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要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求突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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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要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求突破

在感受贫困的贵州中去认识真实的贵州

在认识真实的贵州中去转变我们的观念

作为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贵州人，特别是作为拿着国家俸禄的工作人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仍然很贫困，生活在这里的许多群众仍然很艰难，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首先从视觉上感受一下我们身边的贫困。

像这样的情况全省还有很多，这只是一个例子。

2008年末全省1067元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554万人，今年国家将扶贫标准从1067元提高到1196元，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后，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将达到580万人左右，比2008年末增加了26万余人左右。

网上有一篇报道叫做《热闹的血浆站》真实的反映了我们身边存在的贫困，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八点了。

”一名25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

　　“村里许多人都会来‘卖’血浆，有些还是夫妻一起来。

”班建设说：

“‘卖’一次可以得到85元，但是加上路费、吃住等，回到家一般只剩五六十。

”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

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是用来检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600毫升。

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

　　在休息等待检验或者正式抽过血后，他们会走进路边的小饭馆里吃饭。

“我的饭馆是专门为‘卖’血的人服务的，其他人不愿意到这来吃饭。

”忙碌的老板娘说，“饭菜管够，每个人每顿只要两块五。

”

　　“来这抽血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和每天下地干活没什么不同。

但是次数抽多的人慢慢干活都没有力气了，有的人就只能以此为生了。

”一名前来“卖”血的苗族青年男子说。

　　问及大家都愿意来这里的原因，一名布依族男子说：

“我们都是没文化、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谁会愿意卖自己的血？

”旁边有人补充：

“我们贵州山多地少，找不到地方种粮食，每年家里只能收三四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

抽过血的人们吃完饭，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14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图片

　　这是从一种现象上反映了我们家乡的贫困。

究其原因，有人总结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是过去许多外地人对贵州的认识，同时也被我们长期认同。

曾经有一个贵州人在网上这样描述自己村子的贫穷，他说“我们村子很穷，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娱乐基本靠酒”。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村组不通路，车子进不去，东西抬不出来，有一次我到抵季乡去调研，了解到哪里有一个村的群众抬一头猪来到乡里卖，要损失掉一个猪头和四条猪腿；那怕现在我们掀起大吃地摊狗肉之风，但狗在农业仍然是看家护院必不可少的忠实守护者，狗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被人戏称为名符其实的“狗官”；当了乡镇长，肠肝肚肺献给党，就是说“干部不喝酒工作推不走”）

贵州总是与贫困、落后、闭塞、愚昧、野蛮分不开，甚至一度成为“贫困落后、愚昧野蛮”的代名词。

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这句话用在贵州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图片。

我们看省会贵阳：

高楼林立，道路宽敞，绿树成荫，霓虹闪烁，流光溢彩，一片现代繁华景象。

我们再看看农村：

房屋低矮破败，道路狭窄曲折，很多群众家徒四壁，许多孩子衣不敝体，许多儿童上不起学，深入其中无不令人震惊，无不让人心酸，无不让我们身感扶贫攻坚任重而道远。

一个叫刘晓波的网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贫困贵州的两级分化》，文中这样写道：

前两年，我去过贵州的贫困乡高坡乡。

在这里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

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

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米、一点辣椒和几片白菜叶。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

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

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并且飘着混合牲畜粪便的异味。

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

厅堂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着小矮凳，围着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

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猪牛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养着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

我心纳闷：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着横七竖八的碗筷；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着一壶水，再无其它家什。

卧室在二楼，屋顶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

大白天，卧室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

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床脏兮兮的被窝，被窝胡乱地散在床上。

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

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

这已经是当地人待客的“盛宴”了。

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水，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

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夹点儿锅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着一碗米饭干吃。

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着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

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着、喝着、抽着、聊着、搓着麻将。

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於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着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

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头的农民工。

他们头上盖着草帽，身边放着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历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到底贵州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段视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对贵州贫困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

在“XX知道”里，一个网友提了一个问题：

贵州贫困的原因?

