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不可全盘抹杀兼评葛剑雄先生人口历史论著的得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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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不可全盘抹杀兼评葛剑雄先生人口历史论著的得失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不可全盘抹杀——兼评葛剑雄先生人口历史论著的得失

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

因为，官修史书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大部分已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收录。

依葛先生的意见，应从正史以外的各种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录、档案中搜集资料。

再者，关于综合抽象原则，葛先生把作者在全书总论和各编概述中所作的宏观概括研究，批评为是“不加出处地引用前人已有成果，自己的发挥则是低水平的、错误的”，这样的综合抽象是“按照历史原样进行历史人口分析，没有科学性可言”。

第三，就资料搜集而言，葛先生对各章涉及到的人口分布、人口死亡、人口数量、人口迁移、人口政策等内容举例进行了分析，指出作者要么在材料的搜集上存在失误，要么引用资料根本没有看懂原文，要么使用一些与主题没有关系或价值不大的材料，要么引用他人成果不加说明，并且全书的错别字多得惊人。

第四，对该书的作者、主编和评委，葛先生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葛先生说，该书除“民国编”编纂较好以外，古代部分基本上是由一些非专业人员编撰的；主编没有发表中国古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要求他全面把握中国古代人口史资料的编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该书评委中没有一位人口历史学家，这些评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

称此书为“大型专著”、“系统完整的研究著作”、“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这是很不严肃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因为本书的主体资料是辑录的原始材料，而概述部分除了编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处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归纳。

且不说此书的质量如何，即使就学术规范而言，此书也不能归入“学术专著”。

总之，根据葛先生的意见，因为《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不合格是全面性的，所以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应全盘抹杀。

二、葛先生等人书评存在的严重偏颇

对葛先生等人的书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已著文进行了反批评，指出了葛先生等人在书评中存在的许多不实事求是之处和文风不正等问题（诸如语言尖刻、曲解原意、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笔者对该书编委会的这些意见是深表赞同的。

葛先生等人书评的发表，使得《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学术声誉蒙受到极坏的影响，该书主编及作者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该书评委们所作的学术评价被认为是“不严肃的随意评语”遭到完全否定。

葛先生等人书评的发表，还直接导致了该书主编所承担的“中国人口通史”研究课题的被冻结，作者们试图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通史的努力在客观上受到了人为的阻碍。

可见，如果对葛先生等人书评所存在的严重偏颇不加以透彻地分析说明，势必埋没《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在资料搜集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势必压抑主编和作者们的学术研究积极性，势必妨碍中国人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势必影响到中国历史人口学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本文认为，葛先生等人书评中所存在的严重偏颇是随处可见的，举其要者如下：

第一，葛先生等人主观地要求《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这既表明葛先生等人对该书的学术性质缺乏正确定位，又表明葛先生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现状缺乏实事求是的估价，还表明葛先生在学术上的急功近利。

本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但基础工作仍相当薄弱。

正如杨子慧先生所指出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历数十年的历史人口研究，且不说专题性论文类，仅从专著类分析便可以看出，所有选题和研究角度都没有脱却局部和某一断面的局限，即使是一些‘史’类的研究专著，时间或空间跨度似无非议，而内容涵盖则有失偏重，总有一些遗憾留下来。

这个局面的形成，客观上反映出历史人口基础研究的不足或匮乏。

”笔者认为，杨先生对中国人口历史研究现状的这个估价是正确的。

中国人口史研究需要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开始做起，这是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史所应该做的必要准备。

据介绍，这本资料编完后，作者们准备开展中国人口通史的研究。

可见，作者们的学风是严谨的，步骤也是科学的。

葛先生偏离该书作为一部历史人口学基础性研究著作这一学术性质而大张挞伐，表明葛先生等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现状的估价并不准确。

从葛先生对自己著作的过高评价中也可看出，葛先生在中国人口历史研究上的确存在有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

第二，葛先生全盘抹杀《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在资料搜集和理论探讨方面的学术贡献，这也是很偏颇的。

