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作心得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最新.docx

精工作心得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最新.docx

《精工作心得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最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工作心得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最新.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精工作心得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最新

（精）工作心得：

“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最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变革正在孕育之中,这既是中国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可能是拉大差距的严峻挑战。

与新工业革命是否同频共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判断国家、民族和公众命运的标识之一。

然而,历史上关于工业革命的判断和反思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回头看时才能确定。

因此,判断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新工业革命,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定答案。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追问“中国新工业革命何以可能”的方式,梳理总结历次工业革命特性,建构进入新工业革命的条件,并以此考察目前中国的相关条件,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一、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特性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断向前推进,并不断大规模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

以制造业领域中通用技术的发展为划分依据,可以将工业革命大致概括为四次,包括第一次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第二次以电力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电气革命、第三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以及正在孕育之中的第四次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

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进行梳理和归纳,从发展动能、支柱产业、研发模式、总体特征四个方面分别对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

在支撑工业革命发生推进的研发模式中,政府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政府作用主要集中在隐性作为上,体现在为革命的发生发展营造合适的政策环境,例如颁布和实施各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培育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创新文化与社会氛围。

在第三次革命中,虽然政府直接参与科研投资活动,推进大工程项目建设,凸显了其显性作为的作用。

但总的来说,政府隐性作为,如政策背景和政治环境,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背景性的条件,是更加不可或缺的因素。

简单来说,政府的显性作为更加吸引眼球,但不是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因为其有效性的根基是良好的政府隐性作为。

1.第一次工业革命:

（官）产研模式———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产业上的技术创新是促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英国政府推行一系列以专利法为代表的政策措施,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背景性的条件。

因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企业是前台研发主体

（1）,政府提供隐性支持,形成了“（官）产研”研发模式。

十八世纪中叶,以蒸汽动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英国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技术创新,以棉纺织业为基础,一场声势浩荡的工业革命逐渐展开。

在这一时期,蒸汽动力的使用和产业技术上的革新是革命发生和推进的主要模式,形成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机械化制造业”。

在产业动能方面,1776年瓦特对蒸汽机进行了改良,扩大了蒸汽动力的应用范围,在诸多行业中实现了蒸汽力对人力和自然力的替代,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在支柱产业方面,生产过程中工人熟练技艺的进一步积累为诸多发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如飞梭、珍妮纺纱机和骡机的发明者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工人。

在研发模式方面,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加速了各项发明的使用和推广,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这一时期,政府对产业革命的推动主要体现在政治环境的营造和隐性的政策支持上。

早期,英国政府是积极作为,如从11世纪的拓殖运动到15世纪末期大规模圈地运动,将大量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度,改变了土地所有制结构,产生了大量的自由农民和非封建领主所有的土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政府的隐性作为更起到市场经济背后看不见的手的效果。

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军功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封建层级制度,资本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在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家的鼓吹下,利益至上的原则和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活动,促使生产者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能力,从而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英国政府虽没有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通过立法等方式,积极做“守夜人”。

英国最早正式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专利制度,将知识垄断合法化,保障了技术发明者的权利,极大地激发了技术发明与创新的积极性。

2.第二次工业革命:

（官）产学研模式———科学与技术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政府在政治环境和教育体系方面提供新的隐性支持,最终形成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格局,即“（官）产学研”研发模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作为新动能,以化工产业、电力工业等电气化制造业为支柱产业,以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为主要发展特征,开启了崭新的“电气时代”。

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是助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基于社会需要,新科学理论的不断提出,催生了一批新兴的产业工业群,也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这一模式建立在当时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基础上。

近代科学极力倡导科学实验,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使得我们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在政治环境上,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

此外,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提供了有利的体制保障。

3.第三次工业革命:

官产学研模式———政府直接推动产业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虽然政府开始以直接投资等显性作为的方式走上前台,但继续提供新隐性作为支持,如宏观经济政策和科学研究基金等,在政府与研究型大学、企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研发联系,即“官产学研”研发模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新的发展动能,以政府直接投资科学技术研发为主要发展模式,打造了一批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制造业。

以政府投资,开展大型工程等方式,“官产学研”模式明朗化,政府与大学、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成为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政府的显性作为极大地加快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研发模式形成的社会大背景是二战和冷战。

由于战争或国家竞争的压力,政府开始走上前台积极参与科研事业、投资科研活动。

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政府作为不再仅仅局限于宏观的经济调控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隐性作为,而开始关注具体的显性作为,既作“投资者”又作“当事人”,对科研项目进行直接投资和运作。

通过搭建科研平台、筹措科研资金、组建科研团队,政府不仅确保了实施大型科研计划的可持续性,同时,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科学研究方式也大大缩短了技术研发和产业转换的时间耗费,工业革命迅速进入高潮。

二、新工业革命的建构条件

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特性如表1所示。

表1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特性

根据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推导出“中国新工业革命何以可能”的相关条件,见表2。

表2中国新工业革命的建构条件

在发展动能方面,智能技术及其新生产方式,为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一般认为,智能技术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包括（工业）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形成的集成化形态。

智能技术打破了原先固化的行业边界,更是加速了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之间的深度融合。

