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中三类堕师形象评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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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中三类堕师形象评析
《歧路灯》中三类堕师形象评析
内容摘要:
《歧路灯》小说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小说,塑造了众多教师形象,本文重点分析反面教师“误人子弟”型的“堕师”形象,结合具体情节分析其性格、品性等生活、思想状况,反映这类教师的反面形象以正视听,引起反思。
关键词:
歧路灯堕师形象教师类型
《歧路灯》小说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小说,本书刻画了两大类型教师形象,一是正面理想型教师如娄潜斋等人,另一类是误人型教师,如惠养民、侯冠玉、智周万。
其中第二类教师的风格各异,可谓将“堕师”形象的各种劣根性囊括全面,不但寓意深刻且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本文将分析视角聚焦在这类教师形象上,希望从反面角度的“打笑怒骂”中引起别样的反思。
一.不务正业型教师形象
谭绍闻的第二位老师是由其母王氏相中的秀才侯冠玉,“因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落了个没趣,又兼赌债催逼难支,不得已,引起董氏,逃走省城”,他也考过一两次二等,学识粗浅,半通不通,正经学问没多少,会的倒不少,会“看病立方,也会看阳宅,也会看坟地,也会择嫁娶吉日,也会些呈状,也会与人家说媒,还有人说他是枪手,又是枪架子”,满脑子只是算命看相、看风水等骗人的把戏。
他的出现是谭绍闻走向浪荡生活噩梦的开始。
侯冠玉的聘请颇有喜剧色彩。
他是由谭绍闻的舅舅王春宇信口推荐的,王氏不管其学问品行,因“只要供粮米油盐管饭”便作主同意。
酒席饭桌上经由曹氏、董氏、王氏、尼姑法圆等几个女人撺掇怂恿就将延师的正事定下了,这番热热闹闹的场面喜剧味道浓烈,书中形容道“这是一个隔行的经纪提起,一个抖能的婆娘举荐,尼姑择取的日子,师娘便当了家子”。
侯冠玉的不务正业首先最有趣的是相面算卦看风水,这与他教书的身份显然不甚相符,颠覆了作为一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形象。
他教谭绍闻时,居然在书房给他看面相,将一个小孩童唬得一愣一愣。
又问及生辰八字,算起八卦,还要看祖坟,说到风水自鸣不已,夸夸其谈。
最精彩的是他被王氏请至家中看风水,那副煞有其事、一本正经的风水大师模样惟妙惟肖。
他手持小黄皮《百中经》,口中念念有词,从天干到地支,从“何为学堂”到“何为贵神”逐一细说,还信誓旦旦预测谭绍闻的运行,“总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对王氏顺势迎合阿谀,“老嫂夫人要享一品诰命”,还不忘用老师的身份证明此言不虚,“你既从我读书,我岂奉承你”。
赢得王氏信服,“几恨相见之晚”,而谭也觉“娄先生严明,不能少纵,不如这先生松活”。
待到谭孝移回家本有被开发撵退的结局,但节外生枝,谭孝移一场疾病断送了一个方正醇笃的学者,却成全了一个不务正业的老师,侯冠玉依然坐稳谭宅西席的位子达四年之久,这样的情节安排令人扼腕,试想在这样德行的老师教育之下,学生的成长前途怎不令人堪忧?
在办理谭孝移的后事上,“躲殃”事件完全戳穿了他伪装的正经嘴脸。
他本是个爱看风水占卜的人,因此对“躲殃”的风俗十分赞同,当娄潜斋、孔耘轩在批判此民俗时,侯却引用孟子和子夏之说,匆匆撂下“邪说横行,充满仁义”的话后“连忙起身而去”,唯恐避之而不及,实际上却是借“躲殃”之名“喜得个空儿,自去光明正大的赌博”。
这真令人不耻和痛恨,东翁尸骨未寒,当亲者伤友人痛还在料理讣闻时,间接气坏谭孝移令其伤神痛心的肇事者却逍遥自在,这样的师者在为人品性上已是下流的作派。
侯冠玉任谭绍闻的老师时间最长,但他与谭绍闻的感情是最淡漠甚至被学生痛恨鄙视,究其因是他行为不端,自私自利。
为了维护颜面,掩盖失职,他完全将不学无术的责任推在学生身上,当谭被几个叔伯考学问、劝自省时,侯也板起面孔批评,“我一向怎的教训你来?