葛先生全然忽视了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所花费的巨大心血。

葛先生认为该书的主体部分在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已有反映，这是很不客观的。

梁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正文分正编、附编、别编和历代户口、田地升降比较统计图四大部分。

与人口史相关的主要是正编中的甲编（包括89个表格）、附编（包括37个表格）和历代户口、田地升降比较统计图中的五个统计图，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人口数量变动问题。

在人口数量变动资料的搜集方面，即便《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完全同于梁先生的著作，这在该书中所占篇幅也不到7%，而占该书93%以上篇幅的内容是梁先生的著作所没有涉及到的。

显然，比起梁先生的著作来，该书在搜集资料方面的确有着极大的超越。

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在资料搜集方面所存在的瑕疵，葛先生是作了不恰当的夸大的。

比如，葛先生批评作者要么在材料的搜集上存在失误，要么引用资料根本没有看懂原文，要么使用一些与主题没有关系或价值不大的材料，要么引用他人成果不加说明。

只要认真翻阅过《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读者都可发现，葛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在该书中所占比例是并不太大的，何况还有该书编委会反复申明的诸多并非作者自身问题的客观原因呢！

葛先生在曲解该书编写原则的基础上，全盘否定主编在全书总论及作者们在各章概述中对历史人口总和及联系所作的简要分析，指斥全书没有学术创新，这也是很偏颇的。

对比一下杨先生和葛先生对这些原则的阐述，可以发现葛先生对这些原则是不同程度地加以曲解了的。

比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杨先生认为“尽一切努力将历史人口数据搜集起来，作为再研究的基础资料”，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葛先生把杨先生提出的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曲解为“有哪一级数据就记录哪一级数据”。

关于“以官修正史、官书为主，兼顾其它册籍”的原则，葛先生把它曲解为是偷懒原则，是该书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

关于综合抽象原则，杨先生解释为“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从其全部总和及联系中进行综合抽象，概括出基本规律特点，得到较全面的认识，反映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发现”；葛先生批评这是“按照历史原样进行历史人口分析，没有科学性可言”。

在曲解该书编写原则的基础上，葛先生对该书主编和作者对历史人口总和及联系所作的简要分析予以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是建立在葛先生要求该书要有“学术创新”基础上的。

但是，该书的使命并不在于完成葛先生所要求的那种学术创新。

葛先生在并不明了该书使命的前提下率意提出批评，这是不慎重的。

第三，葛先生等人不恰当地否定《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编者、主编的学术能力，对评委的“非专业化”问题也提出尖刻的指责，既表明葛先生识见不足，又表明葛先生狂妄自大。

葛先生认为该书编写者的学风很成问题。

他说，编者“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门训练或进行长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方面的准备，贸然闯入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编辑这一领域，这种态度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其实，该书编写组的成员包容了人口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这样一支队伍是完全能够胜任历史人口资料整理和编纂这一基础性工作的。

葛先生认为人口史的专业人员是指历史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这也是似是而非的。

历史人口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人口学和历史学素养。

把历史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算作是专业人员，而把人口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排除在专业人员之外，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实践也证明这是错误的。

专家评审意见的基本观点在于强调这是一本资料性人口专著。

葛先生不理会这些基本意见，而是抓住个别词句大作文章，极力指斥这些评委和人口所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这表明葛先生谦雅不足，狂妄自大。

其实，葛先生等人列举的用来否定该书学术贡献的若干证据，并不能憾动评委们关于该书学术地位的客观定评。

三、《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

作为第一本大型的“人口史基础性研究著作”，《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学术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它构筑了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对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国历史人口学也不例外。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所指出的：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人口领域的特有矛盾，具体表现为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构成中国历史人口领域特有矛盾的各要素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它们之间共同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中国历史人口学的体系。

纵观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尽管出版了几十部中国人口史著作，发表了千余篇中国人口史研究论文，但这些论文和著作大多只研究了人口数量发展史、人口思想发展史和人口统计史，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完备体系并没有被提出来。

