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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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

从“民工荒”到“返乡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新一轮经济的强劲增长，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快速地上升。

近年蔓延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的有关报告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不足时代即将来临；国外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等等，也纷纷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减少会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力的制约。

这种对中国就业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判断，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不期而至。

进入2009年，人们没有看到学者一度预计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迹象，涌来的却是民工“返乡潮”。

怎样看待中国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现状、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离刘易斯拐点还有多远？

这一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值得讨论。

本期论坛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长期研究、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各抒己见。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

标志与含义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易斯转折点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之一。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目前阶段上谈论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

尽管经验性数据表明，中国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然而，由于概念不明或方法未究，造成了当前在认识上仍有较大分歧。

为了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解释劳动力的剩余和短缺问题；其次，从理论和方法角度讨论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最后，从经验性证据角度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根本性变化。

此外，还要区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现象与长期现象，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所蕴含的发展要义。

    1　劳动力的剩余或短缺问题

    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框架中，劳动力的剩余或短缺问题，是指在给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之间数量上的不平衡关系。

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数量，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剩余现象。

反之，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小于劳动力需求数量，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短缺现象。

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刚好相等，劳动力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既没有短缺现象，又没有剩余现象。

    在真实世界中，劳动力供给或需求在很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或急剧下降，由于工资下调困难，带来了劳动力市场调整困难；在原有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之间就会有较大缺口，产生劳动力的剩余或短缺现象。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或需求变得具有弹性，生产调整或要素替代使得工资水平发生相应地变化。

如果有劳动力剩余现象存在，工资水平下调会诱发企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

同理，如果有劳动力短缺现象存在，工资水平上升带来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从而诱发企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

    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出清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的。

即便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体制、政策和市场信息不完善等原因，它们仍有失业问题。

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是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剩余问题，它往往是由经济结构转换或劳动力市场摩擦造成的。

除此而外，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

这种剩余与短缺同时并存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劳动力上，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农业就业比例很低。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尚处在低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农业就业比例很高，农业和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经济学把它称作不充分就业或隐蔽性失业等现象。

    2　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

    1954年，刘易斯（ArthurLewis）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在这篇开创性的文献中，刘易斯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角度，讨论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

他的理论后来经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andFei,1961）拓展，形成了含有转折区间的二元经济模型。

    在拓展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

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的上涨现象。

通过对农业部门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

    上述过程有两个关键性地转折点：

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它是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它是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

目前，对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讨论理解为第二转折点，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偏差。

    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

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从实证角度看，测定劳动力剩余数量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

这里，有方法上的问题，也有数据的可得性与可靠性问题。

人们往往采用边际生产率变化、农业剩余的变化、劳均耕地标准或有效工时标准、城乡工资率差异和城市就业概率等方法，测算劳动力剩余数量大小。

由于方法和数据上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结果自然有很大分歧。

如果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变化。

但真实变化是否如理论预期，还需要结合工资率的变化做出判断。

    人们通常采用生存工资或平均工资观察农业领域的工资水平变化，但这里有理论上需要注意的问题。

生存工资或平均工资是一种制度工资。

它的上升，如通货膨胀导致的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或者制度性因素提高了生存工资水平等等，并不是表明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

如果出现了农业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标志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变化。

从实证角度看，南亮进（Minami,1968）和白暮凯（Bai,1982）利用日本、韩国的资料分析发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两国都观察到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农业工资水平的持续变化，从而表明两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上出现了刘易斯转折性变化。

    3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变化

    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变化，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一是农业就业数量和农业劳动力剩余数量的变化；二是农业工资率变化。

从1992年开始，中国农业就业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从1991年的3.91亿下降到1997年的3.48亿。

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影响，农业就业数量在1990年代末有所反弹，但本世纪初以来则进一步下降。

2000～2007年期间，农业就业数量从3.60亿降到3.14亿，农业就业比重从50％下降到40.8％，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就业受到了很大影响。

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左右。

很显然，这次危机对就业冲击的严重性大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业就业数量将会再次出现反弹。

但从本质上讲，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是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周期性反应，我们要把这种反应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趋势区分开来，否则，就会把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所寓含的长期趋势与短期现象混为一谈。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加剧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剩余数量减少速度。

国家统计局的数量显示，2000～2006年，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从7849万人上升到1.32亿人，占乡村劳动总量的比例从16.0％上升到27.5％。

王检贵和丁守海（2005）测算表明，200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只有为3500～4600万，而不是杜鹰等（2000）的1.5亿以上的测算结果。

    蔡昉（2008）等人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了新的测算和分解。

结果表明，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7万人，剩余规模和比例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严重。

伴随着农业劳动投入量减少，农业生产出现了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投入成倍增长现象，利用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从而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占1／3以上。

同时，考虑到女性劳动力的比例高，迁移的概率相对较低，农业中可供转移的数量更低。

    从工资变化看，农户数据表明，1986～2007年期间，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平均工资变化趋势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

1990年代之前日平均工资大约在15元左右，1990年代大约保持在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迅速上升，2007年为31元，比1990年代平均水平上涨了41％。

