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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贸易体制下服务业的开放
多边贸易体制下服务业的开放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为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
开放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我国走向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
开放服务业要以利用外国服务提供商资源和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目标,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空间,遵循《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则,在各种服务提供方式上进行战略抉择,着重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实施积极的服务业开放与适度保护的策略。
一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
1.多边贸易体制的创新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1994年走完了它47年的行程,多边贸易体制新的制度性框架终于在1995年浮出水面,世界贸易组织以其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多边贸易体制的创新是多方面的,重要的突破之一在于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框架,即制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尽管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各成员的认识还有不尽相同的地方,但是《服务贸易总协定》毕竟是为规范成员间的服务贸易活动提供了协商的基础。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制定标志着国际贸易的标的物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正在由以货物贸易为主的结构特征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结构转化。
1970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150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为710亿美元,占23%;1994年,全球贸易总额为41700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为10800亿美元,占26%;2004年,全球贸易总额达到了88800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为21000亿美元,占24%。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创新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定义创新:
对服务贸易进行了界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根据服务提供的方式界定了服务贸易的管辖范围。
提供服务的四种方式,即跨境支付,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的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领土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商业存在,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为其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提供服务。
这一对服务贸易的界定代表了多数成员国及专家的广泛意见,在各种定义之上选择了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界定。
[1]
第二,机构创新:
组建了服务贸易理事会。
乌拉圭会合不但创建了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还创立了服务贸易理事会,专门负责管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实施,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并列为总理事会下的三大机构。
服务贸易理事会设有下属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具体承诺委员会,以及专业服务工作组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组。
第三,制度创新:
对国际服务贸易建立了基本的规则平台。
《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活动提供的规范与货物贸易有许多共通之处,如最惠国待遇(尽管有例外清单以及区域贸易集团成员间的特殊安排)、透明度和国民待遇等;在针对服务贸易活动的特点方面,提供了对国内法规的约束以及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规定。
由于服务贸易发生的特殊方式,国内法规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所以约束各成员方国内法规就成为管理规范服务贸易的重要环节;此外在市场准入方面,对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限制服务网点总数或服务产出总量、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可以雇佣的人数、限制或要求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提供服务、限制外国资本参与的比例或外国资本的投资总额等手段进行了规范,各成员方的承诺具有约束性,即给予来自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在其具体减让表中所承诺的待遇。
第四,承诺创新:
各成员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承诺。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一次把服务贸易议题纳入了多边贸易体制,各个成员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首次做出了减让的多边承诺。
根据一项研究成果[2]表示:
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承诺的开放程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日本、欧盟(15国)、瑞士等国较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高出近两倍。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也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做出了相应的承诺。
根据一项研究[3]表明,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成员,在服务贸易的开放承诺程度比较高,在发展中国家中,减让总计数低于韩国、匈牙利等少数成员,排在全部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第15位。
2.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顺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服务贸易总协定》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多边的制度保障。
多边贸易体制的这一创新既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保障。
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趋势是向服务经济的转型,服务业所创造的产值超过了制造业与基础产业的产值。
1994年美国服务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5%,国民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主要依赖于服务业。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在服务业方面的积累起了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产生了向国外输出服务的发展要求。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在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过程中日渐凸显,全球化的生产、全球化的采购与配送、全球化的结算与财务安排、全球化的市场与消费都需要服务业的支撑,尤其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服务业的支撑。
有文章[4]论证了服务经济时代、金融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包括所谓的金融时代的统治和信息社会的形成要有服务全球化的支撑才能真正实现。
二正确认识多边贸易体制下服务业开放的若干问题
1.开放服务贸易的必然性
如果说,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还有讨论是否开放服务贸易问题的空间。
但是,通过入世过程的讨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国在入世承诺中对开放服务贸易做出了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服务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承诺水平。