在支柱产业方面,现代制造业开始向智能制造业转型。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

”此外,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的公布,欧盟“欧洲2020战略”的提出,德国“工业4.0”计划的出台,都显示着政府以直接投资的显性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方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基本配置。

在研发模式方面,除了政府继续保持显性作为,公众的加入是新的亮点。

移动互联技术的推广极大降低了创新门槛,打破了大企业、研究机构的创新垄断,加快了创新的速度和频率,公众逐渐被纳入创新创造体系中。

“产品制造的数字化变革绝不仅仅是优化现有的制造业,而是将制造延伸至范围更广的生产人群当中——既有现存的制造商又有正在成为创业者的普通民众”。

新一代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平台的搭建,使得普通公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轻松获取海量的数据信息,弥补了创业方面专业知识上的不足。

开源产品的出现和使用,在线分享机制的建立,则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使得其创意能够更快落地,成为现实的产品。

因此,“公众成为创新创业的主体”是新工业革命的总体特征。

接下来考察当前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发生新工业革命的相关条件。

在发展动能方面,智能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最大“动力源”,中国目前已经具备这一基础条件。

“国际科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居世界第二,部分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实现重要突破”。

截至2017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拥有量达18232人,占世界总量8.9%,仅次于美国（13.9%）;截至2018年6月,全球共监测到人工智能企业4925家,其中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工智能企业总数1011家,位列世界第二。

支柱产业方面,大规模机器换人正在进行中,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年度（2018年12月）报告,自2012年以来,中国每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增加了500%。

但机器换人只是传统制造业升级为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小目标,实现智能制造业的战略发展目标,需要政府、产业界、公众、学术界和科研机构四个主体的协同与配合。

研发模式方面,政府显性作为成效显著,成为中国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的最强优势。

2018年10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提出了全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4.0,报告分析了十二个方面的相关数据,以此评估2018—2019年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水平,并对其进行排名,旨在为新工业革命的启动和推进提供经济指南。

在报告中,美国以85.6的综合分数位居榜首,中国内地以72.6分位居第28位,中国香港以82.3分位居第7位,中国台湾则以79.3位居榜单第13位。

一方面,在政府显性作为的有效发挥下,中国形成了互联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领域的“官产学研”汇聚。

GCI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市场规模”排名第1位,这是中国开展新工业革命的最强竞争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名第29位,具有较大的优势;金融体系建设排名第30位,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市场比较高效;在研发及创新能力指标上整体排名位居第24位。

另一方面,在学术机构与研发能力方面,中国高质量研究机构数量全球排名第2位、科学出版物指数第14位、专利申请数量第32位、研发支出占GDP百分比全球第18位,彰显了巨大的研发潜力。

然而,在企业活力方面,中国内地排名位居第43位,创新文化未成气候。

企业是促成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性主体,中国内地企业竞争能力的缺失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有密切关系。

以政府力量促进企业发展,一方面要求减税降负,降低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营成本、社会成本等;另一方面要求为企业发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换,形成良好创新创造氛围。

在评估企业活力的各项指标中,中国内地企业创业需要花费的时间偏长,评估为22.9天（排名第106位）,拉低了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而排名第一的新西兰仅需0.5天。

此外,在对中国制度结构的评估中,中国内地社会资本排名第125位,也处于竞争劣势状态。

因此,处理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降低企业创新创业门槛,提高企业整体竞争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公众大量参与新工业革命的模式尚未成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氛围仍然缺乏。

毋庸置疑,在提升企业活力、加强公众参与方面,政府已作出许多努力。

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各项规划、指导意见的出台,产业化研发基金的投入等,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1]。

然而,就促成新工业革命而言,目前的大众参与度仍然偏低,创新意识仍有待增强,有利于创新文化发展的社会氛围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基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析,中国仍处于“官产学研”研发模式阶段。

与新工业革命理想的“官产学众研”研发模式相比,中国目前是“缺众弱产”。

“缺众”,即公众参与缺失。

“弱产”,即研发模式中的“产”虽然存在,但却是短板,在支柱产业上表现为企业活力不足,尤其是没有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具有发展新工业革命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政府显性作为和智能技术研发储备,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劣势———企业活力和公众参与。

现在的问题是:

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活力不足和公众参与缺失?

我们认为,是政府的隐性作为没有充分发挥效力。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参与工业革命,但在政策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提供了稳定高效的支撑。

这是技术创新、企业活力和创新文化等存在和发展的背景性条件。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虽然政府赤膊上阵参与工业革命,但政府的显性作为是建立在已经存在良好的政府隐性作为的基础上。

中国在学习西方建设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显性的政府作为已经深得精髓,但隐性的政府作为却如隔轻纱。

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创新文化,是新工业革命发生的必然要求,隐性的政府作为是工业革命的背景性推动力,难以捉摸却不可缺少。

西方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非科技、非工业领域的思想和精神对工业革命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研究、默顿关于清教对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究等。

