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读懂《平复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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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读懂《平复帖》
千年读懂《平复帖》
平复帖》是传世书法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
兰亭序》早60多年。
记者|张星云西晋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奇古书法张伯驹第一次见到陆机《平复帖》是在1935年北平举办的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上。
多年后,他在《春游琐谈》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
”感慨之余,他发现自己甚至看不懂帖上的文字,“此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
实际上不只张伯驹,从《平复帖》有明确记录的唐以后1000多年间,许许多多文人学者试图解读,却没有一人能够读懂全文。
全帖共9行86个字,其中两个字因为纸张损坏脱落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也就84个字。
而时至明朝,收藏此卷的张丑仅仅认出了其中的14个字。
到了清代,收藏家安岐曾试图在张丑的14字基础上进一步解读,努力了几十年,也没再多认出半个字来,后来他在《墨缘汇观》里无奈地说:
“其文苦不尽识。
”近代,日本人梅园方竹在张丑的基础上试着又解读出6个字,但把第4个字“瘵”误读为“虏”。
也就是说,1000
多年来,众人仅认出了19个字。
启功曾说,唐宋以来,讲草、真、行书书法的,都追溯到晋人。
而晋代名家真迹,至唐代所存已逐渐稀少,真迹多为唐太宗、武则天随葬。
他们生前用摹本赏赐大臣,所以流传下来的也多为摹迹了。
董其
昌在题跋中评价《平复帖》说:
“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这里的右军指的是王羲之,元常则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
但清乾隆年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风早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
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遭毁坏,无从得见。
《平复帖》因此成了如今我国
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早
开始,如今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一个标准。
王羲之变革之前,章草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而陆机的字是从章草向今草,从规矩写法向随意写法转化过程中的书法,启功管这种章草叫
”故宫
草隶,就是隶书的草写。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更多出土的简牍之后,更相信陆机的字更接近于原始状态下的章草。
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告诉本刊。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王亦旻说,《平复帖》不仅书法高古,所用纸、笔也同样高古。
“专门研究纸张的潘吉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研究过《平复帖》的纸张,认为其书写所用的是一种麻纸。
结合文献记载,这类麻料是当时制作纸张的主要原料,有的还辅以树皮、渔网等其他植物纤维,经过打浆、抄造而成,当时的工艺还不够成熟,因此纸面比较粗糙。
还有,当时所用毛笔多是硬毫制成,且有硬芯,秃锋,写在这种纸上会比较涩,行笔速度也很慢,有一种古拙之感,如今我们使用的软毫笔要到北宋末年米芾的时候才有。
此外《平复帖》是封私人信札,有些内容表述隐晦难懂,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此帖文字的辨识和理解难度。
”更直接的原因,是《平复帖》太古老了。
古人说“纸寿千年卷八百”,而《平复帖》已经有1700
多年历史,因此帖本身的保存状况并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平复帖》是展览目录的第一件作品,被放在了正对入口的最显眼位置,但展台里的并非真迹,而替之以高清照相影印的一件复制品。
《平复帖》的休眠时间极长,最近一次真迹展出,要回溯到13年前,在2005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上展过两周。
再往前是2002年秋,故宫博物院收购隋代章草作品《出师颂》后,社会上对该作品的真伪有争议,故宫于是组织了一场“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其中《平复帖》等真迹展出了9天。
据王亦旻介绍,一般来说字画修裱一次可以保持两三百年,《平复帖》最后一次修裱应是在明末,该帖的部分前隔水就是那时被裁换成了新的。
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对一批重要古书画进行了修裱,由于当时《平复帖》状况还不算最差的,所以并没被划入那批修复文物中。
“如今它的伤况比较严重,每次开卷合卷都会增加其损伤的程度,重新再修裱难度很大,既要保存书卷上面所有文物痕迹的完整性,又要把各种伤况修补好,这需要对其做详细的论证和周密的准备,并请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书
画修裱师傅进行指导把关。
目前,故宫正组织相关专家对这
