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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市镇2
清代前期的市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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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四 市镇的概念
综上所述,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与集、场、墟有着不可分的相同点。
同时,市镇又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其与城市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提到市镇的定义,则众说不一,尤其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常常是市镇与集、场、墟不分。
有人研究指出,由于各地称谓的不同,“文献记载中、市集墟镇又多混用、市镇与墟集遂难以区分、”〔120〕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难以结市镇下一个恰当的定义。
不过,当时人也指出:
“民人屯聚之所为‘村’。
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所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说焉为镇’。
次于镇而无官司者为‘埠’。
此四者其定名也。
亦有不设官司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称‘市’者,从俗也。
凡天下县邑皆然。
”〔121〕据此,这里从政府派机构和官员驻镇,以及市镇的变迁情况、产生原因等方面,对市镇的概念进行探讨。
清代继承前代的行政机构设置,州、县是最小一级行政单位。
市镇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其由所在府、州、县级政府官员进行管理。
但是有的地方,交通发达,商贾辐辏,距离府、州、县城比较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鞭长莫及,无暇顾及之地。
而这些地方就是市镇,因此,中央政府派驻机构与官员,对这类市镇进行管理。
常见的机构是巡检司署,还有府同知(简称同知)、府通判(简称通判)、州同知(简称州同)、州通判(简称州判)、县丞、县主簿等衙署。
派驻的方式,有的是将原有的机构改变设置地点,即文献中称:
“改驻”。
乾隆年间,山西“祁县向设有龙舟峪巡检”,“查该处并非隘口,又无市集。
惟县属子洪镇,在县南适中之地,人烟凑集,路当豫楚孔道,崇山叠嶂,宵小易于窃发,”政府将龙舟峪巡检改驻子洪镇。
〔122〕四川“蓬溪之蓬莱镇.离城一百三卜余里,烟户鳞集,多系外省客寓。
”政府将县丞移驻该镇。
有的是添设新机构。
陕西商州龙驹寨“为东南各省商旅经由之河路,设有税局。
”〔123〕乾隆年间,添“设州同以稽察之。
”〔124〕也有的是改变原来派驻机构的级别,以适应市镇的发展。
“江西临江府属之樟树镇.距府城三十里。
及江浙楚粤水陆四达之区;为天下药材聚集之所,居民辐辏,商贾云集。
”“江西景德镇系烧造磁器之区;吴城镇系广货聚集之所。
”樟树镇原有都司、巡检各一员,但都司是武职,只有巡缉之责,不能干预民事。
巡检的级别较低,一些事物不能处理,政府改派通判。
在景德、吴城镇各移驻同知。
十三年后,又在樟树镇增加经历一员,为通判首领随从巡防。
〔125〕广西柳州府怀远县“古宜甲地方,烟户繁多,商贩聚集,为黔楚两省通津。
”该地“共一街九村.多系湖广、广东、江两、河南客民开铺生理。
”原来此地设有讯兵,但“不足以资弹压”,政府将主簿移驻该地。
〔126〕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对许多明代在各地市镇派驻的行政机构,清政府或迁移改设;或废除不派;或新添的事实。
陕西洵阳县两河关镇,明代设巡检司署,清代该镇市廛不满百家,裁去巡检。
〔127〕四川汉州三水关明代设有巡检司,到清代废除。
〔129〕广西临桂县苏桥墟巡检司署,是由芦田市移驻的;六塘墟原有巡检司署,乾隆三十一年裁革,将今州州判改驻六塘墟。