农业工资两次大幅度上涨与1990年代初期的民工潮和2003年以来的民工荒刚好契合。

两者共同之处都是在劳动力需求急剧上升情况下，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转递，拉动了农业工资大幅度上涨（王德文，2008）。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同步，也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应该讲，这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并非一朝一夕的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积累结果，同时还有着人口转变的深刻背景。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和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用了不到4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人口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减速态势。

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或绝对数量下降，意味着今后劳动力潜在的供给数量减少，形成充裕劳动力来源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如果讲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那么，这种积极的变化对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的政策含义。

    在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市场规律在要素和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发展条件，以及资源禀赋变化进行调整，去突破中等收入的温饱陷阱制约，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实现从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的转变。

    一般而言，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贫困阶段，资本非常稀缺，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是发展经济和推动增长的最优选择，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环境和收入分配问题，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退化，而且收入分配恶化对社会稳定和持续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对此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如果把第一转折点过渡到第二转折点，看成是走向成熟经济的跨越，那么，这个期间的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之间是否保持了均衡发展。

其中，劳动力市场在促进城乡经济联动过程中尤为重要。

在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地流动对于工农业部门之间平衡发展非常关键。

如果政策不当或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村劳动力的集中流出或回流，都会对农业或工业产生巨大冲击。

    增长方式转换要求对现有的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重新审视，通过选择符合要素积累水平和禀赋结构的产业政策安排，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技能，促进就业的正规化和改善劳动力市场保护等措施，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惠及全民的发展目标。

在新的阶段，人力资源开发要树立全新的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均衡发展。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刘易斯（1954）在那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发展中经济存在两个部门：

传统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和现代部门（“资本主义”部门），而“在许多经济中，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传统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

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引入农业部门的发展，提出除廉价劳动力外，农业部门还向现代部门提供农业剩余。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中，由两个转折点把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传统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既不减少农业产出，也不增加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

到第一个转折点，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redundantlabour）已经“转移”完了，但还存在边际产出低于平均产出的过剩劳动力（surpluslabour）。

所以在第二阶段，传统部门存在隐蔽失业者。

到第二个转折点，过剩劳动力也“转移”完了。

这时，二元经济也就不再存在了。

拉尼斯将第一个转折点称作“短缺点”，第二个转折点称作“商业化点”。

那么，中国是否达到了刘易斯拐点，首先要看农业剩余劳动力情况。

    1　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测算的分歧及其原因

    1.1　学者的有关测算

    1981年夏季，白南生等1982年和1984年在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测算（白南生，1985；孟昕等，1988）。

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测算明显多了起来。

然而，学者们对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并不一致，所使用的估算方法和数据也不尽相同，估算结果当然也不一样（见表1）。

似乎可以说，对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就业之后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还缺少权威性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

    1.2　分歧原因

    由于国情的不同，相对于国外发展经济学对剩余劳动力、隐蔽失业、不充分就业的研究，在中国开展类似研究有一些不同之处值得注意。

除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方面的差距之外，更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

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异、制度差异（如土地产权、迁徙限制、农民组织程度等）带来的农民决策环境的不同。

具体的考虑因素有：

    在估算相对于耕地的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时，需要考虑农场（农户）规模对耕地所需劳动力的影响，劳动力必须是整数，考虑亲友互助、合作对释放劳动力的影响；考虑农时季节对耕地所需劳动力的影响，考虑农忙农闲、季节性劳动占用与季节性剩余劳动力；考虑随着农业技术的革新、农业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机械化作业、规模化生产等因素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估算农林牧渔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时，需要考虑林果业、养殖业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峰谷的削平作用。

在估算农村生产所需劳动力（含非农就业）时，需要考虑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峰谷的削平作用。

    在估算本地潜在剩余劳动力（含外出就业）时，需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作为能动的就业者、具有迁徙自由的主动体，在决定自己的就业和居住地时的决策考虑因素（城市预期收入、就业概率、外出成本的有形成本／无形成本／机会成本）；考虑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的吸引力，考虑整个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时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并与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进行对比；考虑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可能变动对农村所需劳动力的影响；考虑结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技能结构／……）；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是一个静态概念，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投入品价格、不同的农业生产制度、不同的劳动力机会成本，都会影响“剩余”量。

    2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

    随着近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学界出现了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蔡昉等主编，2007；蔡昉，2007a；蔡昉，2007b）。

    最早的民工紧缺现象在2002年被报道①，2003年仅石狮就缺工达到了10万之众②。

2004年开始，缺工现象被称作“民工荒”③，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对此，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是认为总量上不够了，农村年轻的有外出可能的劳动力，总量上已经供不应求④。

    跟总量说相对应的还有一类可以称作结构说。

其中一种是年龄／性别结构说：

认为劳动力总量仍有大量剩余，但是25岁以下劳动力、尤其是25岁以下女性劳动力不够了（章铮，2005）；另外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理论⑤，这种现象我们在输出地、输入地调查时常能观察到。

另一种关于结构方面的解释即地区差异说。

按照总量说，能够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差不多都外出了，那么，各地实际外出的劳动力和就地非农转移的劳动力占当地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应该相差不多，然而，有数据表明，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务工经商和本地非农就业的比重合计在各地相差极大，意味着应该有许多地方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白南生、陈传波，2008），即总量说不能成立。