帖》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宝书画,目前原则上尽量不开卷。
流传有序
1935年北平举办的那次湖北赈灾书画义展,不仅是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也是《平复帖》1700多年来第一次面向公众。
当年6月下旬,汉江平原遭遇特大水灾,灾民高达700多万人。
为了救济灾区,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
当时溥儒将自己收藏的《平复帖》拿了出来参加展示,在文化界、书画收藏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观者如云。
溥儒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全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畲。
他的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成为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而溥儒则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
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被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
他的画价高居琉璃厂第一位,与张大千一起被人们称为“南张北溥”。
尽管《平复帖》在元明期间被古董商拆配过,明董其昌之前的题跋都没有了,但作为清内府收藏,它依然被视为流传极为有序的古代作品。
北宋末年,书画鉴赏大家米芾就曾记载,陆机的《平复帖》是其所见《晋贤十四帖》中的一件。
此帖前部月白绢条上有宋徽宗瘦金体题签,证明其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藏,如今该帖
是否真为陆机所书,徽宗皇帝的题签是主要判断依据。
复帖》从宣和内府流出后,直到元代初年一直在民间,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此卷后曾有元人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等人题的观款。
明朝万历年间,此帖曾被韩世能、韩逢禧父子收藏,他们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展子虔《游春图》、周昉《挥扇仕女图》等书画巨迹皆为其所藏。
韩世能曾让很多人鉴赏过
平复帖》,董其昌的题跋就是那时所写。
之后,此帖又经过张丑、梁清标、安岐的收藏,最终在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
然而,酷爱书画的乾隆凡是大内所藏名迹,无不一再题跋,为什么独有《平复帖》既未经题写,也无内府诸印,更没有刻入《三希堂法帖》?
据成亲王永瑆《治晋斋记》载,此帖乃乾隆皇帝母亲孝圣皇后钮钴禄氏所藏,据推测因为此帖陈设在皇太后所居的寿康宫,乾隆就不便来欣赏题写。
钮钴禄氏去世后,《平复帖》作为“遗赐”被赏给永瑆。
从这时起,《平复帖》到了成亲王府,并传到第五世孙载治后,转被恭亲王奕訢收藏,奕訢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继承了《平复帖》
1911年清室不存,溥伟逃往青岛图谋复辟,为了筹备经费,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但将《平复帖》
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
溥儒从此以“羲皇上人”和“西山
湖北赈灾书画义展的同一年,溥儒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这是一直以遗老身份避世的他首次担任国民政府公职。
溥儒讲究排场,当时府中丫鬟、嬷嬷、仆夫之外,还有家务总管,有里外通报的门政大爷。
出入汽车,除了加油、维修之外,司机、跟车、长随,一应人事费用花费极多。
据台湾作家王家诚所写《溥心畲传》记载,溥儒对拜门的学生林熙说,当时他在北平艺专每月400元的薪水,外加自己画作的润笔,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
“每年开一次画展,收入不到两三千元,惹人家笑话,只好改作隔一年开一次。
单笔的收入比较
可观,但没有固定。
所以不能不找一份固定的收入。
”像其他传》中写道:
“他(溥儒)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或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买主。
”同一年底,参与伪满洲国的溥伟在长春一个旅馆内去世。
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打算将手上所藏名作,唐韩幹的《照夜白图》以1000块大洋卖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
叶是定居欧洲的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卢芹斋曾把唐太宗皇陵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到美国。
当时正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希望宋哲元阻止叶叔重转卖给外国人,以免国宝外流。
可惜这封电报没能起到作用,
照夜白图》被叶叔重买走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为了阻止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卖给外国古董商,张伯驹在1936年底找到了北平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托他转达,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平复帖》,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
