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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别传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跋
《水浒别传-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跋
原创黄河漫谈
《水浒别传》的跋
文/卢明
这部书,是按照全国政协委员、宋江武校校长樊庆斌先生的思路编纂的。
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体现了当代郓城人对弘扬水浒文化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部书不是历史,不是文学评论,而是一部文学故事集,是《水浒传》故事的续写,是当代鲁西南人对水浒好汉的深情品味。
“民风崇尚忠和义,包揽群雄在郓城”。
民间有“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的说法。
这一说法,虽不知起于何时,但体现了水浒故事发祥地人民群众对水浒好汉的深度认同。
本书正是根据这一说法,创作正册作品72篇。
鉴于《水浒传》摒晁盖于108人之外,而晁盖在水浒好汉中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此,我们给晁盖另写一故事,附在72篇正册故事之后。
本次创作,强调尊重《水浒传》的经典地位。
在新编的水浒故事中,思想倾向、人物性格、情节编排,都要与《水浒传》相一致,而不能与其冲突。
尽量靠《水浒传》近点,再近点。
力求在《水浒传》这棵老干原枝上发新叶。
这既是当代人对《水浒传》的一种补充和丰富,也体现了数百年隔代作者之间的情怀相通。
同时,也使读者在阅读时,保持对水浒好汉认识的一致性,而不致发生混乱。
作者在动笔写作之前,认真地、深入地阅读《水浒传》,这本身,也是对《水浒传》的一种再学习、再研究,再认识。
所写七十三位好汉在郓城的故事,强调从《水浒传》、《水浒后传》、《大宋宣和遗事》等经典著作中找依据,而不是自己随意扯来。
这就涉及怎样解释“七十二名在郓城”的“在”字问题。
我们理解的“在”,是“活动在”,即水浒好汉有很多人活动在北宋末年的郓城地界,一如“北京人在纽约”、“蔡元培在北京”。
如此理解,便天高地阔,既体现了鲁西南人的好汉情结,也不与其他地方人士的水浒情结相冲突。
“七十二”在“一百零八”中,显然占多数。
据古地理资料可知,《水浒传》写到的梁山泊,北宋时跨越郓城、寿张、中都(后称汶上)等县,而郓城领有其大半。
梁山作为县,是1949年8月以后才有。
明崇祯版《郓城县志·方域志》载“梁山,在孤独山后一里许,宋元以前,与安民山通属郓,今割属寿张。
”而孤独山,无论明清,都是郓城十景之一。
以此观之,水浒108个头领,许多人出入于梁山泊内外,驻扎也好,出征也好,经郓城,来郓城,住郓城,都是很自然的事。
《水浒传》的蓝本为成书于南宋年间的《大宋宣和遗事》,此书虽是讲史话本,却距历史较近。
《遗事》所写三十六人,除李进义等十二名运花石纲的军官和鲁智深、呼延灼等人外,其他都是从郓城上山的。
这其中,包括智取生辰纲的8人。
《宣和遗事》写官府到花约家调查作案人员时,花约道:
“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大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
”可见,不只三阮,就连燕青、秦明、刘唐也是郓城的,石碣村本是郓城的。
包括宋江在郓城介绍上山的4人,即杜迁、张岑、索超、董平。
《宣和遗事》写宋江请假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绰号火舡工-卢明注)两个,是旧时知识。
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
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
是时索超道:
‘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
’宋江写着书,这四人去梁山泺,寻着晁盖去也。
”可见,连董平、索超也是从郓城上梁山泊的。
还有宋江直接带领上山的9人。
《宣和遗事》写道: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得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上。
”这个“李海”,绰号标为混江龙,可知是《水浒传》上的李俊。
