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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5
第五章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
本章重点
西欧人口转折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折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模型
乔根森人口流动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发展经济学家一直重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物质资本的匮乏视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因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努力挖掘国内资本潜力,争取国外资本流入,即促进资本形成来推动经济发展,但事与愿违,并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
目前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加之人口增长过快,就业不足和失业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在阐述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时,应首先论述人口数量、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本章的主要任务。
第一节人口的过度增长与抑制人口政策
世界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人口爆炸”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1987年7月11日、联合国举行了第一个人口日纪念活动,世界上第50亿个居民当日在克罗地亚诞生。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99年7月11日的人口日纪念活动中宣布:
1999年10月12日,第60亿人将出生。
人类出现以来直至大约300年以前,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都非常低,仅仅略微超过0,约为0.002%。
但到了1750年,人口年增长率达到0.3%,是过去的150倍,到1950年,则又增加了两倍,达到1.0%,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
2.3%,当前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5%。
据联合国的有关资料显示,预计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
在世界人口的增长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1995年的世界总人口中,3/4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表5-1列出了2008年15个人口大国的情况。
表5-12008年世界上的15个人口大国
国家
总人口
(百万)
年均增长率(%)
2000-2008
排名
中国
1326
0.6
1
印度
1140
1.4
2
美国
304
0.9
3
印度尼西亚
228
1.3
4
巴西
192
1.2
5
巴基斯坦
166
2.3
6
孟加拉国
160
1.6
7
尼日利亚
151
2.4
8
俄罗斯
142
-0.4
9
日本
128
0.1
10
墨西哥
106
1.0
11
菲律宾
90
1.9
12
越南
86
1.3
13
德国
82
0.0
14
土耳其
74
1.3
15
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粮食紧缺、资金匮乏,人均资源下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例如,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它拥有的一些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资源占有量则很低,许多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2008年国民总收入为38993亿美元,在世界上排第3位,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2940美元,在世界的排名大大下降。
印度人口也在1999年8月15日突破10亿大关,粮食产量的提高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1960年,印度的人均耕地为0.21公顷,到1999年,人均耕地降为0.10公顷,预计到2050年,人均耕地将只有0.07公顷。
在印度,一半成人是文盲,一半以上儿童营养不良,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因此,人口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定适当的人口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应首先了解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度增长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用人口转折模型和人口出生率的微观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死亡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出生率却没有明显下降造成的,他们通过比较西欧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折的不同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人口转折模型
所谓“人口转折”或“人口转型”(demographictransition)指的是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指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稳定人口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转变。
由于人口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所以当出生率不变、死亡率下降时,人口增长率就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因此才会在一些国家出现3%的人口增长率。
根据对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观察,大致可以把人口转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而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
1.西欧人口转折
一些学者根据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资料,将其人口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如图5-1所示(此图阶段标识与文字描述不符)。
第一阶段:
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在古代社会,人口出生率往往维持在生物学上的极限,通常比较高,而死亡率则随着饥荒、战乱和各种传染病而剧烈变动,也比较高,这样人口增长的幅度不大,人口数量大致不变,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规模。
例如,西欧发达国家一直到18、19世纪之交,出生率为3.5%,死亡率为3%,人口增长率很低。
第二阶段:
死亡率开始下降,但是出生率并未下降,结果导致人口快速增加。
在这个阶段,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死亡率开始逐步下降。
应该指出的是,西欧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是与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出生率的下降开始得较晚,且下降速度缓慢。
这是因为在发展的相当时期内,诸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打破,加之生儿育女的成本很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等,出生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第三阶段:
死亡率逐渐停止下降,同时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数量从略有增长到维持不变,甚至缓慢下降。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到高度工业化阶段,大家庭制度逐渐解体,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妇女教育水平提高,就业机会增多,子女受教育的费用也随之增加,养育孩子的成本增加,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日渐淡薄以致被摈弃,从而使人口出生率逐步降低。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上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但是由于世界范围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费用的降低和国际援助的支持,使许多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得到控制,甚至灭绝,从而导致死亡率的急剧下降,造成人口的大幅度增长。