你再也不肯挺听”,如此的自我粉饰令谭反目,“一句话割断了三年学的根子”。
被王氏辞退后,他无颜纠缠,走时却仍不忘讨束金。
这类教师当真面目被揭穿的那刻必将自取其辱,即使侯冠玉日后再有其他学生,若其禀性不改,落魄自毁结局可想而知。
二.不能正己型教师形象
谭绍闻的第三位老师是“惠圣人”。
他住在城南惠家庄,年纪五十二,讳养民,字人也,别号端斋,是府学一个“敕封”三等秀才,为人虽迂腐,却也没别的毛病,有时帮村里人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行的正立的正,“一毫邪事也没有”,平时都在药师庙教小孩子读书。
他四十七岁丧偶留一子,后又续弦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再醮女人,其兄叫观民,务农为主,经济较拮据。
惠养民开口圣贤闭口正人却惧内宠内。
因师资收入不低正可以解决经济燃眉之急,又可携家眷同去甚为便宜,他才答应成为谭家西席。
他究竟是否真正具备“惠圣人”的资格呢?
惠养民家有三间草厅儿,上方横匾“寻孔颜乐处”和两旁长联“立德立言立功,大丈夫自有不朽事业”、“希贤希圣希天,真儒者当尽向上功夫”,极配“圣人”称谓,可见他追求和崇慕的是圣人贤人的学问和品德,遵循“道义之交”,以此自勉要有真学问和正经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儒者。
在作者笔下他是“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说起话来文绉绉,之乎者也不绝于耳,“满口都是‘诚意正心’”,可为人处事却小家子气,外正内虚,最后因为“分家”等家务琐事,竟然自羞得病闭户不肯出门。
其行为两相对照,实在是一种讽刺和劝诫。
其实,这“惠圣人”名号的来由是对其绝好的讽喻形容,书中这样介绍:
“且不说别的,南乡邵静存送他个绰号儿,叫做惠圣人,原是嘲笑他,他却有几分居之不疑光景。
这个蠢法,也就千古无二。
”
他的迂腐学究、不能正己多次被人批评,甚至被人质疑会误人子弟。
孔耘轩治席宴请惠养民并邀约张类村、程嵩淑等同乡儒者作陪,程嵩淑一听到惠养民的名字便皱眉直白反问到“那人底子不甚清白,岂不怕误了令婿”?
对其评价极低,“心底不澈,不免有些俗气扑人”,又用事实证明,“那年苏学台岁考时,在察院门口与他相会了一次,一场子话说的叫人掩耳欲走”,最瞧不起他的穷酸。
在席间讨论学问文章时,惠养民更是与程、孔等人话不投机,当说自己正在《诚意章》上用功夫钻研时,被程嵩淑抢白到无语。
谈及张类村刻《阴鸷文》之举,又产生争议。
惠否定这种做法,直言“那《阴鸷文》刻他做什么”,又批评说“吾儒以辟异端为首务,那《阴鸷文》上有礼佛拜斗的话头明明是异端。
况且无所为而为之为善,有所为而为之为恶,先图获福,才做阴功,便非无所为而为之善了”,惹得程毫不客气的反唇嘲笑到“老哥进城设教,大约是为束金,未免也是有所为而为的”。
惠立刻搬出孔圣人针锋相对以维护颜面,“孔门三千、七十,《孟子》上有万章、公孙丑,教学乃圣贤所必做的事,嵩老岂不把此事看坏么?
