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成长小说情节模式与结局之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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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成长小说情节模式与结局之比较研究
英美成长小说情节模式与结局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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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成长小说;情节模式;结局;差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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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察英美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和结局对于读解成长小说文本,把握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但调研发现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历来有争议,甚至存在着含混与矛盾的现象。
以成长小说文本为依据,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成长小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节发展模式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结局。
这两种不同模式和结局的存在与人的心理需求、成长小说的自传体特征以及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小说生成语境的变化和差异关系密切。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2023209
PlotsandEndingsofBritishandAmericanBildungsroman
SUNShengzhong(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3,China)
Keywords:
Bildungsroman;plotpattern;ending;difference;causeofformation
Abstract:
ThestudyoftheplotpatternsandendingsofBritishandAmericanBildungsromanisofgreatsignificanceforthetextualinterpretationofBildungsromanandthecommandofitsdevelopmentalhistoryandtendency.Surveyshows,however,thatdifferentscholarshavedifferentideasabouttheplotsandendings,someofwhichareambiguous,evenself-contradictory.BasedonthetextsofBildungsromanandthepreviousresearchesonthem,thispresentpaperpointsoutthattherearetwotypesofplotpatternsanditscorrespondingendings,whicharethereflectionsofreaders'andnovelists'psychologicaldemands,theautobiographicalfeaturesofBildungsroman,andthechangesanddifferencesofthefictionalcreationcontextssuchassocial,historical,andculturaltransformation.
小说的情节与结局密切相关,情节之于小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对故事情节重要性的强调恐怕莫过于将其上升为人生的高度。
巴巴拉?
哈迪(BarbaraHardy)就曾指出,叙述的故事情节(storyline)不仅仅是“艺术家们用以控制、操控和处理经验的美学虚构,而且还是由生活自身转化而来的一种基本的思想行为……为了真正地生活,我们虚构关于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故事。
”[1]33这不仅道出了故事情节对于小说乃至人生的重要性,而且还暗示了这一艺术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
许多成长小说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传统成长小说中的“反讽(irony)、转弯抹角(obliqueness)和不确定性”,在斯韦尔斯(MartinSwales)看来,这皆源于客观现实对主人公所珍视的内在心灵的不断冲击。
[1]29萨蒙斯(JeffreySammons)在“成长小说失落的奥妙或:
威廉?
麦斯特的传统怎么啦?
”(“TheMysteryoftheMissingBildungsromanor:
WhatHappenedtoWilhelmMeister’sLegacy?
”,1981)一文中敏锐地提出了困扰着成长小说研究的难题:
“完整个体的成长和分裂的自我重新融入世界、宇宙,最终进入社会之间的矛盾。
”[2]227这是成长小说作家和成长小说研究者必须要解决的矛盾,实际上,这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成长小说或成长小说自身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前者多半是经典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典型特征,他们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受社会预设的模式所支配,被动地接受传统的价值观,通过审视自己的过去,结合社会的要求,重新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他们早晚会融入社会,成为其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即所谓“完整的个体”。
而后者似乎是现当代成长小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主人公并不相信所谓有机的融合,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把社会看作是对立的、异己的,因而被社会认为是“分裂的自我”。
但他们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要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要寻找一种既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能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而忠于自我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17]59这里涉及到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与结局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读解成长小说文本,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及发展趋势。
一、成长小说的两种情节模式
