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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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1

思想者

　　一

在人类所有的文字中，惟有“思想者”这三个字，最为沉重。

尤其在这个国王比思想者还多的地球上，思想者就更加凸现出了他的重量。

思想者的重量来自于历史，指向于未来，并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这个现实世界，高高地竖立起一面思想的大旗，一次次引领着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但是，思想者总是孤独而悲怆的，究其原因：

是他的锋芒、尖锐、深刻、另类和反叛。

面对这样的人，那些没有开化或难以启蒙的众生，不仅把他当成疯子、白痴、混蛋、妖孽、瘟疫，而且更可悲的是群起而攻之、讨之、杀之、歼之……大有一种不把他五马分尸不足以平息众怒的架势。

因此，这帮难以启蒙的众生，就成了权贵们和政治集团极其残忍地剿灭思想者的帮凶，一步步把他逼向生命的绝境，设下火坑，布下陷阱，叫他去跳下去。

思想者可以把思想侍弄得十分精当，万分慎密，甚至是一丝不漏、光照千秋，但是，在红尘世界，思想者往往是大大咧咧的，疏于计较个人得失、自我恩怨，正是由于这样，在通常情况下，大量居心叵测的人，动用所谓的道德和法律，一次次把思想者打成国民公敌，关进铁窗，困在地狱，逼向黑夜。

在这样的黑夜里，思想者的灯光，是最暗淡的时候。

这微弱的光，难以照彻无边的暗夜，无力唤醒蒙昧的大多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思想者依然没有放弃他的思索，没有摈弃他的启蒙，依然对唤醒大梦中的芸芸众生充满希望，依然高举着思想的明灯，在腥风血雨中奔走和呐喊。

但是，他没有找到能够同路的人，即便是偶尔找到一个两个，也不能同行始终。

这时候，思想者就只有独自一人，举着明灯，孤零零地与暗夜抗争，孤零零地把光明播撒，直至生命的终点。

思想者，不是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他要么活在历史的深处，要么活在遥远的未来。

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思想，才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巨大的反判力量和重塑精神。

然而，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反叛和重塑，就注定了他与众人格格不入，与时代格格不入，与权贵们和政治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他悲剧性命运的一生。

当思想者在没有广泛的社会良知作强大的支撑时，在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时，他和他的思想，就一定是大夜中的梦呓，是怒海中的一叶孤舟，是千军万马围歼下的一头小鹿。

面对这一切，思想者不会选择屈服，不会在屠刀和绞索下发抖，更不会放弃追求，抛下理想。

因为，他早就把肉体的生命看得轻于鸿毛，把思想的生命看得重于泰山。

在面对屠刀和绞索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大步走过去，大义凛然地赴死。

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思想者，能够以死来加重思想的声音，以死来增强思想的威力。

思想者虽然死了，但是，他为这个世界，找到了一个出口。

二

思想者为这个世界找到了出口，但这个出口，往往被人当作狗洞，不仅大肆给予嘲讽，而且进行疯狂地围堵与剿灭。

公元前339年，伟大的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推向了法庭。

罪名是：

“不敬神”和“蛊惑青年”。

对苏格拉底的定罪，雅典人以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投票的结果是：

278票赞成定他死罪，221票反对定他死罪。

按照雅典当时的规矩，在被控为有罪之后，有几种解脱治罪的办法：

一是可以为自己辩护，但辩护不能否定民主审判的理由，而是在“坦白”的前提下减免自己的罪过。

二是交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就可以减免治罪。

三是在被判罪收监后，还可以通过贿赂有关人员来逃脱，然后流亡到国外去。

在这样的时候，有人提出帮苏格拉底交纳罚款和贿赂金，但遭到了苏格拉底的严词拒绝了，他说：

“我怎么能走卑鄙者的道路？

”

交纳了罚款和贿赂，苏格拉底就能够活命，就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他毅然选择了自己为自己辩护。

