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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张骥、闫磊
2013-1-2313:
03:
40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1期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 石家庄050000)
【摘要】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而言较为隐性的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因素难以企及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试从欧洲统一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欧洲观念的深化发展,欧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问题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论述。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张骥,男,法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闫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1-0083-1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经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如今的15国,2004年将发展成25国,其内涵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深入到超国家机构的建立与共同货币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和民政事务的政策合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试对欧洲统一观念、欧
“普世主义”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
十字军东征(1096—1270),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1](pp20-28)。
有人评价说:
“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仰,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pp53-57)尽管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普遍性,但终于敌不过王权,最后教会本身也分裂了,然而,谋求统一的追求与梦想覆盖了以后几十代欧洲人的灵魂。
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它一方面为欧洲各国人民的交往以及欧洲在世界的霸权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欧洲的分裂持久化,并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
这些战争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此时,欧洲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统一欧洲的方案,以谋求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1713年,法国的圣-皮埃尔在《争取欧洲永远和平方案》中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卢梭则认为,只有依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欧洲联合才可能实现;杰·边沁在《国际法原则》中提出了“普遍和永久和平的计划”;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公布了一个永久和平计划;圣西门致力于“重新组织欧洲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议会制的联盟;拿破仑有过用武力统一欧洲的宏伟计划,他曾表示:
“我要把还是计划的内容付诸实现。
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
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这就是唯一的理想结局。
”[3](pp16-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联合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
1925年,法国时任总理赫里欧明确表示:
“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
”1929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向德国政府建议组织“欧洲联邦”,并于1930年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倡议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
库当霍夫·卡莱吉认为欧洲必须保持它的个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的欧洲灵魂。
他认为欧洲灵魂有三个特性:
基督教的深度,希腊的广阔,日耳曼的高度。
在这样的欧洲联邦里,每个公民都是一个优秀的本国的公民,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
如同人们热爱自己的父母,他们也能热爱他们的父国与母国——欧洲。
库当霍夫断言,欧洲联邦是一个精神的领域,并且不能区分其语言、种族或宗教团体[4](pp827-833)。
纳粹在德国的上台宣告了欧洲联邦计划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欧洲衰落的过程。
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
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
往日耀眼的“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5](p578)。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欧洲人重新审视欧洲联合问题,他们坚信,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的统一。
战争使欧洲成为废墟,美苏对抗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局面,以德国为界,欧洲各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
历史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结束,欧洲文明正在沉沦,欧洲人有失去自我特性的危险。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后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后写下了《别了,欧洲历史》。
而丘吉尔则发问:
“现在的欧洲是什么?
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
”[6](p257)
1946年,丘吉尔提出:
“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欧洲合众国。
只有这样,几亿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
……为什么不应有一个欧洲组织,让这个动荡而强大的大陆上的迷茫的人民拥有扩大的爱国主义和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呢?
为什么它不应拥有其应有的地位,与其它庞大的群体一起来安排人类的命运呢?
必须有一个操多种语言的亿万家庭自觉参加的信仰行动。
”[7](pp5-6)
1950年,舒曼计划提出:
“欧洲联邦的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立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地区的命运。
……为维持和平,欧洲联邦是必不可少的;依靠联合进行基本的生产,依靠设置一个约束法国、德国和其它成员国的高层权力机构,我们的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
”[7](pp10-11)
1951年,欧洲统一之父——让·莫内在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也强调了欧洲统一的前景。
他指出:
“煤钢共同体所属6国的煤钢事业在顺利发展,应该使其顺利发展下去,直到建成欧洲合众国时,才算取得最后胜利。
”后来,莫内还在西欧领导了一个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
