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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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编
1、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及文艺理论:
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文学创作,毛泽东十分重视“生活”的重要性;创建“新文学”的实践需要确立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
2、50年代的三次大批判运动: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
3、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文艺工作者彼此的经验,交换彼此的意见,共同确定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方针与任务。
郭沫若、茅盾、周扬在此次大会上居领导地位统一了除台、港、澳以外的全国的新文艺运动,成立了全国文艺界的统一机构,结束了中国大陆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分裂状态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誓师大会,总结了中国三十多年来新文学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今后新文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大陆学术界一般将这次大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会后创刊了《文艺报》、《人民文学》。
4、“遗产”的审定与重评:
重评的范围,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等方面;在50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首要位置上;在50年代,对西方古典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出版也有较大的规模,其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三四十年代;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文学的态度,在当代文学的这一时期,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5、文学批判的作用:
一方面,他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有偏颇、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加以警示、打击。
毛泽东将之比喻为“浇花”和“锄草”。
6、“十七年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
第一类:
延安文艺时期成长起来的体制作家。
如郭小川、贺敬之、杨朔等,成为新时代的歌唱者,其中包括以讲话为创作指令的作家,形成左翼阵营。
第二类:
左翼阵营中的民主人士。
多在国统区,具有自己的文学观、世界观。
觉得自己必然是革命文化阵营的中坚力量,不曾设想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如胡风。
第三类:
游离在政治斗争之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作家。
他们的理想追求带有和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因素,文艺观带有民主、自由、独立以及人性化的倾向,如老舍、陈翔鹤。
第四类:
在历史上曾和左翼阵营发生过冲突,或者不同程度上存在隔阂的作家。
这些作家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倾向,与新政权曾经是被否定批判的关系。
在新政权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处于边缘的、被遗忘的状态。
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使其在主流之外,潜在地书写自己的心声,如沈从文、无名氏。
第五类:
五四以及二三十年代以后影响文坛的作家与左翼阵营中有影响的作家。
这些作家的声望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或者五四以后确立的,但总体上艺术创作的质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在整个十七年乃至文革阶段,他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从事理论批评,或者作品质量随文化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特征,如郭沫若、巴金、曹禺、赵树理、叶圣陶、冯至、臧克家、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田间、何其芳。
这种现象常常被称呼为曹禺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
7、“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成就: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
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长、短篇均有可观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
长篇小说尤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旗谱》、《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
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其中,茹志鹃、峻青、王愿坚、马烽、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具有民歌味的爱情诗创作等方面。
主要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
8、散文创作在本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戏剧创作也较繁荣。
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等均有独特贡献。
9、五十年代“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性格”具有的特征:
从出身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性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文学被看做是崇高的,与金钱、商业利益无关的“事业”。
10、周扬与胡风的分歧:
关于文学与政治、实践与观念的关系;关于现实主义;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关于当代文学的传统。
11、50年代的是个类型:
写实与抒情
12、“七月派”诗人:
以胡风为代表
13、民间诗歌形式写作叙事诗的诗人及创作:
《王贵与李香香》李季,《圈套》阮章竞
14、《中国新诗》诗人群(九叶诗人)
15、“写实”的、叙事倾向的诗,在“五四”时期已经受到重视,30年代左联诗歌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后来,叙事倾向成为“解放区诗歌”最重要的潮流。
李季、闻捷、张志民等,是当代“写实”诗体的主要代表。
16、李季被称为“石油诗人”
闻捷----写作“生活牧歌”
“西南边疆诗人”:
公刘、白桦、顾工、高平、傅仇、周良沛等。
17(01)、50年代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
1956--1957年的“百花时代”的诗歌的变革与受挫;1958--1959年的“新民歌运动”和新诗道路的探讨。
17(02)、“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1956年5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
“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17(03)、“干预生活”文学创作:
1956年中国作协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创作主张。
当时,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现象。
“干预生活”的倡导者认为:
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
“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
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
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最早体现了这一主张。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18:
、“大跃进民歌”(“新民歌运动”):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58年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民谣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新民歌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在郭沫若、周扬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诗歌运动。
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大型的诗歌运动,它的发生直接受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政治冒进和经济失衡延伸下来的一次文学上的片面繁荣,确立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
大跃进民歌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19、“中国诗”的出路:
毛泽东指出,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基础上发展新诗。
20、政治抒情诗:
关注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烈激情的抒发。
1.内容:
“诗人”以“阶级”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2.形态:
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
3.风格:
思辨性、政论性和鼓动性是其最基本的抒情风格。
声音特征则体现为一种洪亮而阔大的“放歌性”。
4.结构:
主要分作苏俄式的阶梯体和中国式的铺排体两种样式。
代表诗人与作品有郭小川(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有我之境”。
作品中活跃着一个抒情主人公——战士的形象。
通过对战士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的探索,去思考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等问题。
主要作品:
《厦门风姿》(1961)、《乡村大道》(1961)、《甘蔗林—青纱帐》(1962)、《秋歌》(1962)、《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1962)、《祝酒歌》(1962)、《团泊洼的秋天》(1975)和《秋歌》(1975)。
)贺敬之《白毛女》文学脚本的主要执笔。
21、“新辞赋体”:
吸收、改造、发展楚辞、汉赋中的有益因素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又称为“郭小川体”。
便于表达开阔的内容,抒发热情、豪迈、磅礴、雄奇的情感,奔涌着哲理和政论的磅礴气势。
22、50年代、60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历史题材小说:
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
其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孙犁《山地回忆》、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
23、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
古代题材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
24、现实题材小说1.反映农村生活最多。
从土改到农业全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
赵树理《锻炼锻炼》、《三里湾》,李准《不能走那条路》,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3.表现人情、人性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25、“山药蛋”派:
赵树理等人的创作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
浓郁的地域特征、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等。
这个流派被评论界称为“山药蛋”派。
代表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
赵树理的长篇《三里湾》
26、“荷花淀”派:
20世纪50年代,一批追求作品诗情画意的河北作家相继出现,代表人物有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他们的创作风格基本一致,大多以冀中地区、特别是白洋淀地区的农村乡土人情为经,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现实为纬,采用现实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作出一批格调优美、语言清新的优秀作品,孙犁的《荷花淀》为代表作品,所以这一文学流派称为“荷花淀派”。
27、柳青的《创业史》。
一、《创业史》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
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
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
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
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3.《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二、旧农民形象
1.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
“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
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
2.梁三老汉:
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
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
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
3.高增福
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
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改情结”,仇富心理重。
三、新农民形象:
梁生宝
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
“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党是他新的父亲。
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
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
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
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
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
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
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
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
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
四、《创业史》的理想
1961—1964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
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
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
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
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
(教材P23)《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
(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28、简述革命历史小说的史诗性?