承诺的服务贸易领域必须开放。
在开放服务贸易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仍然有几个值得探讨的认识问题,它将决定我国服务业发展以及服务贸易开放的政策选择。
尽管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在规制上已经得到了解决,当我国在入世协议书上签字,并通过国内的立法程序得到通过之时,就必须如期兑现承诺。
但是,在认识上还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尤其是当我们兑现承诺、开放服务贸易带来一些问题时,认识上的坚定性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开放服务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如前所述,美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5%,劳动力的分布也大体保持着相同的比例。
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当今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的基本特征。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78年的比重分别为28%、48%、24%;2003年调整到15%、52%、33%。
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了9个百分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完成了从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向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服务业的支撑,需要第三产业的配套发展。
但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比仍然较为落后。
根据一项研究成果[5]显示: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比重水平,后者为42%,而我国仅为34%,即使做一些调整,仍然低4个百分点;如果与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当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比,要低19个百分点,在就业比重上则低20个百分点。
开放服务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回顾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主要是根据国情制定了一条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对外开放方面,充分利用了我国原有的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采取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方式,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启动与快速发展,实现了由农业经济为主向制造业为主的过渡,同时也为我国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我国制造业在较大范围内获得了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时候,在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门槛前,生产性服务的跟进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时通过重点开放生产性服务贸易如运输服务、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一些围绕制造业生产过程的专业服务等领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我国正在向制造业大国迈进。
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生产力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转型,工业化进程令世人瞩目,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制造厂商向我国转移生产装配环节,奠定了我国在未来的十年中有望成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础。
但是,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限制了我国制造业向国际市场的迈进,其产品销售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外国公司手里,在当今利润增值的重点向非生产性环节转移的大趋势下,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无异于在替他人做嫁衣。
服务贸易的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在向制造业大国迈进的同时,抢占利润增值的制高点,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全价值链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制造业高速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国正在向贸易强国迈进。
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11547亿美元,占世界排名的第三位,连续10多年实现贸易顺差,已经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
但是,我国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
在国际交换中,我国还不是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得者。
一方面,从贸易方式看,在占贸易总额55%的加工贸易中,我们只能得到加工费和部分国内配套供给的收益,从1比1.2~1.5的增值率来看,充其量也只有在577亿美元或1270亿美元净出口中获取隐含的收益;从贸易主体看,在占贸易总额57%的外资企业中,我们通过它们的贸易获取的收益大多集中在国内供货与人工成本方面。
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的占比很低,2004年为1286亿美元,仅占10%,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说明我国还不能从国际贸易的主流趋势中获取主要的经济利益。
2.服务业的开放要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则
乌拉圭回合谈判制定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其独立于《货物贸易总协定》,但是在贸易的一般规则上,二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诸如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市场准入以及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方面也应在服务贸易中得到遵守;此外,在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服务贸易方面可能存在着更大的差距的认识下,对发展中国家参与服务贸易做出了鼓励性的规定。
国民待遇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制定的一项基本准则,开放服务业必须遵守这一准则。
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涉及发展我国服务业的价值判断,即对于利用外国服务提供商的作用机制有不同理解与取舍:
开放服务业,允许外国服务提供商向国内市场提供服务,使我国服务业的总供给规模扩大,服务质量水平有所提高;开放服务业,允许外国服务提供商进入我国服务业,提升我国服务业的竞争水平,利用外国服务提供商的竞争压力促进我国服务提供商的成长。
从客观上看,只要开放服务业,这两种作用就会同时产生效力;但是在政策的主观取向上,有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我国对外开放的经验之一是通过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实现了启动外商投资的浪潮。
在短短的数年内,我国吸引境外投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曾经引发了所谓“超国民待遇”的激烈争论。
现在回头来看,这种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取得了成功。
与生产领域中的外资政策相对应,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就纳入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规则是对成员方的基本要求。
此外,通过2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层面已经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宏观调控政策基点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一方面是我们已经在招商引资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方面国内外的互动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的情况是我国的改革还不到位,外资不了解中国,不想来,不敢来,于是我们要用优惠政策吸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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