上海世界书局于1922年印行、由黎世衡所著的《历代户口通论》，分导论、本论两篇。

导论篇从学理和事实两个方面讨论了与人口相关的一些问题，本论篇讨论了户籍的意义、古代户口统计及近代户口编审制度，论列了历代的户口概数，但该书并没有勾勒出中国历史人口学体系的大致轮廓。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由梁方仲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更不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的。

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由刘铮主编的《人口学辞典》，列有“人口史”的辞条，分析了人口史的研究对象，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史著作。

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由赵文林、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其绪论部分谈到了研究人口史的重大意义，谈到了中国人口史学的重要地位，可惜没有分析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

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由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虽然提出了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研究对象，但在具体论述中偏重中国人口演变过程的描述，突出人口地理，以一概全，远远没有涵盖人口发展全貌；并且，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该书对民国和现代的人口变动缺乏有价值的分析，这就使得该书所提出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体系在时间上存在严重的欠缺。

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由王育民编著的《中国人口史》，洋洋48万字，但通篇无一字论述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

总之，在《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出版之前，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较好地解决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问题。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自立项之初就明确提出了该书的编写宗旨和体系构架。

在该书“总论”中，杨子慧先生指出：

“历史人口研究往往偏重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动，这当然是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从人口学角度考虑，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数量可以涵盖得了的，应当包括人口学的各个方面。

”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该书编写组提出了编写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的理论框架。

这就是：

在横向上，根据人口学的学科框架，从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死亡、婚姻与家庭、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思想、人口政策、少数民族等方面搜集历史人口原始资料；在纵向上，分上古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民国、现代共八篇。

全书体系完备，结构合理，既是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资料工具书，便于从事人口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查阅、翻检，也有助于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建立与发展。

可以预见，如果中国人口史按照这样的体系框架来研究，该学科必然会出现一个划时代的发展。

（二）它对数千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加以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并进行了提纲挈领地分析说明，其贡献是空前的。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搜集整理了上古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民国、现代等八个阶段的中国人口史料，每个阶段大致分别包括人口活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死亡、婚姻与家庭、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思想、人口政策、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所涵盖的内容，该书都是空前广泛的。

称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从上古至现代全面反映人口诸方面变动的大型资料工具书，并没有丝毫夸张。

正因为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所以该书作者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心血。

该书在人口史资料搜集方面，取材范围是广泛的。

以被葛先生批评最多的西汉部分为例，该书所搜集资料的范围包括《礼记》、《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西汉会要》、《通典》、《文献通考》、《古列女传》、《华阳国志》、《西京杂记》、《长安志》、《帝王世纪》、《盐铁论》、《朱子大全》、《大学衍义补》、《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全后汉文》、《艺文类聚》、《古今图书集成》、《贾谊集》、《白虎通义》、《春秋繁露》、《韩诗外传》、《越缦堂文集》、《日知录》、《十七史商榷》、《冯亮吉文集》、《饮冰室全集》、《九朝律考》、《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居延汉简》等众多经史子集著作、近现代人著述和考古资料。

上述许多书目，葛先生的《西汉人口地理》是未曾加以征引的。

该书在搜集整理中国人口史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各编章前均有综合性的论述，对各时期的人口现象进行了提纲挈领地分析说明，这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读者明了中国人口史的基本特点。

论述当与不当，是见仁见智的事，不可全盘抹杀。

（三）由来源于不同学科的作者组成的研究群体，为多侧面地研究中国人口史注入了活力，这对推进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榜样和示范的意义。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写组的29位专家学者中，既有人口学专家，又有历史学家，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

由来源于不同学科的作者组成的这样一个研究群体，为多侧面地研究中国人口史注入了活力。

由于中国历史人口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从事该学科学术研究的作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专门知识。