言及9人而列明5人,其他4人便可从《宣和遗事》列出的三十六人名单中按排除法确定,他们应是史进、公孙胜、张顺和武松。
这便说明,在南宋人眼里,以宋江为首的起义队伍,多数来自郓城。
说来也是,以那时的联系方式之不便,做一件事,很难邀千里万里之外的人参加。
这便是”七十二名在郓城“说明的历史对应关系。
至于施耐庵先生在《水浒传》中,将本自郓城走出的武松、石秀、董平、燕青、索超、戴宗、李俊、史进、公孙胜、张横、张顺等人写到别处,故意略去杜千的家乡出处,大概是为了彰显起义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但,无论怎样改,仍然改不了郓城在梁山泊起义中的地位。
因为,它的两届首领晁盖、宋江来自郓城,它的重要决策人物吴用来自郓城,它的至关重要的将领朱仝、雷横来自郓城,它的涉及全局的重要发展节点“怒杀闫婆惜”、“智取生辰纲”、“还道村授三卷天书”来自郓城。
水浒故事的核心发生地,在郓州和济州,而郓州故事没有济州多。
现郓城北部的大片区域,本是古代寿张县地划过来的,这说明,现郓城所辖区域,在古代,既有济州之地,也有郓州之地。
故事最多的济州,所辖四县中,未出现巨野字样,不涉及任城(现济宁市区)和金乡,唯独对郓城大加书写,这绝非偶然。
至于《水浒传》中写到的水浒好汉在郓城的故事,那就很充分了。
宋江、宋清以外,比如智取生辰纲中的打劫方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被动方杨志。
比如宋江回家搬老父上山时被官府追到还道村,晁盖等救宋江的25位头领。
比如先后在西山酒店探听声息、迎接好汉上山的童威、童猛、顾大嫂、孙新、张青、孙二娘等人。
比如经郓境上山、在郓城地面驻扎与作战的林冲、单廷珪、魏定国、呼延灼、徐宁等。
比如宋江作押司时便到郓城来过的孔明、孔亮。
《水浒传》写朱仝在地窖里找到宋江,问他准备投向何处,宋江说考虑有三个安身之处,一处是柴大官人那里,一处是花荣那里,还有一处是孔太公那里。
宋江说:
“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
他有两人孩儿,长男叫做毛头星孔明,交仓叫做独火星孔亮,多曾来县里相会。
”还有一些,不一而足。
清代陈忱的《水浒后传》,也是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水浒传续书。
该书也有一些梁山好汉在郓城境内活动的故事。
如写关胜、樊瑞、杨林、燕青等好汉再次起义,奋力抗金,曾与第二代好汉徐晟、呼延钰等人到郓城救出宋清。
书中写道:
“却说关胜领兵到东溪村,只差得二十里便到郓城县。
燕青道:
‘且屯住在这里。
那郓城兵微将寡,必然无备,到夜间,一鼓可下。
’就扎住在晁盖的庄基上,埋锅造饭。
三更时分,到城下。
那时离乱之际,城外居民逃亡走散,并无一家。
燕青叫喽啰拆人家的破屋梁柱,扎成四五条梯子,兵丁便鱼贯而上。
杨林、樊瑞也爬上去,到城头上,并无人防守。
走下来,城门边虽有几个土兵,都在睡梦里。
杨林、樊瑞砍了两个,斩开城门。
关胜等一涌而入,竟到县衙。
杨林、呼延钰、徐晟去牢里去救宋清,樊瑞、燕青便入内行。
那知县果是郭京,为演六甲神兵陷了东京,即去投顺金朝,随兀术大兵南下。
”
在鲁西南一带,世世代代流传着许多水浒好汉的故事传说,这些传说,接地气,显民风,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水浒好汉的理解与赞扬,成为水浒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编写的这些故事,便是从以上这些经典叙写中,扯出线索,然后进行创作。
“七十二”,作为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郓城在水浒好汉故事中的重要性,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文学家也好,文学评论家也好,对水浒文化的认知,应当是有路可循的。
我们编的这些故事,重要的在于,体现水浒故事发祥地人民群众对水浒英雄的热爱,说明在作者心中是这样理解梁山好汉的。
水浒文化需要发展,这种发展需要找准途径。
对于水浒文化,当代人需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编纂此书,便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进行的一种尝试。
本书内容,继承《水浒传》的思想脉络,占据传统文化的意识高点,强调在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的北宋末年,梁山好汉们行为的正义性。
忠,在这部书中,有所体现。
比如,萧珩写关胜收闻达,肯定闻达不降金的行为,并劝其加入到关胜等人的抗金队伍,这便体现了对大宋汉族政权的忠诚。
