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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风汽车发展历程回顾与批判
对东风汽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批判
----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东风
2006年2月14日
[摘要]东风汽车公司是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是中国三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进入21世纪,东风汽车公司实施全面合资政策,以轿车为主的乘用车市场占有率快速增长,公司利润逐年攀升。
但是随着公司全面合资的进行,自主研发能力并没有得到加强,自主品牌的诞生仍然遥遥无期,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东风汽车公司必须从政治高度选择发展路线,制定发展战略,全心全意依靠广大工人阶级;正视全面合资的现实,逐渐掌握对合资公司的领导权;优先发展自主能力,促进自主品牌孵化,以“化蛹为蝶”的勇气迎接汽车工业技术革命的到来。
[关键词]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建设历史;改革开放历程;全面合资批判;未来发展战略
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
二汽,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有企业:
它完全由中国工农自己一手创建,其资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容置疑;成长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也曾逐一克服;有过辉煌岁月,大江南北都有它生产的东风牌汽车的身影。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却时常显得步履蹒跚,乃至今天必须借助资本主义金手指的点拨,才能暂时走出困境。
然而历史并没有真正终结。
东风公司的未来何去何从,至今仍然是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一道迷思。
回顾历史,中国民族工业从一无所有,到逐渐萌芽、成长,发展到工业布局基本合理、生产体系相当完整,完全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全国工农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无论是在新中国工业化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岁月,像二汽这样的大型三线建设工程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时隔30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社会主义道路”却成了笑柄,不仅在理论上落伍,而且在实践中也仿佛失灵了,是真不灵了还是我们根本就不相信?
是理论本身错误,还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走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环境?
为什么历史上一再证明的、对中国民族工业摧残作用大于支持作用的资本主义金手指现在这么灵验?
是真灵验还是假灵验?
金手指对未来中国工业、特别是对未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在什么地方?
第一章二汽建设简史
一、二汽建设过程
中国以阿拉伯数字排序的汽车制造厂有两个:
第一汽车制造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分别被简称为“一汽”和“二汽”。
一汽是刚解放就在长春开始建造的,很多年它生产“解放牌”汽车、“红旗牌”轿车,后来生产“捷达”轿车等等;二汽是1969年才开始在湖北的十堰市建造的,它生产“东风牌”卡车、“富康牌”轿车以及后来的“爱丽舍”轿车等等。
二汽原属国务院计划单列管理,九十年代改名东风汽车公司,有员工12万人。
从地域上看,二汽所在的十堰市位处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深入中国腹部;从地形上看,群山环抱,只有一条铁路和公路通进来。
套用欧阳修的文章,“环堰皆山也”,非常适合描述二汽所在的十堰市。
建设二汽,最早于1952年底提出,但正式开始建设,已到1969年,其间经历了前后17年、“两下三上”的漫长波折。
<一)第一次上马与停建
1952年底,在一汽建设方案确定之后,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指示。
次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拉开了二汽筹建工作的序幕,并在武汉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
由1953年至1955年,在两年多时间里,筹备组在武昌选择二汽厂址,编制总体平面布置方案,并与苏联专家接触谈判。
1955年春,国家建委、一机部和汽车局指出,“二汽厂址定在武汉,从经济条件讲,城市利用率大,投资较为节省;武汉位于全国中心,产品好销好运;但从国防条件看,武汉离海岸线约800公里,工厂比较集中,万一发生战争,正处于敌人的空袭圈内。
武汉厂址介于沙湖与东湖之间,空中目标显著。
”因此否决了在武汉设址的方案。
1955年9月7日,国家计委正式决定二汽厂址由武汉迁至四川成都东郊的保和场一带。
甚至在成都郊区牛市口附近建了近2万平方M的宿舍。
但是因为高层对厂址和规模方面的争论一直未达成共识,到1957年3月27日,汽车局只好宣布第二汽车厂暂时下马。
而此时已经集聚起来的千余名有志祖国汽车工业的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和一机部干部局统一分配到机电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南京汽车配件厂、长春客车车辆厂、2州石油机械厂等二十几个单位,去充实这些单位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