另一个网友的回答被列为最佳答案。

他的答案是：

资源丰富交通滞后，人口不少素质低下。

在评价中，为这个答案叫好的比例达到80%。

在后面的跟贴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评价：

“教育落后，还有人很懒惰、散漫、生活节奏慢，但又爱面子，在消费方面耍大款，也让一些比贵州好的城市来的人惊讶”。

“资源虽然多，大路却很少。

教育跟不上，人才去不了。

思想不解放，步子迈得小。

干群不齐心，合力来不了。

固步虽思进，关键找不着”。

“一个字——懒，看看和四川交接的地方的人对比就知道了”。

但是大部分贵州人自己不这么看。

贵州人说到自己的落后总是从区位、交通、历史、政策等方面去找原因，仿佛全世界最不幸的就是贵州，身在贵州就必然承受这种悲哀。

也正是有了这些客观因素，贵州人在描述自己的贫穷和落后时都是以一种不甘或无奈的姿态。

区位、交通、教育等等，成了贵州人挂在嘴边上的穷借口：

贵州教育水平落后，教育普及程度低，于是贵州人说因为我们教育还落后，所以今天经济落后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贵州地理环境恶劣，没有平地，从事生产困难，因此贵州人又说，老天给了我这么恶劣的环境，所以我没法发展经济；贵州“三不沿”（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夹在中间没有作为，于是贵州人说，我天生这个区位，什么好处都没落到我头上，所以我没法和别人比……。

在过去，这样的借口蒙蔽了很多人，更是蒙蔽了贵州人自己。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就是要摆脱这些借口的束缚，走出这些思想认识的误区，树立全新的发展观念，扬长避短，我们才会大有希望。

第一，我们要走出贵州的贫穷落后是因为区位不佳的思想误区。

说到贵州的落后，人们首先会想到用区位优势缺失来解释。

“三不沿”成了贵州人最常挂在嘴上的借口。

真的是如此吗？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

广西沿海、沿江、沿边，云南沿江、沿边，四川沿江，湖南沿江、沿湖。

唯有贵州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湖，山高路远，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土地破碎，没有平原支撑，长期处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如图（中国地图、地形地貌图片）。

我们看看广西、云南，看他们所拥有的所谓区位优势为他们带来了什么。

广西的沿海、沿江、沿边并没有为广西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东比，广西依然是相对落后的。

广西具有沿海、沿边、沿江的区位优势，同时处在我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点，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西南乃至西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联结粤港澳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

但是我们注意到，广西的人均GDP依然排在全国末尾（贵州倒数第一），作为沿海沿边省份，广西的出口和引进外资甚至都无法和一些内地省份比。

一个网友这样描述：

“从广州向南宁向方向行进，进入了广西，透过模糊的玻璃窗，大都会强烈震撼于这样两地的落差：

高楼大厦没有了，高速公路不见了，广告牌也少得可怜，没有连绵的城市群，由矮旧土泥房组成的村庄破败得少见人烟；公路上的汽车倒是很多，大部分是中长途客车，满载着怀着淘金梦去广东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广西只是他们地理上的家园。

”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发达地区广告牌多，经济意识强；落后地区是标语多，政治氛围浓。

我们来看几条标语就会知道。

云南沿江、沿边，但云南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比不沿江、不沿边的省份好多少。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在近代却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前沿地带，湖湘人自古以天下为已任，具有一种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浩然气概与伟大魄力。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家曾纪泽、郭嵩涛都诞生于湖南。

如果把贵州经济发展的滞后与贵州在地理上的“三不沿”（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联系起来看，这个观点很容易引起大多数贵州人共鸣。

一位河南林州人从贵州回来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拿贵州人的精神和林州人开凿红旗渠的精神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人工天河——红旗渠，是六、七十年代林州（原林县）人创造的一大奇迹。

红旗渠工程动工于1960年2月，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0.5公斤粮食，1.5公斤蔬菜，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没有钱和物质自己筹，坚持苦干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硬是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共挖砌土石垒筑成宽2米、高3米的墙，可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

七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

“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贵州几十年的历史中，似乎从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和红旗渠比，哪怕是1/10都没有，但贵州却不会比林县人更不需要这样的工程。

（如图，红旗渠图片）。

我们再看义乌：

义乌仅占浙江国土面积的1%，但却拥有占全省1.5%的人口，其人均土地面积仅0.3亩，并且土地的酸性很强，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