〔130〕广东南海县有五斗口巡检司署,明代“移治佛山镇。
园朝雍正十一年新设佛山同知弹压,乃迁巡检司署于本淋都平洲堡。
”平洲堡“烟户繁庶,港汉多歧,与顺德接壤,为菲类出没要区。
”〔131〕潮州府揭阳县湖口巡检司署,“旧在霖田都湖口村,”后来有迁移,到乾隆二十六年移棉湖寨。
棉湖寨有市,是“人烟稠密,百货聚积之所。
”〔132〕
这些机构官员的品秩:
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口,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巡检从九品。
同知、通判是府佐官,职责“或理事;或理饷、督粮、监兑;或清军;或总捕;或驿;或茶;或马;或营田;或水利;或抚边、抚彝、抚番、抚瑶、抚黎。
”州同、州判是州佐官,县丞、主簿是县佐官。
其“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
”“其杂职内之巡检,皆分防管捕,或兼管水利。
”这些机构和官员的驻地,“凡府、州、县之佐贰,或同城,或分防。
”〔133〕佐官通常是“因事而设”。
而市镇大小不同,经济繁荣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政府派驻市镇的官员品秩也不相同。
当时,全国四大名镇的汉口、朱仙、景德、佛山都是同知驻镇,这是派驻市镇的最高等级官员。
此外,江西吴城是同知驻镇。
山西张兰镇乾隆十七年将静乐巡检移驻,二十一年又将汾州同知移驻。
在奏请改变驻镇官员的级别时,巡抚指出:
“巡检品秩卑微,此等富商巨贾会集之所,或有奸牙蠹棍妄行滋事,既不足以弹压。
”〔134〕稍小的市镇,派驻的官员级别较低。
樟树镇是通判驻镇,陕西富平县美原镇、周至县祖庵镇都是县丞驻镇。
〔135〕大多数地方是巡检驻镇。
湖南辰州府辰溪县黄溪口、龙阳县龙潭桥都是巡检驻镇,而岳州府巴陵县鹿角因原来的巡检品秩低,改设主簿,“以助印官不逮”。
〔136〕佐官下属有佐杂、书吏、门子、皂隶、民壮、马夫、步快等具体办事的人员。
官员的职责有时也是因市镇的情况而定。
一般政府在批准巡抚奏请派驻机构的公文中,都具体说明了该官员的管辖职权和范围。
康熙五十八年,“议准河南清化镇河捕通判,专管河务,为管河通判。
”〔137〕到了乾隆年间,其通判的职责变成“巡缉奸匪,兼管税务”。
〔138〕山西张兰镇派驻巡检时,“除命盗大案仍归该县审理外,其一切奸匪逃窃,以及赌博、斗殴、追比客欠等事,悉令该巡检稽查办理。
”〔139〕所谓客欠,即商贾控告牙行欠客商款项。
以后,山西巡抚在申请张?
镇派驻同知的奏折中称:
“汉口镇系将汉阳府同知移驻,就近准理客欠,及查拿赌博逃盗等事。
”张兰镇与汉口镇情形相同。
所以也请派驻同知。
〔140〕雍正十年,“湖北没汉阳同知一人,驻汉口,专司捕务,兼理清军、水利。
”乾隆五年,“浙江裁嘉兴府王江泾同知,改设通判一人,驻其地,管辖嘉兴、秀水、嘉善、桐乡四县捕务。
”十年,“改旧驻湖北湾潭之宜昌府同知,移扎长乐县渔洋关,专司民事,其附近之仁和坪,亦令管理。
”乾隆二十六年,“移直隶滦州州判,驻州南之胡家庄,兼司巡检事。
”〔141〕山东益都金岭镇移驻县丞,“稽查奸匪,安集商旅”。
〔142〕乾隆四年,设江西“德化县城子镇巡检一人,专司镇务,并管赤南二乡,及白沙团洲等沿江地方。
”“改余干县县丞,驻瑞洪镇,兼管鄱湖采草船只。
”“大姑塘巡检,仍令专管关口,并沿江一带仁贵乡逃盗等事。
”
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乾隆二十四年,政府命江苏金山县知县、典史,秽驻“县境适中之洙泾镇”;二十七年,又命“山西河曲县知县、典史,驻离城七十里之河保营”,原河保营所设巡检,“改驻县城”。
这里的洙泾镇、河保营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县城,驻有最低级的行政机构。
雍正十二年,广西“改原驻武宣县城巡检,驻县郭。
”〔143〕乾隆年间,云贵总督也请将云南府通判移驻云南省城关厢。
〔144〕这类情况也表明,城市关厢商品经济发展,随之社会治安混乱,所以,政府也象派官员驻镇一样,向这些地方派驻机构和官员;一些市镇的发展超过了县城,政府把知县、典史派驻镇,这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与市镇,在性质上并无两样。
与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同时,一些市镇还派驻了军队。
