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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票据的几个法律问题5篇修改版
第一篇:
关于票据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票据作为货币多次流通贴现,而无真实的交易存在,效力怎么认定?
《票据法》
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第九十三条符合条件的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连同贴现凭证向银行申请贴现。
贴现银行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其他银行转贴现,也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
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
根据以上规定,票据的流通、贴现需要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相关判例(最高法院终审):
广州市商业银行越秀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岳阳市云溪支行、广州名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海协利租赁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上诉案
裁判要点:
商业银行在申请贴现人无基础交易背景的情况下对其尚未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不符合上述规定,系严重的违反商业银行操作规范的违规行为,商业银行与申请贴现人之间不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关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事实上的无书面借款合同的借贷关系。
二、某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没有票据贴现,此公司可以办理票据贴现吗?
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第二条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
根据以上条款,我国由金融机构办理商业汇票贴现业务,若某公司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行为违法。
三、若进行票据质押未在票据上进行记载,仅签订了质押合同,此时质押权成立吗?
《票据法》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
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十五条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
根据以上条款,汇票质押应当背书记载“质押”字样,未记载的质押权不能成立。
四、质押权人在持有票据期间将票据承兑的行为是流质吗?
质押合同中提前约定此类条款又是否是流质条款?
票据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在质押合同约定期限内,将作为质押标的的票据交付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行使票据权利,从所得票据金额中优先受偿。
《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第二百二十五条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的兑现日期或者提货日期先于主债权到期的,质权人可以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
(一)票据质押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作成质押背书。
(二)主债务履行完毕,票据解除质押时,被背书人应以单纯交付的方式将质押票据退还背书人。
票据到期时,由持票人按支付结算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票据权利。
(三)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但不得将票据进行转让或者贴现。
被背书人在票据到期时按支付结算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票据权利。
被背书人为银行的,比照商业汇票贴现到期收回的处理手续,并在托收凭证备注栏注明“质押票据收款”字样。
出质人与质权人签定质押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债务期限与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等情况,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票据纠纷。
1.结合以上规定,债权债务双方在操作票据质押时签订相关《借贷合同》、《质押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票据质押担保等进行约定,其中应注意债务履行期限最好不晚于用于质押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
此时在主债务到期前或主债务虽已到期但债务人清偿了债务的情况下,质权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反之,主债权到期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的,质权人有权行使票据权利,即申请承兑(前提是票据已到期),从所得票据金额中就其债权优先受偿。
2.若根据双方约定,主债务到期前票据已到期,质权人可以将票据进行承兑,并与出质人通过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且此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是流质。
原因为根据前述《物权法》相关条款,流质条款指针对转移担保物所有权的预先约定。
订立抵押/质押合同时,不得约定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后担保物权人未受清偿时,担保物所有权直接转移为债权人所有。
3.无论主债务是否到期或债务人是否未履行债务,票据权利的质权人均不能将票据进行转让或贴现。
第二篇: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诉到二审法院的票据纠纷案件亦有所增加。
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履行着信用和支付的职能,在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票据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
由于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国启动较晚,因此当事人通过票据实施的商行为不够规范,加之票据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所以给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还存在不少问题。
为此,我们通过对特殊案件进行讨论研究,加强上下级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关票据法专家请教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等方式,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写出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在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票据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办事,同时强调尊重金融机构行业习惯和惯例,不能自己创造所谓的规律、经验。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越来越重视对市场规律的研究与评判,更加强调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创新,而绝不实盲目的创新。
[关键词]
一、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
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
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
根据以上规定,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
某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
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2、法律用语不准确
有些一审法律文书个别法律用语不准确,二审法律文书末予以纠正,反而原样抄录,应予以注意。
如有文书表述:
“„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根据《票据法》第82条规定:
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由于支票是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的情况,因此“„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的法律用语是错误的;还有一审文书表述:
“„XX支行作为代理付款人,对转帐支票负有审查的义务,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个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机构,就上述案件案情来看,XX支行应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构成票据变造,对于票据变造的情形,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如何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票据的变造并不导致票据的无效,因此关于“„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的表述亦是错误的,二审文书应予以纠正。
(二)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票据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对关于票据的金融专业知识有所涉猎,每个法官都应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努力,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新形势对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分析
(一)关于票据的效力
《票据法》第
8、
9、
22、7
6、85条对无效票据的情形作了规定。
其中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的大小写须一致,否则无效;第9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
22、7
6、85条规定的都是票据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无该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对以上规定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
例如对第9条的理解,有人认为,只要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之一的,该票据首先应认定为无效票据;也有人认为,《票据法》第14条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根据该规定,被伪造、变造后的票据仍然有效,票据债务人根据其真实的签章和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如果动辄适用第9条之规定认定票据无效,那么第14条的规定还有何意义,并且也不利于实现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职能。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我们既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允许票据的存在并确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发挥票据所具有的各种经济职能,如果我们通过行使司法权轻易否认其效力,势必导致限制票据流通使用的后果,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对《票据法》第
22、7
6、85条的理解,分歧较大。
例如在审理涉及支票的票据纠纷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额和收款人一样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故有人认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来被持票人补记,该支票仍应认定无效;有人则认为,虽然《票据法》未规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权补记,但《票据法》第85条的规定是为了规范人们使用票据的行为,目的在于强调票据行为的规范性,不是为票据的效力设置障碍,如果轻易认定出票人未记载出票日期的票据是无效票据,那么就会纵容出票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因为出票人可以故意签发无出票日期的票据,当持票人向其主张票据权利时,其以未记载出票日期票据无效的理由抗辩,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抗辩,那么我们就会不断鼓励这种签发无效票据的行为,给恶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达到欺诈的目的,给善意持票人带来损失。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后者。
总之,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象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样,以鼓励交易和流通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可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亦不要轻易认定票据无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权的良性导向作用。
(二)关于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票据权利的存在只依票据本身的文义为准,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
意即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各自独立。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根据票据享有权利的人与承担义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书人、受背书人、持票人、承兑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等。
这是票据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关系。
票据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
