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theoryandpracticeofcorporatefinance全文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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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的理论与实践：

来自实地的证据

关于资本成本、资本预算和资本结构问题，我们调查了392位首席财务官。

大的公司主要依靠现值技术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小公司相对地比较喜欢使用回收期标准。

当发行债务时，公司比较注重维护财务弹性和比较好的信用等级；当发行股票时，比较注重每股收益稀释和近期股票价格升值情况。

我们发现了对于支持优序融资假说和交易资本结构假说的支持，但是却很少找到经理关心资产替换、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自由现金流或者个人税务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

资本结构资本成本股权成本资本预算折现率项目估值调查

1.简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一项描述公司金融的现行实践的综合调查作了一个分析。

在这个领域中，最著名的实地研究也许就是约翰.林特纳的开创新的股利分配策略分析理论。

那个研究的结论至今仍被引用，并深刻地影响着股利分配策略的研究方式。

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目标和林特纳的有点相似。

我们的调查描述了公司金融的现行实践。

我们希望研究者们能利用我们的结果来发展新的理论—并且潜在地修改或者放弃已经存在的观点。

我们也希望从业者们能够从我们的结果中得到启发，通过观察其他的公司是怎样运行的以及确认其他学术文献没有完成的地方。

我们的调查跟以前的一些调查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

首先，我们的调查的范围很广。

我们检测了资本配置，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

这让我们可以把跨领域的结果联系在一起。

例如，有些公司在考虑资本结构问题时会优先考虑财务弹性，我们就调查了这些公司在考虑资本预算决定时是否也会注重实物期权。

我们在每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共询问了100多个问题。

其次，我们抽样调查了接近4440个公司的大范围截面数据。

总计有392为首席财务官回应了我们的调查，回复率为9%。

我们所知道的第二大范围的调查是摩尔和理查特做的，调查了298个大公司。

我们研究了可能的未回复偏差，得出结论是我们的样本可以作为全部人口的代表。

第三，我们依据公司特征对回复结果进行了分析。

我们考察了高官们的回复与公司的规模、市盈率、杠杆效应、信用等级、股利分工策略、行业、管理者所有权、首席执行官年龄、任期和教育背景之间的关系。

通过测试这些回复是否涵盖了这些特点，我们把各种公司金融的理论的含义阐述的非常清楚。

这些理论涉及，公司规模、风险、投资机会、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激励。

基于调查的分析补充了基于大样本和个案的研究。

大样本研究是最普遍的实证分析模型，并且与其他方法相比有很多优势。

很多大样本研究提供了统计上的力量和横截面的变化。

但是，大样本研究经常不能对变量进行详细说明，并且不能提出定性的问题。

个案研究不太常见，但是却能提供非常详细的信息，并且不会“平均化”公司行为的单独特征。

但是，个案研究用的样本小，他们的结果往往是基于特例样本的。

调查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平衡大样本与个案研究的方法。

我们的调查分析是基于适当调整的大样本和一个公司广阔的横截面数据。

同时，我们能够询问一些非常详细和定性的问题。

但是，调查的方式也不是没有潜在问题的。

调查评估的是信念而不一定是行动。

调查分析面临着被查对象不能作为全体公司代表，或者是调查问题被误解的风险。

总的来说，调查分析很少被用于公司金融研究，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文章提供了帮助我们理解公司如何运行的独特信息。

调查结果显示公司规模显著地影响公司金融的实践。

例如，大公司比小公司明显地偏重于用净现值技术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来评估项目价值，而小公司更偏重于用回收期标准。

大部分的大公司都有严格或者有点严格的目标债务比率，相比之下，只有三分之一的小公司有。

高管们在选择资本结构时更偏重于使用非正式的规则。

影响债务策略最重要的因素是维持财务弹性和拥有一个较好的信用评级。

当发行股票时，调查对象很关注每股收益稀释和近期股价升值情况。

我们发现他们很少关注资产置换，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自由现金流或者个人税务问题。

