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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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
关于中国文论失语及古文论现代转化问题,是近年来文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但象文论界的若干热门话题一样,近来又它也有变冷之势。
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当代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对这一讨论甚为关切,认为它是事关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大问题。
因此,笔者虽然对古文论和西方文论素无研究,但也愿借季羡老的门外汉没有条条框框,能看出点门道的话壮胆,以旁观者的身份,在此率直地对相关问题的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古文论失语;仅仅是因为忽视运用吗?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
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
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
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
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
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
我持怀疑态度。
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
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
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
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
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
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
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
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
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
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
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
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
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
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
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图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
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
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
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
,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
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
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
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
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
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 文论的古为今用。
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文革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
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
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古文论失语,实际上是更广泛‘失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失语或文化传统中断的一部分。
而传统文化失语或传统中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西方话语的涌入,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从传统封建农耕社会向现代民主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过渡;西方话语的大量涌入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一种征兆和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论的失语有其自身不可违逆的必然性,而决不是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的结果。
一种理论话语,只要它真正植根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那么,只要这种文化土壤存在一天,任何外力也是难以把它连根拔起的。
因为这种话语本身便构成了这种文化土壤。
试问,离开传统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论等话语,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还有些什么呢?
而今天的现实是,并不是古文论脱离了本土文化土壤,而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成分已大量丧失或流失,现代的或西方的科学及人文文化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
有些学者喜欢以汉唐时期,汉族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为例,来论证今天中国古文论包容西方文论的可能性。
这种类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东方文化中进行的这是佛教迅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
而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则是在本土文化传统已经被社会变革所中断、异时、异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然,自五四以来所发生的这种文化变化是否完全合理,那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承认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处于这样的现代的、西化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中,古文论如果不失语,反倒是会令人奇怪的。
让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文论,或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学为言说阐释批评对象的理论,它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哲学美学理论,为之提供思想营养或武器,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操练理论的对象。
任何文论一旦失去特定的哲学美学灵魂,脱离所寄生或依存的文学现象,则只能是一种僵死的学问体系,而不是鲜活的理论话语。
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
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是依存于儒、道、释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的。
党圣元先生指出,先秦诸子之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历代文论家始终以明性与天道、究天人之际为认知之最高境界,同样将自己的学思目标定位于思辨、冥悟天──地──人关系这一作为传统学术思想价值之宗的范围之内。
他还探寻出传统文论的逻辑起点为道。
但恰恰是这体现传统文化和文论灵魂的道,在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中早已没有立锥之地。
当代哲学和美学中,要么是科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规律、真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要么是形形色色所谓唯心主义的理念、理式及其显现,惟独没有这种天人合一之道。
道之不存,论将焉附?
自然要失语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以诗论为主体,以古典诗词为主要认知和感应对象其余文论所论之文,有一大部分是文章而并非是文学,而诗词的昌盛又是与中国古代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甚至政治规范譬如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或以诗歌取士等等直接相关的。
古典诗词的艺术,借兴、象、意、味、神、韵、趣等传统文论的理论范畴去欣赏、解读,的确有助于传达会心之妙。
但今天,不仅古文论所依附的古典文学样式被彻底扬弃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学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也被革新了。
诗歌,衰败了;依然顽强生存的新诗,又以下决心让人读不懂而著称。
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小说,又在年年推出新的主义;这些主义相互竞争,但有二点却是共同的其一,它们自身都要派生出一批新的理论话语;其二,反传统,如果你用文以载道、虚实相生等等话语去解读,就根本无法理喻。
中国古代最反对文艺创作‘意尽言内’、最看不起赤裸裸地写尽说尽的作品。
这很对。
但遗憾的是,当代作?
易庞氪硕宰鸥桑非笏健傲愣冉槿搿保健按直苫保ㄐ葱耙坏丶γ钡淖髌罚桃庹估浪鏊檎故酒接梗一勾笫芏琳呋队J晕剩娑哉庋拇醋鳎绾谓残槭迪嗌颉靶恕薄跋蟆薄吧瘛薄霸稀保看澄穆勰懿患昕谑в锫穑?
