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中西化的态度.docx

陶行知对中西化的态度.docx

《陶行知对中西化的态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陶行知对中西化的态度.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陶行知对中西化的态度

陶行知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王荣国

我们古老的民族艰难地步入本世纪20年代之际，探讨其生存方式的话题开始发生转换，由过去“言技”、“言政”转移到“文化”方面。

“文化”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牵动了一代学人的心。

因为，在当时有识之士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实际上被视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象征。

在这次文化论争中，身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也在思索和探索着。

中西文化论争中，有一类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爱国自大”的人们，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窦丛生，也由于西方部分人由于战争对人类造成灾难，产生对近代科学文化的厌倦、反感，流露出对东方精神文明的赞赏，滋长了他们狭隘的民族“自大狂”心理，出于贬低西洋文明，尊崇东方文明的心态，散布东方是精神型文明，西方是物质型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的论调。

他们强调发展东方固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希望儒学再度复兴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

这种论调一出现，即遭到当时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驳斥。

胡适说，“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

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依存的关系。

陶行知也说，“现在有一班人，开口就说：

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

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索不得其解。

”他明确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

”就是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存在单纯的物质文明与单纯的精神文明。

可见其见解与其同乡同窗胡适基本相同。

他们的见解实际接近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即精神文明，“器”即物质文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末守旧者承袭程朱理学的道器观，割裂二者的统一性，认为中国的“道”比西方好，所不如的就是“器”，主张变“器”，不变“道”，有意扬“道”、抑“器”，抵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而“爱国自大狂”们所散布的言论与之何等相似。

一般说，一个民族有高度的物质文化，必然产生高度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有高度的精神文化必然要反作用于物质文化，产生无穷的物质力量。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普遍意义所在。

近代西方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远远高出当时的中国，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在陶行知看来，“文化是生活的工具。

”他从“文化工具主义”出发，阐述了西方近代高度的物质文明与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统一。

他认为，“精神与物质接触必定要靠着工具。

工具愈巧（P.33）则精神愈能向着物质发挥。

工具能达到什么地方即精神能达到什么地方。

”他举例说，动物以身体四肢为工具，所以其精神活动的地盘有限，人能创造“非身体的工具”，其精神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动物。

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在于，文明人能把“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的格外普遍。

有了望远镜，人的精神就能到火星里去游览；有了显微镜，人的精神就能认识使人患痨病的不是痨病鬼，而是痨病虫。

由于电话机的发明，第一次飞渡大西洋的飞行家林白能够从德国通电话同美国的老母对话。

这既“是精神交通破天荒的成功，也是物质文明破天荒的成功。

”应该指出，陶行知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工具”，同时又将动物的身体四肢社为“文化”意义上“工具”，显然是错误的；再者，论证中所列举的例子欠贴切，但他旨在说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者的关系，则符合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依赖物质而存在的原则。

而他论述中对西方近代文明所流露的赞赏，是与“爱国自大狂”们针锋相对，也有别于崇洋媚外的洋奴心态，是一种冷静、客观，公允的态度。

所谓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的论调，其用意并不在排斥西方的物质文化，连五四时期最顽固可笑的林纾、辜鸿铭之辈也不会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抵制。

他们所要抵制的是潮水般涌入国门的近代西方各派社会思潮，企望维护儒家学说的地盘。

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调在新时期的延续。

对“中体西用论”，陶行知不无讥讽地说，那不过是既“要吸收科学而又不忍置所谓国粹者于不顾”。

可谓中的之语，恰到好处地描摹出保守者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胡适等人面对当时中国文化陷入深刻危机，面临西方近代文化严重的挑战。

为了摆脱危机，赶上世界潮流，提出全面效法西方的“西化”主张，20年代末，这种主张演化为明确的“全盘西化论”。

对此，陶行知不表认同。

我们统览《陶行知全集》，找不到在这个问题上与胡适之辈引为同调的言论。

恰恰相反，陶行知对那些醉心西化，亦步亦趋的人提出批评，认为“醉心西化，动辄效颦，而不知宜于彼者，未必皆宜于我”。

胡适一次在香港讲演时说，东亚大陆只有香港才能实行强迫教育、普及教育，并罗列了三点理由：

第一，“有钱”；第二，“治安也好”；第三，“接近外人，可借镜的地方很多”。

这是十足的洋奴口气。

谁都知道香港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割让给英国后，完全沦为殖民地，基本上西化了。

陶行知驳斥说，照胡适说来，要想普及教育，先把中国一起变为香港，再痛痛快快的来干它一个普及教育运动。

他嘲笑胡适，到那时，“文学革命的巨子是一变而为英国远东殖民地普及教育之导师了。

”

陶行知是个富有民族情感的人，他很重视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1923年，他的致杭州友人的信中，对西湖一天天“上海化”表示优虑。

西湖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格调高雅恬静，是我国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的物化形态。

建筑是观念文化的雕塑。

西湖园林既是民族物质文化宝贵财富，同时也是精神文化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当时在西湖边上不断出现建造西洋房，甚至修公路，驾驶汽车游览。