如果调查对象依据这些更深层次的假说做出决策，那么他们显然是不知不觉这么做的。

我们承认但是没有调查这些更深层次含义包含在，例如，价格和信用评级当中的可能性，所以高管们间接地对它们做出反应。

这篇文章是如下这样安排的。

在第二部分，我们展示了调查设计、抽样方法，并且讨论了调查研究的一些说明。

在第三部分，我们展示了我们对于资本预算实践的分析。

我们在第四部分分析了资本成本。

在第五部分，我们考察了资本结构。

在最后的部分，我们给出了结束语。

2.方法论

2.1设计

我们的调查集中的三个方面：

资本预算、资本成本和资本机构。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详细回顾，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草案，然后分发给许多著名机构来获得他们的反馈信息。

我们融入了他们的建议并且修改了调查。

之后我们对调查设计和执行方面的问题征求了市场研究专家的意见。

为了最小化由调查问卷引致的偏差和最大化回复率，我们对问题的格式和所有的调查设计进行修改。

这项调查工程我们和财务经理人协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财务经理人协会在遍布美国和加拿大的8000家公司里面有将近14000名占据策略制定位置（如首席财务官、财务主管和管理者）的会员。

每一季度，杜克大学和财务经理人协会都会针对一些重要问题对这些财务高管进行一页的调查。

通常对季度调查的回复率为8%到10%。

利用倒数第二个版本的调查，我们在财务经理人协会和杜克大学都做了贝塔测试。

这让包括正在读书的MBA学术和财务主管都填写了调查表，在要求时间之前，做了反馈。

我们的贝塔测试员平均使用了17分钟完成这个调查。

根据这个和其他的反馈，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最终措辞方面进行了修改。

调查表的最终版本共三页，包含15个问题，大部分都有子部分。

一个部分搜集了关于样本公司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信息。

我们发出去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调查表，每个版本的问题都被重新排列了顺序。

对问题的排序并没有产生非常明显的不同。

2.2发送和回应

我们运用两种机制来发送调查表。

我们于1999年2月10日那天在杜克大学给1998年“财富500强”的每位首席财务官都邮寄了一份。

独立地，“财务经理人协会”在1999年2月14日用传真给他们的会员公司发出了4440份。

“财富500强”中的313位首席财务官都属于“财管协会”，所以这些公司都同时受到了一份传真和一份纸质的版本。

我们要求调查表在1999年2月23日前被回复。

为了鼓励这些管理者们回复，我们为相关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份高级版本的结果。

我们雇用了一个10人MBA学生的团队，用电话来跟踪寄给财富500公司的邮件或者可能的第二份调查表。

在2月23日，“财管协会”再次给4440个“财官协会”公司发了传真，我们也给财富500公司重新寄了邮件，并用了新的截止日期---1999年2月26日。

第二阶段是提前安排和设计用来最大化回复率的。

高管们通过传真把他们完成的调查表发给了第三方数据服务商。

使用第三方保证了调查表的回复是匿名的。

我们觉得匿名对于获得一些问题的坦率回答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调表查回复者的身份，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某些特定公司的特征，就像我们下面讨论的。

392份完成的调查表被收回了，回复率接近9%。

在给出我们的调查表的长度（3页）和深度（超过100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回复率比季度的“财管协会-杜克调查表”要高一些。

2.3统计数据，总结问题

图表1代表了我们的样本中公司的总结信息。

这些公司从很小（26%的样本公司销售额少于100万美元）到很大（42%的样本公司销售额至少为10亿美元）。

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称“大公司”为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40%的公司为制造商（图表1C）。

非制造商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其他行业中，包括金融（15%）、运输和能源（13%）、零售和批发（11%）以及高科技（9%）。