成长小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情节发展模式,一种是以歌德(JohnannWolfgangvonGoethe)的《威廉?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MeistersLehrjahre,1795-1796)为代表的经典成长小说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后来在英国小说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另一种是现代成长小说发展模式,美国成长小说总体上属于后者。
本文重点讨论英美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
豪(SusanneHowe)对英国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作过如下勾勒:
“典型的‘成长’小说青少年主人公启程上路闯世界,通常由于他自身的气质原因遭遇挫折,偶遇引路人和指导者,在选择朋友、妻子和谋生的职业方面开始会犯许多错误,最后通过找到他可以在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活动领域使自己以某种方式适应他的时代和环境的要求。
”[3]4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情节描述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会遭遇阻力,二是这个阻力是由其“气质”亦即个性所造成的,三是他最后适应了社会。
主人公遭遇到的成长阻力表现为社会条件、周围的环境等各种因素对他的挤压和遏制,此时生命的本能迫使他与之抗争。
惟有如此,他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维护自己的本性。
但在强大的社会面前,除了自愿接受各种限制以外,似乎没有任何自由而言,因为一切善、恶、美、丑等价值标准好像早已被社会所确定,自己已无任何表达观点的余地。
但在托马斯(CalvinThomas)看来,“他必须根据他认为是正确的标准来赞成这个,否定那个,”“不这样做就是拒绝生存。
”[2]23如果达到了这一点,主人公能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行动,那么,他的成长过程就完成了,至少取得了暂时的、阶段性的成果。
尽管他对社会和自己的认知还不够深入,但他已能接受,并能践行他和社会确立的任何关系,因为此时他的内心世界已经和外部现实和谐结盟。
在这个模式中,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似乎开始总是说“不”,最后又总是说“是”。
约斯特(FrancoisJost)也曾试图给成长小说寻求一个“稳固的结构原理”:
“事件接着事件,根据有别于那些逻辑规律的需要分开或交汇。
每一段情节植根于前一段情节之中并隐隐约约地在下一段情节中得以延续。
但所有事件的发生并非显得系统而有序。
统一的因素将会在主人公本身,在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他从胜利和失败中得出的推论中发现。
因此,成长小说仍然是一种精神之旅的记录:
一部新的《天路历程》。
所走过的心理历程成了衡量所获得成就的标准。
发生的变化是从不确定到确定、从谬误到真理、从混乱到明了,从肉体的要求到精神的追求”。
[4]139在约斯特的模式中,除了突出表现故事中事件环环相扣的特点以外,强调的是主人公精神上的探索与提升,但总体上来说,它仍然属于经典成长小说的模式,因为主人公“从不确定到确定、从谬误到真理”等的变化预示着他最终会成功地融入社会。
成长小说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情节是“寻求故事的变体”(aversionofthequeststory)。
[2]221主人公沿着特定的目标前进,他要么完成了英雄壮举,要么失败。
德国经典成长小说源于18世纪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传统,因此,以《威廉?
麦斯特》为代表的小说内含着两种情节模式:
“朝着知识和融入社会前进”的“线性”模式和“向上朝着精神满足方向运动”的“螺旋上升”模式。
[5]2内嵌的这两种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经典成长小说作家理想主义的一面,因为无论是“线性”的前进方向还是“螺旋上升”式的运动都表明主人公不仅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英美成长小说恰恰在这内嵌的两种模式中作了价值取舍:
英国成长小说倾向于社会的可接受性,而美国成长小说更执着于精神追求。
与传统的小说相比,现代小说在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尤其表现在叛逆的个体是选择顺从还是抵制社会方面:
“过去的小说经常关心的是显示这样的叛逆最终怎样回头积极地顺应社会”“而现代小说不得不表明的恰恰是这样的顺从变得多么困难。
它们不得不越来越强调顺从的不可能――强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沟壑正变得越来越宽。
”[6]48马茨(JesseMatz)进一步分析认为成长小说的情节发展模式变化最大,他对比说明了这种巨大变化:
原来,“成长小说是一个主人公从青年期到成年期成长的故事,强调叛逆的个人主义如何向成熟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社会合作让步。
”在个人自决和社会化需求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走向后者。
但是,“在现代成长小说的逆转中,人物在成长过程中通常由顺从走向反叛,最后不是大体上同社会幸福地结合,而是激烈地,通常是破坏性地抵制社会。
”[6]48马茨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显得过于笼统,大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小说家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上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对自主性与融入性的新观点。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或更客观、更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或许他们认识到自主性和融入性是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现代小说充满着不确定性,往往带有悲剧性的结局。
戈尔曼(SusanAshleyGohlman)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她认为:
“当代成长小说作家不得不通过引领他或她的主人公经历两个学徒期(apprenticeships)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引导主人公相信他或她能够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第二个学徒期他或她一开始就发现这个有机组成是虚幻的,而真正的学徒期是这样构成的:
审视或‘应对’那些导致他或她达到分裂或异化地步的幻想以及有意识地逐步努力在自我和社会/世界/宇宙之间构建一种对个人有意义的关系。
”[2]227她在论述有关自我教育(Bildung)的概念时进一步指出:
“主人公首先经历被动接受社会价值观的阶段,然后反叛它们,并最终开始了真正的学徒期。
此时,他或她在现实中,或在记忆中,或在二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再现那些过去的经历,这些过去的经历现在必须被拆开,在自我和社会相互改造的过程中被重新串联在一起,直至主人公发现他或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通过这种方式,他或她积极地承担起构建新的身份的任务。
”[2]229
必须指出的是,戈尔曼为解决萨蒙斯所说的成长小说研究中的困惑和矛盾而提出的折中阐释方案和调和论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它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既然主人公接受了业已存在的社会价值观,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就说明他或她已经融入社会,或者说他或她已经走完了其成长的道路――“长大成人了”。
问题是:
已经被社会同化了的人何来反叛?
