据政治目标之不同,立法者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法律设定相应的任务。
阶级斗争哲学盛行时期,我国法律的任务主要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41)随着阶级斗争哲学的逐渐消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公式开始成为决定法律任务的主要依据。
(42)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合同法》负有“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之责(《经济合同法》第1条),市场经济下的《合同法》则不再承担此项任务,而专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1995年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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