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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评论
半月谈2014年第16期评论:
发展,当遵循规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逐步从高速增长回归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质量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在我国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关键时期,中央的这一提法显然极具深意,将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并重,体现了我国的发展更加重视遵循客观规律,更加注重市场、更加注重生态、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更加科学发展的新常态。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认识规律并遵循规律却并非易事。
长期以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把发展纳入到科学的轨道中,尽管应对各种危机考验凸显遵循规律、科学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但从实际情况看,各种“不科学、逆规律”的思想认识、决策行为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按照客观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一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冲动仍存。
在不少地方,这个口号仍然喊得震天响。
从精神层面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似乎是积极的状态,但从实际情况看,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可能就是违反客观规律。
比如我国光伏产业面临严重过剩,很多地方就是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思想主导下而大搞光伏产业的,结果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一些地方至今还没有走出“光伏之伤”。
在实际发展中,“勇气比规律更重要”的思想认识还比比皆是,似乎只要有勇气,什么项目都可以上,什么投资都可以开口子。
回头看,很多烂尾的项目、过剩的产能都是这一“冲动”结出的“苦果”。
二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想法盛行。
一些地方用所谓的“活思想”“活脑筋”来看待规矩,认识规律,拼命钻政策、法律的空子,浸淫在这种思想状态下的领导干部,往往“不为遵循规律找理由,只为破坏规矩找办法”。
三是“新官不理旧事,一任市长一张蓝图”的定式难破。
遵循规律的发展,本应该一届接着一届,一棒接着一棒,但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新官画新图、新官新口号”的现象。
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就更为突出,常常是“东南西北中”都是规划重点,结果城市却没有了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各地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因此因地制宜抓发展、谋变化十分必要。
但是一些地方,把地区差异变成了地方突破发展规律和宏观政策的理由。
任何人任何事违背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实际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期频繁发生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就是一个个血的教训。
面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任何一个侥幸,任何一个逾越,任何一个放松,都可能遭到规律的惩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醒!
我们必须认识到,越是在经济形势趋于复杂、发展面临下行压力的关口,越是要认清规律,抓住机遇。
这就要求全国上下既要协同配合共渡增长难关,又要齐心协力尊重发展规律。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需要拥有保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更大定力,需要更艰辛的努力和付出。
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牢牢把握发展规律。
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闯关期,大量改革举措的背后其实就是要矫正扭曲的发展意识、发展行为,尤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上,要把大量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违背自然规律的惯性认识和行为矫正过来。
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既是改革的“牛鼻子”,也是遵守规律的“关键点”。
其次,在政绩考核中彰显遵守发展规律的要求。
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政绩观一旦出现了偏差,遵守规律就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速度至上”“GDP至上”“面子至上”等观念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干部身上大行其道,导致很多“逆规律”“假发展”的问题频繁出现。
今天,这样的政绩观已是非改不可了。
值得欣慰的是,改变政绩考核方式,各地已经在不断探索,对此中央也有明确的要求,绿色的、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共识,越来越多地成为考核重点。
虽然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但变化的前景值得期待。
第三,在营造“监督无处不在”的氛围中强化对规律的敬畏感。
任何人和任何地方的发展都要牢固树立“规律是红线”的认识,都要把遵循规律作为从政的自觉、发展的自觉,但这个自觉不能仅靠养成,还要加大监督力度和外部压力。
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大对违反规律者的惩戒,对那些不顾规律红线,肆意破坏环境、漠视生命、急功近利的发展行为加大曝光范围和惩戒力度。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当地的科学发展、监督政府的决策行为和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
半月谈2014年第15期评论:
文明,与世界相拥
来源:
《半月谈》半月评论 苏北 时间:
2014-09-04
走出去!
中国人的热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中国人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匆忙。
景观。
每一个中国人,以什么样的形象去展示自己,去拥抱世界?
经历了许多年的封闭,甫一亮相,中国人在海外的言行举止,便引发了分外强烈的关注,也受到了格外严苛的拷问。
文明出游,甚至已经成为政府向每一个公民的例行提示。
或许是因为与世界太久的隔膜,国人中不乏一厢情愿的思维定势。
一些人习惯性地认定许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便什么都很落后。
其实,这是一种率意轻狂的误读。
如非洲。
当我们在保护区内面对着河马狮子大吼大叫乱扔杂物之际,当我们在旅行途中四处搜寻象牙或犀牛角之时,看看当地人对丰饶的自然资源的悉心保护,对自由的野生动物的亲切尊重,我们当真切地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撞击和启迪。
一些人单方面地认定去海外旅游消费就是对对方的投入甚至奉献。
其实,这是一种优势心理的虚妄。
泰国清迈市民就曾有对中国游客的拒绝:
这里不欢迎粗俗。
吵吵闹闹,拒绝排队,随地吐痰,连基本的卫生都不讲,给当地社区带来了麻烦,也让其他高端游览望而却步。
一些人想当然地认定鼓足了钱包炫耀着名牌就涨了身价添了牛气。
其实,这是一种自卑情结的翻版。
我们一再地看到海外媒体报道,中国游客在欧美奢侈品店一掷千金,大肆抢购,留下的却往往是“土豪金”“暴发户”的醒目标签。
短短的30多年间,世界见证着中国套上经济总量第二的耀眼光环,迈着通往小康社会的流星大步,长期笼罩着的贫穷、屈辱的阴霾一扫而光,中国人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与自信。
但这尊严,首要的当是公民品格的尊严;这自信,首要的当是中华文明的自信。
每一个中国企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落地生根,去开疆拓土?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仅是市场的竞争与合作,而且是文明的对话与融合。
我们有自己的商业传统:
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这是传家宝。
商店没有关门打烊的时候,老板没有周末假日的休闲。
入乡不能随俗,在外国朋友心里,你这是非正常生活;在竞争对手眼中,你就是不正当竞争。
我们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高效。
海外企业因此很少雇佣当地员工。
其实,这更多是个文化适应问题。
人家的劳动保障,你难道不该遵守?
