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心态视角中的俄罗斯政党政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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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心态视角中的俄罗斯政党政治

社会政治心态视角中的俄罗斯政党政治

徐海燕

2011-03-1623:

01:

34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

　　【摘要】在近二十年时间，俄罗斯政党改革使政党朝“大型政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同时也使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

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准确的认知与把握并作出积极的回应，是争取民众支持、立足政坛的关键所在。

虽然，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有令人憧憬的前景。

　　【关键词】政党；社会政治心态；政权党；传媒党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0）02-0110-08

　　【作者简介】徐海燕，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北京市100732）。

一、俄政党改革密切民众与政治的关联度

　　俄罗斯政党是在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催生的重要政治利益团体，从苏联解体至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

随着俄罗斯国内政局的不断变化，俄罗斯的多党政治也经历了从混乱无序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政党不仅已被纳入国家的宪政体制，而且还形成了几大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政党派别，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已基本形成了主要由“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为主导的政党格局，大致实现了当局主张的在俄建立3-5个主要政党的目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1]的作用得到了加强，这在俄当局进入21世纪后所颁布的法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

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并在超过半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内注册地区分部才能够进入国家杜马。

2004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除了把党员人数的下限由1万提高到5万人，把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以外，同时还规定，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和政党联盟才有权参加选举。

200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规定：

在每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应包括不超过50%的非党人士以保障非党人士的宪法权利，如果得票率达到7%的政党所得选票低于选票总数的60%，则应依次补充其他政党，直到进入杜马的各政党所得选票达到60%[2]。

2009年《提高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联邦若干法规作出修改法》以及有关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进程的相关法律则进一步规定，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政党和运动并与之结成联盟，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最多可以达到全体候选人名额的15%等[3]。

　　这些法案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全国性政党的发展。

关于政党法的法案颁布后，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结果显示，11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四个政党跨过了7%的门槛。

这种情况表明，只有大党才有可能进入国家杜马，分散的政治力量要想进入杜马获得代表席位，必须联合起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始了新一轮的力量分化与组合，目标是争取在下一届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能够跨越7%的得票门槛。

同时这也意味着，一方面，能否获得更多选民支持和是否具有号召力，对于政党做大做强非常关键；另一方面，政党的组织规模是否庞大而严密，又常常是衡量政党在选民心目中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

　　现代传媒的发展促使政党更加关注民众的偏好。

随着现代媒体对现代社会各个角落无孔不入的“侵袭”，特别是随着图象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对信息的接收由思考让位于直觉，媒体对现代社会的操纵日益明显。

根据俄最新出台的《议会政党普遍由国家电视和无线电频道平等阐释其活动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俄罗斯政党具有平等使用媒体的权利保障。

俄罗斯大众媒体在政党发展中的这种独特作用使一些政党逐渐从原来的纲领性政党转变为媒体性的政党。

如今，俄罗斯政党原来那种深邃的言论已经很难听到，取而代之的普遍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政党主张。

任何政党，无论其代表的利益范围如何狭窄，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排他性，都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

各大政党如何在传媒面前表达民众偏好，成为各大政党关注的重点之一。

　　近二十年以来，俄政党正在朝着“大型政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方向发展。

这一状况虽然与政权当局的积极调控有关，但政党自身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大力宣传，尽可能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也是重要因素，“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4]。

二、社会政治心态与俄政党沉浮发展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政党改革使各大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政治心态，但在实际上，由于受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政治心态作为某一时期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倾向与政治情绪，只有那些能将政治心态进行概括和表达，并体现在自身纲领中的政党才能获得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因而也更容易在政党竞争中稳操胜券。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重大变化，以“市场”、“自由”、“权利”等口号为主要标志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基本确立。

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民众的思想也进一步多元化。

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随即出现大量反映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急剧变动社会中的感受及思想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

仅从1988-1989年的一两年间，俄罗斯未经政府批准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民主俄罗斯运动”等就达到6万多个，1990年8月更是快速增至9万个[5]。