如:
陕西兴安府安康县砖坪,除了有县丞驻镇之外,“更置都司一员,设官兵二百五十余名,以资缉捕,任系重焉。
”〔145〕河南南阳府唐县源潭镇,移驻外委,“拨守兵五名,以便不时巡查。
”〔146〕同府的北舞渡也按赊旗镇“成例派汛兵四名巡哨。
”〔147〕四川彭山县双江镇,“嘉庆八年设立水塘,拨兵二名查缉奸匪。
”〔148〕贵州玉屏县朱家场,“通楚蜀,商贩往来要路。
乾隆二年设塘,二十年设外交一员防汛。
”〔149〕汉口也有守备、千总各一员驻镇。
〔150〕返种有驻军的市镇并非都在沿边,说明驻军的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可能也与前代沿边设镇的军事目的也不太一样。
派驻的机构和官员,无定额,可以随时变更、迁移、添设,灵活性较大。
尽管变更或迁移,与添设不同,在派驻地总量上,没有增加或减少的改变,但是,从派驻地本身来看,则有重要变化,一般来说,被撤销机构的市镇,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总不外是,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减少,治安情况较好;或因交通改变,经济衰落,商贾迁徙;或有其他市镇兴盛发达起来,已经超过了这类市镇。
变更官员等级的市镇,多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市镇。
新被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实际上就是清代前期,由中、小市镇上升到大市镇的新市镇。
人口的多少应该是衡量市镇大小的标准,有人已经用此方法划分江南的市镇了。
〔151〕但由于有关各地市镇详悄的记载都比较简单,很难知道全国大部分市镇的人口数量,使研究者难于比较、划分,因此,也就无法用此标准来衡量市镇的大小。
可是,当时地方官对该地市镇的了解,都是比较详尽的,所以将总督、巡抚的奏折,和政府的批准,作为划分市镇的标准,还是比较实际的。
又因为一般没有没机构的市镇,比设有机构的市镇,居民或流动人口少,商品交易不甚繁荣,社会治安状况较好,地方官员可以就近管理,而用不着奏请派驻机构和官员;而且,也没有对全国已经设有机构的市镇,作详细划分的必要,所以本文把派驻了机构和官员的市镇,通划为大市镇,没有派驻机构的市镇划为中、小市镇。
通常政府派出机构的驻地,往往是距离城市较远的市镇,尤其是那些地居两省、几府之交的重镇,但也不尽然。
在总督、巡抚中请派驻机构的奏折,及政府批示中;或在各地已经派驻了机构的市镇中,并不都是跨省、府、州、县的市镇,如:
张兰镇、吴城镇、樊城镇、佛山镇等等(还可举出许多大镇)都是府问知驻镇,而这些市镇中没有一个是跨省、府的;山西汾州府青龙镇虽然横跨永宁、宁乡二县,旧设巡检,乾隆三十三年反而将巡检撤销,改设柳林镇了。
〔152〕这种例子在各地也有不少,可见,对市镇派驻机构,与市镇地域是否跨省、府、县并元必然联系。
从前述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政府是否对市镇派驻机构,关键视市镇经济繁荣程度而定。
巡抚在奏请新设,移设,改变机构等级的奏折中,都说明了设置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各地市镇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增加,打架斗殴,展出不穷;流动商人增加,在交易中,坑、蒙、拐、骗,牙行拖欠商款等经济纠纷时起;富商增多,偷盗抢劫钱物,层见叠出,诸如此类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混乱的社会治安需要治理,为了稳定各地的社会治安;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也为了商品交易有序而正常地进行,故政府派驻机构和官员,对市镇及周田地区进行管理。
就清代前期全国市镇的总体情况来说,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并不占多数,大凡商业兴盛,商贾辐辏,居民众多的市镇,才派驻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
有些地方虽然名称不叫市镇,但政府派驻了机构和官员,也应当是市镇。
这类事例很多,如:
广西泗城府西林县“潞城地方尤为滇黔人粤要道,商贾往来,土苗丛集”,设有巡检署。