穷则思变，为了摆脱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义乌人从很早就开始进行简单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了。

到1978年，义乌已经有将近5万的“鸡毛换糖”的“产业大军”。

从那以后，20年以来，义乌一直是全国小商品批发的中心。

（如图，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图片）。

同样，以前的温州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地区，要资源没资源，要政策没政策，有的只是一群吃不饱饭、不安分的人。

也是“穷则思变”，温州人没钱，就靠双手！

别人不干的活，温州人就肯干，只要有一分钱的利，温州人就舍不得放弃。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有人把温州人谋生的精神总结为“四个千万”——“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

但贵州人习惯将环境作为自己落后的辩解。

外人也习惯认为贵州的穷山恶水必定带来落后这样无言的结局。

就这样，贵州人自己为自己找了个心安理得的借口。

外人也习惯以同情的目光来为贵州做点帮扶。

而贵州呢？

贵州虽地无三里平，但有山有水，物产丰富。

自古安逸的生活环境，使得贵州人缺乏团结、创造、拼搏的精神。

也因此，没有遭受到恒久的苦难。

没有磨练，贵州人因此丧失了许多文明的亮点。

看了这么多鲜活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上的区位优势，区位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优势。

事实上，地理位置的优越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发展的凭借，但是在今天陆路、航空发展的前提下，这些都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

就目前而言，贵州的区位真的差吗？

（贵州交通地图）

事实上，贵州在中国西南占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贵州虽然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但是贵州“近边、近海、近江”，是中国西南地区连接发达的华南地区的前沿,处于西南南下出海的交通枢纽位置。

黔桂、贵昆、川黔、湘黔线在这里交汇，号称西南的“铁十字架”。

投资总额700余亿元的贵阳到广州的快速铁路已经动工修建。

（开工图片）

公路建设贵州已实现县县通油路、乡乡通公路，总通车里程约5万公里。

到州、市、地首府均为高速、高等级公路，共有3518公里。

全长2295公里的厦蓉高速公路已经动工修建，重庆到湛江、上海到瑞丽两条国道主干线纵横贯穿贵州全省，是中国西部地区通江达海的主要路段。

水路建设，贵州地处长江、珠江流域上游，有26条河流3715公里通航。

航空建设有4D级贵阳机场和铜仁、兴义、安顺、黎平、荔波等支线机场。

要开发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进入贵州就可以借助其通道经济的优势，幅射影响周边广大地区。

由此可见，区位问题实在不该再成为贵州发展落后的借口。

第二，我们要走出贵州的贫穷落后是因为交通不便的思想误区。

贵州交通落后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于是，交通又成了贵州落后的另一个托词。

“贵州到，汽车跳”是贵州曾经的路况描述。

贵州历史上就以贫瘠凋敝著称。

2000多年前，秦在今贵州境内开五尺道，首次沟通了中原与贵州的联系。

秦以后各代逐步修通、拓宽了出境驿道，这些驿道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货物运输以人背马驮为主，交通十分不便。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留书感叹：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不知西东。

”

（贵州地图）1926年春，黔省地方军阀的代表人物、时任贵州省长的周西成派人赴香港购买了一辆美国福特牌七座敞篷汽车，这辆汽车从香港行至广西后，沿水路转运到贵州榕江县，在榕江又用两只小船拼搭装上汽车运至三都县。

到三都后，这辆汽车被拆散，靠人挑马驮辗转十几天才到达贵阳。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海拔较高，地表破碎，地形崎岖，喀斯特地貌显著，交通通信建设难度大、投资巨、发展慢。

网上评选的中国十大险峻弯道公路，贵州占了三条。

（图片，晴隆24道拐、六盘水八大弯、桐梓县吊尸崖）

目前贵州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普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0%左右。

基础设施能力的发挥又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欲达到全国平均服务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至少要增加50——100%。

拿铁路建设成本来说，南昆铁路全线总长898公里，桥隧比例为31%。

贵州境内长221公里，桥隧比例52.8%，长度占全线的四分之一，造价超过三分之一，成本比云桂都高。

况且，运输能力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这就是说，要达到全国平均的服务能力，铁路营运里程要增加一倍。