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票据当事人之间之所以发生票据关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或实质关系,这种原因或实质关系在票据关系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关系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说的基础关系,又称为票据的实质关系。
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
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
票据当事人之间发行、转让和授受票据,必有一定的原因,作为票据授受原因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为票据原因关系。
其中的“原因”即为“票据原因”。
票据行为的产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关系。
这些关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又与票据的发行、转让相关联,故称其为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牵连。
首先,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
票据是无因证券,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即无论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的效力,即票据发行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票据的原因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但票据关系仍然有效;
(2)票据债权人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3)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
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此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合法持有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称的票据的无因性。
正是由于票据这种无因的性质,才使得票据权利的转让与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以通知债务人为要件,而票据权利的转让则是依背书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无需通知债务人。
此外,一般财产权利转让后,新权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权利人在权利上的瑕疵,债务人对原权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辩对新权利人也可以行使。
而票据权利转让后,原则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据上的瑕疵。
由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这种特点,才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牵连关系,具体表现在:
(1)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
(2)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向其行使抗辩;(3)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4)为了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5)票据上的请求权如因时效而消灭,并不意味着原因关系消灭,可依民法上的关系予以请求。
票据法中这种牵连关系的规定,就是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该规定即是票据无因性特征的反映。
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
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
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
以上对基础关系的强行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误认为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原因等基础关系的制约。
有人会认为,既然法律明确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违反,自然会导致票据无效或者票据行为无效。
在我们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期,由于一般企业的商业信誉尚需提高,法律从保护票据运作过程的安全性角度出发,为防止票据流通中的欺诈行为而作出如此相关规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滥用这些规定,势必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给票据流通带来影响。
鉴于此,《规定》中的第14条对《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作了限制解释,规定:
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之后,审判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贯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况的处理,却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毋庸置疑,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要受到限制的。
例如《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规定》第2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第37条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票据无因的相对性。
但在审理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有的法官往往对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不予理会,或者要求票据债务人对提出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做法与《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相悖的。
在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以基础关系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提出抗辩,为什么以票据关系提起诉讼就丧失了抗辩权呢,双方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起诉案由更改就被剥夺抗辩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因此,对票据无因性还存在例外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还需更加透彻和准确。
(三)关于举证责任
《票据法》几乎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给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造成难度,《规定》的第三部分专门对举证责任予以规定。
该部分规定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说明票据诉讼的举证责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
第二,当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
票据债务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
说明该《规定》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持票人对票据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辩的,根据对该《规定》的理解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应认为由该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时,持票人才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以便更好地保护合法持票人的利益。
而对于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就应对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负举证责任。
第三,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
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
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
说明《规定》建立了票据诉讼举证期限制度。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证据、故意有证不举,或毫无期限地不断提举新证,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定》开创了建立举证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释领域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注意适用。
(四)关于法律适用
《规定》第六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应注意在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时,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有在其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时,才可以参照适用。
例如《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
而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
说明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并不无效。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该条规定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在适用时应予以注意。
综上,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还会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问题,需不断研究总结,以提高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及其意义
在我国《票据法》中,既有第4条款规定的“票据责任”又有第6章规定的:
“法律责任”如何理解和区分二者,特别是票据责任之间的区别,法律作这种界定有何意义,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作详细分析论述。
[相关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罗湖区袁某和王某订立了一份私房买卖合同。
合同规定:
王某把属于其个人所有的私房两间卖给袁某,价格为25万元。
双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袁某取得了对该两间私房的所有权。
6月5日,袁某向王某签发了一张以1998年6月5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5万元,以袁某的开户有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罗湖区分行为付款人,以王某为收款人的支票,经签章后拒付给了王某持有。
6月7日,王某又从胡某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切诺基小轿车,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签发的25万元的支票背书转让给了胡某。
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该支票向袁某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
该开户银行以该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由拒绝付款。
于是,胡某便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请求王某与袁某返还其与该支票的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
王某与袁某以票据权利已经消灭,票据即该支票已经作废为由拒绝付款,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诸南昌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
“持票人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袁某应当返还胡某与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承担到底是什么责任,票据责任抑或民事责任?
即本案裁决袁某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里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观点,袁某换25万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因为《票据法》第18条观点,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各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
王某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某和王某应当对票据未获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一)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本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理论性同时又具操作性的问题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
所谓票据责任,根据票据法的观点,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
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观点而承担的票据义务,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观点:
单位、个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
《支付结算办法》第5章观点的责任大多也属于这种票据责任。
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0条、第71条等观点的:
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
这里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
本文所指的票据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票据责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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