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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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浅谈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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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泉郡交通网络的形成
汉代酒泉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多条交通线路的交汇地。
从汉初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战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条交通干线上。
河西地区的战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酒泉郡的战略地位上。
西汉武帝时期,酒泉郡位于凉州刺史部所辖区域的中部偏西,郡治为禄福(今酒泉市肃州区),下设9县。
酒泉郡所属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甘肃省高台县、临泽县以西,疏勒河流域(古籍载为端水、冥水)以东,南以祁连山为界,北以巴丹吉林沙漠为缘的广大地区。
酒泉郡向东渡过今黑河(古弱水)可实现与汉代张掖郡的交通。
向西在今安西分为西南、西北两条路,西南可直达敦煌,由敦煌出阳关或玉门关后进入西域的南北两道;西北行可通往今哈密(古称伊吾)。
向南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自古形成的几条山谷通道可与青藏高原沟通。
向北为广漠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但在今金塔县以北一线洞开,黑河纵贯,成为连接河西地区与蒙古高原的重要通道。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酒泉郡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在河西地区整个大的范围内,酒泉郡又是多条道路的交汇地,兵家谓之“衢地”,即现代军事学所说的战略枢纽。
另外,因其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山间峡谷或官修驿道,这些交通孔道或曲折艰险,或路途遥远,守战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
因此,酒泉郡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
顾祖禹曰:
“卫(指肃州卫,治今酒泉)迫临边徼,通道羌戎,河山环带,称为要会。
《边略》:
甘肃边自金城至嘉峪,长一千六百余里,西控西域,南迫羌界,北当要冲,而肃州地居绝塞,孤悬天末,尤为控扼之要。
”由此不难看出,古代酒泉郡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与其交通地位的重要性是分不开的。
酒泉郡内外沟通的道路雏形最早形成于先秦时期。
河西的山水养育了戎、羌、氐、月氏、乌孙等二十几个游牧民族。
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云:
“(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
”长期的多民族游牧生活对河西走廊道路的形成和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独霸河西走廊,派休屠王和浑邪王率兵驻牧此地,加强对重要道路的疏通和控制。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率兵初战河西,一路上就遭遇5个小国的顽强抵抗,他们控制着大河至酒泉之间的战略通道。
当年夏,霍去病再战河西所选择的道路在史籍中载为,“票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
《汉书》卷55《霍去病传》亦载:
“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
”可以看出,主力霍去病军从北地出发,经鸡鹿塞西进,过居延后,继续西行,到达天山东部,折而向东,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从背部突袭驻牧在酒泉地区的浑邪王部;另一路公孙敖军沿第一次河西之战所经的路线向西推进,两路人马约定在酒泉一带汇合,围歼匈奴。
霍去病之所以避开居延路,是因为被匈奴征服的居延戎(戍)控制该道,而酒泉以西的道路虽由小月氏掌控,但月氏民族与匈奴有世仇,必定不会拼死抵抗,所以霍去病的军队一路所向披靡。
河西归汉后,西汉朝廷非常重视对河西地区的经营,酒泉郡周边的道路得到进一步开发,而汉匈双方军事形势的变化也加快了其开发的速度,以酒泉郡郡治禄福为中心的交通网络逐渐形成。
东出表是可达张掖去往关中,为关中道;沿疏勒河流域西行可达敦煌、哈密,为西域道;南经酒泉南山山口可达青海,为酒泉南山道;北经会水可达蒙古高原,为居延道。
这四条道路构成了河西地区的主要军事交通线。
故有史家论曰:
“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立酒泉以为中权重镇,北控居延,南枕祁连,西有敦煌以为前卫,东有武威、张掖以为后路,卒能击破匈奴,以雪高祖之耻。
时移代异,而形势依然。
”
二、酒泉郡主要的交通路线
(一)关中道
由酒泉郡郡治禄福向东经汉之绥弥,转东南至乐涫,再转东进入古谷水岸边的表是县,再沿弱水南岸经祁连置后渡过弱水,至昭武县(西汉中期的张掖郡治,位于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再转东南即到张掖郡的郡治觻得(西汉平帝时的张掖郡治,今张掖市西北西城驿沙窝北古城遗址),这条道路是东去关中的重要通道,汉代以驿道形式沟通,也是连接河西走廊核心地带的核心道路。
关中道在西汉时期对汉匈双方都极为重要。
自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起,汉朝即开始大规模经营河西走廊。
先在大河以西的令居修筑堡塞,随后向西不断连绵扩展,元封初年(前108年)塞防已达酒泉。