比如，分析人口数量变动的特点规律，就需要具备人口学知识，并掌握统计学理论；分析婚姻、家庭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就需要有广博的社会学知识；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就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学修养；分析判断人口史料的真伪，就需要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分析上层建筑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政策法律水平；分析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就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科学知识。

在科学发展日益专门化的今天，要一个人同时良好地具备如此众多的学科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然是难以办到的，这就需要加强协作。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在组建作者队伍时，考虑到人口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这是具有榜样和示范意义的。

四、葛先生发表书评的真正意图

客观地说，《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既有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也存在许多不足。

一部数百万言的学术著作，又是历时八年，成于众手，“不可避免地会有所缺漏，甚或会有失偏颇”。

对这些缺漏和偏颇，学术界提出批评是正常的。

但葛先生批评该书的动机与众不同。

指出这一点，葛先生断然不会承认。

因为，按葛先生的说法，他之所以写这个“书评”，一是因为该书错误很多，反映出编写者的学风很成问题。

二是因为“这样一部‘总体上不合格’的书却得到专家的好评，则更令他们感到心酸和气愤”。

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国家队，应代表国家提倡的学风。

“他们一直期待来自中国社科院内部的对该书的批评，但是，他们很失望，在中国社科院另一研究所主办的期刊上发表的一篇学术综述中，有大段对此书的赞扬。

其他杂志关于此书的不负责任的吹捧性书评也开始发表了。

”至此时，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应该站出来”声讨“系统化败坏了学风”，以此“建立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学术评审、学术出版、学术批评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

葛先生还坦率地声称没有学术之外的原因，因为他“与该书主编及几位评委素无交往，谈不上任何个人恩怨，书评完全出于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和讨论”。

如果真以为葛先生写作此文，其意仅限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该书的学术功过，那将是不得葛先生长文深义的。

因为根据葛先生的长文，葛先生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学术贡献的完全否定，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葛先生不满于“总论”对几十年来中国人口历史研究成果所作的评价，这个评价自然没有充分肯定葛先生在人口历史研究上的地位；二是葛先生也不满于专家委员会关于此书是“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的定评，因为此前已有葛先生自己的著作《中国人口发展史》出版，这本著作也是从上古至现代的人口史专著；三是葛先生更不满于专家委员会关于此书是“迄今唯一的断代史类的人口学术著作，填补了我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空白”的鉴定，因为葛先生自认为其《西汉人口地理》是“国内外公认的第一本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

仔细玩味葛先生等人文章的深义，你会感到葛先生否定该书的学术贡献，指斥该书作者、主编、评委的水平，真正的意图是在努力宣传个人的学术成就，努力证明自己作为“人口历史研究专门家”的权威地位。

当然，葛先生的这层深义，是颇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因为，从葛先生的书评中，我们可以发现葛先生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学术价值批评的正确一面。

但是，葛先生正是以此作掩护来论说其本意的。

为了说明葛先生的真正意图，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葛先生这篇发表于《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上、通篇充斥着自吹自擂的书评吧！

1．第155页最下面的一段：

葛先生认为他翻译的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是一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史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

该书对于600年间中国人口数据、人口调查制度、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人口与自然灾害、人口分布与迁移等问题的论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葛本人对于何炳棣著作的讨论是相当系统而详细的。

”

2．第156页第二段：

葛先生说他的“《西汉人口地理》一书，除了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加以研究外，还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制度、人口迁移、人口结构----包括婚姻、生育等内容、民族人口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本专业第一部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

”

3．第156页第三段：

葛先生又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六位学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著作，并不低于西方学者对西方人口史的研究水平。

”

4．第165页第四段：

对专家委员会称《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是“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葛先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意，因为他自己的“《中国人口发展史》早已出版”，其“论述范围是从古至今的”。

5．第166页第二段：

葛先生又抬出出版于1986年的《西汉人口地理》一书，再次重申该书“是国内外公认的第一本中国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并且自认为“有把握地说，凡是《西汉人口地理》已经涉及的部分，《研究》一书没有哪一方面能够超过，相反，基本质量远不如十年前出版的《西汉人口地理》”。