莫内后来评价煤钢联营时说:
“它本身只是一个技术措施,但其共同机构下的新的程序,使人类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革命。
”[7](p20)他进一步论述说:
“控制别国的思想支配各国的政策达几个世纪,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
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古老的欧洲大陆的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它还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将会把同样的心理传给欧洲以外的国家和人民。
欧洲这个新的行动方式取代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企图,它所依靠的是集体适应于新条件的一个稳定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使一个变化引起另一个变化的催化剂。
”在阐述了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欧共体的远景后,他说:
“实际上,当欧洲的统一开始影响到英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世界责任感正在增长。
欧洲统一不是一个蓝图,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
……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
这就是文明的进化。
”[7](p20)由于冷战国际环境的存在,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谈论的欧洲统一,主要限于西欧地区,不过戴高乐却是一个例外。
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关于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中提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
他还强调:
“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
……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束。
冷战结束为欧洲统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时人们已开始谈论“大欧洲”,甚至整个欧洲国家的统一问题。
在苏东演变过程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
他认为,苏联对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统一的思想应当重新集体研究探索”,“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
”戈氏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叶利钦、普京所继承。
“大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与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范围相吻合,即戴高乐所讲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
“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
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
但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分。
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稣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8](pp106-107)。
陈乐民先生指出:
“俄罗斯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
这一点连俄国的‘斯拉夫派’也不能否认。
其中原因之一(应当是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说到底是‘欧洲’的一部分,与西欧和北欧同属欧罗巴;东正教虽有东方色彩,崇奉的毕竟是同一个基督……俄罗斯文化刨根追底,其至今居于主流者,最终会追到小亚细亚到古希腊这一脉。
”[9](p307)而且,在欧洲统一观念发展的历史中“有一种不合理的感情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不合理的感情比冷静的经济、科学或社会学的动力更容易推动大群的人,决定事件的发展。
人们可以称之为‘欧洲梦’。
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
但丁在他的《帝制论》一书中曾描述了欧洲大陆在一统之下得治的模糊愿望。
……它从未实现,却也始终没有消失……欧洲是西方种种思想和希望的诞生地,是其故乡。
我们要捍卫它们无非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它们,生活就没有过头。
”[10](pp1-2)
欧洲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思想渊源,二战后,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于实践。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这是其实现一体化的深层次原因。
二、欧盟文化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整合
欧盟文化政策是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整合,具有战略意义。
欧盟对文化认同的构建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国家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反映,它正在推动民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超民族阶段,这一阶段是民族发展的更高层次。
它是多元与共同文化层次兼容互动的新民族文化。
文化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文化政策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难以企及的空间发挥独特作用。
文化政策作为政治、经济目的的辅助手段,反映了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探索过程和指导思想,它与政治、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对一体化起到了引导、发展和巩固的作用。
(一)、欧盟文化政策的主要内容
欧盟的文化政策包括视听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书籍与阅读政策、文化“2000”计划等层面。
从资金、政策、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
其文化政策的战略内涵包括:
1,文化政策作为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弥合、融注和巩固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成果,从而将利益集团提升为具有悠远、广泛的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使之具有稳固性;2,欧盟文化政策是欧盟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一是与美国竞争,二是泛欧主义思想的反映,文化政策具有超前性,它在一体化中表现尤为突出;3,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表现在:
通过发展影视业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还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
欧盟缔造文化认同的政策有:
针对个人、群体、国家、泛欧层面,采取不同政策,加强文化认同意识;其途径是:
强调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历史为纽带,也以欧洲观念来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通过跨文化对话确立欧洲的地位,形成归属感[11](pp83-87)。
(二)、文化欧洲建设策略对欧洲一体化的促进
今天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继续深入和扩大的双重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欧洲的建设便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
欧洲之父让·莫内说过,如果能重新做起的话,我将从文化入手。