陈进轩写花荣将妻儿托付给宋清后便到楚州宋江坟前殉难,也体现了梁山将对自己集团领袖的忠贞。
义,在这部书中,有更多的体现。
比如,吕萍写燕顺在自己潦倒之时毫不犹豫地拿生意本钱资助家遇苦难的老妇,张悦红写卢俊义帮助燕青赎回在杂戏班受苦的弟弟,帮助芙蓉客栈的伙计李安赎回心上人青娘。
这些好汉,见人受苦,便出手相助。
孝,在这部书中,也有所涉及。
比如卢明写宋江因孝而送母去泰山进香,为孝而冲入匪穴救出被劫持的母亲。
王锡亮写宋万少时对叔婶至孝,一路寻叔到任城,帮叔叔拉水,努力减轻叔父的负担。
刘兆全写李俊在揭阳岭送宋江往江州,自己却去郓城看望宋太公,替宋江在宋太公面前行孝呈欢。
勇,在这部书中,可以说随处可见,梁山好汉无论与官军作战,还是与地方恶势力斗争,无不显现出超人的胆识和勇气。
如钱广赋写的黄信在自江州奔上梁山途中与官军的战斗和李立在还道村勇救宋江时的战斗,都体现了好汉们的勇敢精神。
智,在这部书中,也是无处不在。
比如,陈进轩写白胜算计为富不仁的傻小子雍贵,将雍家的钱财赚来分给穷苦乡民。
萧珩写在西山酒店开店的孙新,请谙于酒店经营的施恩施用诸般手段,将对手落雁庄园整治得一败涂地。
耿雪凌写时迁假扮官府跟班,将为富不仁的章财主好一番戏弄。
曹先锋写吴用智助王老汉打官司,巧妙要回被他人霸占的田地。
萧珩写呼延灼为使民女免被恶官强娶扮作强盗将邵小姐保护起来,对部通进行好一番耍弄。
以上所有思想,皆离不开一个情字。
有了人伦情、故乡情、家国情、正义情,才有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才有义胆包天,忠肝盖地,才有恤苦救难、惩恶扬善之举。
好汉从凶官恶霸中救弱者于水火,是正义之情。
对敌方手中救出梁山将领,是兄弟之情。
搬父母,护妻子,怜姐妹,是杨彩云笔下晁盖、钱广赋笔下宋江等人的亲情。
见良女而爱之护之,欣然娶之,则是萧珩笔下的呼延灼、李艳灵笔下郑天寿等人的爱情。
陈进轩写柴进在东京纳了官诰,回乡为民途中,特意途经梁山泊,“遂萌生念头,专要在水泊之际,梁山之陲,筑起一座庄院。
不计多少,胡乱置些地亩田产,一则可为进退嚼谷之地,二则亦可目及水泊山寨,当为晚景念想,逢年过节,做些追思凭吊亦是好的。
”“听柴进言道:
‘如今我将田庄与你,丰欠我自不问,只有一件当紧的你须依我。
我走之后,你要移植些松柏常青之树,俱按昔日聚义厅光景,两两成行,排列为序,不可一株错乱。
还要……’骆运拭泪抢话道:
‘还要不多不少一百零八株!
’柴进凝视骆运良久,随后道出一句话来:
‘如此我心足矣!
’”由此可见,好汉们对在梁山泊这个根据地的无限深情和对那段战斗岁月的无尽怀念。
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是一些篇章,强调小说人物不是一成不变,水浒好汉在向善的道路上不断变化成长,梁山队伍的纪律性在不断加强。
比如,那个一向好色的王矮虎,到了卢明的笔下,已经成为知耻守正的好汉。
他去探寻失散多年的表姐蔺秀英,被郑天寿、李逵等人误认为去沾花惹草,情况明了后,郑天寿、李逵反倒感觉很不好意思,咋能拿老皇历说事,戴着有色眼睛看人哪!
卢明写穆春擅自下山为去还道村寻找宋江遗落的枣核,差点儿被官军杀害,回山后晁、宋头领申明军纪,再不许将领私自下山。
卢明还写出了作为保正的晁盖,本想配合官府维护好家乡治安,却因经历的几个事件,看清了北宋末年贪官巧取豪夺、乡霸为富不仁、穷苦之人无依无靠的现实,从而转变了观念,成为一个江湖好汉。
以上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
本书内容,丰富了水浒人物的英雄形象。
一个个人物顶天立地,光彩照人,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社会底层受欺压、受迫害之人的心理期待。
这些人物,与《水浒传》所写,既有基本的一致性,又有所拓展和细化。
大致一看,晁盖的爽直、吴用的机智、顾大嫂的粗豪、燕青的机灵,都与《水浒传》并无二致。
不同的是,让这些人物沿着自身的性格轨迹和命运遭际,在新的境遇中做新的展示。
比如,卢明写鲁智深因救林冲恶了高太尉,为躲避迫害流落到郓城的观音寺,还是那样豪爽而不拘小节,还是那样疾恶如仇。
也有一些人物,在《水浒传》的基础上增线提色,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使之性格更加鲜明。
一些兄弟、叔侄并提的人物,如解珍与解宝、穆弘与穆春、童威与童猛,孔明与孔亮等人,在《水浒传》中,往往双入双出,像一个人似的,很难看出二人的区别,被认为是为凑数而设。
而在本书中,则力求将他们的性格与形象加以区分。
比如,黄朔写童威,强调了他为梁山队伍劫取官盐的立功行为,突出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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