<二)第二次上马与停建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8年6月下旬前后,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又重新提了出来。
当时入朝志愿军要回国,讨论部队如何安排的问题时,毛主席说,调一个师到江南建设第二汽车厂。
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
”。
该年底,一机部六局<即汽车局)组织力量在湖南开展了选址工作。
1960年2月3日,六局向一机部写出建厂若干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
“二汽于1957年下马,我国已通知苏联取消这个工程。
1958年,中央又重新提出上马。
同年冬和1959年春,我们在湖南进行了初步选址工作,我们倾向长江方案,故建议部尽速确定。
”1960年4月19日,1960年4月3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复同意筹建二汽,并且还办了一个800人的技工训练班,但由于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所以二次上马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三)第三次正式上马
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汽车工业体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们一直关心的大事。
在前两次计划目标未能实现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并未放弃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设想。
1964年,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的意见时,又提到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工程。
随后,第一机械工业部作出筹建二汽的决定。
1965年4月1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正式向党中央并周恩来总理写出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1吨至8吨的各种载重汽车的中型汽车生产基地。
7月16日,又向党中央并周总理报送了《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方案》。
1965年9月,随着川汉铁路线修建计划的变更,二汽选址的重点由湖南转至湖北西北部地区。
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于1965年12月21日发出《关于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的通知》。
筹备处成立后,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进展迅速。
无论是工厂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准备、产品、工艺、设备、材料的准备,还是建厂纲领和建厂方针的制定,都卓有成效地展开。
<四)建厂指导方针
当时建厂的指导思想被浓缩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方针十四条》之中,其主要精神为:
在建厂总的指导思想上,要创中国式的汽车工业发展道路,使我国汽车工业的布局、品种、产量和技术水平大翻身;在工厂生产组织方面,改全能厂为专业厂,扩大各专业厂的职权。
工厂内不设脱离生产实践的研究、设计、实验机构,实行设计研究、实验试制和生产相结合;在工厂管理方面,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管理规章制度;在产品开发方面,产品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方便用户出发,总结我国汽车工业的经验,自行设计并建立自己的汽车系列,以适合我国的自然条件。
产品要好用、好造、好修、省油,做到技术先进,坚固耐用,成本低廉,保持世界第一流水平;在工厂设计、土建设计、工艺设计方面,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工装设备方面,必须大量采用新设备,特别要广泛采用简易、高效、专用、组合的设备。
在《十四条》的总体指导下,1969年初,在湖北省的十堰市召开了二汽建设现场会议,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总指挥部。
下半年,十万建设大军陆续进入十堰基地,9月份,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施工建设的序幕正式拉开。
<五)正式投产
1975年,“东风”两吨半越野车投产。
1978年,“东风”五吨载货车投产,三吨半越野车通过国家鉴定。
1979年下半年,国家财政困难,国民经济开始调整。
国务院将二汽列为“停建、缓建工程”。
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二汽向国务院提出了“量入为出,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报告,得到国务院批准。
从1980年起,二汽在确保上缴国家全部利润、税金、折旧费提成的前提下,自筹资金3.3亿元,完成了续建和更新。
1980年至1983年四年间,二汽“东风牌”汽车开始出口。
1981年4月,以二汽为主体,以“东风”系列产品为纽带,二汽组建了跨部门、跨省区的“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从而打破了我国汽车“品种单一”、“各自为战”和“小而全”的格局,发展了“东风”系列产品。
1982年底,东风汽车联营公司已生产出各种专用车13类50余种。
1978年至1983年的五年间,二汽大力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的科学管理方法,完成了技术中心、教育中心和装备中心等三大中心的建设任务。
1986年,二汽建成了年产10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超过当时的一汽。
二汽生产的东风牌汽车红遍大江南北,在国内基本上是无与匹敌。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二汽生产的军车越野性能卓越,二汽更因此一夜成名。