”这些足以将惠养民肆意曲解阉割圣人之学的迂腐伪学揭露的淋漓尽致。
一场本应和谐愉悦、宽松祥和的宴师酒席却是一番别扭拘谨、谨言慎行的斗智局面,这个情节将惠养民迂腐、穷酸、庸俗、小气的形象塑造的十分生动有趣。
惠养民也有天性秉承的爱子之心和兄弟之情,文中多次出现他对兄长的尊敬、对侄子的爱护及对儿子的关心。
面对兄长对自己儿子的疼爱,他好不怆然,这种感慨源自他对兄长的敬爱和愧疚。
妻子滑氏一直想分家,常使他陷入痛苦和矛盾中,一方面手足同心令他享受这种兄弟子侄的亲情天伦,另一方面金钱利益和妻儿的生活前景又让他无力驳斥滑氏的言辞。
他明知滑氏说谎欺骗兄长也只能帮着圆谎,其兄体谅他的难处,设身处地为他考虑帮他解忧。
面对实诚的兄长,他无地自容。
送“大笑”的惠观民出胡同后,“惠养民直是看的一个呆,只等惠观民转了一个弯,看不见了,方才回来。
心中如有所失,好生难过,并说不上来,又说不出来”,欲哭无泪。
这段描写极传神到位,将惠养民那种心酸、痛苦、矛盾、无奈的心情展现无余。
这个心中魔障像一根刺一样生扎在惠养民的身上,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的理性,拷问着这位满嘴仁义先生的良知。
惠养民对兄长极其信任和尊重,面对滑氏的曲意诋毁,他一直维护夸惠观民“是个老成人,不会曲流拐弯”,“是个勤谨人”,并想方设法筹集银子共同还债。
当知道滑氏将二十四两束金赌输后,无可奈何回到庄上,面对其兄热情的款待,失望和愧疚之情种下了日后不敢见人的癔症病因。
惠养民为人夫的角色十分失败。
他和滑氏的几番对话较量都是他败下阵来,作者将一个十足的惧内老夫子形象描摹的入木三分。
如滑氏要他去街上买酒菜,惠养民那“圣人”的假清高敌不过滑氏的小性子,逼得他“乔装打扮”后硬着头皮上街。
又如在对待惠观民的态度上,滑氏表面热络背地贬低嘲讽,惠养民无能为力,敌不过滑氏的刻薄无礼,只一句“你自今以后再不圣人罢,听着我不得大错”便戳在他的痛处。
惠养民本是反对分家,认为“若一分家,把我一向的声名都坏了”,可看重的“声名”被妻子贬得一文不值,“声名中屁用”!
滑氏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发挥着河东狮吼的威力,结果他最初的“到底分不成”变成最后的妥协“你休哭,我有主意,谁说一定不分哩”。
经不住滑氏天天吵嚷分家,惠养民在病中顺手牵羊,糊里糊涂说个“分”字,顺从迁就了妻子的愿望,却深深辜负伤害了兄长。
对妻子滑氏的步步退让让惠养民“身败名裂”,“人伦上撤了座位”,这也是他没有完全坚持“仁义礼智信”、没有坚持原则、不能正己的结果。
惠养民奉行的假道学最终害了自己。
一开始,“这个每日讲理学的先生”还因手足之情不愿分家,却无法可施,又性格软弱,“拿不出风厉腔儿”,惧内宠内之下渐渐“如何分家”成了他心头病。
这块心病强过圣贤教训,反将他以前的“诚意正心”“井田封建”理学都松懈了。
当滑氏独吞业师束金后愧对兄长的真心挚爱,彷徨犹豫间终日恍惚、自责、悔恨,无奈,将自己煎熬的不知如何自处,最终得了羞病,神志痴呆,不敢见人。
究其因终究免不了“心不正”的嫌疑,这恰恰是对一个“终日口谈理学的”的“圣人”最大惩罚。
三.明哲保身型教师形象
谭绍闻的第四位老师是经由程嵩淑、孔耘轩等叔伯推荐的智周万。
他年逾五旬,博古通今,经纶满腹。
在诸人眼中算得上是正统的理学家,同道中人,可做楷模。
在他的教导下,谭绍闻不仅收敛了坏习性,学问精进了许多,看似的确是一位督学的良师。
智周万当时的生活重心是为先人刻稿,并不想教书,他任老师是机缘巧合,难以推脱,偏“情”的因素居多。
谭绍闻悔过醒悟后亲自向孔耘轩等师伯诚意要求寻访一名老师,发誓痛改前非,力向正途。
巧的是智周万幼年在谭公祠左边住,与谭家素有渊源,在众人热情的举荐托付下,这个重情义通情理的人只能接受谭宅的拜师请求。
他爱好不多,除每日上碧草轩读书教学外,其余时间用在编撰先人的诗稿序文上,他只图笔床书箧便宜,全不晓得外事,足不出户。
所有的日常琐事都由贴身仆人耿葵打理。
耿葵自幼是书房中人,与智周万一样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
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
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智周万这类的理学者的生活现状也是当时清代某些读书人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人一心只读圣贤书,生活中除了研学就是教学,这种专一与沉静正是日后其对谭绍闻最有影响的一种品性,是智周万言传身教的教学法宝。
。
智周万在谭宅任教半年时间,谭绍闻不仅收心好好学习,而且学问精进,即使面对损友的引诱也能默背智周万写的“戒赌箴铭”自觉抵制,这让貂皮鼠一类的匪人心生怨恨,于是设计要赶走智周万。