也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到盐业银行。
韩博文转告溥儒的回在文物收藏家叶恭绰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平的张大千,他托张大千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平复帖》。
张大千与溥儒交往极深。
1927年春,溥儒在北平老字号“春华楼”宴请张大千及其兄弟,被视为“南张北溥”会面之始,此后张大千每每向友人赞叹这位“旧王孙”的身世风仪,并以“老师”相称。
三四十年代张大千更是经常借居颐和园溥儒的“听鹂馆”,两人相约赏画,互题作品。
但溥儒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到张伯驹收藏《平复帖》,张大千后来回复,溥儒依然开价20万大洋。
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
1921年,溥伟为筹措复辟清朝经费,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就是8万大洋。
再看,就在张伯驹通过张大千二求《平复帖》的同一年早些时候,张伯驹购买包括《三希堂》晋帖中的王羲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李白《上阳台帖》,加上唐寅《王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轴和蒋廷锡《瑞蔬图》轴,袁世凯庶务司长郭世五一起打包出让,要价也就20万。
张伯驹明白,《平复帖》叫价20万大洋,显然溥儒并不想卖。
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溥儒葬母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从天津乘火车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
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准备出售《平复帖》。
溥儒14岁丧父,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
虽然当时北平沦陷,社会秩序混乱,但以他的孝顺,母亲的丧事必须得办得有排场。
像《照夜白图》一样,溥儒只能通过出让《平复帖》换钱。
根据后来傅增湘的题跋所记,其实当时消息灵通的白坚甫比张伯驹更早知道溥儒母亲去世的消息,托傅增湘购买《平复帖》。
白坚甫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把多件国宝级书画文物介绍卖给日本人,溥儒家藏的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就是被他转卖给日本人的,如今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
傅增湘自述怕国宝外流,本就打算马上去找张伯驹商议,没想到在火车
偶遇。
张伯驹听后表示并不想乘人之危,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在他那里,他先借给溥儒1万元办丧事。
回到北平的第
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溥儒要价4万元买断,不用抵押。
本次故宫张伯驹捐献展的开幕研讨会上,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还复原了那一场景。
作为傅增湘的孙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傅熹年记得《平复帖》是在他们家进行交割的,
张伯驹用来买《平复帖》的是4万元伪币,装了满满四口袋,而不是一些传记书中所写的4万块大洋或金条。
张伯驹购得之后,是傅增湘先把《平复帖》带回家欣赏。
“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玩,古香馣蔼,神采焕发。
”后来傅增湘将《平复帖》送还张伯驹,并在帖后作了1300多字的跋,对此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考证,说自己与溥儒相识20年,见过后者所藏珍贵书画无数,但是从没见过《平复帖》真迹,助张伯驹购《平复帖》,是为了防止国宝外流。
他写道:
“余深惧绝代奇迹,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或远投海外流落不归,尤堪嗟惜。
乃走告张君伯驹,慨掷巨金易此宝翰,视冯涿州当年之
值,殆腾昂百倍矣。
嗟乎,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余不仅为
湘写下长跋后,张伯驹也在后面作跋:
“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不能不谓天待我独厚也。
”并还一连在卷上盖了7枚印章,足见他的欣喜之情。
兴奋之余,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还专门
请人刻了“平复堂”的印章。
当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湘也曾详细描述了《平复帖》所产生的“平复”心理作用:
意垂老之年,忽观此神明之品,欢喜赞叹,心怿神怡。
半载以来,闭置危城,沉忧烦郁之怀,为之涣释。
”溥儒转让《平复帖》给张伯驹的事,很快就传到白坚甫的耳朵里。
白坚甫直接找到张伯驹,明确表示有日本人想购买此帖,愿意出倍的价格,20万元,但张伯驹拒绝了。
而得到4万元的溥儒,后来确实大办葬礼。
《溥心畲传》中写道:
“项夫人丧事,在锦萃园中办理。
喜庆宴客、娱乐用的大戏楼,用素布遮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做过七七后,移灵什刹海边的广化寺开吊,