如果反叛,他或她要反叛什么?
反叛的理由和动因又是什么?
其次,在考察成长小说文本的实践中,我们很难在同一部小说中找到符合戈尔曼所说的两个学徒期的范例。
通常的情况是,要么主人公被社会同化,最终融入社会,要么他或她坚守自我,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为分裂或异化的人。
前者是以歌德《威廉?
麦斯特》为代表的经典成长小说的典型发展模式,后者在现代成长小说中更常见:
无论主人公开始的抱负有多么崇高,他们迫于所处时代更为强大,常常是腐败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最后多以幻灭告终。
这类小说看似是对前者的背离,或同其决裂,实际上是对旧有模式的改造,赋予其新形式,深化了此类作品的主题,是对现当代人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彰显了作家们对当代社会中个人成长问题持久的兴趣和深深的忧虑。
戈尔曼在其专著《从头再来:
当代成长小说主人公的任务》(StartingOver:
TheTaskoftheProtagonistintheContemporaryBildungsroman,1990)的前言中实际上就已经描述了成长小说主人公成长模式中的两个阶段:
“不论年龄和背景,主人公们都已经通过了一个在本质上非常传统,受特定的社会、哲学或宗教价值观(或它们的组合)所熏陶的学徒期。
然后他们在某一时期遭遇到某种冲突或处于两难境地,被迫拒斥他们所学到的一切,煞费苦心地创建一套他们能够在世界上生存的新的或修正的价值观。
”[2]ix在这两个学徒期中,一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被动接受期,一个是在困境中的价值观再创或修正期。
对她来说,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似乎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只不过所学得的知识与实际相冲突,致使他或她处于尴尬的境地,于是不得不重构或修正已有的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这可能就是戈尔曼著作的题目――“从头再来”的含义。
显而易见,“重构”或“修正”就成了主人公的主要任务,其过程和结果自然也就成了小说家们要着力再现的内容和他们自己作为成长小说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主人公的第一个学徒期在小说开始部分已经完成,所谓的成长也就成了价值观的再确立,主人公在与社会的接触中接受再教育。
戈尔曼还认为当代成长小说是歌德时期问世的那几部成长小说的嫡系后裔,关于成长的那两个相对立的传统都集中在当代成长小说中:
主人公确实经历了两个学徒期,第一个是传统的,即主人公完全接受了社会价值观,第二个是真正的学徒期,在此期间,主人公学会了在社会上与生活达成妥协,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真理要么必须被拒绝,要么被全面重估。
[2]x-xi这种观点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尽管她的研究对象是当代成长小说,但她过于拘泥于经典成长小说的发展模式,把自己局限在权威专家的论断中,没有充分考虑当代小说的发展变化;第二,她的论断自相矛盾,既然在主人公所生存的社会里,绝对真理必须被拒绝或被全面重估,他又是如何与之达成妥协的。
实际上,对现存价值观的否定和重估是现当代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典型特征,他们多数都没能与社会达成妥协,宁愿选择分裂、异化、退缩,甚至死亡。
综上所述,成长小说有其独特的情节发展模式,其主人公或以象征的形式或按照时间的逻辑总是要经历从孩童到成人的发展历程。
在初始阶段,主人公要遭遇失意或某种不满,这些成为他们踏上人生之旅的一种推动力,促使他们离开家庭或所生长的环境。
其成熟的使命或以顿悟的形式瞬间实现,或在个人需求和欲望同社会要求和顽固的社会价值观之间不断的冲突中艰难地逐渐完成。
[17]60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自我认识和实现的过程。