;这一问题的反面便揭示出了西方文论大畅其行的原因。
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及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有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现象,但具体到文学领域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论畅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适用、自由。
有论者提出,不妨让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杂语共生人们会既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讲形、神、情、理;既讲存在之蔽亮,也讲虚实相生;既讲内容与形式统一或者结构、原型、张力,也讲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讲神韵、风骨、情采。
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愿望在目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原因很简单,面对当代令人眼花僚乱的文学对象,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恰如同十八般武器一样,使当代批评家可以有多种切入作品的路径、多样批评创作的方法。
这使中国文论家在八十年代所领先获得的理论自由度,为其它学科学者所望尘莫及。
相比之下,古文论好比是已被历史风干的硬牛肉干,虽然慢慢咀爵其味无穷,也很有营养,但当代学者已经少有这样的耐心了。
而那些所谓后现代西方文论,由于其理论形态本身不再要求概念逻辑的严密性,恰恰像快餐食品一样使文论家能获得极大的言说自由,享受随意阐释的快感。
因此,即使从技术角度,古文论失语的命运也在所难免;在杂语喧哗声中,有着西方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声音,而惟独少有中国古文论的声音。
&;三、当代文化建设基点;科学区分与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文论的失语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几乎全面失语这一事实的一部分。
但既定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合理性,笔者决不是笼统否定传统文化及古文论在当代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论界是完全可以能动地作出自己的努力的。
只是对这种复语努力的方向及具体任务在理论上应当搞清楚。
某些出自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语努力,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论建设只能是无益而有害的。
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上,寻求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其实,很多先生已经指出,今天所提出的古文论复语问题,本质上是当代文论建设要以谁为基础、本体、中心或母体的问题。
如张海明先生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为体,是以西方文论的洋为中用为主呢?
还是以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为主呢?
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根、本的老问题、大问题。
大家知道,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使得同一种外来文化现象,换一种说法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思想开放、拿来主义;或者是崇洋媚外、虚无主义。
因此,如有的先生 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也很难统一认识。
但我想,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将难以深入,这已为一年多的讨论所证实。
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
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
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
一般说来,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必讳言西体为主,甚至不必回避全盘西化。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要素。
而现代科学文化又集中体现在西方文明之中,中华民族要步入现代文明,便必须虚心向之学习。
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二十多种文明,但最终大都衰败消亡了。
这些文明,今天发掘出来,那一个没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人文文化?
但这些人文文化并不能挽救其文明反而成为文明的殉葬品。
而以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所谓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大成。
它之成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财富,是人类诸文明长期生存竞争过程的历史优化选择,因为它含有人类能动认识自身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内涵和要素。
马克思主义就是源自这一文明的优秀科学成果。
认同这样的文明,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羞耻之事。
尽管也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主义,但那与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像理性、科学、人本、民主等等话语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们今天不惜以中华文明的衰亡为代价来恪守传统文化话语系统,或者因西方霸权主义而因噎废食拒绝西方科学话语系统,那我们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今天,站在世纪之末,我们应当感到自豪的是,仅仅因为我们抓住了二十世纪这最后二十年的机遇,通过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开放和速成补课式地学习,我们民族已重新崛起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横贯五千年,以一个民族为载体延续并生存下来的强势文明!
但是,对科学文化的认同毕竟不能取代人类对人文文化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文化及艺术文化现象,有时是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相对独立地承继发展的。
如果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以消灭所有人文文化差异性或多样性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代价太大了。
试想,假如享受现代科学文明成果的人类,在地球村中所面对的精神文化产品却如麦当劳和肯得基一样,都是如此单调和按同一标准配制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啊!