二、二汽建设过程中的民族精神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发展方针
按照历史上从来没有断迹过的洋务派们的思维模式,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塑造出来的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士气状况,很难想象二汽怎么能够建设成功。
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自由市场经济,都必须在三大要素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快速启动:
一是资金;二是设备;三是技术。
这些东西,当时的中国基本上都没有。
中国拥有的,与其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东西,不如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东西,这就是当时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建设方针的坚信不疑。
信仰是精神力量的源泉。
二汽建设中遇到许多困难,但是那时侯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还处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双重封锁之中,只能依靠自己。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建设方针的激励下,建设者们克服了物质条件艰苦、技术力量薄弱等多方面巨大困难。
二汽工厂完全由我国自己设计和建设,国内自制设备占设备总数的99.4%;汽车产品也是根据我国的使用条件,由我国自己独立设计和开发出来的。
<二)中国工农的牺牲精神
二汽建设之前,十堰只是鄂西北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山村,自然环境恶劣。
为了建成二汽,中国工农阶级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
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争着、抢着,纷纷从各个大城市来到鄂西北的万山丛中。
他们和农民兄弟一起,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都无怨无悔地熔铸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
为了建设二汽,首先必须建设相应的配套工程。
二汽投建时,十堰跟外界的交通联系仰赖于一条低等级的、还是在李宗仁手上修建起来的老白公路,根本无法满足建厂所需的物流吞吐量。
只有尽快建成铁路输送网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汽建设所需的物流输送能力。
因此,修建襄渝铁路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唯一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第二、四设计院于1958年前后曾经对襄渝铁路进行过规划和勘测,但是到1962年,襄渝铁路因计划调整而全线停工。
1968年,作为国防备战和二汽建设的共同需要,国家正式决定将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
由于襄渝铁路工程启动在先,二汽建设工程启动在后,按照原来的工程进度,襄渝铁路的工期就完全不可能与二汽建设的工期吻合。
为了保证二汽建设,国家决定对襄渝铁路工程加速,尽快实现襄渝铁路东段<襄樊至十堰)通车,并最终贯通横跨鄂陕川三省、全长915.6公里的襄渝铁路。
襄渝铁路在湖北段的最大工程,要数武当山隧道。
武当山隧道进口在湖北省的谷城县,出口在湖北省的丹江口市境内,单线隧道全长5226M。
1970年代,为了贯通武当山隧道,铁道部官兵、湖北省民工共投入了数十万人力,前后奋战了5年。
由于时间紧迫,山型复杂,施工难度和危险性增大,很多官兵、民工都因为贯通这条隧道而献出了生命,至今他们的尸骨仍然长眠在鄂西北的崇山峻岭中。
据资料统计,在整个鄂西北地区三线建设中,为了完成与二汽建设直接相关的、包括武当山隧道在内的工程工程,鄂西北地区有两千多农民兄弟因公致残,175人献出了生命。
一些人献出了生命,另一些人则献出了家园。
为了祖国的三线建设,为了修建二汽和跟二汽配套的襄渝铁路、黄龙水库、东风轮胎厂,30余万十堰人民自愿离开了故土,献出了50余万亩良田、30余万亩森林<这些森林允许二汽建设大军无偿砍伐);献出了故乡后,他们向更为艰苦的山里移民<1969年动工兴建黄龙水库,因移民用房建在滑坡体不稳定的地基上,移民被迫重复搬迁,多的达五六次,生活和生存受到重创);一待移民完毕,又背起睡觉用的稻草,回头再加入二汽建设大军。
十堰地区仅直接投入二汽建设的民工就有10多万人,这10多万人前后连续奋战三年,修路架桥,打石烧砖,为完成二汽及建设前期工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可以说,二汽建设是以十堰地区农民兄弟几十年的持续贫困为代价的:
全市六个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市,到1993年,全市农民收入人均只有600多元,70余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50余万人饮水困难,400多个村不通电,900多个村不通公路。
但是,鄂西北人民从来没有发出过怨言,他们跟工人老大哥一样,也把二汽看作自己最光荣的事业。
这里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无名的农民兄弟根本不能享受到自己建设的成果和荣誉。
二汽建成以后,他们在哪里,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已经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去关心了。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已经不存在任何“经济人假设”的前提。
那些长眠在群山中的英烈不会像现代人那样索赔“生命保险”;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的鄂西北人民也不会讨要“征地补偿”。
但是,在今日全球化的喧嚣浪潮中,每当念及那个英雄年代,我们总不免内心为之颤动:
已经变成国际资本主义配角的二汽,将拿什么来报答当初中国工农阶级赤诚的牺牲和奉献?
!
