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新看点112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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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新看点1124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新看点11.24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看点”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集结号。

《决定》为我们描绘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是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再出发”的行动指南。

一、要注意把握好这个新蓝图的“六个要点”

一是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南针”。

就是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这十六个字，是推进改革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和必须坚持的原则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一句话，是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与一个“坚决”、一个“努力”，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向。

我们要准确把握好这一指导思想，努力使深化改革的时代列车在正确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二是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三个让”的生动局面，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个总目标的提出，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努力方向。

我们在把握这一总目标时，特别要注意把握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定位，深刻理解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这一提法变化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所强调的主体多样性平等性，深刻理解“现代化”所强调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内涵与真谛。

三是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全会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的改革思路，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这个思路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我们要抓住每一方面改革的主题，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意克服改革“散光”和“不同步”的问题，努力突出“主旋律”，形成“大合唱”。

四是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书”。

全会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15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任务。

这些任务，是党中央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全面部署，体现了面向未来的大胆创新，表现了我们党改革完善自身、突破利益藩篱、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坚定信心和勇气。

我们要重点把握好具有突破意义的改革新指向和新举措，比如，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要激发非公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强调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强调要推进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强调要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强调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强调要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等等。

这些都是改革的亮点所在，迫切需要我们把握好、实践好。

五是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聚光点”。

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这个重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聚光点，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把握好这一聚光点，关键是要理解和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充分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的意义和价值，充分认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内涵和要求，进一步重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

六是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

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安排，这就是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基本一致，表明我们党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也体现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与要求。

把握好这个“时间表”，目的就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实。

二、改革力度空前18个热词引关注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知识产权法院：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国家创新体系：

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同权同价：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院士“双退制”：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房地产税：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去行政化：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协商民主：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减少适用死刑：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权力清单：

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官邸制：

在“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部分提出要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

    ——解决一考定终身弊端：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渐进式延迟退休：

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部分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单独二胎”：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

第52项任务“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扫除身份障碍：

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三、相关“看点”解读

（一）关于经济

1、从农村再突破赋权于民谋改革

《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解读】

国土资源领域专家认为，这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平等发展权问题、市场经济核心的产权问题，使我国城乡统筹进入一着棋动、全盘皆活的新时期。

　　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主任孙英辉指出，随着《决定》出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环环相扣的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不动产统一登记等问题进入整体突破期。

要赋权于民，使农民以产权保生存、以产权谋发展，从农村突破，向城乡一体化总目标迈进。

　　当前我国土地政策日益社会化，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有关。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认为，缩小征地范围，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涉及土地收益分配格局调整，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层面。

今后完善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在严格用途管制下，允许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开发；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办法，合理确定中央、地方、集体、个人收益比例，激活各方面积极性，可能成为改革探索的新热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土地财产权，包括抵押、处置及最根本的交易权。

要加快确权，保障权益，在耕地红线、生态红线之下，使农村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热土。

2、地方政府也是新“土改”赢家

《决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

【解读】

全会决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征地制度以及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变革；二是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合法流转的问题。

二者核心目的都是使农民收入有显著提高。

若实现得好，这轮土改也将为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打下基础。

新一轮土改将会带来的投资机遇。

从政策导向上看，新一轮土改会主要有三大影响：

第一是城市存量土地的优化利用。

《决定》强调“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征地会更加困难，会倒逼地方政府着眼土地存量，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通过城市更新，在腾笼换鸟中发展低污染、低能耗，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项目，尤其是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来一场城市内的“土地改革”。

手上持有大量建设用地的上市公司有望这个过程中获得资金补偿或资产重组的机会。

与此同时，环保压力也将推动“后工业化”改造。

不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工业污染项目，将成为首先清理的对象。

除了钢铁行业产能淘汰和节能减排之外，其他如有色金属、化工、水泥等高污染产业未来很可能都将进入加速调整的范围。

尤其是城区内占地面积大，土地产出效率低以及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将加速外迁和转型。