文化欧洲建设不仅成为深入一体化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巩固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保障。
因此,文化欧洲建设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受到欧洲各界人士的重视。
近年来欧洲人谈得较多的一个概念是“欧洲文化”。
他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复数,因此欧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组合。
“文化欧洲”的实质是主张欧盟各国在其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文化融合,以便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欧洲文明的发展。
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
鉴于这一特点和历史现实,文化欧洲的建设必然要走一条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路。
陈乐民先生在谈到“欧洲观念”时指出:
“欧洲观念”反映了“同一性”和“多样性”两种含义的交织[12](pp275-276)。
因此,文化欧洲建设必然要选择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近年来,欧盟各国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它们认识到青年是文化欧洲的希望和未来。
因此在教育合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些计划,例如70年代将促进外语教学和高等教育合作提上日程,80年代又借“公民欧洲”计划加强了教育合作和培训方面的努力。
欧盟一方面强调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出,保护欧洲共有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尊重民族和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国文化的繁荣。
但是,欧盟也认识到文化欧洲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因此它采取了“政治经济在先,社会文化跟上”的基本政策。
所以,关于文化、教育的计划大多是为配合资本、人员跨国界流动而制定的。
而且还强调,这些计划的实施都应本着“辅助性原则”,即“自下而上”,尽可能由各国自己负责[13](pp48-52)。
(三)、对文化欧洲建设前景的分析
毋庸置疑,相近的物质经济生活水平已在大大均质化着成员国的社会文化需求及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
成员国间这种超国家的联合已经不仅是国际性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客观压力,也是社会公众追求并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内在需求。
相应地,社会公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标志及其对政治文化本身的理解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容忍一体化进程某一阶段可能暂时带来的物质利益牺牲,也可以逐步接受原有民族化文化与社会认同标志的放弃或将相应的身份识别符号转向更高的层次。
所以欧盟委员会的MarcelinoOreja呼吁:
“为了忠诚于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使欧洲一体化与它所表现的理想相一致,我们必须有共同的远见。
”[14]
从历史上说,欧洲人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实现欧洲统一的历史机遇,欧盟东扩计划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
而超国家机构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展,不仅会加快缩小欧盟与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且能成为一种整合所属区域内社会公众社会需求与价值意识的规范性甚或强制性的重要力量。
另外,欧盟深化与东扩的进展不可能是直线推进的。
虽然成员国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利益要求,始终是影响着欧洲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因素,但共同体内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纷争及其最后达成的政治妥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与社会与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
也就是说,当某一成员国的主体成员将共同体制定的某些经济与政治性规则视为对它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传统的威胁时,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与政治规则得到这一成员国的社会甚至法律认可,同样,任何一个共同体范围内的重要推进如条约或协定的签署、决策权限的超国家层次转移、政治机构的建立等等,仅仅政治精英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要各成员国公众的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理解与接受。
现在,欧盟成员的数量与地理意义上的扩大带来的冲击更将是全方位的。
可以肯定,各成员国将首先致力于重新确定自己或小区域在欧盟大家庭中的有利位置,而这几乎必然影响到基于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感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很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一体化重要进展后的“社会与文化消化期”。
卓越的欧洲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也认为:
“欧洲一定要从目前模式走下去,从长远来看,欧洲势必走向统一,但这将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而且将会有抵制。
”[15]我们认为消化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是必要的,还会成为下一轮一体化周期的重要促动性因素。
目前,在欧盟范围内,文化问题属于各国协调协作的范围,不具有强制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试图通过立法,举办官方文化活动并加大财政投入,以此形成泛欧洲的文化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欧洲的同一性,构建文化认同。
欧盟试图打破基于民族国家文化疆界而采取的各种文化交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从长期来看,仅仅通过官方努力和各国精英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
而且,这种官方文化认同还取决于外部条件性,尤其是在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时。
三、应对美国文化霸权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历史上,欧洲被称为“旧大陆”,美洲被称为“新大陆”。
美国的主体文化实际上就是被移植的欧洲文化,所谓“欧风美雨”,常常被视为同根一体的东西。
冷战中,美国扮演了“欧洲保护者”的角色,大西洋两岸结成命运共同体。
欧洲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地区,有着特殊和共同的文化自豪感,当美国以一种强势的方式介入和领导欧洲时,引起了不同层面的反弹。
二战后,欧洲开始了一体化的整合,欧洲认同逐步形成。
除了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外,欧洲一体化还反映了欧洲人的一种内在心理要求,即通过“泛欧”情结获得一种现实的自尊和自豪。
冷战结束后,“泛欧”情结同美国的“唯美”主义显现了较多的不和谐点。
很明显,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蕴涵着谋求强化欧洲政治力量的雄心。
克林顿总统把文化称为“可以利用的软手段”,美国向欧洲发起强大的文化攻势。
对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分析道:
使欧洲感到痛恨的是,美国文化尽管有些粗俗,却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
而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就具有十分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其他手段无法企及的层次发挥效果。