浔州府穆乐墟“系附近居民交易要地,”也没有巡检署。
山东登州府姜山集“民居众多,为登属商旅通衢,”设有县丞署。
〔153〕湖南靖州会同县“洪江集市系州属之总岸”,“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扬,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物共集,洵边邑之货薮四达之通衢也。
”康熙年间,将若江镇巡检司移此。
在县志中称其为镇。
〔154〕贵州独山州“龙场为诸场市之冠,每场萃四方万余人,三日乃已。
食货估客如云。
州牧守备各率其属临场宣讲圣谕,一以开示军民,一以坐镇喧嚣。
其附近各场,如:
三脚则设州丞,鸡场、下司、三棒、巴开各场设营汛,暨各土司场市,均资弹压。
”〔155〕这些没有市镇名称,而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地方,可能都是从村、店、集、场、墟上升的新市镇。
也有一些骚站,政府命“驿丞兼巡检职衔”;或者反之,令巡检、县丞等兼管驿务,所以,这类驿铺实际上属于市镇,加:
直隶沧州砖河驿,通州和合驿,河南汤阴宜沟驿,渑池硖石驿等。
福建“邵武县丞驻拿口,兼管驿务“。
〔156〕一些驿站的驿丞,虽然没有兼巡检职衔,但驿站驻地也是商品交易之区,这类地方实际上也是市镇;或者驿铺驻地本来就是市镇,如:
河南确山县的驻马店、竹沟镇等处就是如此。
〔157〕湖南沅州府麻阳县,岩门市“旧当营哨之冲,故设巡检司于此。
近时又增置站马、扛夫、邸舍,市廛亦渐次繁盛。
”滥泥市“居茅坪桑林之间,为境中要道。
近亦置站夫马,如岩门之数,而旅店村沽食用之物,稍便往来,及近乡贸易。
”〔158〕岩门市、滥泥市都应是市镇。
还有一些市镇没有派驻机构和官员,但人们习惯称之为市镇、如:
安徽太和县旧县集,“居民稠繁,商贸四集,故本土之人少.徽州、山陕之人多。
太和之第一镇市也。
”〔159〕广东惠来县龙江市,”水陆辐辏,为邑臣镇云。
”〔160〕各地有些习惯称墟、称市、称场、称集市的地方实际也是市镇。
如:
广东保昌县浆田镇,“亦曰墟”;园田镇“亦曰墟”。
〔161〕
根据以上的描述,可以对清代前期的市镇下一个大概的定义,一股具有两个要素:
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币镇的机构和官员。
两个条件齐备者,大概是较大的市镇,只有第一个条件者,大概是中、小市镇,不过,在一些地区,中、小市镇与集、场、墟还存在一些难以区分之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祈。
交通条件之所以是市镇概念中的首要因素,关键就在于交通运道是市镇产生的原因。
无论多么大的市镇;也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一旦失去交逐条件,市镇经济便很快衰落。
未仙镇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明后期贸鲁河畅通的水路,把商人和商品带到镇上,朱仙镇从此发展起来。
到清代雍正时,政府将开封府同知移驻。
以后,贾鲁河泥沙淤积,水运不畅,全镇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到中期之后,贾鲁河完全淤塞,经济便衰落了,原来著名的市镇,则只相当于集市了,汉西抚州府祟仁县坑埠驻有巡检,“十余年来,溪河淤塞,舟辑不通,铺户居民日渐迁徒”,毫无疑问,该镇的经济也随之衰落,政府将该镇巡检撤销,移驻风冈墟了。
〔162〕商业型市镇如此,生产型市镇也是如此,有人研究苏州梅李镇盛衰过程后得出结论:
“运道不但是流通型市镇的生命线,而且对生产型市镇也有重大影响。
”〔163〕湖北云梦县兴安镇,“旧有巡检司、以河淤废。
”〔164〕其实,政府派驻机构本身,就有交通因素、一般不是交通发达的地方,可能根本不需要派驻机构和官员。
反过来说,即使市镇周围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如果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也可以成为商业型大市镇。
此外,市镇的密度也与交通有关。
江南地区密如网络的河流,使市镇密度很高;同样,湖北省也是河网密布,市镇密度也很大,章学诚列出的市镇就有六十七个之多。
〔165〕上述独山州的六个场市都相当于市镇,而独山处于贵州的“边隅,且系苗疆,宜乎人迹罕至,乃场市最多河也?