<三)全国人民的合力支援
二汽主要是一汽援建的,同时也是其他各兄弟厂支援的结果。
当时,同行业间没有什么竞争之说,只要是能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早日形成规模,也就不分什么彼此。
为了保证专业化建厂模式成功,国家同意了二汽的“包建”和“聚宝”措施。
所谓“包建”,就是在汽车行业内挑选较为优秀的主机或零部件企业,由它们对二汽新建工厂实行“四包”,即对口承包新建厂的“工厂设计、生产准备、支援和培训人员以及调试投产”。
一汽是包建二汽专业厂的主力,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十几个企业也都承担了二汽专业厂的"包建"任务。
尽管很多承包厂自身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和不稳定性,但大家却都全力以赴,尽可能地完成包建的任务。
30多个设计单位的设计人员,深入现场,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完成大量的土建和施工设计;30多家工厂在自身生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积极地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二汽27个专业厂的包建任务。
所谓“聚宝”,就是把国内的科研和新技术成果移植到二汽建设工程中。
通过"聚宝",二汽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这是中国工业史上最早的一种聚集新科技的产业化办法,尽管工作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最终都较好地应用到生产上。
在“聚宝”中,也实事求是地采用国外先进装备,如从国外引进的12000吨曲轴锻压自动线,铸造KW造型线,冲压钢板开捲自动线等,全都是当时国际上很先进的装备。
椐统计,全国140多个工厂、学校、设计、科研单位为二汽提供了一批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方面的科研和生产成果;全国有600多个机床厂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技术复杂的困难,为二汽制造了近两万台设备,其中有一百条自动线;冶金、建材、燃化、商业等部门及时提供了大批的钢材、水泥、木材、煤炭、油漆等物资,保证了二汽建设的需要;铁道兵为二汽建设加速了铁路的建设,保证了大量物资器材及时运到建设现场;十堰当地的农民兄弟不仅为二汽提供了建设用地,还想尽办法解决建设大军的吃菜问题;工程局和机电安装公司的职工抢时间,保质量,完成了160多万平方M的建筑和15000多台设备的安装任务;二汽的职工不仅完成了攻关调试和设计制造工艺装备等方面的大量生产准备工作,自己还制造了近5000台设备,积极配合施工单位参加土建和安装工作。
综上所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发展方针;工农阶级的牺牲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人民的合力支援——这是东风公司建设成功的三大法宝。
舍此,别无他物。
三、二汽建设史上两次重大危机与转折
<一)停建缓建危机
1979年下半年,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国民经济开始调整。
国务院根据一机部意见,将二汽列为“停建、缓建工程”。
面对严峻形势,二汽人向国务院提出“量入为出,自筹资金,续建二汽”的报告并得到批准实施。
从1980年至1985年,在确保上缴国家全部利润、税金、折旧费提成的前提下,二汽人自筹资金3.3亿元,变外延扩大的生产方式为内涵扩大的再生产方式,在产量增长速度受到资金限制的时候,注重抓产品质量,潜心苦练内功,顺利闯过了“停建缓建关”,不仅求得了企业的生存,还争得了企业的发展。
至1979年底,在国家原投资16.7亿元的基础上,通过自筹,增加国家固定资产3.9亿元;实现扩大再生产目标,完成了6万辆平头柴油车、8.5万台康明斯柴油发动机和一个现代化的汽车道路实验场的生产和建设工作,顺利度过第一次危机。
<二)债务危机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
这次危机的表面特征是“产品滞销”和“债务压力”,但是内在实质乃是国家宏观上对国有企业的放弃所致。
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金融上,国家先后对国有企业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已经不再凸显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态势,而是沿着一条“从放松到放任、从放任到放弃”的改革路径行走的。
简要回顾19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步骤如下:
先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用利润来刺激企业自己发展;接下来实行"利改税",政府只管税收,国有企业宏观调空已经渐渐淡出政府视野;再后来是“拨改贷”,把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再生产问题一揽子交给银行去处理;后来发现“拨改贷”也不太灵验,就又推出“贷改投”,拿出一定的金融额度把呆帐、坏帐冲掉,或划转资产管理公司,折合成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股份了事。
而这一系列措施的根本点就在于,国家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为国有企业的发展继续投入了。
二汽第二次重大危机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本来二汽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始批量化投产就有优秀的经营业绩,效益巨大,但是这些效益主要作为税收向国家上缴。
1980年到1984年的5年间,二汽总利润11.4亿元,上缴利润6.88亿元,刚好60%的利润上缴幅度。
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税收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在缴税和必要的硬件投入以后,二汽预留发展资金不足是正常的事情。
1990年代,轻型车、轿车工程建设已经是中国汽车业界无法绕过的门槛,不跨过这个门槛就是死,跨过这个门槛才有可能生。
因此,二汽必须投资兴建轻型车和轿车工程。
但是自有资金不足,而国家此时已经推行“拨改贷”了,二汽只得跟银行贷款搞建设。
其中,仅为了跟法国合资兴建神龙汽车公司,二汽就贷款100亿元。
这100亿元后来就变成了二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噩梦:
每年光利息就13.3亿元。
这13.3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
大体上,它相当于二汽人全年的工资。
最困难的时候,二汽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出。
1998年前后,东风汽车公司曾经一度靠银行贷款发放工资,当银行贷款也贷不出的时候,甚至曾经找民营企业借款数千万填补工资短缺。
资金链的断裂对一个小型企业来讲也许可以短时间承受,但是对一个10万人的特大型企业来讲,那就是根本性的溃败征兆,因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诱发南太平洋热带风暴的“蝴蝶翅膀的扇动”,必然性的狂涛巨浪就会被偶然性的一颗石子掀起!