从传统的成长小说来看,这一过程的关键是看成长主体能否最终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可靠的一份子。
而在“异化的现代社会”中,当个体发现这一过程显得不可能时,原先的成长小说情节就显得“虚假而造作”。
于是,原有的成长小说模式就会被颠覆。
[6]48换言之,在传统的成长小说模式中,主人公先是叛逆,然后逐渐成熟,最后成长为一个能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位置的幸福的人,而在现代成长小说中这种情节模式往往相反,主人公先是顺从,然后叛逆,最后拒绝融入社会。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情节模式的界定或许适合德国乃至英国成长小说,但按此标准,美国成长小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似乎历来就属于“现代”成长小说,或反成长小说(anti-bildungsroman或者Bildungsromaninreverse),因为美国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多半选择叛逆和逃避社会,如《麦田里的守望者》(TheCatcherintheRye,1951)中的霍尔顿选择逃离,《小城畸人》(Winesburg,Ohio,1919)中的乔治最后离开小城,即便是《哈克贝里?
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1883)中的哈克最终也拒绝回到“文明”社会,义无反顾地前往新领地。
[17]58
逃离或反叛的结局似乎是判断现代成长小说的标准,那么,何谓“现代”呢?
亨利?
亚当斯(HenryAdams,1838-1918)说“1900年,连续性突然断裂”;弗吉尼亚?
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说“1910年或其前后,人的性格改变了”;威拉?
卡瑟(WillaCather,l873-1947)说“1922年前后,世界断成两截。
”[6]1以上表述虽有矛盾但却有趣,且均属对“现代”的经典论断。
但是,无论从上述哪个时间节点来说,1883年马克?
吐温出版的《哈克贝里?
费恩历险记》都称不上“现代”,但从包括马茨在内的众多对现代成长小说模式的界定来衡量,《哈克贝里?
费恩历险记》当属“现代”。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成长小说模式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者说,美国成长小说有其独特性。
二、成长小说两类不同的结局
情节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因此,与故事情节密切相关的是故事的结局。
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由此可见,结局是故事情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有人以故事结尾的不同来给故事分类,例如,有批评家认为:
“有三种故事,以幸福结束的故事,以不幸结束的故事,以及以既非幸福也非不幸结束的故事,换言之,即根本没有真正结束的故事。
”[7]229结局对于成长小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从上文对成长小说情节模式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
故事以主人公融入社会还是逃避社会结束成了判断两种成长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准。
与两种情节模式相对应的是成长小说的两种不同的故事结局。
首先,让我们从成长小说的定义来分析它的结局。
成长小说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
例如,哲学家威廉?
狄尔泰(WilhelmDilthey)就曾给成长小说下过一个狭义的定义。
他的定义强调“个性整体的培养与和谐发展,达到物质和精神幸福结合的目标”。
[8]143按照这一目标,似乎没有一部成长小说能够完全符合这一定义。
萨蒙斯甚至认为在《威廉?