由此可见，从事工业用地调整、环保搬迁、城市运营、棚户区改造、土地一级开发的企业，以及拥有较多土地资产的转型传统企业，都存在投资机会。

第二是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

此前与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

“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这是一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制，存在土地权益不明的弊端。

此次改革明确了农民个体对承包地的“占有权”以及相关的产权抵押、担保等权能，进一步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权利。

随着农地及其经营价值得到体现，拥有农地资源的上市公司估值将会提升。

同时，土地流转能促进规模化经营，提升生产效率，改善农业产业盈利。

另一方面，规模化经营会带来农业生产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和生产经营信息化，提高农村对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的要求。

这将惠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农资产业链、农业服务流通的上市公司。

第三是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

《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可以预见的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会逐步放开，同时建立起流转环节的税费体系，政府将从收取土地出让费转为收取土地流转税。

土地自由流转会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土地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改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否则“新型城镇化”极有可能会再次演化为地方政府的变相“圈地”。

但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流转必然损害地方政府独家垄断收益，而且也会动摇国民经济“支柱行业”——房地产业的“独家供应”，可以想见推进阻力巨大，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房地产与金融的博弈。

如何让地方政府有动力来推动土地变革？

如果给农民更多利益，又能否加速城市化进程呢？

目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收入主要来源主要有两个：

土地出让收益和土地流转的交易税费。

据测算，在从1999年到2011年的13年中，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2.9万亿。

但在剔除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等成本后，再刨去用于城市建设、廉租房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农田水利建设等必须支出外，留给政府的可用资金其实并不多。

但近些年，土地流转环节的税费收入正呈现逐年攀升态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不断提高。

土地流转的交易税费，主要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

前者属于存量资源税，随着土地的不断开发、流转使用，这块税收会不断增加。

后者属于流转税，由于土地流转与政府是否是参与一方无关，如果将土地交由市场自由流转，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交易税费只会增加。

2012年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达到1542亿元，土地增值税收入达到2719亿元，土地相关税收累计超过6000亿元，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近7%。

此外，一旦房产税开征，也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税收来源。

改革方案中提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实则将为地方在土地流转各个环节上更多地分享税收打下基础。

可以说，当前模式下的“土地财政”已经到了被终结的阶段。

未来地方政府将从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转向收取房产税和土地流转交易税费，同时辅以债券融资和其他融资模式。

地方政府从土地经营者，转向土地市场的监管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

鉴于集体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能为地方政府税收增加新的来源，新一轮土地改革的最大利益障碍事实上已经破冰。

具体而言，解决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的资金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以及相应税费体系；二是计划开征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和遗产税，其中的重点是房产税的推广；三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匹配度。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3、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

《决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解读】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关键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一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二是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

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

四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五是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大力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的不足。

4、从国家治理高度定义财税改革：

不受制于条块利益，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解读】

“以前我们谈财税改革，重点针对三公浪费、预算透明、审计防腐等问题，在合规性管理和绩效管理上下功夫，这都是管理层次的改革。

但是这次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超越了此前有关财税改革的常规认知，使改革不再受制于条块利益，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助于打破利益固化格局，将财税改革引导到更系统、更深刻、更持久的路径上。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治理视角的财税改革应强调以下几方面内容：

　　——保证把利益高效输送给人民群众。

把财政资金多向民生领域倾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红利。

　　——明确政府的“花钱权力”和“花钱责任”，用责任制约权力。

　　——预算、支出要阳光化，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

　　——以法制来规范、引导政府的财税行为。

征税、支出决策要有确定性，给百姓和市场以稳定的预期。

将财税领域的一些政策、条例尽快提升为法规、法律。

　　“经邦治国必须善于管理、分配财富，此次公报把财税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性表达得非常清晰、准确和到位。

”王雍君说。

　　5、依循“政府对钱的征集、使用和管理”这一脉络进行制度建设

《决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从体系架构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核心和关键组成部分，覆盖了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从财税运行内在逻辑和实践角度看，现代财政制度包括五大模块：