“史诗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典型”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长篇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结合具体一部小说分析,如《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
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
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此外,《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29、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
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
“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
《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
即“人在历史中成长”(巴赫金语)。
《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一)小说主题
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朱老忠的形象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
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
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
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
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
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
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
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
“反割头税斗争”。
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
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
30、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
从而揭示: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林道静的形象
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得到解放。
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1.地主与佃农的女儿(双重身份)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
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
2.成长的第一阶段:
与余永泽相爱
北大学生余永泽用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价值实现等19世纪人道主义人生观念征服了林道静。
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成长意识。
3.成长的第二阶段:
被卢嘉川吸引
卢嘉川使林道静感到了政治上的无知。
在全新的革命话语面前,余永泽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部分内容正在贬值和消失。
林的态度,表示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和批判。
4.成长的第三阶段:
江华使英雄成熟
5.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是北大学生。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以北大为小说背景,具有象征性。
三人分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
31、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
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
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
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
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
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
30—40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新农民。
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
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1958、续篇1960)、柳情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浩然的《艳阳天》
“革命历史小说”的短篇体裁作家中,俊青、王愿坚的写作动机和对“记忆”的搜寻方式,“记忆”的性质有共同之处。
32、“非主流文学”:
它是相对与不同阶段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的,不能离开当时是的文学规范状况来抽象认定;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中,处于受压制的状态;“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呈现为“阶段性”状况。
异端表现:
1、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2、表现人情、人性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33、“百花文学”下的非主流的理论与创作:
一是要求创作要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另一种趋向,则是文学向“艺术”的回归,理清加在他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担。
宗璞《红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34、“三家村”: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
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
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35、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全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展开批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随后整个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严重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
1958年6月,著名作家丁玲戴上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
“丁陈集团”是1955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
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
《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36、象征性的叙述:
这些作家的创作大都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
这种创作现象称之为象征性的,或“影射性”的叙述。
邓拓的“燕山夜话”,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广陵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吴晗的《海瑞罢官》。
37、散文的复兴:
第一次,50年代中期实行的的“双百”方针,文学写作题材和风格的限制有所减弱,有利于作家个精神和创造力的施展。
第二次,60年代初,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当时文学界进行的“调整”,其中心点是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和风格上提倡有限度的多样化。
38、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创作。
一、杨朔的散文:
主要作品:
《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一)创作之路:
1.探索期:
1937—1948年2.发展期:
1949—1959年《三千里江山》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
3.诗化期:
1959—1966年杨朔把散文当作诗一样来写,形成颂歌体的格调,如《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
(二)诗化现象1.以诗为文,意境深邃。
2.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3.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4.语言凝炼,清新别致。
(三)杨朔散文的模式1.颂歌体的艺术格调和生造的意境。
2.刀刻斧凿的痕迹明显,给人雕饰甚至别扭的感觉。
3.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
(1)描写景物,借喻比人,点明哲理。
(2)设置悬念,欲扬先抑,升华意境。
(四)杨朔散文产生模式的主要原因:
1.时代的产物2.作家自身的局限
二、秦牧的散文:
秦牧提出了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与艺术化等悖于当时文学观念的创作主张,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其散文的影响与成就远在当时一般作家之上。
(一)艺术特色:
1.融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
2.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
3.秦牧散文具有情趣性与幽默性。
4.秦牧散文的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直面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
(二)不足:
1.知识性的材料反复使用,失去了新鲜感。
2.罗列材料过多有冗长拖沓之感;浓重的说教气与肤浅的哲理。
三、刘白羽的散文:
(一)艺术特色:
雄浑、豪放是刘白羽散文风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调高亢,具有炽热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
2.融情于景,借以抒怀壮怀激烈的诗情。
3.以情感为经线,生活的事件为纬线,经纬交织,波澜四起。
(二)不足:
1.豪言壮语、政治议论太多,削弱了散文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
2.疏于修辞,语言比较冗繁,个别性文字表述不够清晰。
四、散文三大家风格比较:
(一)从作家的气质和创作态度来看1.杨朔:
诗人气质→散文→诗2.刘白羽:
战士→散文→武器3.秦牧:
学者→散文→无所不谈
(二)从艺术手法来看:
1.选材:
杨朔:
托物言志,以小见大。
刘白羽:
选取壮美的景物和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秦牧: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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