在附录A中，我们展示了回复的公司可以作为公司总体规模，行业和其他特征的代表。

中位数的市盈率是15。

60%的回复者的市盈率是15或者更高（图表1D）。

当我们分析投资机会如何影响公司行为时，我们称这类公司为成长型公司。

我们称剩余的40%的回复者是非成长型的公司。

债务水平的分布是非常均衡的（图表1E）。

接近三分之一的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20%，另外三分之一的在20%到40%，剩余的高于40%。

我们称资产负债率高于30%的公司为高杠杆型。

样本公司的信用可靠性也很分散（图表1F）。

20%的公司拥有AA或者AAA的评级，32%的有A评级，27%的是BBB评级。

剩余的21%是投机性的BB级或者更低。

回复的公司中有接近一半的首席执行官年龄在50到59岁（图表1I）。

另外的23%年龄超过59，一个我们称之为“成熟”的集团。

28%的首席执行官年龄在40到49岁之间。

这项调查显示高管们频繁地更换工作。

接近40%的首席执行官们任职不超过4年，26%的任职4到9年（图表1J）。

我们定义这34%任职超过9年的人为“长期任职”。

41%的首席执行官拥有的学士学位为他们的最高学历（图1K）。

另外的38%拥有MBA学位，8%拥有非MBA硕士学位。

最后，在样本公司中，前三位高管至少拥有他们公司5%普通股，的比例为44%。

这些执行官特征让我们允许考察管理层激励和自利是否会影响调查表回复结果。

我们也研究了拥有MBA学位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管的决策。

图1M显示，36%的公司非常喜欢发行股票，20%的考虑发行可转债，31%的考虑在国外市场上发行债务。

在回复的公司中，64%计算股票成本，63%的拥有公开交易的普通股，53%的有分红，7%是被管制的公共事业。

如果分发红利是一种对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缩减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指示，那么红利分发二分法就允许我们来考察数据是否支持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公司理论。

（插入表格1）

表格1显示了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关系。

不出所料，小公司有较低的信用评级，较高比例的管理拥有权，较低的支付红利发生率，较高的被私人拥有的比率，较低的国外收入。

增长型公司一般是规模小，有较低信用评级，和较高管理所有权等级的公司。

不支付红利的公司有较低的信用评级。

下面，我们针对调查回复中的各个单个公司的特征进行了单变量分析。

但是，因为，规模与很多不同的因素相关，我们对分规模因素进行了鲁棒性检验。

我们把样本分为两组，大公司和小公司。

在每种规模的子样本中，我们再次对除规模意外的公司特征进行分析。

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某种特征（非规模）对于所有样本和两组子样本中都能保持的情况下，我们才报道这个发现。

我们也针对公共和私人公司，分别进行了鲁棒性测试，并且只有当这些特征对于全样本和公共样本都能保持的时候才报道基于这种的结果。

表格包含了所有的结果集，包括那些没有通过鲁棒性测试的结果。

总之，高管和公司特征的差异让我们对公司金融的实践有一个详细的描述成为了可能，能够让我们推断公司的行为是否与学术理论一致。

我们在附录A中展示我们的样本是所画出总体的代表，是“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中的代表”，没有收到非回复变差的有害影响。

3.资本预算方法

3.1设计

这部分考察了公司用于评估项目的技术。

以前的调查主要集中于大公司，并且提出内部收益率是评估的主要方法。

例如，吉特曼和福利斯特（1977），在对103个大公司的调查中，发现只有9.8%的公司把净现值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方法，53.6%的公司把内部收益率作为他们的主要方法。

斯坦利和布洛克（1984）发现，65%的回复者把内部收益率作为他们资本预算的主要方法。

摩尔和莱歇特（1983）调查了298个财富500公司，并且发现86%使用某种类型的现金流折现分析法。

布尔曼（1993）发现74个财富100公司中的73个使用某种类型的现金流折现分析法。

这些结果跟特拉汗和吉特曼（1995）的发现很相似，他们调查了84家财富500和福布斯200最好的小公司，和布鲁纳、伊迪斯、哈里斯以及希金斯（1998）的发现也很相似，他们调查了27家非常被看好的公司。