在所谓“正常学术讨论”的名下，葛先生一方面以“人口历史研究领域内的专门家”自封，盛气凌人地不允许他人涉足这一领域，言语尖刻，甚至使用市侩似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一方面又不惮繁劳地自吹自擂。

并且，葛先生很讲究学术争论的策略。

在“书评”未发表之前，葛先生就将它一份寄给《历史研究》杂志社，一份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似乎要制造学术与行政的双重压力，让作者欲辨不能，这种明显带有“文革”“文攻武卫”印痕的拙劣行为，还能算得上是“正常”的“学术争论”吗？

或许有人说，即便葛先生的学术批评是别有用心，那曹先生并没有自吹自擂，总不能说曹先生也别有用心吧？

要知道，虽然书评表达的是葛先生的心声，但是，曹、葛两位博士是有师兄弟情谊的。

作为师弟，曹博士与师兄“苦瓜苦藤紧紧相随”，可见其并不怀有忠于学术的“义胆侠骨”。

五、对葛先生人口历史论著得失的初步评价

既然葛先生刻意强调其在人口历史研究上的成就，那我们不妨看看葛先生有关人口历史的论著。

从葛先生的书评里可以看出，葛先生乐于称道、似乎能代表其人口历史研究水平的著作，一是《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二是译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三是《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四是《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上述论著目录似可证明，葛先生在人口历史研究上的确做出了贡献。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出版了断代性人口史著作，二是出版了人口发展通史性著作，三是考察了人口迁移史；四是翻译介绍了海外对中国人口历史研究的成果。

葛先生的这些贡献还有几个特点：

一是比较重视前人研究成果，二是比较重视地方县志中所载人口史料，三是比较注意海外研究成果。

但是，以葛先生关于人口历史研究的上述论著，能否确立葛先生“人口历史研究领域专门家”的权威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先来具体讨论一下葛先生论著的得失吧。

（一）对《西汉人口地理》的初步评价。

葛先生一再申明《西汉人口地理》“是国内外公认的第一本中国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并且自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凡是《西汉人口地理》已经涉及的部分，《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没有哪一方面能够超过”。

那么，这本可算得上是葛先生“杀手锏”的“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据葛先生自己的意见，这本书的突出特点似乎有两个：

一是“除了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加以研究外，还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制度、人口迁移、人口结构——包括婚姻、生育等内容、民族人口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二是其编制的人口密度表比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准确。

《西汉人口地理》是葛先生的博士论文，全书14．7万字，除绪论、结束语、后记外，正文共三篇十一章，另附表19、附图11。

认真读完葛先生的《西汉人口地理》后，我们对葛先生的自评实在不敢赞同。

首先，《西汉人口地理》是一部并不太合格的“历史人口地理学”著作。

根据葛先生的理解，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即反映人口与其生息的环境的关系，由此派生出来的是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

然而，葛先生的著作并没有完成这个研究使命。

在占该书三分之一以上篇幅的第一篇中，作者讨论的是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问题，这与人口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主题相差甚远，充其量只能算是冗长的铺垫。

第二篇对人口地理分布的论述，可以在其导师谭其骧先生1934年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七期、题为《论两汉西晋户口》一文中找到扩充的痕迹。

第三篇虽胪列了关中、西北、东南等地区人口迁移的一些史料，但对西汉王朝人口迁移的总体特点与规律并没有些许的评价。

只要对比一下同类著作，比如韩光辉先生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可以发现葛先生的这本冠以“历史人口地理”之名的著作，其内容与书名很有些名不符实。

或许大家要说，这是葛先生学生时代的习作，不应过于苛求。

那好，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口地理学著作，而仅把它视为一本与人口历史相关的作品吧。

在后者的角度上，葛先生是认为它“除了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加以研究外，还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制度、人口迁移、人口结构——包括婚姻、生育等内容、民族人口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的。

该书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确实有较多的研究，对人口迁移也花了不少笔墨（尽管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