但与西欧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医药卫生与健康保健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这种变化是在一个比西欧国家短得多的时期内发生的。
因此,在死亡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在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落后的经济结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
发展中国家人口转折的第三阶段可以分为A、B两大类型。
在A类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控制死亡的方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在一起,使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死亡率降到1%,而出生率降到2%-3%)。
如韩国、中国台湾、哥斯达黎加、古巴、斯里兰卡、多米尼加、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大多属于这一类,其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但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属于B类,由于外部原因导致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便停止。
而经济发展的滞后、普遍的贫困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使高出生率持久存在,导致人口增长率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类国家仍处在人口转折的第二阶段,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及中东地区就还停留在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又有所下降的阶段,如图5-2所示。
人口转折模型从现象上描述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变化,并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主要是由于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而出生率居高不下造成的。
然而这一模型并没有从本质上阐明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为什么居高不下,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二)人口出生率的微观理论模型
为了弥补人口转折模型的不足,近年来经济学家试图从家庭人口出生率的微观决策角度来分析说明人口转折第三阶段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他们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家庭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作为模型分析的基础,并以经济学原理和最优化原则来解释家庭规模的抉择。
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假定:
对于一个根据个人偏好程度而构成的商品系列,每个合乎理性的人都试图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和商品的相关价格通过选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当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人口出生率的分析时,孩子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在发展中国家,则被视为特殊的投资品),从而使消费者(家庭)对于孩子的需求,就像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一样,成为一种经济的、理性的选择。
在收入或替代财产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其他因素不变,所期望得到的孩子数目与家庭收入成正向关系(在非常贫穷的社会,往往不具有这种联系),与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强度成反向关系,与孩子的价格(抚养孩子的支出)成反向关系。
可以用数学式来表达这些关系:
Cd=f(Y,Pc,Px,tx)
式中,Cd为对存活儿童的需求(在低收入社会,应考虑到婴儿死亡率很高);Y为家庭收入水平;Pc为孩子的净价格(等于抚养孩子的预期成本减去孩子的预期收益)。
培养孩子的成本包括:
(1)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
(2)孩子的教育费用。
等等。
孩子的预期收益包括:
(1)孩子将来可获得的收入;
(2)孩子将来对老人的赡养。
等等。
Px是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
tx是相对于孩子来讲,对其他商品的偏好程度。
在正常(新古典)条件下,可以预期:
(1)
,家庭收入越高,对孩子的需求就越大;
(2)
,孩子的净价格越高,对孩子的需求就越小;
(3)
,相对于孩子,其他的商品价格越高,对孩子的需求就越大(这个假设不一定对,只从替代效应角度考虑,可以这么说,但如果考虑收入效应,即其他商品的价格上升,会使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收入下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
(4)
,相对于孩子,对其他商品的偏好越大,对孩子的需求就越小。
通过上述微观理论模型,可以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出生率上存在差异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传统的大家庭纷纷解体,在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不复存在;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多,使生育、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孩子本身的抚养费和教育费都大幅度提高;此外,在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根本好转的情况下,父母已不必因为担心孩子的夭折而生育很多子女。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形则完全不同。
首先,孩子成了资本品,而非消费品,预期收益过高,因为在这些国家,孩子是家庭劳动力的来源,很小就从事各种劳动,为家庭增加收入,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这种情形则更为普遍。
况且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或这一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孩子更成为父母将来的唯一依靠。
其次,抚养孩子的成本却非常低。
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少,文化水平低,就业机会很少或根本没有,这样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很低。
同时,在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低下的生活水平条件下,孩子的抚养费和教育费均很低,很多家庭根本不打算或没有能力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读书。
这种高收益、低成本导致了孩子的净价格很低,甚至是负数。
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描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现状及其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阐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寻求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对策,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摆脱沉重的人口负担,促进其经济的发展。
历史上,最早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描述的大概应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R.T.Malthus)。