盖其地通粤西、南丹暨本省荔波一带,彼皆不逐舟楫,货物所须,多运自独山,即彼地所有,亦必运至独山发客,懋迁化居,势使然也。
”〔166〕因掌握的史科有限,虽然还不能对全国的市镇作数量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说,市镇的数量当大于州、县城的数量,(由于省、府城与县城往往是重合的,所以不计省、府城的数量。
)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吏部,记载的知县、知州统计,全国有知县一千三百零三名,知州一百四十五名,因此,全国市镇的数量至少在一千四百四十八个以上,最高不超过集、场、墟、店的总量。
还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市镇概念的两个因素,只限于内地大部分省区的市镇、对沿边与少数民族地区接壤省份的市镇,就不太适合。
如:
陕西洛川县是山区,交通并不发达,经济发展也不兴旺,而这里却有十六个镇,陇州有十四个镇。
他如山西、直隶等地也存在这类情况,这还是清代末期的情况。
〔167〕大概是因为,清代的市镇也继承了前代市镇的某些特点,沿边地区多是防御外敌的军事镇,这类镇与经济是否发展关系不大。
有人研究宋代的市镇时指出:
“因军事、战略需要而设置的镇,多位于沿边地区,可称之军镇,亦即沿袭了唐以前‘镇’的含义。
”“宋代镇市以梓州路数量最多,陕西次之,沿边诸路普通多于内地各路”。
“其原因在于军镇仍大量存在于沿边地区,而内地几近消失。
”“‘如果专就内地诸路镇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浙路以75个居于全国第一,江东、西路也位于前列,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
”〔168〕而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清代,陕西洛川县的镇可能就是从前代遗留下来的。
注释:
〔120〕方行:
《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21〕乾隆《澄海县志》卷二,埠市。
〔122〕《清高宗实录》卷一七六.乾隆七年十月己亥。
〔123〕乾隆二十年五月初十四日四川总督黄迁桂奏:
四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陕西巡抚毕沅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44辑,第347、104页。
〔124〕王昶:
《商洛行程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125〕乾隆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明德奏:
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江西巡抚郝硕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4、43辑,第641、642、802、803页。
〔126〕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广西巡扰吴虎炳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417页。
〔127〕乾隆《洵阳县志》卷之四,建置,市镇。
〔128〕嘉庆《汉州志》卷九,上,关隘。
〔129〕乾隆《江油县志》卷上,关隘。
〔130〕道光《临桂县志》卷十二,廨署。
〔131〕道光《南海县志》卷之十,建置略二。
〔132〕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吏部。
〔134〕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明德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5辑,第715页。
〔135〕《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三,乾隆十年十一月戊子。
〔136〕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抚刘墉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9辑。
第61页。
〔1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上六,吏部,官制。
〔138〕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第759页。
〔139〕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山西按察使唐绥祖奏,见《宫中挡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792页。
〔140〕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明德奏,见《宫中挡乾隆钥奏折》第15辑,第715页。
〔14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十六、二十八,吏部,宫制。
〔142〕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山东巡抚阿尔泰奏,见《宫中挡乾隆朝奏折》第17辑,第352页。
〔14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十一、三十,吏部,官制。
〔144〕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云贵总督富纲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4辑,第279页。
〔145〕嘉庆《安康县志》卷十,建置考上。
〔146〕乾隆《唐县志》卷之二,建置志,武备。
〔147〕邑令丁永琪:
《县北舞渡移兵驻防记》,见乾隆《舞阳县志》卷十,艺文记。
〔148〕嘉庆《彭山县志》卷之一,关隘。
〔149〕乾隆《玉屏县志》卷之五,赋役志,市场。
〔150〕乾隆《汉阳县志》卷之六,城池,附街简镇市。
〔151〕参阅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年,第128~158页。
〔152〕乾隆《汾州府志》卷之六,关隘。
〔153〕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宋邦绥奏;四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广西巡抚姚成烈奏;三十二年闰七月初一日由东巡抚崔应阶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48、27辑,第614、758、474页。
〔154〕《湖南省例成案》户律,仓库,卷二十三;嘉庆《会同县志》卷之三,城池,市镇附。
〔155〕乾隆《独由州志》卷之三,地理志,场市。
〔15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十八、三十、三十一,吏部,官制。
〔157〕乾隆《确山县志》卷之一,建置,镇店。
〔158〕乾隆《沅州府志》卷八,乡都,市镇。
〔159〕乾隆《太和县志》卷之一,舆胜志,镇市。
〔160〕雍正《惠来县志》卷之二,星野,市镇。
〔161〕乾隆《南雄府志》卷之五,营建志,关隘。
〔162〕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江西巡抚郝硕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3辑,第803页。
〔163〕罗仑主编:
《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
〔164〕道光《云梦县志》卷一,舆地,疆域。
〔165〕章学诚:
《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四,食货考
〔166〕乾隆,独山州志》卷之三,地理志,场市。
〔167〕参阅《清史稿》卷六十三,志三十八,地理十。
〔168〕龙登高:
《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页;漆侠:
《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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