这些组织和团体大体上拥有一个相似的主张，即都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俄罗斯社会。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来对俄罗斯进行体制改革的“俄罗斯选择联盟”是主要代表。

该联盟成立于1993年6月10日，其前身是1990年叶利钦总统组织的“民主俄罗斯”运动。

在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选择联盟”大获全胜，并组成了第一大议会党团。

　　然而，在经历了最初狂热的自由化思潮后，到9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实践失败而遭到俄罗斯民众的猛烈批判。

民主派实施的西式“药方”导致的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落差，深深震撼着普通民众的心灵：

俄罗斯失去了先进的科学和曾位于世界前列的优秀教育制度以及普遍的医疗保健体系等，“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而民主派政党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6]。

　　同时，自解体以来弥漫在俄罗斯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一种本能的深深根植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意识中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

它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自民党和俄共堪称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俄共对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他们批评当局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俄共的主张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政治正确性”，并在随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大选中都获得很高的得票率。

这一现象表明，俄共的选票不仅来自于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来自于民众对当局完全“向西看”的不满。

与此同时，自民党提出了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恢复俄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也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从这一点看出，俄共和自民党在政党选举中的异军突起其实是有因可循的。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从普京执政开始，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正在走向复兴之路。

同时，民众经历多年动荡已经很难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主张，俄国内的保守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人们求发展求稳定，重新燃起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也更加倾向于走温和的中间道路。

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中派主义政党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

目前，统俄党就是当时因获得政权支持并在至今仍然保持强势的政党。

　　在社会领域，经历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后，产权私有化在造就富有的“新俄罗斯人”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贫困阶层。

2007年俄著名报纸《论据与事实》指出，在俄罗斯10%最贫穷者和10%最富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15倍。

俄罗斯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有8·8万，而穷人有3000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中的前100名的财富在最近一年里增加了36%，达到3370亿美元。

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5倍[7]。

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老一代人怀念苏联时期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正，而更多的新一代人向往在现实条件下建立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制度。

此时，公俄党的“公正”思想的提出并能在自由主义语境笼罩下的社会中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不能不说与这种现实及民众的情绪有一定的关联。

从内容上看，“公正”思想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批判。

而关注弱势的社会群体，努力从制度建设上寻找造成社会分化和不公的动因正是其获得民心的关键所在。

　　综上表明，政党的沉浮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有一定的联系。

民众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政党也需要他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这不仅是苏共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同时也是苏共失败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的一次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这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

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

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8]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策略可能有千条万条，但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脱离人民，失去民心，背离民意。

俄罗斯政党的沉浮即说明了这一点。

三、政党回应社会政治心态的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政党而言，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作出准确的认知与把握，是争取民众支持和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之一。

能否顺应现实而作出主动积极的回应，对于政党而言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要素。

近二十年期间，活跃在政坛上的俄罗斯政党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回应大致有以下几种策略：

　　1·政党思想顺应现实需求

　　总体来说，政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来自于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但是，不顾国情而只会提出憧憬式远景的政党，不管它的思想境界多么崇高，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特别是实践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将导致民众的不满和政党政策承诺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民众相信，自由派政党对整个社会的规划如果能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

然而在实际层面，自由派改革带来的却是利益的分化与社会公平的缺失，从而使被自由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质疑。

在经历了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激进思想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获得民心，民众虽不愿再走苏联老路，但更无法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革。

这表明，自由派政党的理论无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俄共作为至今拥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严密的组织结构及最有影响的一支左翼力量，它有着马克思人道主义激情和深深的苏联情结。

俄共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并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占据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

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俄共不能灵活应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现实，在对待民众日渐看好的现政权上，固守着“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的立场，仍把夺取政权、重建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性目标[9]；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坚持苏联时期的做法，常常与现实的需要脱节；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西方国家仍坚持冷战思维，有时甚至重提“三个世界”理论。