时任总经理苗圩承认,上任之初,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发工资,“十多万职工,发一次工资就要上亿,那段时间职工盼发工资,老总怕发工资”。
资金困难,更加上九十年代后期卡车市场低迷,二汽的汽车严重滞销,形势之严峻,几乎是在等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紧要关头,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介入,解救了二汽,解救了刚刚上任的苗圩。
人们还记得,改革调子最高的朱总理新上任时曾经有过一番不怕“地雷阵”、不怕“刀山火海”、“粉身碎骨”的豪言壮语,但是几年下来,朱总理仍然是铁骨铮铮、毫发未损,同时获得主流媒体和民间舆论高度一致的“清官”的好评,而他所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他一系列政策的打击下,倒是真的几乎快要“粉身碎骨”、“全军覆没”了。
就事论事,朱总理个人品德上也许没有多少瑕疵,但是他在思想路线上始终对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甚至抵触、反感,一味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所谓“住房改革”、“医疗改革”、“转岗分流”、“减员增校”、“国退民进”、“债转股”、“关停并转”几乎就是在他主政期间进行国企改革的全部内容。
必须承认,与学院派出身的朱总理不同,企业出身的江泽民总书记对当时那种近乎“休克疗法”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是有所警惕的。
1999年前后,他到全国各地许多个大型企业视察,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那种激进改革给中国工业带来的灾难。
1999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二汽。
早年在一汽工作的江泽民对汽车工业难免有格外的感情,因此他送给了二汽三样礼物。
第一样礼物是一幅“弘扬创业精神,重铸东风辉煌”的题词,这是对二汽、对苗圩是最大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第二样礼物是总价为16亿元人民币的2万辆军车订单,预先付款。
在今天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形势下,整个世界上恐怕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预先付款模式了。
这是江泽民对二汽的经济赞助,同时也一样化作了对苗圩的政治支持。
16亿元,使二汽、也使苗圩度过了难关。
二汽当年减亏3亿元,实现利润0.17亿元。
第三样礼物更丰盛,那就是随后一个巨大的“债转股”,二汽共约80亿元的债务划转资产管理公司。
这一切帮助应该用什么样的比喻才算恰如其分呢?
假设一个人,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正碰上穷途末路,日常要靠借贷开支度日,但是到最后甚至连告贷也无门了;同时他身上还背着沉重的债务和债务利息,每天面临债主催讨,拼死劳作的收入刚好只够支付债务利息。
眼看着这个身强力壮的人就就要被逼入破产自杀的境地。
突然,像从天上掉下一个巨大的馅饼那样,这个壮汉不仅得到一笔不大不小的日常开支和周转费用,而且身上沉重的债务也被一笔抹平,谁还敢说这个壮汉不能活、而且活得滋润起来呢?
二汽发展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难关就这样度过来了!
二汽人应该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二汽的16亿元定单和随后的“债转股”。
这笔定单使二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债转股”使二汽有了呼吸的空间!
没有江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支持,没有这笔定单,二汽可能就会窒息而死;没有“债转股”,二汽就算不会窒息,也要呼吸困难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这笔定单和“债转股”并不仅仅是江泽民总书记个人给予二汽的礼物。
二汽人不仅应该感谢江泽民,更应该从内心感激全国人民。
二汽建设时期,得到过全国人民无私的奉献和支援,现在二汽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又一次施以援手,二汽人对此永远都不应该假装遗忘。
与江泽民的雪中送炭同时,2000年前后,国家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
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一)推进城镇化建设;(二>提高城乡居民家庭耐用品消费;(三>增加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四>促进城镇居民服务消费;(五>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规划每年将新增投资380亿元左右,拉动经济增长0.35个百分点;全部五项投资规划在2002~2005年共年均拉动经济增长2.9个百分点。
这2.9个百分点,一度恢复了对卡车市场的需求,尽管在卡车市场上二汽相对一汽已经没有明显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但是以一汽、二汽为霸主地位的中型卡车市场垄断局面一时还无人能够打破。
2000年以后,卡车市场保证二汽基本有饭吃就不再是问题了。
二汽过去中重型载货汽车为主的产品结构瞬时由劣势变为优势,公司发展突飞猛进,到2002年时盈利高达58.5亿元,2003年继续提高到61亿元。
今天考察这段经历,仅仅比较数字的增长是显然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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