由于美国主宰全球娱乐、通讯、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美国就在世界上建立了文化统治,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8](pp32-35)。
在美国文化霸权的挤压下,欧洲意识到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谋求保卫和强化欧洲共同的文化独立性,确保欧盟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
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强调欧洲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的必要。
在苏东剧变后,当时的欧共体明显加强了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文化活动的资金援助。
目前,欧盟已与东欧国家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了合作。
这种接近具有战略意义,是欧洲谋求强大,争取成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重要一极的必要途径,是泛欧思想的具体反映,是欧盟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影视业、出版业、电子产品等方面,欧盟强调利用统一大市场及文化财富的优势,改良技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
欧盟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来扩大影响,而且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通过组织并参与像“亚欧文化节”、扩大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影响等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以此反击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11](pp84-86)。
在抵制美国文化入侵中,典型的事件是“迪斯尼兵败巴黎”。
法国的左派示威者们用鸡蛋、番茄酱和写有“米老鼠回家去”的标语来对付刚建成的迪斯尼乐园。
一些知识阶层的人士甚至将刚刚诞生的米老鼠和米老鼠公司视为对欧洲文化的污染,他们称之为可恶的美国文化。
不过,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共同的理想与意识形态。
这对于欧洲是不利的。
大多数欧洲政治领袖意识到,欧盟缺乏鼓舞了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和那些为美国殖民地的独立作出最大牺牲的人——这是对政治使命感的关键性的考验——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和人民的忠诚。
到目前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愿意为“欧洲”而献身[16](pp36-43)。
尽管美欧间的不和谐点在增多,但其文化共同性仍是主要方面。
也许文化欧洲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文化侵蚀,但其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势必将阻碍共同行动的步伐,比如,除法国外,没有几个国家将美国的电影、快餐等当作威胁,而是当作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丰富。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欧洲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联合自强;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则应兼收并蓄,尤其是与其同源的美国文化似乎更容易吸收,进而促进欧洲共同的文化繁荣。
四、阻碍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不可否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很久以来就存在。
其他地区的人们往往比欧洲人自己更容易认出它来。
但在看到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阻碍作用。
正如路易吉·巴尔齐尼所言“是什么隐藏着的力量妨碍西欧像牛奶里放入凝固剂后立即形成鲜美的奶酪那样简单地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呢?
有一点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显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敏感的民族自尊心……”[10](p202)。
他认为,各国都一味维护本国的尊严而产生的冷漠气氛阻碍着欧洲情感的自发产生,妨碍着实际统一的迅速实现。
正如戴高乐曾经抱怨过的——有多少个成员就有多少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
目前,欧盟面临东扩中的文化同一性问题。
如果第五次扩大能够成功,将促进实现欧洲人长久以来的“大欧洲”梦想——一个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高度统一融合的欧洲大陆。
这样的话,美国主导欧洲事务的能力和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欧洲也将成为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一极。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欧盟是其文明归属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入盟圆了它们的“回归欧洲梦”,改变了其国家属性,彻底摆脱了雅尔塔体系强加的文化概念,回归它们的哲学和文化及基督教故乡。
实现与西欧国家文化上的平等。
这就将进一步加强欧洲抗击美国文化霸权战略的力量,但关键是欧盟如何整合同源不同流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当中东欧国家有些是自成体系的斯拉夫文化时,同时还间杂着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纠纷,这就给欧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
“欧洲人希望……最终脱离一种以民族为根本的历史记载,而达到共同的欧洲的历史记载。
它不应只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还应当讲述共同的文化演变。
这样就能表明:
欧盟尽管如今天常常说的完全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但它所涉及的要广泛得多。
相对而言,共同的文化发展只是较少地触及这个大陆的某些民族和国家。
今天的欧盟15国属于那些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多数国家。
现今被列入入盟候选国名单的国家并不一定都属于这一范畴。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塞浦路斯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今天岛上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
其他入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
这里没有提及的尚未成为候选国的巴尔干各民族只是很有限地融入到欧洲的文化连续性当中。
尽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历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尽管他们对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过贡献,但他们连同他们的2亿多国民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
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圈,这一点毋庸置疑[17](pp15-17)。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轮的东扩带来了许多问题,不同文化的融合势必更将困难,不仅是新增的个体加大了共同文化建设的难度,而且本身文化属性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也参与欧盟,给欧盟的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文化相对于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等入盟标准是难以确认和不易改变的,其历史上形成的惯性似乎很难改变。
基于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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