其全部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两个公理:
(1)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2)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
在此基础上,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比土地的生产力要大得多。
人口在食物供给充足的条件下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受土地收益递减律的制约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因而生活资料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除非采取某种强有力的措施抑制人口增长,否则就难以维持人类和自然界的平衡。
马尔萨斯把自己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以下三点:
(1)人口增长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力量的阻止;(3)这些抑制人口增长并使之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抑制,可以归纳为道德的抑制、罪恶和贫困。
马尔萨斯把这三点称为自然的人口法则。
后来的经济学家把马尔萨斯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客观地制约着人口数量的思想称为“低水平均衡人口陷阱”,或者简称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所谓“人口陷阱论”(theTheoryofPopulationTrap)旨在说明:
当人均收入提高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人均收入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除非投资规模迅猛提高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
由于人口增长有自然的极限,人均收入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而上升。
因此,在最低人均收入和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个“人口陷阱”。
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
如图5-3所示。
在图5-3中,纵轴表示总人口和总收入增长率,横轴表示人均收入水平。
首先,看一下人口增长曲线P。
人口增长率(纵坐标)和人均收入水平(横坐标)之间的关系通过人口增长曲线反映。
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Y0,人口增长率为零,形成稳定的人口规模。
因此,Y0描述的是“赤贫”的概念,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抵,人们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
在超过Y0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在死亡率下降的作用下,人口规模开始增大。
此时,较高的收入意味着饥饿与疾病的减轻,下跌的死亡率推动了人口的上升。
在人口增长曲线P上,当人均收入达到Y2,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约为3.3%(B点)。
假定保持这个水平,直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Y5),这时进入人口转折论的第三阶段,即出生率开始下降,曲线向下拐头,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其次,总收入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用总收入增长曲线Y来描述,这条曲线与生产理论中的总产品曲线相似,它的变动趋势是先递增,达到一定点后开始递减。
在Y3之前,总收入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总收入增长率也越高,这是因为在增长的初始阶段,经济总量小,人均收入增加后,可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各要素边际生产率较高,从而有较高的总产出增长率。
在Y3之后,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水平,随着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下降,总收入增长率曲线停止上升并开始下降。
最后,观察两条曲线的关系,在三个交叉点体现不同含义。
第一,交点A,此处人均收入水平为Y1,A点为稳定均衡点。
即A点存在一种内在力量,使得对A点的任何一个微小偏离(向左或向右),都会在这种内在力量的作用下,使人均收入水平回到Y1。
例如,人均收入从Y1向Y2增长时,由于人口增长率将超过总收入增长率(在图中表现为人口增长曲线高于总收入增长曲线),人均收入必然会下降,从而又走向Y1。
同样,在A点的左方,总收入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导致人均收入上升。
A点的内在稳定性,形成了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陷阱,经济系统不容易脱离此点,这时总收入的增长完全被人口的增长所吸纳,所以被称为“人口陷阱”。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经济落后国家没有能力使其人均收入水平突破生活必需品的界限,虽然收入有可能增加,但每一点增加的收入又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重新回到Y1的“陷阱水平”。
第二,交点B,这是一个不稳定均衡点。
即使无限接近B点,但只要没有突破B点,都会重新回到A点,而一旦越过了B点,就会持续运动到C点。
第三,交点C,这是一个稳定均衡点。
对C的偏离,也会在内在力量的作用下,回到C点。
因此,落后国家摆脱人口陷阱的途径不外乎两条:
或者通过大规模投资,一举突破A点到达B点,以诸如“大推进”的发展,摆脱人口陷阱的束缚。
但这样做非常困难。
或者通过有效措施来抑制人口增长,即通过人为的强力来改变这两条曲线本身。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模型在阐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一种简明而在某些方面又可取的理论。
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许多前提和假设过于简单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性。
对该模型的主要批评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模型的假设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抵消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
马尔萨斯是以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来阐述其人口理论的,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因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悲观的结论。
从理论上讲,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自身繁衍的有效控制可能改变总收入增长曲线和人口增长曲线的形状,如图5-4所示,总收入增长曲线在人均收入的所有水平上,都在高于人口增长曲线,结果是,人均收入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增长,所有国家都有可能避免人口陷阱。
但实际上,只有发达国家摆脱了人口陷阱的阻力,进入了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技术停滞不前,落后的经济结构、传统的耕作方式、陈旧的思想观念使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人口激增,陷入人口陷阱而不能自拔,被马尔萨斯不幸言中了。
其次,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模型假定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有直接的联系,认为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增加。
但是实际中的情形则可能完全不同,世界上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往往是收入高的国家和地区比较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妇女生育子女的数目大大下降。
恰恰是那些收入低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率过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代人口学家莱宾斯坦则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揭示了越穷越生的经济原因。
在图5-5中,纵轴OY表示给定胎次(孩子)的效用和成本,横轴OX表示人均收入水平。
图中的三条曲线表示孩子的基本效用:
曲线a表示消费效用(父母从孩子那里获得欢愉、情感上满足的效用);曲线b表示劳动-经济效用;曲线c表示保险效用(孩子对老人晚年的赡养)。