西湖快成了上海滩。

陶行知对此极不以为然。

他指出，上海人只可带些西湖化到上海，决不可带点上海化到西湖来。

“我们愿有西湖化的上海，决不愿有上海化的西湖。

”可见陶行知很强调我们的建筑要有民族传统，要保持民族风格，体现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其见解毫无疑问与“全盘西化论”对立。

陶行知既反对“爱国自大”者的论调，又反对“全盘西化论”，因为二者分别走向两个极端。

那么，他究竟取什么态度呢？

当时文化论坛上，出现过另一种观点即主张“新旧调和”。

1919年（P.34）秋，章士钊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发表讲话，鼓吹新旧调和。

陈嘉异、枪父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其说，“折衷”，“调和”，的论调一时流行。

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固然可以吸收，而我国固有文化中亦有好的东西，如精神文明、道德文明等，应该发扬光大。

所以，他们主张促成新旧调和，力图达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

”陶行知说过“发展我国固有文化”，也赞同“旧的未必一定就坏，新的也并非必定就好”云云，貌似“新旧调和”的话。

那么，陶行知是不是赞同新旧调和呢？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陶行知与调和论者主要有如下区别：

第一，调和论者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抓住新文学运动的某些弱点，企图整个否定新文化运动。

他们说：

“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极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画出一纪元，号之曰新。

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

”而陶行知则极力赞扬文学革命，讴歌新文化运动。

他说：

“‘文学革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遭到了一些守旧的学者的激烈反对，却为年青人所热烈拥护。

”由于提倡通俗文学，有利于开展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运动。

陶行知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这是一次对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教育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念用新观点新标准去加以评判的运动。

旧传统被抛弃了，权威受到了冲击，旧信仰的基础破坏了。

”

第二，调和论者声称要促成新旧调和，达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

认为新旧文化的调和融合就象造纸一样，欧化如“破纸”，国故象“败布”，都是造纸所必需的原料，二者不可或缺，但对中国人来说：

“整理国故”比“抄拾欧化”对世界文明更有贡献。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

其倾向性在于“旧”即中国固有封建文化，而不在“新”即西方近代文化。

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幽灵仍在飘荡。

调和论是“中体西用论”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新的表现形式。

陶行知则不然，在阐述自己对制定新学制的态度时说，“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

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的，就除掉他。

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

”虽然当时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身的长处与短处。

这种在“去与取”问题上，不问“新和旧”，只问“适不适”的态度，是那种“整理国故”胜于“抄拾欧化”论调不可相提并论的。

陶行知以“适不适”作为“去”或“取”的评判标准同当时鲁迅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态度相一致。

如，“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又如，“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可见陶行知的思想大致与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伍。

陶行知不是一个调和论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他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要适应世界潮流，应该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开一新纪元。

他对中国画的看法很能反映这一观点。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独特画种，在世界美术之林中，独具体系，但到了清代完全走入模仿古人的死胡同。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出现危机，国画也陷入困境。

有人以为中国画已穷途末路，无可挽救，倡言舍国画而学西画。

有一次陶行知参观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国画展览，并看了刘海粟先生《倡国画》宣言，感慨地写下如下文字：

“中国人画中国画，自是当然之事，现在也要提倡了，岂非奇事！

仔细想来，这又何足为奇，中国文化那〔哪〕一样不是弄到这步田地呢？

……我不是反对学外国画……我很希望全国画家抱着‘文艺复兴’的宏愿为国画开一新纪元。

我更希望全国艺术教员还是自寻路走，不要蒙起头来跟人瞎跑。

”刘海粟先生当时正同一批进步画家致力于新国画运动。

陶行知看了画展后，不禁为中国美术前途贺”。

这是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也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为了达到开中国文化新纪元的目的，陶行知认为，首先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用（P.35）他自己的话说即“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

”

对待传统文化，他反对照搬古人的经验，“见古人怎样解决，我们也怎样解决”的泥古态度，认为“这种解决是不对的，是没进步的。

”因为古今情况不同，“以古进今的办法往往是错的。

”他也反对“为了学习新的，就抛弃了一切旧的”。

就是说，他反对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本国传统的东西一概抛弃。

他在谈及改革旧学制，制定新学制时提出要特别注意现实中存在两种倾向：

一是对旧的格外厌恶；一是对新的格外欢迎，二者都是情绪化的表现，都可能造成抛弃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他说：

“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

大凡改制之时，非旧制遭过分之厌恶，即新制得过分之欢迎。

这两种趋势，都能使旧制中之优点，处于不利之地位。

”他提醒人们在“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

”这种冷静清醒的头脑，慎重严谨的态度，不但在当时，即使是今天仍为可贵。

陶行知赞同蔡元培的主张，即用客观的态度、“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他把中国封建儒学斥为“伪知识”，认为它是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但又不流于彻底的否定，认为程、朱、陆、王还不乏贡献，他不提倡“整理国故”，但也不反对一部分人去整理国故，认为“整理国故如同清理银行帐目一样，是有他的位置的。