然而，在278票对221票的悬殊中，在巨大的传统礼教面前，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就注定了他声音的柔弱。

因此，他被判了死罪。

当行刑者把一碗毒酒端过来时，苏格拉底大步迎了上去，接过毒酒，一饮而尽。

之后，他说：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了。

”

苏格拉底死了，他的大脑再也不能思考。

一向以文明著称的雅典人，就这样杀死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杀死了一个崇高的思想者。

雅典人的文明，不是在维护一种求索，而是在死守一种传统与教条，雅典人穿着文明和理性的外衣，打着道德与法律的旗号，让全世界整整痛苦和遗憾了两千三百多年。

苏格拉底是因他的哲学而死的，是因他的思想而死的，这样的死，应该说，只是肉体，而他思想的火炬，被后来的许多人高举着，跑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无数人的灵魂为之获得了灿烂的光亮。

但是，这样的换取，毕竟过分残忍与悲凉。

死，是人人都逃不脱的，但死于蒙昧，死于麻木，死于良知的泯灭，这样的死，对于一个大智者来说，他内心的悲痛，该是多么地巨大！

苏格拉底，你的名字将与地球同在。

三

一个纯粹的思想者，通常无力抵抗现实的威逼，他惟有进入了思想领域，才可以挑起犄角，使用牙齿，劈出一条路径。

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索尔仁尼琴这一辈子，仿佛命中注定要与政治集团的头面人物结下不解之缘。

他因头面人物而坐大牢，因头面人物而一夜成名，又因头面人物而流亡于天涯海角，有国难返，有家难回。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因指责大独裁者斯大林，被人告发而被捕，接着，他被判了八年的监禁。

这八年的铁窗生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居然使他成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家。

八年监禁满后，当局认为他还是个极其危险的分子，就又把他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这一流放，又是三年多。

恢复名誉后，索尔仁尼琴当了一名教员。

这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他把作品委托朋友送到了《新世界》编辑部。

由于这是苏联第一部描写红色政权下集中营生活的作品，杂志社不敢发表。

但是，编辑部的负责人又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不愿轻易放弃，就托人把小说转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看后，认为很好，不仅可以使之成为他政治砝码，而且还可以培养出文学新人。

就这样，《新世界》立即发表了这部小说。

作品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索尔仁尼琴也因此一夜成名，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新秀。

然而，好景不长，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从红色帝国的最高权力上被赶了下来，索尔仁尼琴也因这一政治大变故而受到牵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困境日益加剧，作品被严禁出版，住宅被大肆搜查，行踪被严密监视，日日夜夜生活在类似于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中。

在剥夺他大量的人的权利后，当局还不放心，不仅把他开除出了作家协会，而且在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红色政权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长达二十年之久。

由于苏联当局全面封杀他的作品，他不得不把描写政治犯生涯的作品《癌病房》、《第一圈》和《1914年8月》等拿到西欧去发表。

这些作品发表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现实中的索尔仁尼琴只能是个弱者，在政权的恶浪中，在政治的旋涡里，他永远无力搏击狂澜，他唯一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在作品中，举起大刀和盾牌，迎向一个专制的政党，在厮杀中呼唤真理和自由。

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索尔仁尼琴到过联邦德国，接着又蜗居于瑞士苏黎世，后又流亡到美国。

1974年，美国政府于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

在索尔仁尼琴这一辈子里，镶嵌满了这样一些词汇——坐牢、流放、流亡、领袖、写作、获奖、贬损。

这些词，随便说一个，都十分沉重，更何况被索尔仁尼琴全部拥有了。

这样的拥有，就使得他的人生重上再加重，几乎把他压死。

如此的人生际遇，在这个世界，能有几人？

因此，每次翻开他的作品，脑海中都回荡着一种异样的声音。

这声音，如洪钟大吕，在夕阳帝国的广场上发出阵阵悲鸣……

四

在众多的思想者中，有的是因思想而罹难，有的因罹难而进入思想。

在新中国诞生后，顾准，就是典型的因罹难而思想的人。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近十多亿颗大脑，全都停止了思考，惟有顾准一人，在逆境中孜孜地求索着、探寻着、思想着。