智为人处事十分谨慎,从不行差踏错半步,可就是这个优点恰恰成了他最大的弱点。
貂皮鼠谎称智周万偷看他家媳妇,要揭他的丑丢他的脸,这个计谋显然是无中生有的栽赃,可却成功赶走了他。
他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想到自己的名誉,完全不考虑学生的现状,干脆放弃老师的身份,找了个借口以“思家为名”,丢下学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智周万这样的老师最后被逼走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分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恶俗势力对师者的态度,具有深层的社会意义。
也许真君子“身正不怕影子斜”,任谣言四起也要据理力争表明清白,可他却不是。
他选择了离开,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委屈的、无奈的、妥协的,可又是必然的。
一、他任谭的老师其实是“勉为其难”。
他身在外地本不愿收学生,是程嵩淑利用他“愿留省城,图校字便宜”的想法执意相请,为了尽早定下师生关系,程孔等人更是处处为他安排妥当、考虑周全,如利用世交因由以情说服,火速定下开学日期。
智周万任教看似顺理成章、一帆风顺,实际上细细推敲他的为师情绪是极为被动的,这也就为他日后的离开埋下了必然的因子。
他只不过在此教书,正事刻书稿差不多结束,“何必以清白受此侮辱”。
二、他是外乡人,不是本地人,所以他怕谣言的心理非常合乎逻辑。
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他的人品除了亲朋了解外,社会上大多数人听到后定会以讹传讹、添油加醋,说不定会越描越黑,愈发不可收拾,还不如早走为妙。
三、他是一个极为正经的老实人,不爱沾惹是非,这样的性格也决定了他的选择。
貂皮鼠正是利用这个弱点,“从来正经人最护体面,我弄几句话熏他,叫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对人说不出,心里暗生气,他自己就会走”。
四、他善于理性分析,能够审时度势。
他了解谣言制造者的真实目的,猜测是因为自己“深中小人之所忌,故造此飞语,是暗催我起身意思”,知道如果不走,小人还会再施伎俩,所以他不得不走。
虽然智周万是一位尊崇理学的学者,有学识,会教学,刘师培曾说过,“清代之学,迥与明殊。
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他可以说是一位清儒,他的明哲保身其实是实用的,当个人之力无法抵挡世俗的恶流时,何必以螳螂之臂对抗恶势力的击打,作一些无谓的牺牲,不如暂时退让,委曲求全,用隐忍让莫须有的诬陷不攻自破,有时沉默也是一种对抗的最好武器。
他的离开虽然有可以解释的原因,但是作为一名老师,毕竟是因为一己之私而抛弃了学生,从这一点上说的确是有违于师道。
他的离开其实也可看作是对谭绍闻的一种考验,只不过谭没有经受住,当匪友夏逢若、张绳祖等人诱引他赌嫖时,谭绍闻早已将老师写的《戒赌篇铭》丢到九霄云外,泥足深陷不可自拔,而这种结果也恰恰说明好的教师在青少年教育尤其是对自制力不强、自觉性欠缺的学生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引和监督作用。
以上这三类教师的出身、学识、人品的形成既有个人特性,也有社会环境之因,这三类教师都属于中下阶层,其乡野气息犹存,冯友兰《序》说“至于书之中间有三家村教书先生的土气,那是河南人少与各时代的大师接触的结果;没有作家能完全超出他的环境的限制。
”尽管如此,但必须肯定李绿园在这部作品中精心塑造的这三位堕师形象的艺术成功和研究价值,他巧妙的将性格因素和环境因素融合,既具备了人物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又反映了清代教师尤其是塾师的生活状况,使这部反映教育问题反映世情生活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李绿园.《歧路灯》,中华书局,2004年6月
2.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P150
3.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
4.李延年:
《歧路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
(作者单位:
江苏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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