人家的就业生计,你难道不该考虑?
我们有自己的经营模式:
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
习惯于和政府官员私下公关赢得优势资源和优惠政策,依赖行政力量摆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这个办法到国外未必管用。
而且,很容易遭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的非议和抵制。
须知,企业竞争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文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还要学会尊重当地的族群文化、宗教习俗和行事规则。
企业创造的不仅是利润,而且是价值。
没有利润企业就不能生存,但更宝贵的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良服务,丰富生活内涵。
企业立足的不仅是市场,而且是社会。
在异域他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究竟感知多少那里的民间生活,了解多少民众的发展需求?
企业来自社会,也当回馈社会。
对于中国企业,它是必须建立的新一种社企关系,也是必须衡量的新一条文明准绳。
每一步中国发展,以什么样的成效去增进文明,去贡献世界?
中国力量的崛起,其底蕴,应是中国文明的崛起。
能不能打破“国强必霸规律”、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这是必须直面的历史性挑战。
显然,我们仅有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的品牌是不够的,更应有造福人类的中国价值的创造,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传统文化的复兴,其取向,应是现代文明的转型。
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正是其凝练的表达。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一脉相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滋养。
从历史的诠释中寻找文化认同,从现实的挑战中重塑精神标识,从未来的憧憬中提升人类价值,在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去激活、去焕发内在的生命力量,这是其复兴和转型的正确路径。
民族精神的张扬,其根基,应是主体意识的生长。
无论多么美好的理念多么宏远的构想,都需要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去承载,去践行,都需要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共德性的进步。
无数走出去的中国人,无论在另一方土地上经历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们的心头都永远萦绕着对中国文明的守望,和对中国梦想的追寻。
正是在这守望和追寻中,他们把一粒粒友好的种子播撒进当地人的心田。
开放,是撬动中国改革坚实的支点,是倒逼中国发展强大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撬动和倒逼,文明在交流中多彩,在互鉴中丰富,在传承中超越,在超越中释放着它绵绵不绝的自信力、融合力和创造力,增值着人类共同、共通、共荣的存在意义和文明价值。
中华文明的振兴,恰在与传统对接,与时代同行,与世界相拥。
半月谈2014年第14期评论:
当官的人有啥不一样
咱当官的人,有啥不一样?
来自百姓,服务百姓,自应是百姓中的优秀分子,先进代表。
本来这就是一个简单直白不言自明的道理。
可如今,它却成了不少为官者辗转反思、努力求解的一个心结。
当下的官场,反四风令行禁止,反腐败强势推进,赢得了社会大众由衷的拥戴和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在干部队伍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深刻的警醒。
限制公款吃喝,严禁公车私用,查处灰色收入……
权力的含金量少了,工作的紧箍咒多了,出事的风险度高了。
一些人心态为之大变。
失落者或消极怠工,为官不为,迷茫者或等待观望,心存侥幸,决绝者或不再恋栈,转身下海。
由此看出,这些年来不少官员的从政理念已经发生严重的畸变。
官位排名,已愈益凸显其标示一种地位、等级的分量。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局长!
”“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表述有不同,指向都一样。
当了官自然就涨了身价,高人一等。
身份认同的背后是官尊民卑,是特权思想,散发出来的还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的陈腐气息。
公共权力,俨然已成了个人可以占有和交易的一份资源、财产。
一些官员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职员当成自己“家臣”,把手中权限当成私有财产。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关系运作,更被许多人追逐为官场一条晋升、发达的捷径。
背倚权势,投机钻营,拉帮结派,讲关系不讲原则,讲义气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纪律,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正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从政“解读”,不少官员在反腐风暴中陷入无边的失落,慨叹“为官不易”,甚至发出“官不聊生”的抱怨。
感受这种种为官者的“不一样”,笔者不由得想到了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
为官者存一些私心贪欲,借助特权谋一些个人利益,原初可能只是一种人性的“日常之私”。
但是,由于缺失有效的约束和制衡,权力在不断膨胀和滥用,这种“日常之私”不断积累、放大,终至沉沦、演变为足以蛀蚀社会根基的“平庸之恶”。
整风,反贪,是在斗私,也是在除恶。
更深层的是,我们在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中,分明看到另一种政治生态。
这样一种畸变中的为官心态、权力观念和从政取向,渐已沉淀、异化、衍生为诸多流行的潜规则。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落马后曾有一段为自己开脱的自白:
“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
”在一些腐败官员的心中,官场潜规则已是一种现实,一种正当。
在这种“平庸之恶”的背景中,我们还分明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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