元封二年(前107年),汉廷拜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
这5000精兵在李陵的带领下,以酒泉为基地,凭借塞防抵御匈奴的侵扰,为汉廷在河西疏通道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史记·大宛列传》所言汉朝“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是从交通的角度记载酒泉的,也就是说,最初活动在酒泉的役卒,其主要任务就是修筑道路,建筑亭塞,目的是保证东西路的安全、畅通,并利用酒泉郡的地理优势,促成汉匈隔河西走廊南北对峙的局面,将汉匈的西部战场从陇西、北地两郡向西推移2000余里,使关中地区远离战火的纷扰。
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匈奴势力虽然被迫退出河西走廊,但仍在谷水平原以西,弱水下游居延海以东,龙首山、合黎山以北,阿拉善台地以南区域安插了匈奴犁汙王军事集团。
其间有谷口正对张掖郡,如屋兰县城北正对穿越龙首山的东山寺口子;在今临泽县境的黑河北岸,为北山山地的龙首山和合黎山的结合部,有一条天然的宽约22公里的东大口子;在鸡冠山以南至窜茂耳山西侧,与西乱山之间亦有宽约7公里的西大口子;鸡冠山以北、大青山东西两侧,又有东西小口子分布。
这些峡谷通道是河西走廊北通巴丹吉林沙漠的捷径,也是匈奴由此入侵河西走廊腹心地带的重要关口。
该地地势较高,酒泉的右翼张掖处于其俯瞰之下,使汉朝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态势。
匈奴通过这些关口,可以控制黑河南岸的主要县城,兵锋直指此道的核心城市觻得,一旦阻断该地,此路的安全就会面临巨大威胁,酒泉与关中的交通将被中断。
《汉书·地理志》中所记日勒县为都尉治所,正是为了防守这些关口,保障此路的安全。
匈奴利用斗地中的犁汙王伺机侵扰张掖郡的屋兰、日勒、番和即为控制黑河南岸的主要县城。
史书记载,元凤三年(前78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张掖、酒泉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
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
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
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
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
”匈奴犁汙王被灭后,黑河南岸又成为温偶余王的驻牧地,始终威胁着此路的安全,以致成帝绥和年间,汉朝欲求此地以减轻戍卒候望之苦,而遭到乌珠留单于的断然拒绝。
在昭武转向北流的黑河是关中道的重要屏障,位于黑河与合黎山之间的昭武更是其战略要地。
后汉时期,叛乱羌民欲抢占河西而北联匈奴对抗汉廷,其首要目标就是控制酒泉郡这一核心区域。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叛羌诸种数万人在张掖日勒烧杀抢掠,然后一直向昭武深入。
《后汉书》卷47《梁慬传》载:
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春,“(梁慬)还至敦煌。
会众羌反叛,朝廷大发兵西击之,逆诏慬留为诸军援。
慬至张掖日勒。
羌诸种万余人攻亭侯,杀略吏人。
慬进兵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
”从战略上讲,如果羌族势力控制了昭武,就能迅速将兵力运送到黑河岸边,控制该道,汉朝的河西四郡就会陷入前后分离、首尾无应的境地,酒泉、敦煌则孤悬于外,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居延地区和西域的安全,而且对关中造成严重威胁。
所以,东汉朝廷及时从敦煌组织力量与其所发军队东西夹击羌人,控制昭武,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二)西域道
由酒泉郡郡治禄福向西,渡呼蚕水(今北大河)向西北,出玉石障峡口(位于今嘉峪关市西北),经天依县(今嘉峪关市嘉峪关乡木兰城村)、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乡一带),渡石油河,经高见滩戈壁,渡籍端水(今疏勒河)东支之一的巩昌河,经沙头(池头)县(今玉门市玉门镇古城子一带)、干齐县(今玉门市黄闸湾乡八家庄一带),渡籍端水,至渊泉县(今安西县三道沟镇四道沟堡子),由此又分为西南和西北两道。
西南道。
沿籍端水南岸向西南经广至县(今安西县截山子南一带)、冥安县(今安西县芦草沟一带),出三危山,经效谷县(今敦煌市郭家堡乡一带),渡氐置水(今党河)至敦煌郡治敦煌县(今党河西岸、敦煌市七里镇白马塔村),经阳关和玉门关西去西域。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西去西域的必经之地,有“河西锁钥”之称。
从现在的地图看,沿酒泉西北行经今嘉峪关市、玉门市,沿疏勒河向西经安西后西南行,沿今313国道可直达敦煌,由敦煌西南或西北出阳关、玉门关进入西域的南北两道。
汉代由酒泉通往西域的驿路就设在西南道,道路的修筑分两个阶段。
汉初,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以酒泉为基地,向西追击遁于西域的大月氏。
两汉时期,西南道的重要性更是为汉朝与匈奴所重视。
汉朝若扼此道,就可以向西耀武西域,坚守就可以收到一夫当关之效,将河西置于翼下。
所以,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率军击败姑师、楼兰后,在回师途中降服了活动在酒泉以西的小月氏,消除了西通道路的障碍,把交通设施由酒泉推向玉门。
《汉书》卷61《张骞传》载:
“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
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汉书》之《西域传》又记:
“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
”
汉朝用敦煌兵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的李广利西伐大宛之战,而其战略思想的真正成熟当于太初三年(前102年)第二次讨伐大宛之时。