我们来看一组贵毕高速公路图片，就会知道在贵州修路有多难。

这些都是长期以来给人形成的贵州交通难的印象。

即使上面说的是事实，贵州人首先要反思的是：

贵州的交通贵州人自己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贵州的贪官，卢万里是无法被忽略的。

在1996年3月至2002年1月担任交通厅长的近6年时间里，卢万里疯狂地收受了高达2500万元的贿赂，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巨贪。

大力发展交通给卢万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没有用这个舞台造福贵州，而是大肆搜刮。

亲自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卢万里及其同僚，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通过操纵招投标、骗标、工程层层转包、虚开工程计价单、篡改施工图纸等手段，非法侵占了上亿元的国有资产。

卢万里在任期间主持修建的贵毕线（贵阳至毕节），竣工后发现，有些路段竟然比原计划窄了2米，以至后来交通事故接连不断，老百姓称它为“死亡之路”。

（图片说明）

（图片）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报道。

贵州怪事多：

48小时后柏油路变豆腐渣。

“贵州的毕节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区，却又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前不久这里举行了国际杜鹃花节，为了改善景区的道路，耗资几千万元对原有公路进行改造。

两天，48小时，刚修的柏油路就成了这个样！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可是修路也是为了造福百姓，为什么耗资几千万元的柏油路只能派上2天的用场呢？

”

交通不发达真的就不能发展了？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发展起来的地方都是交通不发达的地区。

因为交通不发达，反而更能刻苦求变。

我们看看曾经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怎么改变的，还是看温州：

温州历来交通极不发达，只有水路一条。

温州话又是“水”“死”同音，一时，“温州死路一条”这句话曾经很流行。

还有一句话很流行，“汽车颠，温州到”。

交通当时也是温州发展的瓶颈。

但是温州人却有蚂蚁搬家精神，把全国各地的原料运进来，再加工成物美价廉的小商品运出去。

因为温州的机场、铁路都不在国家计划之内，1987年，温州市政府横下一条心：

市机关三年不买小汽车，不建干部宿舍，砸锅卖铁、勒紧裤带也要建造一个自己投资的机场。

1990年7月12日，温州机场建成通航。

开通仅一年，机场营运量就达到设计的2000年的水平。

创造了中国民航发展史的奇迹。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贵州的交通实际上并不是想象中糟糕：

2008年调整的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与铁道部签订的关于加快贵州铁路建设的纪要，向我们展示了贵州未来10年快速铁路体系建设和铁路运输网络的宏伟蓝图。

贵州除加快在建的贵阳至广州快速铁路建设外，还将加快建设贵阳至重庆、至长沙、至昆明、至成都、至南宁的5条快速铁路或客运专线，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贵阳为中心，连接周边各省会城市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快速铁路系统。

届时将形成贵阳至成都、重庆、昆明、长沙等地2小时，至武汉等地3小时，至广州、西安等地4小时，至郑州等地5小时，至上海等地6小时，至北京等地7小时的快速铁路交通网。

（图片）

在大力推进铁路运输体系建设的同时，我省将加快“六横七纵八联线”的高速公路体系建设，加快由贵阳龙洞堡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构建至主要区域中心城市的“快速空中走廊”。

促进铁路、机场、公路互补发展，形成铁路、公路、机场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将贵州省交通体系整体做大做强。

（六横七纵八联线图片）因此，交通问题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自甘落后的借口。

第三，我们要走出贵州的贫困落后仅仅是因为教育投入太少的思想误区。

和贵州贫穷齐名的就是贵州教育的落后。

因为穷，缺少教育机会成了贵州人另一个重要借口。

现在中央对西部的教育全包，“普九”学校都实行了“两免一补”政策，大大压轻了学生家长的负担，可以说贵州的教育不会再是难题。

但是如果教育投入的增加不能带来对教育本身的重视，或者说教育不是为了教会人们学会生存、改变命运的目的，即使投入再多也没有意义。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投入不重要，目前贵州的教育仍然投入不够，因为在贵州农村人口比例大，少数民族众多，山多地少，居住和生产极其分散。

在几户、十几户、几十户的自然村寨间，常常横着山地和丘陵，联系沟通极其不便，所谓“隔沟看得见，绕山走半天”。

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支出和成本是极其惊人的，我们不仅要建教学房，还要建学生宿舍、食堂等。