从图中可以看到,除了消费效用同人均收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似乎难以确定外,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和保险效用都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方向变动即收入水平越低,孩子的这两种效用就越大。
莱宾斯坦后来又补充了孩子的其他二种效用:
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做贡献的效用,它们也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
由此可知,收入水平越低,孩子的边际效用便越高。
尽管“人口陷阱”模型存在缺陷与不足,但它所揭示的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却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状况的理论概括,从根本上纠正了不顾经济发展条件,盲目鼓励人口增长的做法。
而制定有效的控制人口政策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选择。
三、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降低出生率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增加其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这样不仅使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还可以使妇女的婚育年龄大大延迟。
前者使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后者则使妇女生育孩子的数目大大降低,从而使出生率下降。
更重要的是,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会直接提高孩子的营养和医疗保健水平,从而有助于降低儿童死亡率。
第二,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落后国家,生养孩子的效用远远大于其成本,收入水平越低,孩子的效用就越大,而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话,孩子的保险效用就会下降,当父母不再需要孩子来养老时,对孩子的需求自然会下降。
第三,提高儿童健康水平,降低儿童死亡率,减低生育的愿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最贫困的几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非常高,例如,塞拉利昂1996年每千例活产婴儿的死亡率为174,几内亚为133。
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的生育个数)也很高,塞拉利昂1996年为6.5个,几内亚为5.7个。
而人口问题解决得较好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韩国、哥斯达黎加和泰国,每千例活产婴儿死亡的数目分别是15、9、12和34。
这些国家妇女的生育个数则分别是2.3、1.7、2.7和1.8,大大低于具有高婴儿死亡率的国家。
在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基础上,提高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使儿童死亡率下降,减少生育孩子的愿望。
第四,提倡晚婚、计划生育,必要时采取立法的形式来执行。
如果说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其结婚年龄增大是一种自愿行为的话,那么通过社会的宣传、提倡,同时配以各种经济的奖惩措施,甚至规定合法的婚龄,则带有一点强制成分。
但是晚婚可以使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个数下降,从而达到使人口出生率降低的目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S.Becker)建立的模型,结婚年龄和生育孩子数目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根据他的推算,如果一个育龄妇女在20岁结婚,那么到45岁,平均一个育龄妇女大约可生产11个活产婴儿。
但如果把结婚年龄推迟到23岁,这个数目下降为8.7。
计划生育则会在此基础上使人口出生率更进一步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之一,暂且不论这一政策对未来人口构成(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调等)、儿童成长等是否有利,单纯就其使中国少生4亿人来看,其成效可见一斑。
现在世界上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也表明了它在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的作用。
第五,采取经济刺激如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人们减少生育。
如对少生孩子的家庭给予奖励,多生或超生的家庭给予罚款等惩罚。
中国是采取严厉惩罚措施来抑制人口增长的国家,1982年以来,它推行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其人口年均增长率在1990-1997年间为1.1%,实现了预定目标。
总之,通过一定的人口政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很多国家由于缺乏有力的人口政策,人口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而一些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虽然较早采取了抑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政策实施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而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无疑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
人口激增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而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不得其用或人浮于事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关于这一问题,在下一节进行详细论述。
第二节就业与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度增长,必然导致就业负担沉重。
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失业和不得其用都是人口过快增长的结果。
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其大量闲置或不得其用不仅是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更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考察就业与劳动力是否闲置,还要考察劳动力是否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一、劳动力的充分利用问题
失业问题涉及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注重解决失业问题,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就业并不等于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下面将劳动力的使用状况加以分类,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一)劳动力的闲置
劳动力的闲置即失业,有自愿闲置和非自愿闲置两种。
1.劳动力的自愿闲置
有以下三种类型:
(1)提前退休(prematurelyretired)。
指劳动者还未到退休年龄,便自动提前退休,赋闲在家。
这种情形,从表面上看可以增加就业,实际上却是使一部分经验丰富、有工作能力的人提前退休,是人才的一大浪费。
(2)沮丧的劳动者(discouragedworker)。
有些劳动者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因而十分沮丧,最后放弃了寻找工作的念头,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也是一种被闲置的劳动力。
(3)隐蔽性失业(hiddenunemployment)。
许多就学于电视大学(开放大学)、函授学校的人口和家庭妇女均属于此类。
他们从事家务劳动或上补习班仅仅是第二选择,而非第一选择,就业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2.劳动力的非自愿闲置
也有三种类型:
(1)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unemployment)。
指有些人因为工种变换,赋闲在家等待新的任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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