由于以上原因，俄共的队伍不仅受到了当局的打压，而且在其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队伍日渐削弱。

与此相反，由“俄罗斯生活党”、“退休者党”和“祖国党”三个中左翼党派合并组建而成的“公俄党”则宣称以“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为指导，将社会公正思想作为政治纲领基础，并提出要致力于建设法制国家；它拥护总统，反对“两个垄断”——即“统俄党”的政治垄断和俄共是唯一劳动者代表的垄断主张，提出要在俄罗斯建立既不是斯大林式的、勃列日涅夫式的，也不是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它提出展开反腐败斗争，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企业家和劳动者的伙伴关系等[10]。

由于其观点务实和与时俱进而受到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关注，从而在“左翼”政坛上成为俄共的主要竞争对手。

　　2·价值取向跟踪个性化要求

　　从理论上讲，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价值观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是一元化的；而社会价值观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而对事物作出的判断和认识，它是多元化的。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不断增加。

由此，执政党想靠价值观来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就意味着，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各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使自己更具有弹性和实力，这样才能从近乎边缘化的境遇中重返政治前台。

目前，各主要政党都在对本党的政策、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并注重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1992年5月成立的自民党曾因其多变灵活的主张被认为是一个“立场最难以捉摸”的政党[11]，但它至今仍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大政党之一。

究其原因，是其纲领内容与主张依据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

近几年来，俄共为了适应形势特别是为了应对其党员队伍萎缩、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在2008年11月举行的十三大上，对现行纲领也作出了微调：

在对最低纲领进行表述时，虽不否认在被迫情况下采取革命手段，但同时强调议会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时，把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俄罗斯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即“一切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给民众以实际意义上的服务的人”；把党的年轻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方针确定下来，提出“俄共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属于青年”[12]。

代表中左翼和中右翼观点的公俄党和统俄党也十分重视扩大政策的包容性。

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更为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面上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成分。

近年来，随着俄经济在当局者的励精图治下逐步摆脱困境，民众要求保护和加强国家的完整性的思想愈加强烈，“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大国家、强大军队、爱国主义”等思想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社会中甚至出现了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思潮。

俄罗斯的强势政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如普京执政时期的公俄党极力否决右翼代表的提案，坚持保留镰刀锤子作为胜利旗帜图案的提议；原“团结党”领袖、统俄党成员、俄罗斯紧急状况部长绍伊古向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的有关对篡改历史的言行予以严惩的议案等，也得到俄广大老战士和多数民众的支持。

　　3·注重与当局的良好关系

　　政党与国家元首关系密切，并在原则、立场上寻求与政权的契合点是俄政党生存发展的基础。

一般来说，政党如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就会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就能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各联邦主体的立法会议中拥有不少席位。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政坛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

一是父权制类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罗斯占优势；二是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三是俄罗斯的历史缺乏真正的多党制政治经验[13]。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俄民众渴望平稳发展的政治道路，普京由于开启了俄罗斯由乱而治的政治历程，而在俄民众中享有崇高政治威望。

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政党也因此能够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当今，除俄共外，进入议会的政党大都是当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推动者。

统俄党奉普京为精神领袖，并将普京的治国方略归结为“普京计划”作为本党的行动纲领。

普京总统对《政党法》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等法案的修改，就是在统俄党的坚决支持下获得通过的。

自2001年组建以来，统俄党在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都获得总统的明确支持，而在议会中稳居绝对多数。

同样，2006年当局扶持的公俄党的力量也迅速壮大，并与作为“政权不妥协的反对派”的俄共开始了对议会“第二把交椅”的争夺。

俄罗斯依附于政权的这种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虽然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俄罗斯“可控民主”下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当前“人民型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完善政党制度是俄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近二十年来，俄当局与各主要政党都在一直积极努力，以使政党发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主要政治媒介的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十分理想。

首先，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而是给予总统极大的政治权力。

俄政党体制被称为是“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

《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有关对政党活动进行资助的规定，一方面使政党与政权联系得愈加紧密，但同时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这就意味着，政党作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渠道客观上依然受到限制。