麦斯特》之后只有两个半这种形式的合适范本,因为他认为把成长小说这种术语运用于德国以外的语境是很成问题的,在他看来,这个术语只把哲学基础植根于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的特殊的德国传统纳入自己的范围。
[9]13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成立。
这是理想中的定义和定位,而“扩展的定义从德国的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走向把个人的成长视为一系列幻灭,或与不利环境的冲突。
这些冲突通常不是以融合而告终,而是以退缩、反叛,甚至自杀而告终。
”[10]6这是广义的成长小说的定义,也是当代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更符合当下成长小说的实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成长小说会更具有社会批判性。
但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定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成长小说主人公的目标……是自我实现”,创造一个自我是“从威廉至今所有成长小说主人公的任务”[2]243,250,只是由于对待实现这一目标的态度和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的结局而已。
现代主义成长小说虽然没有达到从德国经典成长小说那里继承来的类型常规(genericconventions)的要求,但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经典的自我教育的概念,吸收了个人自由和美学教育等关键性的成分。
在现代主义成长小说中,自我教育虽然经常受挫或迂回曲折,但它并没有偏离自我教育这个总工程。
[9]27也就是说,经典成长小说与现代成长小说虽然结局不同,但依然属于同宗同源。
其次,让我们从主人公自我教育的形成和他同社会的关系来看成长小说的结局。
成长小说强调社会的作用,强调自我同社会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特别关注自我教育的形成过程,这一特点决定了成长小说的结构和结尾的特征。
在成长小说中,社会“是竞技场,或实践场所,在这里,人可以加强自己的意志抵御命运的逆转或人生的无常。
主人公不是屈服于命运,而是做好了与命运冲突的准备。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成长小说只是一种前小说(prenovel),一部小说的绪言。
在作品的结尾,主人公好像做好了为生存而战的准备,准备在他自己未来的小说中再活一回。
成长小说绝不是再现一个人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也不是陈述他命运的终结。
结局只是暂时的。
小说的结尾是主人公人生的开始。
这部分说明了许多成长小说都有续篇的原因”。
[4]136显然这里讨论的是经典成长小说的模式,特别是德国成长小说。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并非“命运终结”的结局却是典型的经典成长小说的结局,因为在这里,主人公“做好了为生存而战的准备”――准备融入社会,开始自己的人生。
虽然约斯特把这个结局称为“暂时的”,但经典成长小说讲述的就是主人公从儿时到成年期的故事,成熟的标志是个体对社会的认同,亦即自主性与融合性之间达成了妥协,小说在主人公融入社会时适时闭合。
但这种有机统一的结局对现当代成长小说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作家们抵制经典的、朝社会化方向发展的小说情节模式――故事在主人公融入社会时关闭,转而采用开放的模式,主人公在自我教育中的落魄境地为新的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但这种抵制和开放又必须在传统成长小说的主体框架内进行,只是在关键的结尾处突然打开。
与经典成长小说结尾不同的是,现代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在故事结束时并未为未来做好准备,更没接受社会现实,而是选择逃离,又一次踏上人生的探索之路。
这种逃离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我放逐,现代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或许认为,“存活就意味着放逐,胜利就意味着死亡。
”[9]6在他们看来,经典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最后的“胜利”――被社会接纳――是对自我的否定,无异于死亡。
现代成长小说的批评价值就在于这种对经典成长小说总体上依从,关键处偏离或失败,而这种偏离和失败对批评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哲学参与传统反而是对传统的明确否定。
哲学依从它所批评的文本。
”[11]55
最后,让我们从几部代表性小说文本中来考察现代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结尾的特点。
如前所述,现代成长小说和美国成长小说多半采用开放式的结尾,主人公在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后往往选择逃离,做出重新开始的姿态。
在这一点上,英美现代成长小说有趋同的特点。
例如,安德森(SherwoodAnderson,1876-1941)的小说《小城畸人》的结尾是开放的,主人公乔治最后启程离开小城,去一个没有明确说明的大城市。
小说既没有交待他与恋人海伦的爱情乃至婚姻到底如何,也没有说明他当大作家的理想能否梦想成真。
在车上,他所回忆的都是家乡温士堡小城里发生的一些琐事,但这些“只成了描绘他那成年期的梦想的一个背景”。
[12]194无独有偶,在理查德?
赖特(RichardWright,1908-1960)的《黑孩子》(BlackBoy,1945)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我就要离开南方投身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去接触另一番情境,或许这会引起我别样的反应。
如果我能够充分接触到另一种生活,那么,也许我会渐渐地、缓慢地了解到过去的我是什么,将来又会怎样。
我即将离开南方不是为了忘却南方,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会理解它,或许最终会认识到它的困境对于我,对于它的孩子们有何影响。
”[13]284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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