丧礼之隆重,虽在日军占据的北平城兵荒马乱中,依然轰动
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偷渡至舟山群岛,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
溥儒后来很少提到他卖文物的事,《溥心畲传》中只写道:
“为办理项夫人丧事,溥心畲将珍藏半生的无价之宝陆机《平复帖》质押于人,此后永远与他绝缘。
”而收藏《平复帖》,迅速奠定了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书画收藏界的重要地位。
得到此帖的张伯驹,将功劳送给了傅增湘,晚年他在《素月楼楹联》里说他会将《平复帖》“除夕日取来于沅叔(傅增
湘)家同观”。
每年清明,也会约傅增湘“去旸台山大觉寺同
屏华堂,犹记同观平复帖;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再上倚云亭。
”张伯驹花重金完成收购,但有人读懂此帖全部文字,还要等到1942年。
启功释文收得《平复帖》三年后,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经历了著名的绑架案。
历史上始终有一种说法,绑匪索要300万伪币赎金,就是看
了他的字画,尤其是《平复帖》,希望他通过卖字画来赎身。
但张伯驹特别向妻子潘素表示,他所藏的字画不能动。
1942年2月,潘素通过各方借款交了40万元赎金,张伯驹获救。
不管借绑架取《平复帖》的传言是否属实,绑架案确实使张伯驹的内心产生了变化。
他立下遗嘱,让潘素成为自己所藏字画继承人。
随即又请清苑郭立志摄影,通过琉璃厂豹文斋纸店,将《平复帖》的照片录入《雍睦堂书法帖》书中。
这是《平复帖》第一次影印出版。
《雍睦堂书法帖》选辑了自晋唐至清末39位书法家的墨迹,编辑郭立志委托启功审定全书。
借着这次机会,启功将自己研究多年解出的
平复帖》释文刊登在《雍睦堂书法帖》中。
他不仅译出全文,还把偏旁残损的5个字补读出了3个。
这是《平复帖》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释文,尽管张伯驹对释文提出了多处不同见解,但他还是大体上肯定了启功。
60年代启功又对释文
写道:
多次做出调整。
他在1961年《〈平复帖〉说并释文》中
些字,但仍不尽准确。
后得见真迹,细看剥落所剩的处处残
复帖》中写的是什么内容。
全文大意是:
彦先身体瘦弱多病,担心他很难痊愈康复,刚得病的时候,如果及时救治,不致如此。
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值得庆幸了。
现在又有儿
子照顾,可以无虑了。
吴子杨第一次来我家,没尽到地主之谊。
这时临将西行,再来相见,言谈举止,器宇轩昂,与以前大有不同了。
思想前卫,应是他具有的,应予称赞。
夏伯荣因为寇乱阻隔,得不到他的消息。
《平复帖》影印并刊登释文3个月之后,张伯驹从王绍贤处借了3000元钱,潘素变卖了首饰,夫妇两人带女儿和全部书画藏品,逃离抗日战火中的北平,举家搬去了西安。
临行前张伯驹让潘素把《平复帖》缝在衣服里,自己随身携带。
1947年,王世襄向重回北平生活的张伯驹借阅《平复帖》,作《西晋陆机平复帖
流传考略》。
在王世襄《〈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
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
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
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些工作。
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
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他的赞许,并说:
‘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
“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
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
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
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
戴仁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
桌旁另设一案,上放
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
”由此,王世襄这篇介绍递传的文章,与启功、徐邦达的释文,一起成为《平复帖》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
“老一辈学者基本已经把《平复帖》研究到一个极限了。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介绍说,
与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
在这种情况
,实际上很难有突破性的研究。
关于释文的进一步确认,
以及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到底是不是陆机所写,这些老一辈
张伯驹将收藏的《平复帖》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后来在《陆士衡平复帖》中感慨地写道: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
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参考资料:
编;《国宝传奇:
张伯驹》,荣宏君著;《烟云过:
张伯驹传》,郑重著;《溥心畲传》,王家诚著;《张伯驹年谱》(未出版),荣宏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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