一般地,上述思想和精神归入创新文化范围,它们更像自然演化的过程。

创新文化及其社会氛围难以短时间孕育成熟。

但是,我们认为,特定的政府隐性作为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快推动创新文化发展,如英国的《专利法》和限制工人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分别从正面引诱和反面刺激技术创新。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工业革命的政府隐性作为,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新工业革命条件不足的问题。

三、“最多跑一次”的新工业革命价值

目前,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认知,大多严重低估了其真正的价值。

我们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真正价值是提高政府的隐性作为能力,通过加强企业活力、补足公众参与的方式完善“官产学众研”研发模式,为促成新工业革命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

一般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行政革命,尤其是改善了政府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其逻辑起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2016年底召开的X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多跑一次”改革首次进入了政府日常工作序列,即通过“优化办理流程,整合政务资源、融合线上线下,借助新兴手段等方式,公众和企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受理申请到做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直接效果是提高政府隐性作为能力,对促成新工业革命有重大意义。

“最多跑一次”改革没有直接介入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动能、支柱产业、研发模式和总体特征方面,属于政府隐性作为范围。

改革依托“互联网+”等技术,通过在政府与企业、公众之间创造良好沟通互动平台,让数据和干部多“跑路”、让公众和企业少“跑”甚至不“跑”,转变了以往申请者重复递交材料、政府部门重复审核的现象。

一方面,改革设立相关咨询平台,如电话咨询平台、政务网站、政务查询APP、微信公众号,做好事前的说明工作,将服务咨询窗口延伸至用户家门口,避免因申请材料欠缺、办事程序不清等问题而影响办事效率。

另一方面,利用技术平台的信息整合优势,突破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打通信息孤岛、瓦解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政府的办事能力和办事水平。

激发企业活力,是“最多跑一次”改革根本的新工业革命价值。

工业革命最本质的特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则是创新的主体。

因此,企业活力就是创新活力,也是工业革命最本质的特征表现。

其他如政府、大学和公众都无法取代企业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强了政府的隐性作为能力,在更大程度上解决企业办事“最后一公里”问题,使其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做好企业自身发展,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例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上海版本提出了“店小二”精神

（1）,要求强化服务意识,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在具体操作上,“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政府在最大限度上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服务。

一方面,将上级政府的权力向下级政府转移,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将政府的权力向市场和社会转移,更好地激发市场各经济活动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造氛围。

X省东阳市横店镇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验证了激发企业活力的可行性。

横店以其影视拍摄基地而闻名全国。

2018年,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响应东阳市“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在影视服务中心开设了多个窗口,为剧组提供影视拍摄的一条龙服务,将复杂的拍摄过程简化,极大地提高了影片拍摄制作效率。

例如,改革充分利用大数据的集成整合优势,打破各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隔阂,让服务人员和数据多跑路,在影视剧前期审核给予政治、价值观导向把关,在拍摄完成的后续片子上映、作品专利产权申请等多个方面,实现由管委会与政府各单位进行直接对接,从而让影视公司“最多跑一次”,极大地缩短了拍摄过程中公司业务之外事务所需要的时间,节约了影视拍摄成本。

推动公众参与,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独特的新工业革命价值。

目前已出现两个重要信号。

一个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已获得公众广泛认可,极大改善了政府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为公众与政府形成合力共同参与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基础。

因此,进一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提高公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为目的,通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商事制度,完善为民服务的办事流程,有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简单来说,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管住政府的手,在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的同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动,更好地让政府为公众和企业服务。

另一个重要信号是县区级政府分支服务中心突破性地获得了高级别审批权限,使得公众参与新工业革命的门槛越来越低。

“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政府坚持放管结合,创新监管模式,以减轻公众和企业负担为目标,不断缩减和下放各种权力,放权于市场,放权于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让更多符合法律规范的市场主体（包括公众）能够及时有效地进入到市场活动之中。

此外,改革彻底地扭转了过去重审批、轻监管的局面,在具体的事务审批过程中缩减审批环节,减少审批程序,直到实现多项事务能够一次性、便捷性办理。

在上述“最多跑一次”改革精神的指引下,X省在先行探索过程中不断地突破原有体制限制,实现和拓宽了公众参与的渠道。

例如,X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的一个分支点

（1）就获得了一些高级别审批权限。

四、小结

如果仅仅将“最多跑一次”改革理解为“行政革命”,那是严重低估了其真正的价值。

面对发生新工业革命的巨大挑战,目前中国在企业活力和公众参与方面尚有许多可提升空间。

总结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宝贵经验,充分实现政府在工业革命发生推进中的显性和隐性作为,是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的重要保障。

因此,中国在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显性作为优势的同时,更应充分实现政府的隐性作为,积极培育与新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创新文化与社会氛围。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新工业革命价值在于创造性地实现政府隐性作为,为中国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条件。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减轻企业和公众负担为目标,以“单向度极限”思维重构政府的权力与产业升级、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同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固化”改革效果,直接地实现公众与企业参与创新创业的最小成本耗费。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政府的隐性作为可发挥到极致,进而加速学术界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换,不仅激发企业内部创造活力,还能为公众参与研发和创新创业大开方便之门,使得中国现有的“官产学研”研究模式快速演化为与新工业革命匹配的“官产学众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