因此，如果问在这个时期中国还有谁可以称地上是像样的人物的话，那就只有顾准了。

在顾准的一生中，他都在用经济学的刀法解剖中国的经济问题。

正由于这样，他的见解与专制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中国格格不入，他的许多理论和著述，与当时的官方经济观点成对立的局面，这就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苦难的种子。

因此，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

在1957年，顾准被打成右派。

在1965年，顾准再次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文革”中，顾准被迫到河南息县劳动改造。

这一时期，他除了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就是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

在批斗中，红卫兵小将们以雨点般的拳头打向已经在吐血的顾准。

但是，面对这种非人的暴力，顾准没有屈服，他高声呼喊到：

“我就是不服！

”批斗结束后，顾准立即忘记肉体的疼痛，继续读书，认真思考，希望为中国找到一条真正美好的大道。

在充满暴力、恐怖和愚忠的岁月里，顾准还这样说道：

“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

”“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这就是顾准，在红色恐怖中独立思考的顾准，在群盲遍野间振臂高呼的顾准，在乱世苍茫中奔走呼号的顾准！

然而，在“文革”的血腥中，最需要温暖的顾准，他的儿女们居然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划清了阶级路线。

在若干次非人的大批斗中都没有哭过的顾准，在为儿女们的断绝书上签字时，他哭了，而且是那么伤心！

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哭，是一个殉道者的哭，是一个需要温暖却怎么也得不到温暖的人的哭。

在人人自危的时候，顾准的爱人，被搜审，被隔离，最后抗不着强大的淫威，她自杀了。

顾准这个1935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这个解放后任上海市的第一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的老革命，这位用经济学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找出路的大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他自己的祖国，被自己的同胞整得家破人亡了……

吴敬琏在回忆顾准时说：

“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

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

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

”

尽管顾准经历了打击、诬陷、批斗、侮辱和子离妻亡等等不幸，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思考，没有摈弃求索，他把目光投向古希腊，去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去追问“灿烂的希腊文明”，去追问“中国的封建专制”……

在这样的追问中，他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

顾准说：

“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

是的，这就是顾准，他把恐怖与血腥变成了思考，把野蛮与残酷变成了求索。

他用幸福的代价，用生命的血浆，用命运的苦难，在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而苦苦地思索。

如果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间，中国还有什么值得我骄傲的话，那就是——中国出了一个顾准。

五

思想者，是异端，但不是邪说。

是反叛，绝不是反动。

思想者反叛的：

是史官文化，是寡头政治，是根深蒂固的奴隶制，是僧侣共产主义，是一元主义，是独裁专制体制……但是，这一切，对于统治者来说，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绝对不容的，是要彻底消灭之的。

思想者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批判，失去了批判的力量，思想就成了垃圾，成了狗屎。

那种四平八稳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战战兢兢的，不是思想，是奴隶的呻吟，是老鼠们的哀鸣。

思想者从来就是强调自我承担的，那种推卸责任、拖人垫背、见风使舵的人，不是思想者。

真正的思想者，就是天塌下来，明知会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迎接。

思想者从来就是因孤独而强大，他不会去附庸什么，不会去迎合什么，不会奴隶那样跪倒在地而求人理解。

思想者因其孤独，才能走出一条崭新的路，才能实现思想体系的标新和立异。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者都不是空谈家，他们首先是实践者，是牺牲者，然后才是思想者。

因此，思想者的一言一行，总是那么奇特而瑰丽。

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思想者，已经定格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岁月里，他们思想的光芒，穿过所有的黑夜与苦难，照耀着我们，让我们规避了无数坎坷与弯曲，使我们成为了人。

他们为我们留下的思想，是一笔巨大的不可多得的遗产。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成为靠吃遗产而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