    近年来工资的迅速上升，被当作刘易斯转折点临近的一个证据。

但是，近年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在同期发生了巨变。

因为这里边有其他的因素。

这几年主要输入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比如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从2004年的450元一路升到2008年的770元。

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迅速提高包括了政府的其他目标，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反应。

比如说政府的人文关怀，还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用这种手段推进当地结构调整（“腾笼换鸟”）等等。

所以不应该把这种工资的迅速上升，看成是我们的劳动力供求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转移劳动力数量不是静态的，实际上是动态的。

无论城市里的预期收入和农村收入的差距，城里的就业形势，还是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成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都在不断地变。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关经济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带来上述因素的变化。

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

一旦农业生产方式变化，能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同1980年代初相比，剩余劳动力测算中最大的不同在于：

机会成本不再可以忽视。

1980年代初，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在农田上的自主权，以及在本地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有限制的自主权，然而，外出、进城，务工、经商，在当时听起来还像是天方夜谭。

此时，对劳动的替代主要是闲暇（尽管不一定是主动闲暇）。

199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外出务工经商越来越成为中国农民获得收入的重要手段。

今天，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近40％。

在近十年农民的新增纯收入中，新增工资性收入占到一半以上（52.8％）。

面对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多数农民不是决定多种稻多卖钱，而是降低复种指数、只种一季保证自己的口粮，省下时间出去打工——多种一季稻多投入生产费用，算算能够净赚到手的钱，可能不如在外打工半个月的工资。

    所以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民工荒及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得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还有待商磋。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⑥

    钱文荣（浙江大学CARD中心教授）谢长青（浙江大学CARD中心博士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认为我国总体上农民工供给还有大量过剩，但是在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民工的结构性短缺仍十分严重。

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制度创新和加快转型是实现突破的关键。

    1　当前农村还有较大量劳动力剩余

    剩余劳动力数量决定着我国农民工的潜在供给量。

当前我国农民工是否还存在着无限供给，即我国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指标。

对于我国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不同学者测算（杜鹰，2005年；王检贵、丁守海，2005；章铮，2005；蔡昉，2007）的结果差异很大。

我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农村第一产业需求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农村二、三产业使用劳动力数量的余额，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估算如下：

（1）农村劳动年龄人口。

在农村，由于劳动力到了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以后仍可以参与一些辅助农活，因此，他们从业与退休的年龄界限并不明显。

在现实中，65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和60岁以上的女性村民一般很少从事农活，因此，我们将农村劳动力退出农活的年龄较城市从业人员退休年龄推迟5年，即延至男性65岁、女性60岁。

于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则可定位在15～65岁的男性和15～60岁的女性人口。

这一界定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

（2）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中国统计年鉴》虽可提供乡村第一产业的年末从业人数，但这类数据可能夸大了第一产业的从业需求规模。

章铮（2005）估算的中国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总量仅为17754万人，仅相当于前者的56.795％，比前者少13506万人。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基本认同章铮关于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的估算思路。

（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在校生人数。

它主要指在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读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

由于这部分人仅在假期间歇性地参与农业劳动，不宜列入正常劳动力的统计范围。

（4）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

从全国看，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应该包括了在乡村地区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和离开乡村不到半年的乡村户籍的农民，而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则不包括在其中。

以上4个变量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SL＝RL－AL－RS－RIL　

（1）

    式

（1）中，SL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RL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AL表示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RS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RIL表示农村二、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根据这一公式，我们就可以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

    首先，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人口普查资料、1％抽样调查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和农村总人口推算农村劳动年龄人口（RL）。

即得到15～60岁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数为47520万人。

其次，估算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AL）。

数据根据章铮（2005）对2003年中国农村农林牧渔业劳动力需求的估计量（17754万人）进行推算的方法，2005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AL）为17025万人⑦。

再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RS）估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的15岁以上在校生数和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进行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为2618万人⑧。

最后，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直接得到我国2005年的农村二、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RIL）为20412万人。

根据上述估算，我们得到2005年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7465万人，大约相当于现在已就业农民工数的24％。

    2　长三角民工荒主要由结构矛盾引起

    我们于2006年7～10月曾在长江三角洲16城市对12345位农民工、2586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和相关部门举行了100多次座谈会。

根据对南京、无锡、常熟、杭州、宁波、奉化、慈溪等⑨城市农民工供求情况的调查，这7个城市2006年第二季度对农民工总需求人数为138.81万人，总求职人数为98.01万人，总需求人数是总供给的1.42倍，出现了40.79万人的缺口，缺口率达到了29.39％。

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前，这种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非常普遍。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出现“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

（1）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

长三角区域的调查样本显示，已经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几乎集中在16～45岁之间，而4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6.3％。

这反过来说明了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的人口。

目前劳动力短缺严重的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的人口。

（2）地区性结构矛盾。

虽然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供不应求，但缺口率最高的杭州达到了66.27％，经济相对落后的常熟依然供大于求，供给剩余率达到了16.21％。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