同时，还要考虑合理布局农村小学校点，增加师资力量，解决农村孩子“上学远”的问题。

所以，投入只能加大不能减少。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贫困山区唯一的老师”宁旺乡龙塘山摆己小学）

看了这段视频我们的心情应该难以平静，但值得庆幸的是“两基”攻坚以来，我县农村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在乡镇的政府所在地，随处可见修葺一新的教学楼和整洁的校园，大部分初中建起了学生宿舍和食堂。

但教育事业不仅仅是投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从思想认识上去重视他。

到目前为止,贵州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一方面是群众自身的重视不够，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严重，许多人只送男孩读书不送女孩读书，许多人认为子女读书只要能写自己的名字、认识几个字就行，外出打工不需要那么多文化（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我的梦想是打工”）。

另一方面，是教育主管部门对解决制度缺陷问题重视不够，“两基”攻坚本是一件好事，并且也确实给农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是也暴露出也许多制度设计不合理的地方，但这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我们来看一篇文章就会知道其中原由。

深圳著名扶贫支教者——“乌蒙流浪者”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支教，你们造假，形式主义要把山村教育逼向何方？

》，我摘取其中的几个段落，或许能够给人以启示：

七年前，在南中国海这座繁盛的都市——深圳，曾经有一群年轻人怀着激情和梦想远赴贵州山村学校扶贫支教。

岁月流逝，当年激情满怀的志愿者已经消失在都市的人流车河之中，当年他们做过什么？

他们看到了什么？

持续数年的扶贫支教究竟给山村教育带去了什么？

曾经的扶贫支教如春风一样吹遍了贫寒山村的角落，曾经的志愿者也试图以执著和善良去滋润那片干涸的土地，但我们只看到美好的一面，感人的一面，有谁愿意去揭开蒙在扶贫支教和山村教育顶上那层薄如蝉翼的面纱？

在贵州支教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的所见所闻远没有新闻媒体描绘的那样美好，很早以前，我就想给轰轰烈烈的扶贫支教泼上一盆冰凉的水，让那些为扶贫支教，为山村教育高唱赞歌的人清醒过来，让他们看清山村教育的现状，让他们认识山村教育步步下滑的根源。

这是一所贵州山村学校的曲折故事。

1998——1999年，作为第一批深圳扶贫支教志愿者，我来到乌蒙山深处的这所山村学校支教。

2001——2004年，我再度离开繁华都市和仕途，独自背起行囊重返那所山村学校支教。

四年支教岁月，我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最富激情的岁月，同时我也“有幸”目睹了一所山村学校由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目睹了山村教育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纠缠下负重难行，步步下滑的惨状。

作为支教志愿者，我们曾经有美好的愿望，但我们曾经的善良和爱心被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无情地亵渎了，我的感触恐怕比任何一个志愿者都要深刻，这也是我长期以来拒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根本原因。

2002年10月，四十个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学志愿者来到我所在的贫困县支教，也正是那个时候，那个县的“两基验收”（即普九和扫盲验收）也进入“攻坚”阶段，当地的老师都被迫昏天黑地地杜撰材料，编造数字，学校日趋混乱，教学质量直线下滑。

两个月后，四个大学生志愿者不辞而别，提前抛弃支教梦想。

我与他们之中的很多志愿者有过交谈，其中一个志愿者愤怒斥责，“我们拼命支教，他们拼命造假，还要我们帮忙造假，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

”是的，那个地方或许真的不需要志愿者，虽然我一直坚守那所山村学校支教，但我很清楚，越来越多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不仅摧毁了志愿者的执著和善良，更摧毁了一群群山里孩子的未来。

志愿者不堪忍受教育的虚假和形式，可以选择离开，但那些长年累月在偏远山村学校劳作的山村教师呢？

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有选择服从，忍受，他们的多少苦痛和埋怨都只能藏在心底。

“每一次评估验收检查评比，我们都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位老师的震撼人心的话语，曾经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今却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悲凉心境可想而知。

山村教师的工作严重超负荷，工资待遇低，生活清苦，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山村教师的苦累。

事实上，源源不断的检查验收，不得不为的弄虚作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