　　其次，社会基础不稳定是各政党的通病。

虽然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多属于官僚党，基本由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集团组成。

以活跃在政坛上的四大政党来说，目前，除了俄共的久加诺夫没有立法机构或政府职务外，普京是政府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兼统俄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为上议院议长兼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兼自民党主席。

统俄党号称拥有94万名党员，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14]。

据统计，该党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000多名各级议员[15]。

这就意味着，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纲领的作用越来越小，民众与政党的疏离感越来越强，政党的民众基础愈发薄弱。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除俄共外，其他主要政党在性质上正在从阶级党向全民党转变，在功能上由纲领型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变。

各大政党对于纲领的表述以能否赢得大选为尺度，党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色彩更浓，理论主张的纲领性日益淡化，党的特性也日益模糊。

实用主义在成为了政党的主要价值取向后，各政党的主张在不断变换后出现了趋同化、模糊化、机会主义化现象，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独特性基本消失。

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些新的阶级、阶层在政党中至今没有看到他们的利益的真正表达者，反过来，大多数政党也未能找到自己稳定的社会基础。

　　不过，尽管目前俄罗斯政党在代表民意中的作用还有待发展，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存在着逐步增强的趋势。

如今，俄罗斯政坛上实现了“梅普组合”，特别是一直致力于政党制度改革的普京以统俄党主席的身份出任总理，这无疑会对政党的良性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近两年来，俄当局都十分关注政党改革问题，对社会反应强烈的“官僚党”和党员形象问题提出了新的立法倡议并加以实施：

普京总理首先对“统俄党”内部“党员审查、核定及其干部任期制”等问题进行了改革，进一步纯洁了党的队伍，在民众中塑造良好的党员形象；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还提出了包括党的领导人应定期轮换，地方立法机构应更有效监督且必要时可以撤换地方自治机构行政长官，让非政府、社会院的代表参与立法进程等在内的多项重大倡议[16]。

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更为顺畅的沟通渠道，夯实俄罗斯政党的社会基础显然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除了当局在制度上的规范外，政党自身也开始较为关注民意的发展，更加注意对社会舆情的调查与研究。

从总体上说。

俄罗斯政党策略主张逐步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是俄当局积极调控的结果。

在俄罗斯转型期，俄政党发展的风险可能是：

政党因纯粹适应民众的口味而丧失自身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或者漠视民意而对广大民众产生疏远感，或者政党向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过渡而最终导致领袖对政党的绝对支配力。

俄罗斯国内普遍希望，随着俄罗斯国内政党及政党政治的进一步规范化，俄罗斯能够出现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党。

　　（责任编辑：

黄登学）

　　注释：

　　[1]JeanBlondel，ComparativeGovernment：

AnIntroduction（Hemelhempstead，SimonandSchuster，1990，partⅡ·）——转引自陈新明：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党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李兴耕：

《普京时代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3]刘俊燕、孙晓华：

《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载《当代世界》2009年第6期。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5]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

《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693页。

　　[6]张树华：

《十年巨变——俄罗斯社会与激进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

　　[7]“НовыйроссийскийсоциализмпогосподинуМиронову”，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024，13июня2007г·

　　[8]黄苇町：

《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9]Новаяредакцияпрограммы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http:

//www·kprf·ru·12декабря2008г·

　　[10]www·ctrana·ru·3июля2007г·

　　[11]田永祥：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载《当代世界》2004年第9期。

　　[12]Новаяредакцияпрограммы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http:

//www·kprf·ru·12декабря2008г·

　　[13]〔俄〕安德烈·尤里耶维奇·舒托夫：

《俄罗斯政党和政治制度发展现状》，刘毅译，载《中俄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14][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15]李兴耕：

《“统一俄罗斯”党五大的若干重要决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2期。

　　[16]http:

//www·cremli·ru·28ноября2008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