史载:
“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
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
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至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如淳曰:
‘立二县以卫边也。
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
’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
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可见,只要保证西南道的畅通,就可以将人力、财力、物力运送到敦煌,进而对西域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亲匈势力纷纷瓦解,“所至国家莫不迎军给食”,再灭大宛已非难事。
而且,为保证西南道的畅通,汉廷派出军正任文率兵屯守玉门关,李陵率领轻骑500人沿途巡逻,直至盐水,防止匈奴阻断道路,截击李广利的回师之军。
事实证明,汉朝的战略部署非常正确。
正是这场战役,使西南道的交通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向西延伸到西域。
后汉时期,北匈奴的势力逐渐西移,由于汉朝对居延道防守严密,匈奴远程奔袭难有所获,依靠西域的亲匈势力夺回河西走廊是其惟一的选择,而敦煌则首当其冲,所以,西南道成为汉匈争战的重地。
在从永平中至元初年间的近50年的时间内,活动在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对敦煌的侵掠可谓旷日持久,西南道的安全危若累卵。
史籍记载: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
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
”但是,鉴于此路的重要性,东汉在国势日衰,又有连绵不断的羌民起义的严峻形势下,始终未敢放弃对西南道的控制权,后期又在敦煌设置中郎将、河西副校尉、西域副校尉等官职,相应扩大敦煌太守的职权,将敦煌作为保证西南道安全的战略要地。
东汉初期,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汉廷还开辟了由敦煌昆仑障趋向车师的路线。
由于车师地接匈奴,既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和连接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汉朝由北道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和反击匈奴的战略要冲,故此路的开通对汉朝非常重要。
《后汉书》卷2《明帝纪》载:
“(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
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
”其进军路线是从今安西县长城以南的昆仑障出发,西北趋伊吾,过白山,又折西而达车师。
由该路前往车师不但路途最近,而且沿途水草较为丰美,对汉朝通过军事力量控制车师非常有利。
西北道。
从今安西县城以东约80公里的布隆吉乡西北行,可直趋哈密(古伊吾卢),为古代酒泉通往哈密的必经之地。
今312国道可直达哈密。
这条线路较为近捷。
两汉时期,汉军多次从酒泉塞西北出,反映其往来利用的频繁性和重要性。
西南道的使用早在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就已见于史籍。
《汉书》卷94上《匈奴传》载: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
”以后更是频繁见于史册。
《汉书》中还有其他几处记载。
如征和四年(前89年),“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
”本始二年(前72年),“遣……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载: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
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
留吏士屯伊吾卢城。
”西北道的开通,使酒泉郡由战略后方转为战略前沿,汉朝的军事优势更为突出。
由酒泉郡西去的道路,应该是两汉时期河西最重要的军事交通要道,昆仑障和酒泉塞成为重要的屯兵重地,两者趋向西北的道路基本一致,只是出发地不同。
道路的连接将敦煌和酒泉构成相当严密的战略攻防体系。
(三)酒泉南山道
酒泉南山道是连接汉代酒泉郡与祁连山南北的重要军事交通路线,因道路途经酒泉南山谷口而得名。
酒泉南山道,即今酒泉市以南的汉呼蚕水(今托兰河)谷口道,谷口位于祁连山脉中段。
酒泉南山道的大致走向为:
从酒泉郡郡治禄福出发,向南入呼蚕水(今托兰河)河谷,逆流而上,行数百里山路,越过分水岭,即可到达青海湖西北。
酒泉南山道是连接青海湖地区与酒泉郡最直接的交通路线,在汉代是羌民的重要游牧区,也是羌民与匈奴联系的重要孔道。
汉初,小月氏保南山羌就活动在汉呼蚕水谷口一带,接应匈奴的使者。
史载,征和五年(前88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西汉宣帝时,流动于这一带的罕开羌伺机朝夕为寇,“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
可见,酒泉南山的安危一直威胁着汉之酒泉郡的安全,故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从张掖、酒泉两地合力发兵击羌,一路清扫,直达鲜水(今青海湖)。
拟从酒泉出兵的情况,在《汉书》卷69《赵充国传》引汉宣帝诏书中明确表述为: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
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
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