我们的调查和以前的调查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同。

最显著的区别是以前的调查几乎都是唯一地集中于大公司。

第二，在我们的样本容量比以前的调查都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控制很多不同的公司特征。

最后，我们超越了净现值对内部收益率分析发，试图发现公司是否使用下面的评估技术：

调整净现值法（参见布雷利和迈尔斯，1997），回收期发，折线回收期法，盈利能力指标，会计收益率法。

我们也咨询了公司是否绕过折现技术而简单地使用收益倍数。

我们对公司是否使用MBA课程中所教的其他分析法（比如模拟分析法和Var值法）也很感兴趣。

最后，我们对实物期权在项目评估中的重要性也非常感兴趣（参见迈尔斯，1977）。

3.2结果

被调查者被要求为他们使用不同的资本预算方法的频繁度在0到4之间打个分（0意味着从来不，4意味着总是）。

结果与以前的调查相比，有许多不同，或许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更多样化的样本。

这儿有一个重要的警告，那就是贯穿整个调查，回应反应了信仰。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信仰与行为一致。

更多的被调查者选择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作为他们最常使用的资本预算方法。

74.9%的CFO总是或近乎总是使用净现值。

75.7%的被调查者总是或者近乎总是使用内部收益率。

要求报酬率也很流行。

对公司和高管特性的回应的审查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结果。

大公司比小公司明显的更可能运用净现值。

成长型公司与非成长型公司在使用工具方法方面并无不同。

高杠杆公司比低债务率公司明显的更可能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大小的假象。

在未报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杠杆与低杠杆的小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高杠杆与低杠杆的大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有趣的是，高杠杆公司也更可能用敏感度和模拟分析。

或许是因为他们在管理过程中被要求如此做，工具更可能使用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并且采用敏感度和模拟分析。

我们发现拥有MBA的CEO比没有MBA的CEO更可能使用净现值，但是差异的水平只有10%。

支付红利的公司比不支付红利的公司明显更可能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这一结果在我们分析公司大小情况时同样成立。

上市公司比私营公司明显更可能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正如在表格1所做的相关性分析，这些属性中很多都是相关的。

比如，私营公司也是小公司。

除了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回收期是最常用的资本预算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金融教科书对投资的回收期限的标准存在缺陷。

（投资的回收忽视了货币和现金流超过截止日期的时间价值，截止是任意的。

）小公司使用投资回收期的频率几乎与使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一样高。

在未经公布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小公司中，没有MBA的CEO更可能使用投资回收标准。

投资回收期在成熟的CEO中最流行。

在一次分开的实验中，我们发现无论对于小公司还是大公司而言，成熟的CEO明显比年轻的CEO更可能使用投资回收标准。

投资回收标准也被那些拥有长期任期的CEO频繁使用。

几乎没有公司使用已贴现的投资回收标准，这种方法通过解释货币的时间价值来排除投资回收标准的某一缺陷。

对于有严重资本约束的公司使用投资回收标准的合理性有时受到质疑：

如果一个公司在早期不能支付正向现金流，这个公司将会停止运作，并且因此在遥远的未来不能收到正向现金流，或者也将没有资源去从事下一期的投资。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因为我们发现投资回收和杠杆、信用等级和股息分配方针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我们对于投资回收标准被年长的和拥有长期任期的不具备MBA的CEO使用这一发现反而暗示缺乏经验是推动投资回收标准的一个驱动因素。

一些公司使用收入多样化方法来进行项目评估。

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可能采用这种方法，缺乏根据。

我们发现高杠杆公司更可能采用收入多样化方法。

无论公司大小，杠杆在收入多样化方法上的影响都是强健的。

（也就是说，高杠杆公司，无论其大小，都频繁使用收入多样化。

）

总的来说，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结果显示净现值作为一个评估方法更受关注。

此外，使用具体的评估方法与公司大小。

公司杠杆以及CEO特性相关。

尤其是小公司明显不大可能使用净现值。

他们也不太可能使用敏感性和VAR分析方法。

下一节我们将分析进一步深入，我们详述公司具体使用的方法，并一次来得到资本成本大小，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和一个具体的资本预算方案。

