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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陈学明
2013-05-0214:
00:
44 来源: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重庆)2012年6期
【内容提要】欲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性,最要紧的是要探讨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才导致的,所以这些新变化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具有了理论说服力和客观现实性。
从最近发生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再次“火”起来的例证中,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正在西方世界“王者归来”,而且也深刻地领悟到这种“王者归来”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灾难和危机的分析的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革命遗嘱”的“执行人”/回归马克思
马克思在生前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死亡判决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全部著作主要是论述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死亡以及如何走向死亡的。
他甚至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在19世纪就要灭亡。
事实非常清楚地摆在那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马上灭亡确实并没有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至今并未敲响。
现在一些人就因为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理由初一看确实十分充分:
既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灭亡,那么这岂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接受这样一种业已破产的理论?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确实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如果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新变化真的可以“证伪”马克思主义,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已不合时宜,那么人类真的可以告别马克思主义。
看来,欲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性,最要紧的是要探讨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仔细地看一看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发展、新变化,而这些新发展、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视或者离开这些新发展、新变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没有过时,是说服不了人的。
一
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才导致的,所以这些新变化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1]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生前,不但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而且已发现这些新发展、新变化甚至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所带来的。
这只要看一下恩格斯于1892年和1893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两篇序言就一清二楚了。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
“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
”[2]267实现民族独立是1848年革命的目标,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太弱而未能以它为主体来实现民族独立,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是资产阶级。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不得不实现了民族独立。
恩格斯在1893年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则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
“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2]268恩格斯还在这句话之前,特地说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2]268。
确实,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不是恩格斯首次这样说的,马克思在以前的许多场合都这样说过,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做过详尽的说明。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
“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
”[3]462在马克思看来,由反动派来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但正是这一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1789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
马克思看到了“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看到了“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的革命的要求的”,但马克思强调这不妨碍“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的怪影增加了力量”,而正是这个“怪影”“在1848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3]462。
后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所“执行”的内容超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范围。
当年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用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不仅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独立,而且在镇压革命人士的同时,又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如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老年和残疾保险法等。
现今人们所赞颂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实施社会保障工程和福利制度;二是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
而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都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密切相关。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明显地出现这两个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始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
而罗斯福在当时之所以要推行凯恩斯主义,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与干预,之所以要公布一系列社会保险法,甚至对就业者规定最低工资和每周最多工作时间,显然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被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无奈地”充当了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遗嘱”的“执行人”。
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国家调控和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扩展到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为了“拯救资本主义”,普遍被迫从其对手那里吸收与其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因素。
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明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者,却扮演了被反对和被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遗嘱”的“执行人”;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竟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即竟然通过其“对立面”、通过“反面的偶然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兑现,这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在这一世界上展现和发生作用是不可阻挡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当今人类胜利前进的旗帜,不管你承认与否,你要往前走,就必须在这面旗帜下行走;说明正如后现代主义大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必然会成为这一遗产的继承人。
有人曾经这样指出,想要知晓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伟大作用,就去看一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实施的某些政策,看一看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充当其“遗嘱”的“执行人”,尽管这些“遗嘱”的“执行人”往往怀着不良的动机,用一种滑稽可笑甚至歪曲的方式来“执行”“遗嘱”,但这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发展和变化,而这些发展和变化显然有益于广大劳动人民。
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并不是坏事。
我们从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可战胜。
二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最显著的新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但这主要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这一变化不足以推倒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
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讲得最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富裕社会”。
在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又获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确实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的“功劳”能不能完全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头上?
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加的整个过程,马上会发现,这主要是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
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获得了量的迅速增加,而且也改变了生产力的增长模式,科学技术直接物化为物质财富。
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劳动工具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
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力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先后出现了两次科技革命,而这两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从一般工业社会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又从一般的发达工业社会变成了“富裕社会”。
[4]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它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发展及其运用为主要标志。
伴随这次科技革命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崛起,这就是第二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这次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多少财富,请看《求是》杂志的描述:
“到90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3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5%,而美国更是超群挺出,独占26.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万美元还多。
”[5]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3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10.9万亿美元,独占30.28%;包括美、日、德、英、法、意与加拿大的7国集团,总人口占世界11%,但GDP却占世界65%。
在这两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方面的变化,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也包括就业结构。
拿产业结构来说,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日益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了5%以下,个别国家甚至只占2%左右;而第二产业即工业,一改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不断上升趋势,到了70年代以后,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下降到1/3多一点。
许多传统的工业都成了“夕阳工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从20世纪60年代起则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原先的1/2上升到接近2/3。
再拿就业结构来说,就业人数在各产业中的比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而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
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也如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一样,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的、每天都在人们面前展现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它们的出现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它们主要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探讨的是,如果所有这一些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那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不能说科技革命的出现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但实际上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性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的出现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也都是自发地进行的。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政治作用源自于科学技术本身。
资本主义的制度对此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对这种影响估计过高,而且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甚至可以说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影响。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技术看做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事实上,科学技术自身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性与进步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互相冲突的。
资本主义的最高目的是提高利润,从而它非但不可能甚至还会阻碍科学技术展现自身的进步的社会功能。
资本主义总是迫使人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来换取某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履行进步的社会功能的过程中,由于得不到社会制度方面的驱动,它只能自发自主地进行,而且这种进步的社会功能一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其进步意义与内容还往往大打折扣。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倘若科技革命发生在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与进步性真正相符合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
由此看来,科技革命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的形象得以彻底改变,并不能据此证明马克思对其的批判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也不支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因为所有这一些变化都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
三
其三,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具有了说服力,更具有了客观现实性。
[6]
在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那些静悄悄的但又十分重要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有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实现的客观基础在日益增加。
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提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要经历三大社会形态:
第一大社会形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人对人的直接依赖为特征;第二大社会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它一方面实现了人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第三大社会形态则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真正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所说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现实性,最主要的取决于马克思所展现的共产主义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在不断地增加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基础,那就不但能证明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而且又能证明揭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
有一位俄罗斯学者曾这样说道,当今人类必须选择:
或者全人类毁灭,或者共产主义。
他的意思是,当今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基础在不断地增加,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除了按照马克思所指引的那样走向共产主义,别无选择。
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究竟出现了哪些不易被人们察觉和重视的新变化,从而在不断地增加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基础呢?