税收、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国库与政府现金管理、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制度。

　　税收——是现代财政制度的物质基础，政府征集资源以确保社会管理正常运转；

　　政府间财政关系——各级政府把钱收上来后怎么分？

各自承担哪些支出责任？

这也是以往不明确、不刚性的部分；

　　预算——一定要通过制度设计，确保预算的科学性、合法性和透明性。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级人大对预算的审核、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监督，一是审查时间仓促，就那么两三天；二是人大代表的专业素质不够，无法称职地‘守护纳税人钱包’。

”

　　国库与政府现金管理——比如，财政的钱怎么存，现金流入流出及余额管理制度有哪些内容，谁来监管等等。

　　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制度——这是现代财税体制的技术支撑，涉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税收、预算、支出、资产负债、投资收益等内容，“国家账本”、“地方账本”的会计项目、格式表达要统一，财务报告形成制度。

　　王雍君表示，现代财政制度包含了很多内容，但依循“政府对钱的征集、使用和管理”这一脉络，各具体改革举措都可被纳入这五个模块中。

“五个方面互为依托，不可或缺,其改革也需要齐头并进。

”

　6、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动个税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决定》提出，改革税制、稳定税负、提高效率。

【解读】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改革税制、稳定税负的总要求，表明未来我国宏观税负总体不会增加。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指出，根据规划，我国将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让更多企业不再面临重复征税，有利于刺激相关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纳入“营改增”试点的纳税人共计226.96万户，1—9月份累计带来增值税减税超过836.06亿元。

其中，原增值税纳税人减税470.72亿元，试点纳税人减税365.34亿元。

“个税改革将成为税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未来个人所得税会更加体现公平。

”杨志勇说，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分类征收办法，只根据不同的收入类型进行分类征收。

未来推动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将会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下一步个税的改革方向，将由目前的分类税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在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的同时，将纳税人家庭负担，如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情况计入抵扣因素，进一步体现税收公平。

7、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

《决定》提出，要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解读】

“全会将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方向，与正确界定政府角色与职能，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关系结合起来，这对财税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雍君说。

“财税改革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可以在很多领域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使执法部门不再‘戴着镣铐跳舞’。

”资深媒体人国女士举例说，“目前地方环保局在业务上听命于环保部，但在预算和人事上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控制，而地方政府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当地GDP，不会对违规企业动真格。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中央的环境监管意愿很难落实到位。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营改增”的实施，使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之一的营业税逐渐消失，改为按现体制75%归中央财政的增值税，这就需要解决地方政府财源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上与下”两个积极性。

未来，我国需要构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的财政体制，加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和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将使中国所有地区包括欠发达区域，都形成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的状况，从而消除隐性负债的隐患、根除“跑部钱进”的弊端、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8、民资办银行由“探索”变“允许”改革驶入“快车道”

《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解读】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近期市场热议的话题。

６月１９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此提出，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由“探索”变为“允许”，一词之差凸显我国金融改革的决心。

《决定》还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无论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还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这些举措均意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之举。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说。

《决定》还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加快”二字，与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逐步实现”的表述有明显不同。

“‘加快’二字凸显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随着改革的提速，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市场化改革举措出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认为。

（二）关于发挥市场作用与转变政府职能

1、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解读】

　　市场决定性作用主要指价格形成机制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在遵守规则和公平基础上经过充分竞争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管制和少数市场垄断主体决定的。

是众多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结果。

　　过去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管得多，导致价格信号扭曲，误导了资源的合理流动，致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虽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一般比政府高，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指全部作用，政府也要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如，市场失灵时，政府要及时弥补市场缺陷；有市场主体违法违规和垄断竞争时，政府要规制和监管，要为市场公平竞争保驾护航；政府还要提供服务。

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辅助性作用，没有政府服务市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无从谈起。

　　总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

最终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它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

2、既管乱干预又防不到位

　　《决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解读】

　　过去在强调GDP的动机下，地方政府一味想把经济搞上去，在产业政策和许多方面干预经济，比如国家规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