”可见,由酒泉郡南下青海湖北的这条南山路,是一条能够通行大军的道路,将河西与青海两地的腹心地带连接起来。
酒泉南山道所经的祁连山脉高峻陡峭、逶迤连绵,是一条南北大防,所以该道自然而然地成为匈奴和西羌联系的交通干道,也是羌人与汉朝争夺河西的军事要道。
所以,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朝廷曾重兵屯备南山,控制酒泉南山道的交通。
(四)居延道
由酒泉郡沿弱水北行的道路称居延道。
居延道是纵贯巴丹吉林沙漠,连接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腹心地带的咽喉要道。
居延道的大致路线为:
由酒泉郡郡治禄福出发,向东北沿呼蚕水穿越巴丹吉林沙漠西部到达古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再向北进入蒙古高原。
塞道以北的具体行程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甘州张掖郡“删丹县”条记载:
“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
”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7年),赵破奴西征楼兰、姑师后,纵贯河西走廊的东西路不断西向延伸,但此时汉朝在此地的防御力量还非常薄弱,掌握居延道,防止匈奴从北部进攻河西提上议事日程。
汉廷派李陵将兵800余骑“过居延视地形”,后又拜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以保证居延道的军事安全。
居延道的大规模建设始于五年后的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二伐大宛前。
史籍载:
“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筑居延泽”乃指筑弱水两岸的塞障亭隧,止于居延故泽的西端(瓦因托尼)及南端(博罗松治)。
关于汉代居延地区的亭障分布图,吴礽骧的《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地图14有详细的考证,展示出居延地区烽燧林立,城障众多的样态。
太初三年(前102年),朝廷还“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集解》引如淳曰,“或曰置二部都尉”,增置居延都尉(治居延)和肩水都尉(治肩水,今大地湾),加强弱水、居延一线道路疏通和安全保障措施,使交通线彻底变成了汉朝的军事运输线和战略前沿。
汉朝只要控制了居延道,击垮浚稽山一带的匈奴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从居延塞向北,可达今蒙古国南杭爱省的哈拉和林。
被汉朝人称为浚稽山的地方为匈奴的“龙城”所在地,两地几乎在一条正南正北的直线上,距匈奴故地最近。
一旦拥有居延道,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找到进击匈奴的最佳点位。
史书记载了汉廷频繁出兵居延塞的战事,如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天汉四年(前97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和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的寻击战,其战略战术不言自明。
另外,由居延向西,隔着北山山脉有一条与河西走廊大体平行的戈壁之路可通天山北麓,故当汉军作战西域时,往往以居延、酒泉的军事力量形成犄角之势,夹击盘踞在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势力。
如天汉二年(前99年),路博德与李陵分别出兵居延,配合出兵酒泉的贰师将军的天山之战,就是利用了这一地理优势。
由居延向东,横亘着两道塞外长城与居延塞衔接,这是驻守五原的光禄勋徐自为等修筑的,是从今包头市固阳县和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到阴山北麓的军事交通线。
《汉书》卷94上《匈奴传》载:
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这条交通线把五原、朔方与居延连接起来,纵深扩展了居延道,且从右翼对居延道的安全增加了新的保障,形成另一个攻防体系。
在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中,居延以酒泉为依托,成为一个进退自如、左右出击的重锤,使匈奴随时处于被动境地。
天汉四年(前97年),贰师将军路博德、游击将军说、因杅将军分别率兵出朔方、居延、五原、雁门共击匈奴的联合作战实施的就是这一战略构想。
正如张维华所说:
“汉欲保卫张掖、酒泉之地,并由此以保卫通西域之路,如仅恃其在河西走廊所立之塞(即自令居至酒泉之塞),必感不甚安妥,故于其外边之地,复筑一居延塞。
汉西北部之地,有此二边,大体可恃以无恐矣。
”当然,若北方铁骑控制此道,就能迅速将兵力推进到酒泉地区,进而与祁连山南北的羌民势力联通,断绝张掖、酒泉与西域的交通。
但所幸的是,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大战后,因实力不济,没有趁汉廷在河西立足未稳之际控制这条重要交通线,失去了重新夺回河西走廊的最佳时机。
综上所述,汉代酒泉郡因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掌控了整个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又因为酒泉郡是多条交通要道的交汇之地,对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汉初的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都与河西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集中体现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大交通干线上。
这些交通干线的开发利用程度直接决定了酒泉郡的军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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