所谓的现代文明将完全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
因此,如何防止这种文明悲剧的发生,如何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尽量地保持世界多样化的人文文化构成、保存发展各民族多样性的文明特色,这是世界性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尽量保持本民族人文文化特色,也是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在中国当代人文文化建设中,应倡导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具体文化情况,实现以中学为体,或中西合壁,或中西共存。
总之,失语的范围和程度越小越低越好。
然而,这种倡导决不应是民粹主义的。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含有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及部分科学文化因素,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反科学、反人道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人道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
这样,我们再回顾并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失语现象时,便不会停留在抽象的、表面的西化、中化的两极结论中,而会发现其中既有历史必然性与人道合理性的因素,也有社会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人文代价因素,还有文化主体选择失误或能动性不足的因素。
让我们对这三类因素或情况作些具体例释。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那些已经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话语系统譬如像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在近代全面失语,自然应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
因为它们的失语既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表征和成果,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
这属于历史尺度与人道尺度双重否定而失语的情况,其对象即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糟粕因素。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另有一些极有人文价值的话语譬如适应和谐淳朴田园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民俗民风及哲学美学伦理观念等等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大面积失语,则是中华文明为获得新生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这属于人道尺度肯定却为历史尺度否定而失语的情况。
&;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具有科学价值、适应社会进步需求,或者不影响社会进步、却包含丰富人文价值的文化话语,只是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没得到重视发掘或保护利用,而趋向消亡或失语的。
这是属于历史与人道尺度皆肯定而应当极力挽救发扬的那部分文化。
譬如民间医术、古代建筑、工艺绝活、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等,也即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像对北京古城风貌、古城墙的保护便是一例。
把文明精华说成封建糟粕,使历经战乱没受损失的北京古城,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近年来又有夺回之说,又有重修旧城墙之举。
早知如今,当初何不听梁思成先生劝戒!
这种本不该付出代价,只能是历史的惨痛教训!
显然,根据如上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要全面复兴是不可能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全面继承保护发展类、尽量发掘整理类上来。
如何具体实施,非本文题旨,在此不作讨论。
四、古文论复语指导方针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同样也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相应地,古文论复语的前提就是对这三类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
显然,这与既往对待古文论一分为二的方针是不相同的。
类情况,即通常所谓古文论中的糟粕因素。
对这类因素,我认为也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
譬如《毛诗序》后妃之德那种公开服从服务于政治需求的解读方法,属于糟粕,当无疑义,延续到文革及其以前年代,便是基于这种方法对利用小说戏曲反党的大批判运动。
我这里要提出的是,对于通常被认为是古文论精华的那些内容的性质定位,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在古文论中贯穿始终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或理想的评价。
我认为,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仁政和民本思想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其先进性,但放到今天,它们同样是糟粕,不存在继承问题。
因为,无论是仁政还是民本,都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决不可同日而语。
二千 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儒家仁政的政治乌托邦设计,落到现实中总会变成暴政;推行民本政治的历代新朝,很快都会忘本并因民不聊生而被颠覆。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让它们彻底失语,再不能作为传统精华而津津乐道。
难道我们希望中国社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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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对于类和类情况的区分和研判更为困难一些。
一般地说,古文论中文学审美规律和美学特征,只要不涉及政治、不涉及伪科学,多数内容是属于人文文化范畴的。
但能否继承下来,必须结合文论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具体分析。
假如某些古文论所对应的传统文学样式或所揭示的文学规律在当代已完全失去生命力,那么,自然属于类情况;假如古文论所包含和体现的美学规律与特征在当代依然具有承继创新的可能,那么,自然属于类情况。
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古文论构成中,以笔者外行之见,类情况所占比重较大,类内容所占比重少了一些。
像已经提及的古典诗词,及相应诗论的式微,即属于类情况。
但需要指出的是,类失语情况,虽时代使然,却并非完全绝对,它也与古文论的特殊话语对象相关。
因为与古文论同根生的传统书书法论、画论,当代便没有完全失语。
评价传统书法、国画的文章,依然是用诸如笔情墨趣,计白当黑,气韵生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等等传统话语。
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这些传统艺术本身依然恪守传统,西方文论难以与之对话。
那么,为什么书法、国画在当代能基本承传下来,而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却基本终结了呢?
这是一个既关系我们的论述是否周延又颇有兴味的问题,其下略作些探讨。
古典文学与传统书画的当代命运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关键在于,两者的艺术媒体、艺术对象和艺术特征不同。
书法、国画用作表现工具是中国笔墨,笔墨本身没有时代性;而文学的媒体是语言,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随着文言本身失去生命,大量外来和新造的语汇、语法充塞着当代汉语,诗词和其它古典文学也必然要终结或丧失生命。
中国书画艺术本身就是空灵的、写意的,尤其是文人书画,更是追求笔墨意趣,用有意味的形式抒发胸臆,这使它可以相对脱离时代而存在。
文学则不同了,文学的叙事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直面现实,不能回避时代,这样,传统的文学样式和风格便必然被淘汰,由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样式──现代小说──取而代之。
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小说理论又是最欠发达的。
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古文论大部分内容在当代难免归于类而失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书画论便具有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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