这里且列举若干:
比如,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知识不可能是“私有化”的,即知识不可能被一些人所垄断和据为私有,知识原则上天生姓“公”。
知识的意义不取决于每个人获得多少知识,而是相反,取决于大家获得多少知识,取决于它使多少人获益。
生产资料的这种深刻变化,意味着它只有通过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当的运动形式。
这就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更具有了客观必然性。
再比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政治民主化并不单纯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专利品”,并不仅仅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要求,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政治民主化也取决于技术结构的发展。
技术的合理性本质上不是导致统治的合理性,而是导致社会政治民主化。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合理化趋势,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
也就是说,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技术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想象的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需求。
而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显然不是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
实际上,与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人民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
这也说明,技术合理化所形成的新的技术结构使人类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人具有了更多的用于自身的时间。
马克思曾说过,共产主义实现的关键是“自由时间”,即生产劳动以外的时间的增加,当今已有了现实的基础。
所谓“第三产业”的崛起,就说明相当部分的生产劳动已围绕着人的发展而展开。
所有这一些都意味着,马克思所期望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仅具有客观要求,而且所实现的物质基础也在日益增加。
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已很难阻止人类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种物质基础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推动也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
对“社群主义”不仅仅停留于学术上的探讨,而且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渴望。
随着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人”的大量涌现,人们越来越渴望把“自由人”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共同体”,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渴望。
这又说明,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崛起,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当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还比如,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那种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的价值目标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一价值目标导致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
许多人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目标,重新安排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增加文化、精神因素在目标体系中的分量。
有人看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所谓“后物质社会”的趋向性。
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无限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正是资本主义的价值目标,改变这一价值目标就使资本主义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据,而与此同时却夯实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人们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新变化中更清晰地看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曙光。
这更说明,随着改变人的价值目标的呼声的响起,人类必然加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脚步。
四
上面我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旨在说明即使是这些新变化也并没有“证伪”而是“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
但是,更能说明《共产党宣言》在当今时代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的,则是透过这些新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资本主义的那些“没有变”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变。
为了真正认清这一点,我们最好倾听一下来自西方国家的声音。
我们就从当今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大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评价开始:
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向人类传递了一个“事实的福音”:
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无限美好,正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提出:
福山的所谓“福音”“安置在可疑的和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福山所认为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实际上“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7]76-76。
他为了驳斥福山的“福音”,一口气列出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十大弊端。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并非像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而是“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些弊端正在“撕碎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7]115。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文艺理论家、美国学者詹姆逊指出,有些人拼命强调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言下之意无非是说资本主义已消除了危机。
而实际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如推行“商品化”、“消费主义”、“全球化”等等,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他告诫整个人类:
“宣扬资本主义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8]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强调:
“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解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中自认为胜利的一方,事实上正处于全球性危机的层面上。
他罗列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种种“可怕的局面”并且断言:
“面临这种可怕的局面,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却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
”[9]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设计者、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主导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这种价值观念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其弊端一目了然。
他提出,只要环顾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
[10]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把当代资本主义描绘成是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
他认为,“9•11”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震撼力是“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即枪口掉转头来对准一直处于攻击地位的美国。
在他看来,“9•11”事件最终根源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独裁和强权。
他向人们提出了谁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的问题。
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是美国。
在他看来,问题严重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阵营。
美国政府正在给世界各国提供这样一个选择:
“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11]。
五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当代西方世界最活跃的五大社会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建树主要在于,正当许多人借助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之际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唱赞歌之时,它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重大危机,而这种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提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已完全“殖民化”。
他们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从深层看则是“思维的形式化”。
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是“经济理性”,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人们热衷于在消费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人们不再遵循“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原则,而是相信“越多越好”。
完全由“经济理性”所支配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关注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那种劳动的活生生的感受,即给我带来幸福还是痛苦”[12]。
后殖民主义着重抨击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今的美国利用文化来实施霸权主义的行径。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要人们睁大眼睛仔细瞧瞧下面这一事实:
帝国主义无疑仍然是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在这些关系中,经济不发达国家从属于经济发达国家。
后殖民主义理论有时直接把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称为“传媒帝国主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整个宣传都是“殖民主义”的。
他们看到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一面,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被这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所吓倒,而是透过这一表面现象,又看到了其“充满争议,动荡不宁”的本质。
他们要人们对如下问题展开思考:
美国的身份永远也不会改变吗?
美国真正地如此强大吗?
其他国家面对它真的如此噤若寒蝉吗?
他们自己回答说:
“把美国理解成一个经历着一种严重的身份冲突的国家更为准确。
这种冲突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别样的纷争。
美国或许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其结果远不明朗,斗争也远未结束”[13]。
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当今的胜利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一体系,特别是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的美国正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确实,上帝似乎特别照顾美国,总是赐福于美国。
问题在于上帝的赐福是要有代价的,每一项赐福都伴随着矛盾。
在体系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人们应当关注的是美国在接受上帝的赐福时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陷入了什么样的矛盾。
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不断地衰退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认为,观察一个世界体系是否衰落总有其标志性现象,而当今这种标志性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满目皆是。
正因为当今资本主义有着众多弊端,所以他们明确地说道:
“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耻辱。
”他们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总体评价是:
“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
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是这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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