”他希望整理国故的先生们经过很缜密的工作，能在被“伪知识”淹没之中理出“真知识”即文化精华。

这种泼脏水时，不连同孩子一起泼掉，取精华弃糟粕的态度是正确的。

必须指出，当时整理国故的先生们由于旧世界观的支配，由于缺乏科学的唯物史观，不可能如陶行知所说的真正理出“真知识”来。

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陶行知虽然留过洋，系统接受西方教育，且对西方文化成就颇多赞赏，但他不象胡适之辈那样，认为西方什么都好，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清末以来，人们称“西学”为“新学”，称“中学”为“旧学”。

陶行知认为，“新的也并非必定就好”。

在他看来，即使西方好的经验也未必对我们都有用，他说，西方许多先进国家，办学久的有几百年，短的有数十年，其经验可供参考的固然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

”所以他强调要考虑“国情”、“明辨善择”。

他说，这方面我们已有深刻的教训，我国兴办近代教育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

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

”从外国照搬来的东西，“不论它们在本国多么富有成效，经这样照搬过来，是不会结出成功之果的。

”的确，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土壤，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切忌不考虑实际照搬套用，一味模仿。

在陶行知看来，即便是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应该持理智的态度；“先存疑、考察、实验，然后才加以选择。

”

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到“明辨善择”，老是生搬硬套，其根源何在？

陶行知基于商品等价交换原则，阐述文化交流“必先双方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可算为交换。

自己必先有好的东西。

因为‘给的能力’常和‘取的能力’大略相等。

能给多少，即能取多少。

吾国近几十年来从东西洋得来的文化，多属肤浅，大半是因为我们所出产的，够不上第一流的交易。

”这是陶行知独到的见解。

至今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吸收外来文化前必须作出判断与选择，而判断者、选择者的见识水平又无法脱离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状况，相反，受其制约。

很难相信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能产生出与先进民族相匹敌的远见卓识。

判断者、选择者所的见识水平决定了所吸收进来的文化价值的高低。

肤浅的见识只能吸收外国文化的皮毛。

要想从外国得来第一流的东西，必须有第一流的见识。

当然，第一流的见识不能一夜之间造就，也（P.36）不能靠别人赐予，只能靠自己不断努力探索，在探索中吸收外来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探索，长见识。

无知与短见是孪生兄弟，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的孤陋寡闻。

人们往往容易以旧观念看待新事物。

清末的顽固派将外国先进的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作出错误的价值判断，就是对“无知”导致“短见”的最好的说明。

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认识到这一点，掀起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层观念的更新。

陶行知是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有同样的感受。

在他看来，造成对西方文化不能“明辨善择”还有观念的原因，人们老是以旧观念套新事物。

他说清末我们就开始引进西学，当时的人们只是看“四书”用不着了，一律换为各种科学的教科书，标本、仪器很好看，挑拣最好看的买一套陈列，供客人观看。

结果至今不见有什么科学的发明创造，不见有真正的科学家，“科学客倒遇见不少”。

造成这一后果的症结在于当权者不过是些掌握固有“伪知识”的人，所以不能获得真知识，只能“从外国贩来了些与国情接不上的伪知识。

”在他看来，“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

”就是说，都是脱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以几千年形成的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的方法来接受与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而把这种科学的知识体系所由产生的西方注重实际的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科学方法遗弃掉。

因此，陶行知嘲讽说，“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一样无知。

1923年，梁启超表了《欧游心影录》，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陶行知把这场论战斥为洋八股与老八股之争。

其见解中不无偏颇，但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

陶行知提出，不但要摈弃旧有的“伪知识”即老八股，而且要拒绝一切外来的“伪知识”即洋八股，去之之道在于思想上观念上的变革，他说，要明白：

“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

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这种生死关头，十分明显，绝无徘徊迟疑之余地。

起个取真去伪的念头，是走向生路的第一步。

”就是要破除传统的死抱书本的陈规陋习，提倡注重实际，注重实验的风尚。

这种为学方法表现在文化构建方面就是从现实出发，继承传统，从国情出发，吸收外来文化。

如前所述，陶行知把“文化”视为工具，继承传统文化如此，吸收西方有用的文化也不是终极目的，同样是工具手段。

所以，他很赞同蔡元培先生的话：

我们的目的，“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用陶行知自己的话说，“继承”与“吸收”是为了“自新”。

他说“《说文》：

‘新，取木也。

’木有取去复萌之力，故新有层出不已之义。

”如果自己不能谋求“自新”，一味学人家，那么，“我们刚以为新，不知人家早已为旧了。

”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更新，中国文化的未来属于青年一代。

教育家陶行知深明此理。

在他看来，教育应该是能够培养年青一代的创造能力，让中国文化生生不息。

他说，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区别在于有无象树木一样具“有取去复萌之力”。

“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

”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

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

”发明之道何在？

在“试验之精神”，这是西方“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也。

”因此，他提倡“生活教育”。

此外，他对学校校址的选择方面也很慎重，认为学校的“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关系”。

因此，校址要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还要“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P.37）不已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自新”之责全赖青年！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