4.资本成本

4.1设计

我们对资本成本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公司怎样计算债权成本。

我们探索公司是否会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历史平均回报或股息贴现模型。

第二，我们研究当公司在进行项目评估决定现金流和贴现率的投入时所考虑的风险因素。

这些风险因素包括法犸1992描述年的基本要素，节加迪西和提特曼1993年定义的动量指标，还包括陈和罗斯1986年以及哈维1991年提出的宏观经济因素。

第三，我们探讨这些模型是如何被使用的。

尤其是，我们考虑企业如何评估海外市场的一个新项目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对CFO是否考虑项目贴现率很感兴趣。

4.2结果

表格3显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到目前为止最流行的评估债权资本的方法：

73.5%的被调查者总是或者近乎总是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第二和第三流行的方法分别是平均股票收益和一个修正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ultibetaCAPM）。

这与季特曼和莫库里奥1982年发现的调查者中只有31.2%的人使用股息贴现模型来确定资本成本这一结论形成强烈对比。

虽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很流行，但是我们稍后会展示这一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明显。

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性。

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可能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小公司更倾向于使用债权资本的成本，这由投资者偏好决定的。

拥有MBA的CEO比没有MBA的CEO更可能使用CAPM或带有额外风险因素的CAPM；但是这种差异仅仅在CAPM这一要素上较为明显。

我们还发现拥有低杠杆或管理层持股较少的公司明显更喜欢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我们发现私营企业与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不同（上市公司更喜欢使用CAPM）。

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私企的贝塔系数很可能是通过计算可比较的上市企业而获得的。

最后，我们发现在国外拥有较高销售业务的公司更可能使用CAPM。

考虑到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审核这些可控影响是否仅仅与公司大小有关显得很重要。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国外销售额度可以代表公司大小。

表格1显示，国外销售比例与公司大小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当我们分析通过国外销售额度验证公司大小时，我们发现他们在使用CAPM方面没有显著的不同。

但是，这不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也是如此。

不同的杠杆率的公司在使用CAPM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上市或私营对公司大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最后，管理层持股多少对CAPM使用影响程度在小公司中比较明显，在大公司间不明显。

也就是说，在小公司中，CAPM的使用频率与管理层持股多少负相关。

对于大公司，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总的来说，最重要的额外风险有：

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和通胀风险。

对于贴现率的计算，最重要的因素是利率风险，规模大小，通胀风险和汇率风险。

对于现金流的计算，许多公司吸纳商品价格，GDP增长率，通胀和汇率风险。

令人感兴趣的是，几乎没有公司为了账面市值比，抵押物或者动量指标风险调整贴现率或现金流。

只有13.1%的调查者在计算现金流或贴现率时考虑账面市值比。

动量指标仅仅被11.1%的调查者所重视。

小公司和大公司在处理风险时表现出不同特性。

对于大公司而言，最重要的风险因素是汇率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商品价格风险和利率风险。

这与Ferson和哈维在1993年在采用大量样品研究国际资产定价模型是详细列出的要素集合是相似的。

表格4展示了对于大公司而言，汇率风险是最重要的额外风险因素。

（61.7%的大公司调整汇率风险，51.4%的大公司调整经济周期风险。

）这与小公司不同。

小公司更易被利率风险影响，而大公司则更易受汇率风险影响。

正如可能预期的，拥有大规模海外销售的公司对于非预期的汇率浮动比较敏感。

拥有大量外汇暴露风险的公司中有14%的公司为汇率风险而调整贴现率，22%的调整现金流，32%的两样都调整。

这些数据代表公司为规避某种风险而“调整某东西”这一事件发生的最高概率。

对于其他的控制变量，我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发现。

高杠杆的公司更可能多关注经济周期风险；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债务并不影响公司是否为利率风险，期限结构风险或破产风险而做出调整。

增长型公司比非增长型公司对汇率风险更敏感。

制造业企业比非制造业企业对利率风险更敏感。

我们考察最后一个关于资本预算的问题。

表格5研究了海外市场项目的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公司使用单一的全公司性的贴现率（company-widediscountrate）来评估项目。

58.8%的被调查者总是或者几乎总是使用全公司性的贴现率，即使设想的项目极可能有不同的风险特征。

将近51%的公司声称他们使用风险匹配的贴现率来评估项目。

如果这些相同的公司在考虑风险要素时为外汇风险而调整现金流，那么许多公司信赖全公司性的贴现率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未经报考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事实相反：

在面临外汇风险时不调整现金流的公司（与面对外汇风险进行现金流调整的公司相比）在评估海外市场项目时相对来说也不大可能采用风险匹配贴现率。

大公司比小公司明显更可能使用风险配对贴现率。

这在我们对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分析中等得到进一步肯定，这些企业比全企业在评估国外项目时比全企业（firm-wide）更可能采用风险配对贴现率。

几乎非常少的公司在对同一项目进行评估时采用不同的贴现率来分开评估不同的现金流。

对公司特性的分析揭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增长型公司更可能使用全公司贴现率来评估项目。

令人惊奇的是，有外汇敞口的公司明显更可能采用全公司贴现率来评估海外项目。

上市公司比私营企业更可能使用风险配对贴现率；但是，这一结果并不适用于公司规模大小。

拥有短期任期的CEO更可能使用全公司贴现率（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在5%水平）。

5资本结构

我们的调查分别对债务、债权、债务的给付日期、可转换债务、外债、目标负债率、信用等级和实际负债率设置了问题。

5.1资本结构选择的权衡理论

5.1.a目标负债率和债务的成本与收益

一个关于资本结构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未解决的问题是企业是否有目标负债率。

权衡理论声称，企业有最佳的债务产权比，这由企业权衡债务的收益与成本决定。

在传统的权衡模型中，债务的主要收益是有利税率的可抵扣程度（尼和米勒，1963）。

主要的成本是那些与财务困境和当债券持有者收取利息时发生的个税支出有关的成本（米勒，1977）。

CFO告诉我们，债务对公司产生的有利税率在资本结构决策中是适度重要的：

表格6展示这一平均回应是2.07分，分数区间在0到4（0表示不重要，4表示非常重要）。

有利税率对大型的，管理有序的，并且支付股息的公司非常重要，这些公司很可能有高的公司税率，并且因此有很强的使用债务的税收鼓励。

德赛在1998年说过，公司可能出于税收鼓励而发行外债，所以我们研究当国外的税收待遇是有利的时候，公司是否会发行债务。

我们发行相对于美国来说更有利的国外税收待遇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拥有大量外汇敞口风险的大公司更可能认为国外税收待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暗示公司需要一定水平的经验和风险去执行国际税收计划。

相反，我们几乎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公司在决定债务政策或债权政策的时候直接考虑个人纳税。

因此，公司把投资者作为税收受保护者似乎不可能。

（即使我们不能排除投资者基于支出政策投资于公司或者高管对个税的反应程度影响到市场价格这种可能）。

当我们直接询问公司潜在的破产风险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债务决策时，我们发现它们一点也不重要，即使它们在高风险公司中相对比较重要。

但是，公司非常关注他们的信用等级（2.46分，是第二大影响债务因素），这可能是公司关注破产成本的一个迹象。

在公司中，信用等级是影响债务决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信用等级对于500强企业来说也很重要。

最后，CFO在做债务决策时还关注收入的波动，这与破产风险较高时减少债务使用是一致的。

我们之间询问公司是否有一个最佳的或目标负债率。

19%的公司没有一个目标负债率或目标区间。

37%的公司有一个浮动目标，34%的公司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